饿到人吃人

史海钩沉：饿到人吃人--1936年的四川特大饥荒 史海钩沉：饿到人吃人--1936年的四川特大饥荒 作者：郑光路 全省遭灾，饿殍遍地 1936年的四川特大饥荒中的饥民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蔓延全四川。国民党《中央日报》现场报道了剑门关内的饥荒：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十八万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外国记者，行进在巴蜀大地。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地……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见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车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难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这些外国记者嗟叹着摄下饥民流离失所的景象。 历史悄悄过去。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中看到这批"国际社"外国记者关于四川饥荒的照片，内心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出版单位，说：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记载，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本文作者查阅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四川大饥荒之真实情景，惨烈程度十分惊人，远非那组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连年不断。据当时报纸和省"赈济会"公布的资料，1932年全省有16县受灾，1933年增至53县，1934年为101县，1935年为108县，1936年、1937年几乎无县不灾。而人祸更可怕，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富户乘势囤积居奇，米价疯涨。 水旱灾严重的1934年，饥民靠野草、树叶、树根、白泥(俗称观音土)苟延残喘。省政府不断收到告急文：邻水县几天内就饿死300多人；古蔺县饿死3000余人；泸县白节镇饥民抢挖白泥30余处，深数丈，以致岩土崩溃压死多人；铜梁县斑竹乡饥民挖掘白泥，岩石崩坍压死30余人。(见1934年4月29日重庆《新蜀报》)因食白泥土闭结而死的新闻也不断。 　　 活不下去了，兴文县饥民组织集体"吃大户"，他们写的"告白"字字血泪："连年水旱，绝少收成，卖儿则无人承受，贻妇则有户皆穷。饥肠辘辘，众口嗷嗷。菜草已难于采撷，泥土不能供滋养。肩炭一挑，终日不遇买主，沿途乞食，到处辄少炊烟。前途茫茫，恐尽人皆饿殍。况复地方大富，方据粮以居奇……言之戚矣！故特约集垂绝之贫民，为吃大户之组织。凡可果腹，即可请求，其他衣物，不准夹带，俾有别于土匪，庶延续乎残生。谨此告白，同人垂鉴。"(见1934年5月18日重庆《济川公报》)尽管饥民实属无奈去"吃大户"，威远县政府仍诬为"匪类"，加以拿办。 四川省政府向中央政府告急请求赈济。国民党中央官样文章，照例批交内政、财政两部处理。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 就这样，四川老百姓在战乱饥馑中迎来更为恐慌的1936年。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岳池县，去年(1935年)至今仍无雨泽，粮尽食绝。渠县，全县去秋至今均遭亢旱，灾情异常严重。宣汉县，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巴中县，去秋至今，久旱不雨，粮食绝乏，盗食死尸。松潘县，连遭水旱，春无种籽，人无口粮。南溪县，水潦之后，继以旱灾，土地龟裂，无法耕种。蒲江县，水灾奇重，田庐人畜洗刷一空。新津县，河灾泛滥，街成泽国。新繁县，淫雨为灾，田亩冲刷，粮食损坏。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数字。但从下面零星资料中不难想象： 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惊讶之余说："简阳为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还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按指5月2日通讯时)，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川北旺苍县是重灾区。黄洋乡当年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占总人数的14.83%。据旺苍《百丈乡志》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农历丙子，大旱。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河水断流……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秋禾无收，百姓无存粮，处于绝境。百丈境内，日死数十人，甚有全家饿死者。溪边、道旁、桥下，举目可见饿殍死尸，盛传人相食……" 　　 大量饥民涌向市镇乞食，饿死街头巷尾。请看旺苍县一个场镇上的饥民的悲惨情景：72岁老人谌洪发回忆，丙子(1936年)年有天在王子珍锅厂外，他亲眼看到饿死48人。饥民饥不择食，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有人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蜂拥而来，趴在地上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身体稍好点酒醒后，慢慢又回到锅厂的空屋子里。气息奄奄的饥民喝酒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坪。有位吃斋念佛的杨素客不忍心，从三街化了些钱，雇人把死尸抬到灵溪寺万人坑中。饥民成群上街乞食，饥饿难忍，见食物就抢。凡是卖熟食的，手里拿根棒防抢。有的饥民抢食物挨打，也有好心人抢了就算施舍了。 　　 西河乡灯塔村张克政说，丙子年3月他走到文昌宫，看到庙里饿死的有10多个人，还有饥民在烤死人肉吃，有人把庙里的死人用绳子向外拖。河边石灰窑周围也死了一些人，沙包上已埋了20多个。 　　 木门镇下街棕匠石显其说，二、三月间，上街要饭吃的饥民多得很，在文昌宫、关帝庙三个会馆里，每天饿死十多人。 　　 石懋修回忆，饿死在大路旁的饥民也到处可见。这年三月初，父亲和他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令人胆战心惊……(以上见石懋修回忆文章，载《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卷) 1937年四川仍为大灾。1937年3月号《北碚月刊》载文："懋功月来饿死的人，已有数百；合川每日饥毙者，全城达15人以上。"3月10日《新蜀报》报道："武胜县每日饥毙人数，在400人以上。"4月14日天津《大公报》社评写道："成渝公路两旁，为四川最富厚之区域，本年2月份统计，沿线饥饿倒毙之不幸同胞达3000余人；3月份之中，单成都至内江段五百里沿线，饿殍遗骸亦在300具以上。"《申报》载："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 4月重庆《涪陵通讯》上记载一条全家饿死的悲惨消息："本县鹤游坪王家沟居民谭九风，原有田十余亩，自耕自作。连年天灾颗粒无收，生活绝源。草根树皮，亦早经取尽。有三女二子，皆幼稚无知，先于正月将长、次两女饿死，二月初旬又将幼子饿死，夫妇五旬有奇，饥寒交迫，动举维艰，抱头痛哭，甚为惨凄。竟悬梁自缢而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家死绝了。 惨绝人寰 饥吃人肉 更令国人震惊的，是四川频频传来惨绝人寰、饥民吃人肉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饿极小儿啃食母亲尸肉的残酷情景，令人咋舌。 万源县饥民吃死人肉已是见惯不惊，更可怕的是杀及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载《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饥荒使人性泯灭、变态，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悲剧层出不穷。旺苍县余家沟有个秦老幺，他两个儿子饿死后，秦老幺把儿子身上的肉割下来吃了，但最后他还是饿死了。 石懋修回忆：木门文昌宫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奶(乳房)割下，先煮了一个在铁罐里，然后出来又哭又说："我妈死了，身上的肉被人割了。"街上的人去看，果然被割得血迹淋漓，问他铁罐里煮的啥？他说："牛脑髓！"打开一看，一个人奶煮得乱糟糟的，再从他筲箕里一看还有一只奶奶。他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的说："他也不行了，饶了他吧。"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被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后被家族知道要处理他。 因饥荒吃人的案子频发，官府也无可奈何。《新民报》上的一篇《巴中通讯》记载了另一惨闻："巴中县第一区贫农曾明国夫妇煮吃人肉充饥，经县府于2月15日抓获审讯，据曾明国及妻刘氏同供：金宝寨人，年50岁，有小子女各一，佃张姓山地耕种。去年大旱，半年不雨，野无青草，饿殍在途，我家只得沿门求吃，不得一饱，延至腊月十二日，饥寒交迫，奄奄待毙，因见路边饥毙乞丐中，有白姓二小孩，想前人有荒年吃人之说，是夜取回屋，去其肠胃头骨，煮肉作食，藉以充饥肠。不数日，饥毙一张姓小孩，复行取回，如法煮吃，嗣将年终，窃见赖姓埋有已毙之小女孩，我就先后刨回，仍如法炮制，收贮两桶，存作过年度岁之需，忽被团正查出，说我吃的活小孩，解送我来案。我实固生计断绝，没有，所以偷吃死尸，请调查施恩等语。县府以其饥寒所迫，亦甚怜悯，惟前后煮吃四小孩，究系乘其将毙而食之，抑或盗取死尸煮吃，候派员查勘真实后再行核办。"李石锋先生有幸保存下这张报纸剪报，报上有张照片：头缠布帕身著破褂赤脚的曾明国，满脸茫然愚昧可怜状，两提桶内装着储备度荒的人肉，地上摆着三个人头……这篇为《曾明国饥饿吃人图》的剪报后刊于《龙门阵》1982年6期。 曾明国吃人只是为活命，而一些人灾年中丧失人性，已成兽类。石懋修回忆：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乘机将人打倒在地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康三春吃人肉的事被揭发，联保处去抓他治罪，他逃外地。 　　 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先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有时一两个人吃肉时，他见周围无人，随手将吃肉的人打死。牛肉里面掺人肉，被人在联保处告发，即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孙、谭二人也装着买肉吃，先问孙×光："是啥肉？"答："牛肉加野猪肉。"两人说："只买半碗……"在查出事实后，将他抓住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光供认不讳，群众无不唾骂，最终严惩。 拜神求仙 "抗灾赈荒" 曾在当时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一些办赈人员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刮油，如蓬溪县公安局长陶子国竟吞食赈款一万多元。灾情如此惨烈，军阀当权的省政府，仍严征课税，驻军拉夫征丁。 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四川省灾情更是漠然。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照下来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张鉴虞先生回忆：下面各县政府，只好鼓吹"自我救灾活动"。合州县三庙镇联保主任何宴平，声称他试验成功一种"救饥丸"，黄豆、芝麻作原料，三蒸三晒，从戌时蒸起，至子时止，寅时出甑，午时置日中晒干，每服一丸可三日不饥，七升黄豆和三升芝麻可以救济六七百人。一时间，各种救灾"验方"、"神药"纷纷问世，可惜都是纸上谈兵。 病急乱投医，为愚人自愚，各地纷纷"拜神祈雨"。据当时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手撰祈雨疏文。" 该报5月3日又登出省政府官员亲临祈雨的新闻："4月30日晨间，省政府民政厅长嵇祖佑氏，乘车赴石马巷玉参慈善会祈雨法筵拈香……嵇厅长恭诸皇坛行礼，并有疏文一道，略谓：'具疏下民嵇祖佑等，为吁恳天恩早沛甘霖，以恤民命，而宏救济事……谨疏！'" 　　 身为四川省主席、21军军长的刘湘，对四川大灾荒无计可施。他本极迷信，也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异人身上。当时最蛊惑人心的当属执掌"一贯先天大道"的威远县人刘从云，人称刘神仙，先后开设了108个坛馆(即分部、又叫"108只舟")，广收门徒。这位刘神仙，利用扶乩占卦、祈福养生等手段，将刘湘、刘文辉、杨森、范绍曾、贺国光等川内军阀和党国要人，都罗致为门徒。刘湘"入道"后，道名"玉宪"，在重庆成立"事圆馆"一只舟，计108人，又称一百单八将。刘神仙得意洋洋说："从此英雄入彀了。"其实，刘湘入道门，是想以教治军，利用宗教迷信约束其部属。当时人说："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他和刘神仙各有所图。 刘湘此时在重庆，对刘从云躬身作礼："蜀中大旱，恳我师广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刘从云说："请将军朝天门内搭二丈高台，再派生肖属龙蛇之兵丁，我自有法……" 　　刘从云选定时日，身著道袍、仗剑披发拜神弄鬼。按刘从云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数、取北方壬癸之义，手执画戟、幡旗。香烟缭绕中，刘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辞。已值世界科学昌盛之时，却仿佛愚昧蛮荒年代，很为当时有识者嗤笑。 此后，刘湘和国民政府特派代朱庆澜等，还率省城官员到佛教名寺文殊院内礼佛祈雨。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祈祷声声连日不绝，用心良苦，可惜于事无补。 四川大学教授朱青长搜寻典籍，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书中发现一个"解旱古方"，献策于刘湘。刘湘明令各地对民间祈雨活动一律保护，于是各县政府在抗旱救灾中迷信鬼神求雨，如设坛"赶旱魃"、大唱《目莲救母》等24本连台川戏。对这些拜神祭鬼，官府大加鼓励；认为天降大灾，乃人心不古老天惩戒。如南充县长还捧香领队，去龙王井(上渡口)迎水，率领大群和尚、道士沿途念念有词。然而这一切活动都不灵验，钟磬锣鼓、香烟缭绕中，人越死越多。 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令人真伪莫辨。1937年5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又登出奇文："余道成，某县人，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善人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又如去年夏，大水几上河街，后经其用板凳数条拦住水边，施以法术，水头即至此退去。祈雨时，用水缸盛树叶变为金鱼，即可下雨。因言多奇验，均目为神，一般人尊称为余老师。遂宁苦旱，该县商会、红十字会、平粜会、救济院特联合敦请至遂宁设坛祈雨，以救人民" 又据说：宜宾专员冷寅东，认为吃白泥巴观音土可疗饥救荒，请某大学鉴定。上海科学家回信称：白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冷兴奋地上报刘湘，刘湘批示省政府转发到全省各市县，希冀靠白泥巴救灾。 南充的张恢先等人回忆：各地灾民吃了这种"有科学根据的"神仙米(白泥巴)，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胀得喊爹喊娘，死亡者难计其数。当时人编顺口溜："吃了神仙面，胀得光叫唤。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 只能靠拜神弄鬼救灾的年代，无依无靠的老百姓确实只有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天爷了！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到了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提供大量人力财力和粮食，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 　　 遂宁县公园中一棵被剥开树皮露出白心的大树，县立图书馆馆长李义君在树下立碑，碑文写着："荒年之树--民国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复数月无雨，麦浅叶枯，瘐死饥民成群，剥树皮，掘草根以食，在公园不能禁，此树即其剥后所遗残形。特留志，以供研究社会现象者之资料，且以促官吏对于为政者之警惕！ 可惜这让"为政者警惕"碑早已不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