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人性的再勘测与历史的再叙述 《荆轲刺秦王》：人性的再勘测与历史的再叙述 王宏图 【专名称】电影、电视艺术研究 【专 题 号】J8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文学报》(沪)1999年1014期第③页 我所关注的是陈凯歌在《荆轲刺秦王》中对两千多年前那段历史的重新读解与阐释在什么地方冒犯了普通观众和影评界，以至于使他陷入了记者、影评家和观众多面狙击的窘境？ 在某种意义上说，陈凯歌似乎是选择错了他现的对象。如果他展现的不是像荆轲刺秦王那样千百年来为人耳熟能详的事件，那样人人都自以为有资格有能力加以评论的事件，人们对他努力的评价大概会宽容得多。但令人们难以容忍的是，他摄影机下的人物、场景和由它们综合成的一切与人们头脑里由长期的历史教育熏陶浇铸而成的期待视界中的东西距离是太过遥远了。这种怪异不但使人们对自己的常识产生了令人困惑的怀疑，而且艺术家在影片中特立独行的处理方式成了对凡俗公众带有某种挑衅性的蔑视了。 先来看陈凯歌究竟是如何处理秦王与荆轲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对于秦王嬴政，在影片所触及的这一时段内，即从他出生、继承王位到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发生的秦王20年，人们迄今所知道的有些什么呢？除了他出兵攻灭韩、赵两国，并着手准备剿灭燕国等其他诸侯国家之外，人们还从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和其他一些野史笔记类作品中得悉了他个人生活的某些线索：他可疑的身世（一个最终替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者竟然有可能是大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他与吕不韦和淫乱后宫的嫪毐间的冲突——这一切在影片中都得到了戏剧化的再现。如果陈凯歌单单是把这些在银幕上铺陈开来，那决不会招致一些观众强烈不满。这儿的焦点是：陈凯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秦王形象，他几乎已丧失了帝王应有的威仪，像是疯疯癫癫的傻瓜，将他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以一种夸张的方式一览无遗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如果我们不是纠缠于秦王身上那些颇令人不快的乖戾的所作所为，而深入到他的内心，我们便能为他貌似荒诞、不可理喻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更确切地说，陈凯歌在影片中关注的重心不是秦王的社会角色，而是他内在的人生道路，即一个具有正常人性的人如何为了权力和荣耀一步步蜕变为一个暴君。 在分析秦王的生活轨迹时，我们不能忽视影片创作者虚构出来的赵女这一形象。她似乎纯然是创作者的虚构，在史籍记载中找不到任何踪影；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由于创作者理念的过度投射，她塑造得并不成功。尽管这样，她在影片中却有着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她像是一面雪亮的镜子，成为人们了解秦王早年生活和日后剧烈的性格变迁的钥匙。秦王出生在赵国，在那儿度过了童年，赵女是他童年时的游戏伴侣。和绝大多数孩子一样，秦王并不是天生的暴虐者；相反，他也有过单纯的童年，他对赵女的深厚感情便是这一童年生活的见证。然而，当他登上秦国王位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异。权力对他产生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腐蚀作用，为了攻灭六国，为了巩固权力，他一步步踏上了人性异化的道路。为了清除对他帝王权力的威胁，他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嫪毐与她母亲私通后生下的两个孩子，尽管他们是他的骨肉至亲；在知悉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后，尽管他从内心深处爱戴吕不韦，尽管无法割舍父子间的亲情，但为了帝王的威严和荣耀，他还是听任吕不韦上吊自尽，并诛灭了他的九族；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要建立一个四海一统的伟大国家，要为普天下的百姓消弥战乱谋取福利，但他在征伐过程中屠戮了成千上万无辜的民众。看过影片的观众都不会忘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尽管秦王曾信誓旦旦地向赵女保证，在攻打赵国时绝不滥杀无辜，但当他察觉到孩子们眼中仇恨的怒火时。为了躲避日后人们对他暴虐行为可能的报复，他一狠心将那些幼童全活埋了。这一细节将秦王的残暴与乖戾推向了极致。正因为这样，在他的权力一天天巩固之时，他身上残存的人性也一天天地走向消泯，最后连赵女也对他彻底绝望，因而说服荆轲来刺杀他这个十恶不赦的暴君。 诚然，影片的叙述也有败笔，例如赵女起先去燕国的动机是为秦王物色一个刺客，好让日后秦王攻燕找到借口——以此作为情节发展的动力实在是有点拙笨。然而，我们不能为了这一缺陷而忽视陈凯歌在探索主人公内心深处奥秘时所作的可贵的努力。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传统的影响，人们在观赏作品时太习惯于对人物作单线型的心理学的理解。当艺术家将人们平素极少注意、也极少理解的内心矛盾与冲突浓彩重墨地展现出来时，人们反倒瞠目结舌张皇失措了——观看《荆轲刺秦王》时相当一部分疑惑即来源于此。实际上，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内心的冲突，这一直是西方戏剧、文学的重心之所在。莎士比亚许多以帝王为主人公的作品便将人物波涛汹涌的内心生活展现得栩栩如生。就拿他的《麦克白》为例：依照中国传统戏剧的处理方式，麦克白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恶棍，他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犯下了弑君之罪；为了巩固以不义手段夺得的权力，他大开杀戒，搞得人人自危，最后没能逃脱毁灭的命运。然而，莎士比亚并没有对这个人物作伦理化的简单处理。他细致入微地展现了麦克白如何在邪恶的女巫的怂恿下，一步步走上那条沾满鲜血与仇恨的不归之路，一步步为自己铺设通向坟墓的道路。在这整个过程中，麦克白的期待、恐惧、犹疑、焦灼、绝望被莎士比亚刻画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白是一个有着多种情感、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伦理性或其他意念性的符号。我并不认为陈凯歌在对秦王内心世界的描绘上达到或接近了莎士比亚的水准。就人物形象的鲜明程度，其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戏剧冲突的尖锐性而言，《荆轲刺秦王》远逊于《麦克白》。我只是觉得，陈凯歌在对秦王人性的重新勘测上，有意识地在影片中作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改写。 又如，在陈凯歌的叙述中，荆轲原本是一个职业杀手，但一次偶然的杀戮经历却使他陷入了内心无穷无尽的忏悔中，从此他便歇手不干，另择行当谋生。当燕太子丹想请他再度出山使秦时，他的回答是“我不杀人”。只是在目睹了秦军攻城掠地的残暴和赵女的感召后，他才重操旧业。然而，他并不是一个自觉自愿想与暴君抗争的英雄：这点在刺秦王那场高潮戏里展示得十分清晰。观众们都会感到，在这一幕关键性的戏中，秦王和荆轲都显得有些滑稽，尤其是后者。从演员的表情举止看得出，在最后的生死关头，荆轲表现出了作为一个英雄不应有的犹豫。他在内心深处实际上已厌弃了杀人，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名目借口出现。而无论他刺杀秦王成功与否，他都将命归黄泉。在这种情形下，可以想象那一刻他的潜意识中会涌起对生的强烈眷恋和对死亡的巨大恐惧，因而他在秦王打开图轴前流露出来的惊惶也是在情理之中了：这是来自人性深处的软弱。它再清楚不过地喻示了，从人性的角度考察，荆轲并不是一个天然的英雄，不过是时势和各种偶然的机缘促使他担当了“英雄”这个角色。这似乎是陈凯歌要告诉人们的，它不是要否定英雄的存在和它的价值，只是从一个新的角度透视了以前被目为“英雄”的人物身上被遮蔽了的某些侧面。 也正是在对秦王和荆轲这两个人物人性世界进行重新勘察的基础上，陈凯歌展开了他对战国时代那一段历史的重新叙述。从《三国演义》起，中国的文学作品在反思历史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构拟起一个善恶分明的伦理化解释框架，给历史涂抹上一层玫瑰色的光环，使人们从残酷的历史变迁中汲取精神上的慰藉。在陈凯歌对历史的读解中，你找不到那种廉价的安慰。而历史不正是在多种对峙的力量的冲突、纽结与磨合中走过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