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正常的体验网站,请在浏览器设置里面开启Javascript功能!

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

2011-05-23 32页 pdf 465KB 26阅读

用户头像

is_460290

暂无简介

举报
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 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 张建川 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2001 年 12 月的第一个周末,普通的一天,太阳懒懒地晒着,但是走在街上 的人们会发现许多“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的横幅迎风飘扬。而就在不久前, 由著名影星浦存昕担纲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在黄金时间播放,片中讲述的故事是一 名商人在与一名妓女发生一夜情后感染上艾滋病。几乎与此同时,卫生部部长张 文康警告说,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正在逐渐从有高危行为...
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
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 张建川 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2001 年 12 月的第一个周末,普通的一天,太阳懒懒地晒着,但是走在街上 的人们会发现许多“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的横幅迎风飘扬。而就在不久前, 由著名影星浦存昕担纲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在黄金时间播放,片中讲述的故事是一 名商人在与一名妓女发生一夜情后感染上艾滋病。几乎与此同时,卫生部部长张 文康警告说,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正在逐渐从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①。敏感的《纽约时报》对一向“保守”、“低调”的中国能够这样公开地讨论艾 滋病问题表示“惊讶”②。但这从一个侧面明白无误地昭示我们,艾滋病在中国 的流行和传播已经迫在眉睫,无可回避。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全国艾滋病感 染者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67.4%③。官方的统计数字是到 2000 年底,全国艾滋 病感染者已达到 60万,现在应该早已远远超过这一数字④。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 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控制不力,到 2010年,中国艾 滋病病感染者将超过 1000万人”⑤,如果控制有力呢?最乐观的估计是 150万人。 但艾滋病专家警告说,这类数据远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 上毫无意义,只能误导决策者,错失抵抗艾滋病之害的良机。”⑥中科院院士、艾 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测算,以我国官方认可的 60 万感染者的治疗、不能工作以及 劳动力和生产力等因素丧失的价值,将给我国带来每年 4000亿至 5000亿元人民 币的损失⑦。而在另一次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曾毅表示,当艾滋病感染者 人数达到60至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4600 亿元到7700亿元⑧。这个数字曾让中国有关领导人担心:艾滋病一旦流行会 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果。如果控制不力,艾滋病将成为我们的国家 灾难,以至于已经有专家惊呼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第三次鸦片战争”。毫无疑问, 艾滋病问题已经构成我们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特殊性表现 在它的严重性与它所应该引起的关注是不相称的。就在这次艾滋病日的宣传之 前,我们还几乎看不到健康的公共讨论,大部分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还是暧昧的、 讳莫如深的。此情此景,如何不让人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而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 还会看到,事实上在当前阶段,防止艾滋病的大规模流行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 更多的阻碍来自非技术的层面,例如官员的态度,民众的道德观念等等,这就是 政策应当而且能够加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回应是公共 ①“新华网”北京 2001 年 11 月 30 日电,记者朱玉吕诺。 ②《参考消息》,2001 年 12 月 2 日。 ③《南方周末》2001 年 11 月 29 日,“编者按”。 ④寿蓓蓓:“爱滋困境与出路”,《南方周末》,2001 年 11 月 29 日。 ⑤同上。 ⑥“中国,正奋勇向艾滋病大国迈进”,《中国新闻周刊》,2001 年 3 月 20 日。 ⑦《南方周末》2001 年 11 月 29 日,“编者按”。 ⑧同⑥ 行政的秉性和内在要求,那么我们还有任何理由保持沉默吗?文森特·奥斯特洛 姆说过:“政策分析就是力图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社会成员并要求对集 体行动有同样影响的集体选择。……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的恰当形式将有助于更 有效地解决一些共同问题,并能增进集体成员享受的全部福利。”①此情此景,笔 者将不惴浅陋,尝试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对艾滋病的防治政策作出分析。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分析框架概述分析框架概述分析框架概述分析框架概述 本文对政策问题采用的是制度分析的方法。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旨趣在于人类选择的制度基础,包括市场选择和非市场选择两个层 面。制度分析有两个传统,即以康芒斯和凡伯伦为代表的老的制度分析传统和二 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制度分析之所以有了所谓“新”的称谓,是因为后 者更多地采用了公共选择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概念,二者在逻辑起点、方法论和价 值理念上多有重合。而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把适用于市 场选择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非市场选择,因此研究公共选择的学者往往也很关 心制度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把这两个传统放在一起,并且给他们贴一个 标签,这就是“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的传统由于一大批 学者的努力,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传统了,渗入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角落。国内 有一批学者在研究公共政策时,也采用了这一传统,二者的结合,催生出 Iapp 的分析方法。② Iapp 以 PCIA 为逻辑,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问 题。简而言之,是根据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运用有关物品类型的理论与实 证结论,以分析复合的人性冲动理论为基础,从操作层面、集体选择和立宪选择 领域三层面考虑公民、官员、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各种复杂且可能的现实政策选择。 本文对这一框架多有引用。具体说来,本文的框架如下: 首先,探索有关物品和服务的性质,在这一框架中,将利用公共经济学的分 析指出为什么政府在应对这场“斗争”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对物品和服务的 属性的分析将把任何物品或者服务都看作是复合的,并且可以进行细分,而不是 笼统地分为私益物品或公益物品。比如,气象服务具有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服务 双重性,基础设施服务具有私益物品、公益物品、集体物品的三重性质等。将会 看到有关物品属性的划分对政府应扮演角色的影响。 其次,认为不同的物品或服务的不同的融资、生产、供给、提供、消费政策 选择可能导致不同的问题。比如公共住房供给政策导致住房供给紧张,并导致各 方面的负激励,不能实现安居;安全服务集权化安排反而无法实现有效的安全服 务;自然垄断行业国有化导致过分管制无效,需要进行改革等。 第三是,这一分析框架主要着眼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分析所存在的问 题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层次上分析各方面的政策选择:(1)操作层次:公民个 人、社会组织、政府和国家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并导致不同的结果。(2)集体选 择层次:为了使有关方面采取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政策选择,制定特定的集体选择 的规则,在特定的基础上,有关方面才有积极性采取适当的政策。(3)立宪层次: 正如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一样,聪明的人未必就能选择合适的制 度,这时有关选择制度的立宪规则就非常重要。 ① 麦克尔·麦金尼斯(主编):《多中心治道与发展》,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年版,第 506 页。 ② 毛寿龙:《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西著东译与本土化研究》。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公共政策的建议都是开放性的,而不仅仅是由政府制定 和执行的狭义的政策。来自社会层面的、组织的乃至个人的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 努力都被视为是政策的一部分。 所以说,在以后的章节中,笔者将从有关物的属性探讨开始,结合人性的假 设分析物品的属性与相关的政策选择的关系,描述当前存在之有关政策并在上述 之理论框架下分析其利弊,最后文章将从理论走向现实,从抽象走向具体,给出 一个可能的有关艾滋病控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本文无意将分析的目标定在 得出一种具体的结论上来,只是想通过运用一种好的分析框架对某种公共服务进 行政策上的分析,分析各种制度安排的优与劣,探讨现实中在各种解决问题的方 向上进行探索的可能性。本文坚信,由于现实的多变和丰富性,理论可能总是“灰 色”的,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唯一的、最优的有关问题解决的制度安排,各种制 度安排都有其有效限度和空间。但是当我们抛弃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力图合理 地运用先哲们的思考成果冷静地去分析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问题时,我们就可能 已经为一种好的、有效的针对这一问题的供给埋下伏笔了。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艾滋艾滋艾滋艾滋病流行及传播机制概述病流行及传播机制概述病流行及传播机制概述病流行及传播机制概述 艾滋病,是英文“AIDS”的音译,直译应是后天免疫力缺乏症。艾滋病是指 受艾滋病病毒感染人士免疫力受到严重破坏以至产生了并发症的阶段。这些并发 症包括伺机性感染及恶性肿瘤。感染艾滋病的罪魁祸首是艾滋病病毒,即“HIV”。 HIV 直译为“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由于艾滋病这个病症及其命名,比起艾滋 病源(即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的发现,要早了好几年,所以公众也倾向称 HIV 为艾滋病病毒。当我们使用 HIV/AIDS 时,一般泛指所有与艾滋病病毒或艾滋病 有关的人、事项、工作或活动。从公众健康及控制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目 标在于预防艾滋病毒的传播,然而所有相关的个人及社会冲击,则是由许多各种 人类对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反应所引起的。 1981 年,美国发现了世界上首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临床病例报告。20 年后的今天,艾滋病已经变成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自从艾滋病 流行以来,已有 6千多万人感染了这一病毒。目前艾滋病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地区的第一死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它是第四位的杀手。截至 2001 年底,估计 全球有 4千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病毒新感染 多发生在年轻成年人,其中年轻女性尤其易感。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 约有 1/3的人年龄在 15-24岁之间。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他们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病毒。数百万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或对于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感染知道得甚少。以下 是一个数据汇总:① ①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艾滋病流行进展》,2001 年 12 月。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 合计 成人 妇女 小于 15岁的儿童 4000万 3720万 1760万 270万 2001 年艾滋病病毒新感染者 合计 成人 妇女 小于 15岁的儿童 500万 430万 180万 800,000 2001 年艾滋病死亡数 合计 成人 妇女 小于 15岁的儿童 300万 240万 110万 580,000 在我们所处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目前估计有 7百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 人。2001 年艾滋病在这一地区夺去了 43.5万人的生命。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 包括一些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印尼等,目前的全国感染率还 较低,但其中隐藏着危险的信号,因为它有可能隐藏了不同地区的局部流行。 艾滋病对经济增长、收入和贫困有深远的影响。估计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半 数以上的国家艾滋病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人均 GNP 年增长率下降 0.5-1.2%。到 2010年,在艾滋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下降 8%,人均 消费水平可能下降更多。计算显示,到 2020 年,流行严重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 可能损失 20%。各类公司在培训、保险、福利、缺勤和疾病方面会面对更大花 费。在埃塞俄比亚对 15 家公司的调查发现,员工 5 年内的所有疾病中,53%与 艾滋病有关。 目前,从总的情况来说,中国还没有出现全国性的艾滋病大规模流行,艾滋 病疫情在地区分布上仍较聚集,2001 年度报告感染人数最多的四个省份分别为 云南(1348 例)、新疆(1109 例)、广西(832 例)和广东(700 例),四省报告人数 合计占到总数的 76.7%。但存在潜在的流行趋势,局势严峻,一触即发,并可能 出现灾难性后果。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专家警告说“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我们在世界其它地区见到了太多太多艾滋病造成的危害,有足够的证据来预测 未来可能发生的毁灭性的一切。”①当前,中国艾滋病的感染主要与两类高危行为 有关,即静脉注射吸毒和不安全性行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把艾滋病感染的危 险定义为“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而可能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因此,所谓 高危行为,也就是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极高的行为方式。从目前报告的 HIV感染者 的情况来看,前者约占 2/3,后者占 8%。2001 年度报告的数据是,经静脉注射 毒品感染的人数 3460 例,占全年报告感染者总数的 66.5%;经性途径感染的人 数占年度感染者总数的 8.1%,其余的占 21.0%。 (一)吸毒者的高危行为。 1999 年,全国共查获毒品犯罪案件 6.5 万起,缴获海洛因 5.364 吨、鸦片 1.193吨、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16.059吨,以及部分可卡因、摇头丸(M DMA)、大麻等,破案数和缴获毒品总量分别比 1998年增加 2.4%和 33.6%。 中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 年为 14.8 万,1995 年为 52 万,1999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等专题报告:《迎战艾滋病-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评估 报告》,1997 年 11 月。 年为 68.1 万。估计实际人数将是 8-10 倍。现有吸毒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 0.54 ‰,吸毒人数中,吸食海洛因的占71.5%,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79.2 %。截至199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的1731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因 静脉注射毒品感染的占72.4%。 艾滋病病毒在吸毒者中传播十分迅速,主要危险来自共用注射器。1992- 1994年云南德宏地区的吸毒者中 30%以上通过静脉注射吸毒,70-100%的注射 毒品者共用注射器。在新疆伊宁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吸毒者都是通过注射方 式吸食毒品。1993 年以前,HIV 感染的报告主要集中在云南省,但 1995 年来自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份报告显示 35%的注射毒品者为 HIV 阳性。1996 年新 疆的国家级艾滋病哨点监测开始报告 HIV感染者,伊宁和乌鲁木齐市注射毒品者 HIV 感染率分别为 76%和 38%。1997 年广西的凭祥、东兴和百色亦出现 HIV 阳 性报告。来自百色的一份报告显示在 79份吸毒者的样品中 61份样品呈 HIV阳性。 糟糕的是,一旦感染,吸毒者往往没有意识(也许是由于无知)去防止病毒传给 他的同伴,或者又通过性行为向更大的范围传播。 政府对贩毒分子的政策是严惩不怠,对吸毒者采取戒毒拯救的策略。中国目 前有许多戒毒中心和临床诊所,有些是由公安机关开办,有些则是由医疗部门或 地方社区负责。但是,戒毒后复吸率极高,可达 70-90%。现阶段,只开展对 吸毒者的戒毒工作,还没有开展对吸毒者的维持疗法。因此,除了减少毒品的供 应和需求之外,当务之急是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低毒品危害,特别是教育注射毒 品者了解共用注射器和针头以及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对健康造成的危害。 (二)不安全性行为。 不安全性行为是指一个人在不了解对方HIV感染状况的情况下进行无保护性 交的行为。这包括嫖娼行为和非商业性的多性伴(主要为同性恋者)行为。 1、嫖娼行为。。。。 1949 年建国以后,中国成功地取缔了娼妓。但自 80 年代开始,娼妓现象在 某些沿海城市和大城市重新出现并不断延伸到内陆的小城镇。全国 1996 年共抓 获卖淫嫖娼人员 42 万人。公安部门估计,实际上从事卖淫嫖娼的人员数量可能 达到 300 至 400 万,约为报告数量的 10 倍。而潘绥铭先生通过实地的调查,在 1993年就估计达到了约 400万。① 娼妓现象损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并助长性病的流行。为了保护妇女的权利, 中国政府曾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严禁强迫、欺骗妇女从事娼妓活动。每个 省都建立了妇教中心,每年约收教 4-5 万卖淫妇女。有些妇教中心已经开展性 病艾滋病知识教育。但有相当的妇女从妇教所释放以后继续从事卖淫活动。 暗娼可以分为许多类,从包娼(我们熟悉的“包二奶”)到在建筑工棚和路 边小店卖淫的妇女。她们性行为增加的次数与收入和安全性行为知识的减少呈负 相关。此人群中同伴关系融洽,交流良好,交流的内容包括如何避孕,如何和嫖 客讨价还价,如何吸引嫖客等。这显示出有关性病艾滋病预防的知识也可以通过 同样的途径在同伴之间传播。 调查显示,通常由嫖客来决定在性交时是否使用避孕套。海南的一项研究显 示 30%的暗娼回答她们在最后一次性交时使用避孕套。另一项在云南的研究发 现暗娼们在进行非商业性性行为时不使用避孕套。暗娼流产率可以作为衡量她们 在性行为时是否采取保护措施的有效指标。海南的研究发现有 18%的暗娼回答 ① 潘绥铭:“二谈中国的地下‘性产业’”,《艾滋病和卖淫——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专家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1996 年 10 月。 有过人流史。在云南的研究发现一些暗娼报告在过去两年内作过人流,但是暗娼 老板们认为 90%的暗娼都作过人流。 妇教所中暗娼的性病感染率为 10%-60%,平均达到了 30%左右。大多数 患 STD(性传播疾病)的暗娼自己购药治疗,有的到私人诊所或找一些非法从医 人员治疗。来自性病门诊的报告显示大多数男性性病患者的感染都是由于无保护 的性行为造成的。有估计认为暗娼中 HIV感染率在 0.01%到 1%之间。 2、性传播疾病(STD)。 自 70 年代后期起,中国性病报告数字逐渐增长。1995 年报告的性病病例数 为 36.2万,专家估计实际患病人数可能是报告病例的 10倍。同时亦有估计认为 到 2000 年报告的性病数字可能占 35 种法定传染病发病总数的 50%以上。来自 性病监测哨点的监测资料表明某些性活跃人群如暗娼中性病感染率很高。在高危 人群中已开始进行一些调查工作,在山东省进行的一项对长途卡车司机的调查发 现,7%的司机患有性病;江苏的一项研究表明,流动建筑工人中 4%的人患有 性病;在哈尔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拘留所和妇教所,暗娼和嫖客的性病感染率 可达 10%-80%。 上述事实对于我们了解艾滋病目前流行形势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因为性病患者处在 HIV感染的更高危险之中。这样说有两个理由:其 一是性病患者经常有高危行为如卖淫嫖娼,其二是从生理角度考虑,性病患者对 HIV的易感性增高,这是因为由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溃疡更有利于艾滋病病毒和性 病病原体侵入机体。 3、同性恋人群的健康。。。。 中国的同性恋者到底有多少,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在全国的 150个观 测哨点中,已经针对性工作者、性病病人和静脉吸毒人员,却始终没有将同性恋 者包括进去。但我们从侧面还是能大致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据新华社报道, 在卫生部召开的 2001 年艾滋病防治情况通报会上,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表示, 要高度重视我国同性恋人群在传播性病艾滋病中的作用,对同性恋高危人群加强 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已刻不容缓。① 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估计有三千万至四千万之多。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尚不 得而知。1997的数字是,据报道,北京一个综合性的大医院的 38个 HIV阳性病 人中,有 12个是经同性恋行为传染的。北京的另一个医院部报道,33个 HIV感 染者中有 10 个是来自于同性恋高危人群。有估计指出,在中国的某些城市中有 10%的 HIV感染者是由不安全的同性恋活动引起。②而据张北川的不完全的调查, 1999 年、2000 年和 2001 年,分别有 21 个、27 个和 29 个省市自治区有男同性 恋者感染传播艾滋病毒,感染率分别为 17.7%、4.9%和 5.5%。 一个人爱同性还是爱异性,与艾滋病完全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女性间的性活 动与男性间的情况正相反,是不易感染艾滋病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同性恋者通常选择与异性结婚的形式,来掩盖他 们真实的性取向;同性活动大多也因此采取地下的方式,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这就为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大流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北川给我们指出了 一个实例来印证他的担忧,某大城市一位自愿参与对男同性恋者艾滋病干预的同 性恋者描述到,在一家浴池内,“整个性活动过程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完全公开进 行的……”。这位志愿者问一位不停更换性伙伴的男孩,是否知道艾滋病已在同 ① 连岳:“什么是正视的‘正’”,见《南方周末》,2001 年 11 月 15 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等专题报告:《迎战艾滋病-中国艾滋病现状和需求报 告》,1997 年 11 月。 性恋人群中流行?男孩的回答是:“别听吓唬,那是外国病,再说,该怎么死就 怎么死,那么讲究干啥?”① 张北川忧心忡忡地指出,由于不少男同性恋者存在着极易感染艾滋病的行为 和心态,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加强健康干预,在男同性恋者中 推广安全套等,中国将可能有成百万的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艾滋病问题的属性分析艾滋病问题的属性分析艾滋病问题的属性分析艾滋病问题的属性分析 (一)对市场选择的经典经济学分析。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物品属性的分析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形成了 所谓“私益物品”与“公共物品”的二元划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利用 数学表达式,给两种物品下了定义。②他认为,某种私益物品的总消费量等于全 部消费者对私益物品消费的总和,用公式表示为: X j = Σ x ji (j = 0,… ,J) i∈[1,n] 在此公式中,X 为最终消费品,上标 i 为消费者人数,下标 j 为私益物品投 入量。Xj 是指最终消费品的 j 次私益物品投入量,显然它应该等于全体消费者 i 的总投入量。而公益物品的消费总量则等于任何一位消费者的消费量,用公式 表示即: X k = X k i(k = J + 1,… ,J + K) 当代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与安东尼·B·阿特金森也认为,在物 品的分类方面,私益物品与公益物品处于一个序列的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私 益物品)中,一个人的消费增加一个单位使得他人的消费减少一个单位;而公益 物品在另一极端,一个人消费的增加并没有导致他人消费的减少。③应该说,这 一分类方法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理论上这一简单的划分有利于进行理论 分析,减轻了分析的难度;现实中,公与私的划分关系到物品的供给制度安排, 如私益物品的供给利用市场的制度安排,公益物品的供给则可能需要政府进行干 预了。 1、私益物品。 私益物品是我们在竞争性的市场中通过交易就能有效地转让产权的一系列 物品的总称。私益物品的分配、转让在经典的经济学看来,可以通过“看不见的 手”的自发调整达到合意的结果。这一机制奠基于对个人理性的假设,即对消费 者来说是以有限的支出来获得最大的效用,对生产者来说就是以有限的投入来获 得最大的利润,各方面努力的结果就是各个消费者剩余和各个生产者利润的充分 实现。这是经济生活中的“私”。私是市场机制的动力。一般认为私益物品具有 如下特征:(1)使用上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排他性意味着我使用了一种 物品和服务,就排除了别的人使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私益物品是能够在消费者 之间进行分割的。也就是说物品和服务的总量等于每一个消费者所拥有或消费的 该物品和服务量的总和。私益物品的排他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买的苹果, 未经我的允许,他人无权享用,这时我就对我买的苹果拥有了排他性消费权。对 ① 李虎军:“张北川:同性恋人群的健康”,见《南方周末》,2001 年 11 月 15 日。 ② Samuelson, P.A. Th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6, November, 1954, P.387-389。转引自李军:《中国公共经济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7 页。 ③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安东尼·B·阿特金森:《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621 页。 整个社会来说,对这些苹果的消费总量就是整个社会的每个人所享用的苹果的总 和。(2)消费上的竞争性。竞争性意味着如果总量保持不变,那么 A的消费每增 加一个单位,非 A的消费要减少一个单位,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私益物品 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不为零。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私益物品 的供给,就需要增加生产一个单位私益物品所需要的成本。 私益物品的这两个特征,使得市场有可能界定私益物品的产权,从而为市场 竞争提供产权的基础。这时,由于严格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 的,不存在任何垄断,那么理性的人通过价格的信号,来对自己的成本-收益进 行衡量,进而决定自己买和卖的行动,由此形成供给、需求曲线。两曲线的交点 被认为是一种“均衡”状态,此时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机制 中,其实是没有政府的位置的,政府被认为是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存在,不 对这一机制的具体运作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很显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实际上市场的运作并没有达到这么完 美的状况。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市场运作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市场的 机制失灵,这时就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势力来进行调整,比如政府的干预。 2、有关公益物品和政府干预的分析。 第一个失灵属于被称为“外部性”的一般范畴之中。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 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有利的,就成为“正外部性”, 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利的,就被成为“负外部性”。在存在外部性时,社会对市场 结果的关注扩大到超出市场中买者和卖者的福利之外;它还要包括受到影响的旁 观者的福利。由于买者和卖者在决定需求或供给时只考虑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影 响,而并没有考虑他们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所以,在存在外部性时,前述之所 谓市场均衡就并不是有效率的。这就是说,均衡并没有使整个社会的总收益最大 化。此时,政府能够做的,就是使外部性内在化,即改变激励结构,以使买者和 卖者考虑到他们行为的外部影响。例如对负外部性,可以征收庀古税,而对那些 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则可以提供补贴,以增加其供给量。 第二个失灵就是“搭便车”。所谓搭便车就是得到一种物品的收益但回避了 为此而支付。例如张三想在镇上放烟火,它想到应该到镇子里的体育场去放,通 过销售门票来控制人员的进出。如果镇子里的每个人对享受烟火的主观(例 如 10 元钱)与张三所售门票的价格(假如是 9 元)相比是前者高出后者的,则 张三将赢利,反之则亏本,相等则是盈亏平衡。但是,镇子里的人会想,就算他 们不买门票,也照样可以看到烟火,因此这个市场无法形成,镇子上的人会拒绝 为此支付。 第三个失灵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经济学家才开始讨论并对现实的经济阐释产 生了巨大影响的理论——“非对称信息”。一个市场的有效运作,需要买者和卖 者之间有足够的共同信息。但在很多情况下,卖者知道的信息买者不一定知道, 或者买者知道的没有卖者那么多;有时则相反,买者知道的卖者不一定知道。当 信息不对称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导致市场功能的无法发挥,极端情况下, 甚至会使整个市场都不存在。1970 年,阿克罗夫发表了一篇有关信息经济学的 开创性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与市场机制》,正式提出了关于市场的 信息问题并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他在文中说,在旧车市场上,卖车的人比买车的 人更清楚自己的车的质量,买车的人不知道,则只能按照预期的平均质量支付价 格,这样卖好车的人就会觉得划不来,不愿卖他的车,最后只有卖坏车的人留下 来卖车。当然买车的人也知道愿意卖的一定是坏车,因此他不会按前面的价格出 价,他将按留下来的车的预期平均质量支付价格。如此继续,就导致市场的完全 崩溃或是收缩为劣质品充斥的市场。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卖药的比病人更 清楚药的质量,看病的医生比病人更清楚自己的水平,董事和经理们比公众更了 解公司的实际情况。这时,市场之外制度安排就是重要的,例如,政府会向制药 企业颁发证,表明它们有资格生产合格的药品;政府还可以向合格的医生颁 发执业资格证书,表明他们具备了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要求股份公司定期对 外披露信息等。这样方能使市场继续存在并有效运作。在这里,不对称双方的信 息差实质上也是一种公共物品,而交易的双方都无力(或不愿)去提供这种产品, 此时可能就需要一个外在于市场之外的机构(现实中往往是政府)来提供或迫使 优势一方提供。 应该说,上述的三个失灵是与公益物品的特性分不开的。公益物品正好与私 益物品相反,具有如下二个特点:使用上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 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公益物品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实生活中,物品的属性是公益物品还是私益物品的 性质和边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理论上,人们可以较容易地给出公益物品与 私益物品的定义,但现实中,二者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边界。换句话说,“纯 公益物品”只是少数,在“纯公益物品”与“纯私益物品”之间还存在大量“准 公益物品”。例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部分教育产品、部分卫生产品等,都 属于准公共产品。事实上,所有公益物品的“公益性程度”都是相对可变的,即 使通常被认为具有纯公益性的物品和服务也是如此,它们往往是一些公益程度不 同的物品或服务的复合物。 因此,对于公益物品与私益物品性质和边界的认识,不能只满足于理论上的 定义,而必须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情境中去把握。 (二)政府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公共经济学理由。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政府进行干预,以便防治诸如肺结核、艾滋病等传染病的 公共经济学理由.。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我们要分析的不是艾滋病本身 之属性,有关它的属性是属于医学分析的范畴,与本文的主旨无关。从本文关注 的角度,即政策分析的角度,我们实际上要做的是探讨关于防治艾滋病的有关措 施的属性。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从公众健康计划及控制的角度来说,艾滋病所 引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它对所有相关的个人及社会的冲击。我们设想,当艾 滋病得到控制时,实际上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那么不仅艾滋病 人受益,所有健康的人及社会都会受益。也就是说,这种“收益”不是仅仅局限 于艾滋病人,而是“溢出”到这个群体的外部了。那么我们对照以上的分析,这 个好的公共卫生环境无疑具有公益物品的属性:首先,它在使用上是不可分的, 一旦它被创造出来,一个人的使用并不会排除另一个人的使用;其次,它在消费 上是不具有竞争性的,增加一个受益人的边际成本为零,一个人增加一个单位的 消费量并不减少其他人的消费量。 我们首先假设,对艾滋病实行市场化的解决之道,交由市场自行解决。理由 当然很简单,既然艾滋病病毒感染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对这种很私人化的东西, 政府有必要为了减少这种病毒的传播而进行干预吗?如果所有的市场都完美地 运作,而且政府能够抵制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那么政府就可以不对治疗提供任 何补贴,而将所有的成本收益都交由个人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面临感染 危险的人都会为了降低其面临的危险而付出相应的费用。但是,由于一个肺结核 感染者在决定是否支付治疗费用的时候,可能只会考虑他个人的利益,那么当治 疗的费用足够高,或者由于其它的一些原因,例如当事人自己对尽快地治愈并没 有什么急迫性,那么肺结核患者经过治疗痊愈的例子可能就不会像人们所希望的 合意水平那样多。经济学家将那些成本支付人没有得到的治疗利益成为外部利 益,将因为未接受治疗从而对其他人产生的负面影响成为外部成本。两者通称为 “外部效应”。这些外部效应如果影响很大的话,就构成了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 理由。 第一眼看上去,对于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病而言,其外部作用和公共产品的 属性看起来都不重要。我们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而且大多数性病的传播是双方自 愿行为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人都应该会权衡他或她所面临的风险,并且只有在他 或她认为值得为此冒险的时候才会去做。如果双方事前都知道他们可能会感染性 病,但仍然愿意发生不加防护的性关系,政府为什么还要对这些个人的决定加以 干涉呢?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人所作的决定不仅会影响到他们自己,还 会影响其他许多人,对夫妻关系、生育以及其他偶遇的性关系都带来危害。理想 的情形应当是双方在决定是否进行不加防护的性交时应当首先考虑到他人的利 益。但是,性交和注射毒品能带来短暂的、但是却非常强烈的快感,减少危险行 为的代价是非常清楚、非常直接的,而所谓的回报却不是很肯定且相对遥远。即 使他们同意使用避孕套和其他手段以减少感染的危险,他们也无法向他们未来的 性伙伴证明他们一致是谨慎行事的。用公共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不进行不加防护 的性交会产生外部利益,但由于每个个人不能获得这些利益,他或她就不会像假 如能够获得利益那样谨慎行事。结果是,性病流行率将提高,对于每个有性生活 的人来说,感染性病的风险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干预可以促使大 多数有性生活的人采取比较安全的性行为方式(或使那些注射毒品的人采取更加 安全的注射行为),使他们在作出决定时能更认真的考虑危险行为的社会后果, 那么政府干预便是有道理的。 这个预防性病传播的理由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方面更具有说服力。除 了通过性交传播以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还具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他们加 剧了市场机制在防治这种疾病方面的失败,因此表明政府应特别关注对艾滋病病 毒的预防。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艾滋病目前是不治之症而且是致命的。显然, 巨额的医疗费用和成人的死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增加负担,这就构成 了政府进行干预的理由。此外,我们还看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使人更容易 感染其他传染病,例如结核病等恶性传染病。由于个人很难控制感染肺结核的危 险,而且由于携带艾滋病病毒的肺结核患者将会进一步传播肺结核,甚至传播给 不携带艾滋病病毒者。因此,感染艾滋病的负面影响相当大。这一艾滋病病毒与 肺结核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说明,政府应该在控制艾滋病病毒方面发挥作用。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即“搭便车”可以更好的对其加以说明。我们以诸如 疟疾这类通过传染媒介传播的疾病为例,尽管人们知道排除疟疾滋生的死水可以 大大降低感染疟疾的机会,但人们可能不会主动这样去做。因为不管谁付钱去承 担排水费用,其他的每个人都会获得这种收益。因此,每个人可能都希望从别人 采取的行动中获利。消除死水就是经济学家称为公共产品的例子之一。由于人们 总是希望从别人付费的行动中获利,所以除非政府向每个人征税,以便资助产出 公共产品,否则这种产品可能根本就不会产生。 上述政府干预的论点是假设人们已经知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或者已经有 了获得必要信息的途径。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因此,政府应该在正视这一流行 病方面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理由便是提供信息,以便使个人能够决定是否要改变 其行为方式,从而降低感染风险。在一些国家,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开始流 行至今已存在了 20 年,这应该已足以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它使性关系增加了致命 的危险。但是,调查显示,在一些国家中仍有许多人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而 在另一些社会里,艾滋病还是新现象,是通过毫不提防的公民传播的一种无形的 危险。因为艾滋病病毒具有 2 到 20 年的无症状期,所以不会有突然的大量艾滋 病死亡以引起人们的震惊。我们假设,有关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及改变行为方式 的这类信息也是一种商品,那么提供这类信息的人是卖方,需求此类信息的则是 买方。有需求的人分两类,一是那些还没有感染病毒,但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威胁, 因此试图了解它的那些人;另一部分则是经常从事高危行为的人群。这两部分人 对这类信息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引起的原因不同,其次是紧迫程度也不同, 至于希望获得的方式就更不一样了。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即只有他们自己对自己 的需求最了解。但卖方就不一样了。假设卖方是一个私营公司,它基本上无法判 断分散在每个个体那里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结果它的最佳策略就是按照这些人的 平均需求来提供。这样一来,那些需求程度超过提供水平的人就会拒绝为这些信 息付费,只剩下需求水平低于供给水平的人。而卖方也会通过市场的反应发现这 一点,于是它会降低供给的水平。如此下去,一个私营的机构可能没有办法去提 供为防治艾滋病所需的足够的信息。 而且,有关流行现状和如何避免感染的信息具有最典型的公共产品特征,每 个从这些信息中受益的个人丝毫没有减少这种公共产品对于别人的价值。因此我 们会看到,虽然有些信息传播的途径是有所限制的,例如,刊登此类信息的杂志 可以只提供给订阅者,但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传播到购买者以外的更广泛的人群 中。因此,私人公司对提供和销售此类信息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其提供的信息量 就低于社会需求。 因此,无论是哪种社会,唯有政府有动机和能力提供较全面的信息,从而使 人们开始采取措施进行自我保护。从流行病学角度监测各社会群体中疾病的流行 率所产生的信息尤其如此。公共卫生的检测的价值在于将结果公诸于众,从而使 人们意识到疾病的存在并采取措施,通过减少危险行为来保护自己。政府提供最 新信息的作用并非仅限于检测流行病情况,而且还包括各种研究,以便找到更有 效的对策。在每个国家,政府都需要获得适用于本国的信息,以便识别和帮助那 些最有可能感染并传播艾滋病病毒的人。那些可以提高全国干预行动效果的调查 研究具有重要的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更应得到政府的支持。一些与预防工作相 关的信息,包括病毒生物医学研究,则被认为是一种国际性的公共产品。 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引发出 的新的关于个体权利问题。最近披露出的一些信息使我们看到一些长期存在的人 权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人们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并在艾滋病发作之前的数年间将 病毒传染给其他人,所以艾滋病将导致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少数群体,他们处于相 当的弱势地位。各国政府在平衡被感染者利益和其他人利益方面采取的对策存在 很大差异。例如古巴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实行隔离,以便保护其他人免受感染。 而美国法院则明确确认个人有权隐瞒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权利,甚至禁止政府在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死去后通知其配偶有关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实。这是两个极 端,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可能会在其中采取一个折衷的。很明显,我们碰到的 是一个权利的相互性问题,因此将权利配置给谁就是重要的。研究显示,一些预 防策略既不牺牲被感染者的利益,也保护未被感染者的利益,使双方都能受益是 可取的。但可能困难的地方在于公共医疗费用的分配以及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并以 何种方式给幸存的家庭成员提供资助,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到 与艾滋病的斗争中,因为这些问题无一不存在着巨大的争论。所有这些情况都表 明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影响社会和法律制度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未被感染 者的权利所持的态度。因此,人所公认的政府应该保护公民免受他人伤害的义务 就成为另一个紧迫的原因,使政府应该在社会与艾滋病病毒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 用。 (三)有关人的属性之分析。 当我们不厌其烦地探讨物品的属性时,我们还不能忽略了有关人的属性问 题。相对于人的复杂多变,物的属性就似乎显得更清晰、更好把握。但是,既然 公共政策分析的实质是要影响相关人群的集体选择,那么这一纬度就是无法忽略 的了。 关于人性,本文不对人性做性善和性恶之类的简单划分,关于这样的问题的 复杂性已引起了无穷无尽的争论。我们也不对人们的所谓素质、道德水平下判断 式的结论,简单的价值判断可能落得一时痛快,也顺应了人们简化问题的思维习 惯,但对解决问题可能于事无补。黑白分明的坏人、好人,也许只在我们的意识 里出现,现实中的人们,更多时候是灰色的,居于一个“中间地带”。我们只是 假设,1)人是自利的,会努力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2)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也 有犯错误的可能性;3)人们会对他自身周围的各种激励因素(包括正面的,反 面的)做出反应;4)没有必要的约束,人们可能难以摆脱一时的感情冲动和当 下的利益考虑,而去思索更为一般的、长期的政策、效用和正义。①在社会科学 中,分析的维度往往与人性深处的冲动有关。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冲动之中,不 同的人性冲动决定了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式。人性的冲动是复杂各样的,如不单单 只有利他之心,也并非只有损人之心,有时是理性的,有时又是非理性的等等。 诸如此类的冲动都会影响人们之间的互动模式,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式。 由此,在本文中,对人性的前提假设是人性是复杂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 进行决策,人们的行动最终如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还是有限理性,则取决于 其人本身的属性对所处的环境做出的反应。 (四)初步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有关政府干预的分析还只是一个总的原则,即从一般 分析中,我们发现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政策的属性要求有政府的参与。具体而言, 政府参与的方式和强度等还有赖于对具体政策措施的分析。因为从理论上说,除 了纯粹的公益物品与私益物品,我们至少还可以发现“俱乐部”产品和公共池塘 资源等其他形式的物品,虽然它们也属于公共物品,但可能要求的政府提供模式 是不同的。我们在后面也将要指出,不同的人群所需要的要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 品和服务的性质是不同的,相应地,他们表达自身偏好的机制也是不同的,因此 单一依靠政府来识别这些偏好并确定相应的服务水平是不可能的。这时就需要我 们在实践上结合具体的政策措施以分析相关安排的可行性。因此在上述的一般分 析之外,我们还要对遏制艾滋病流行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加以分析,明确当前政策 的问题所在,然后指出改进的可能性。而这,首先有赖于我们对当前政策及其问 题的了解。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概况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概况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概况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概况 十五年来,中国政府,卫生防疫部门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为遏制艾滋病作出了 许多努力。1986 年,国家卫生部成立了艾滋病预防工作小组。1990 年成立了国 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由下设的监测和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生物医学 研究分委会、临床医护管理分委会及健康教育和社会行为研究分委会主管各方面 ① W·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0 页。 的工作。中国现在已经在重要城市建立了多个 HIV 病毒检测实验室及 60 个哨点 监测站,定期对性病门诊病人、妇教所、戒毒所、卡车司机等高危人群进行血清 检测。1988年后颁布了《艾滋病检测管理的若干规定》。国家宣教部门与非政府 组织对高危人群及公众进行了一些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教育。1995 年后在艾滋 病病毒感染病例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又下发了《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 的意见》。1997年又制定了中长期规划,此外还有《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 艾滋病病人管理的意见》、《传染病防治法》、《献血法》、《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 教育原则》等。应该讲,这些规定和办法对防止艾滋病的大规模流行起到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但是真正的阻碍和巨大的阻力仍顽固地存在着。实际例证就是我们 还是遗憾地看到,中国艾滋病的流行一直处在快速上升状态中。 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的特点是时间短,然而速度却极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 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 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①事实正是如此,仅仅在 15 年前,中国还是 艾滋病的净土,当时中国出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是入境的外国人携带进来的。 一直到 1994年,中国的艾滋病患者还主要集中在云南的吸毒者中间,1994年后, 艾滋病传播超出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 。1998年 6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 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间,艾滋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流行经历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从 1985 年至 1988 年,为传入期。在这个时期里除四个血友 病患者是在国内因血缘感染意外引至,七个省报告的 HIV 感染者及 AIDS 病人均 为外国人或海外归国人员; (2)第二个阶段从 1989 年至 1993 年,为扩散期。HIV/AIDS 感染流行扩散 到 21 个省。感染病例多数位于沿海省份的大城市。1989年在云南边境静脉注射 吸毒人群中检测出 146个 HIV阳性感染者。从此,发现的 HIV感染者人数迅速增 加了; (3)第三阶段从 1994 年至 1997 年,为增长期。此时期除青海省以外,全 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报告发现了 HIV 感染病例。大部分 HIV 感染者经 过性传播途径感染。本阶段继 1989 年云南省报告在吸毒人群众发现 HIV 感染者 以后,有 12个省报告在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有 HIV感染者。1996年发现了 第一例经母婴传播 HIV感染的病例。1998年青海省也报告发现了 HIV阳性病例。 至此,中国的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报告发现了 HIV感染者。 (4)第四阶段从 1997年至今。艾滋病发病率除继续增长外,部分地区出现 爆发性流行。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总结各国、各地区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政策时发现,大 凡一个艾滋病防治失效的地区,一般都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它 们给设计和实施有效的防治艾滋病政策的工作带来了特有的困难。 (1)不承认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可能成为问题; (2)不愿帮助有危险行为的人避免感染; (3)倾向于使用道德方面的对策; (4)迫于压力把费用主要花在治疗上,而不是预防上。 拒不承认存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的威胁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阶段最为 典型,因为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较长的无症状期内几乎看不到什么影响。走极端的 ① “中国,正奋勇向艾滋病大国迈进”,《中国新闻周刊》,2001 年 3 月 20 日。 还包括不愿承认本国存在婚外性行为何非法使用毒品问题。某些社会道德观念保 守的国家的官员可能还真的意识不到婚外性行为和非法使用毒品的严重程度;社 会越是保守,这些活动就越可能秘密地进行。更典型的是,官员们可能已经意识 到了这些行为的存在,但却缺少足够的资料来评价这些行为与艾滋病威胁之间的
/
本文档为【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中...】,请使用软件OFFICE或WPS软件打开。作品中的文字与图均可以修改和编辑, 图片更改请在作品中右键图片并更换,文字修改请直接点击文字进行修改,也可以新增和删除文档中的内容。
[版权声明] 本站所有资料为用户分享产生,若发现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客服邮件isharekefu@iask.cn,我们尽快处理。 本作品所展示的图片、画像、字体、音乐的版权可能需版权方额外授权,请谨慎使用。 网站提供的党政主题相关内容(国旗、国徽、党徽..)目的在于配合国家政策宣传,仅限个人学习分享使用,禁止用于任何广告和商用目的。

历史搜索

    清空历史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