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

科举流毒：反思当下中国教育体制弊端 科举流毒：反思当下中国教育体制弊端 2005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自废除科举制度的百年来，中国的教育几经起伏，坎坎坷坷地走到了今天。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反思科举制度的得失成败，清醒地认识和解决教育领域存在的问，实在是非常必要的。我个人感觉，如果我们对当前教育界存在的弊端缺乏清醒的认识，那么，中国现代教育也是极有可能重蹈科举制度的覆辙的。 　　有人也许说：“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一百年了，今天的学生不要说学八股文了，就连八股文是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中国的现代教育哪会重蹈当年科举制度的覆辙？你是不是在故作惊人之语？” 　　答曰：否。诚然，我们在考卷中消灭了八股文、在课堂上剔除了四五经、在制度上废除了殿试和进士及第。但是，如果以为仅如此就可以彻底消灭科举制度的幽灵的话，那实在是很幼稚的。要我说，八股文、四书五经、进士及第不过是科举制度的外在形式，如果科举制度的灵魂－－即精神实质－－得不到彻底清算的话，那么，科举制度的幽灵完全可以假现代教育(甚至是教育改革)的名义重新在中华大地上游荡。 　　考察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很多弊端都带有科举时代的影子，有的甚至如出一辙；科举制度的很多僵死的、迂腐的考试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对今天的教育抱有足够的警惕，同时加速教育体制改革，不要让中国的现代教育重蹈科举制的覆辙。 一 　　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自隋唐至宋再至明清，逐步由一个意在扩大统治基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好制度转变成了钳制人们思想、束缚考生个性的坏制度。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在有限的篇幅内不能一一细说，只能拣几点跟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原因谈一谈。 　　在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宋代是一个值得关注时期。在宋之前，科举一直是一种先进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与汉代的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有显而易见的公正性，它有利于破除门阀体系，具有反对血统论的意味。以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方式来选拔人才，是科举制度最杰出的历史贡献，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抹杀。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项好的制度犹如一块肥沃、富饶的土地，如果“开发”过度，它就会“水土流失”，就会“沙化”，并最终演变成像盐碱滩一样的不毛之地。用今人的语言来表述，宋朝对科举制度的破坏性“开发”主要有以下几项：扩招、录取、圈点考试范围。 　　先说扩招，宋朝选士比唐朝要泛滥得多，唐朝每届仅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则动辄“录取”四五百人，是唐朝的十多倍。比如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朝即取进士409名，加上其他诸科1129名，共计1538名。扩招在当时满足了一些读书人获取功名的愿望，可是却降低了“门槛”，降低了质量。更严重的是，招收了如此多的“人才”，让他们如何就业呢？在封建社会，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所以朝廷就只好增加官位，好让“士子”就业，于是，宋朝就出现了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冗官耗费大量的费用，所以，宋朝尽管商业还算发达，但财政压力一直很重。同时，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无所事事的“冗官”必然导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腐败和派系纷争更是不可避免。还是以数字来说明，唐朝的中央政府官员多的时候达到过2000多，唐太宗锐意改革，一下子就将其减至634人。宋仁宗时期，宋朝的中央官员超过了1.7万人。 　　宋朝的计划录取系指它的“逐路取士”。到了宋朝，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南移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不均衡现象也已经出现。这种状况影响到科举制度，就是发生了欧阳修和司马光关于是“唯才是举”还是“逐路取士”的争论。欧阳修主张按统一对待全国各地考生，即“唯才是举”，类似于“全国一条分数线”；而司马光认为，应该照顾到各地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差异，将全国的录取名额分配给各个地区，“逐路取士”，这类似于现在的“各省单独划线”。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光“主政”，“逐路取士”的原则得到了贯彻，并一直被后人继承。“逐路取士”的好处是照顾了地区间的现实差异，但弊端也极其严重，那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考试的公正性，而且还直接诱发了举子“冒籍”的行为。所谓冒籍，其实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最近两年，“高考移民”现象颇受媒体关注，其实，此事古已有之)。因考中进士的诱惑极大，为了确保考中，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通过种种途径，冒各种风险，将自己的户籍改到教育欠发达地区。为了对付“冒籍”应试，宋以后的各朝各代想了很多办法，制定了许多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但都没有杜绝这种现象。济南在清朝时出过一个状元陈冕，他考状元时用的就是“北京籍”，相当于今天的山东考生“移民”到北京去参加高考。 　　至于圈定考试范围，就是宋朝通过考试改革，改原来的考词赋为考经义。评判诗词歌赋的好与坏，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往往缺乏统一的标准，而考经义则容易评判。这其实是以考官为本位做出的一厢情愿的命题思路，即，命题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方便阅卷打分，至于这种考法是否符合考生的实际，是否照顾到了人才的多样性，是否压制了一些考生的个性，是否有利于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实现选拔效用的最大化……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能照顾到就照顾到，照顾不到也就算了。这样的命题思路其实早在宋朝就显示出了它的弊端。王安石最初是主张考经义的，他实行变法，也想通过考经义来选拔“经天纬地”之才，可是，改考经义后得不偿失，就选拔人才的质量而论，考经义反不如考词赋。这一点，就连王安石都为之慨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反变秀才为学究”了。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并不难。让一直躲在书斋、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举子们议论“治国安邦”之策，他们除了阐发(甚至就是照抄、照搬)先贤的遗训之外，能说出什么切中肯綮的宏论？可惜，宋朝的这一教训并没有被后人汲取，后世一直延续考经义的路子，直到现在，各省的高考作文也依然明确规定“不能写成诗歌”。无论这条规定在命题者和阅卷者看来多么天经地义理直气壮，但是，只要以考生为本位来考察，那么它的荒谬性就是无以复加的。凭什么诗歌就不被认可？难道诗歌写得好不是一种才华吗？难道诗人不值得尊敬吗？ 二 　　不让写诗歌，却非常鼓励写议论文，尤其是最近两年高考中所出的“话题作文”，更是诱惑考生对“宏观话题”发议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考生们本来就“阅世不深”，对复杂的社会缺乏切身感受，可考试的时候却非要求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宏观问题”发表意见，他们除了人云亦云，除了说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充满玄学色彩的空话、套话，又能怎么办？凭空话、套话能有效地选拔人才吗？我怀疑。 　　今年山东的高考作文题是“双赢的智慧”，命题者在给材料时就把双赢界定为“取长补短”，然后诱惑考生发议论，结果，出来的优秀作文果然是在变着花样论述如何“取长补短”，辞藻倒挺华丽，可要我看，这些优秀作文没有一篇有深刻的思想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我就想，命题者凭什么就那么自信而又愚蠢地将“双赢”界定为“取长补短”？“取长补短”固然是“双赢”，但强强联合、共谋发展难道就不是双赢？强强博弈，通过竞争互相提高难道就不是“双赢”？更可怕的是，考生也很配合(这显然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命题者想要什么，阅卷者想看到什么，我就写什么。彼此很默契，似乎都很有“智慧”，已经实现“双赢”了。其实，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双输”。命题者在“诱供”，考生像命题者肚子里的蛔虫一样在“招供”，高考的作文考试简直就成了一场道德“审讯”－－不看考生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就看你会不会“配合”。要我看，“双赢的智慧”完全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写：双赢是博弈双方都想追求的结果，可实现双赢却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要有智慧－－仅博弈的一方有智慧都不够，而且要双方都有智慧才可。若仅单方有智慧，而另一方却不按规矩出牌，胡乱“搅局”，那也无法实现双赢。以现实生活证之，若建立和谐社会，使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获益，实现“双赢”甚至是“多赢”，就对整个社会的“智慧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领导民众的政治家要有足够的智慧，而且普通民众也有足够的智慧；不但企业要有足够的智慧，而且消费者也要有足够的智慧；不但作家要有足够的智慧，读者也要有足够的智慧……一句话，“双赢”的和谐社会不会在充满“愚氓”的土地上诞生，“有关部门”必须改变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对民众“瞒和骗”的“愚民”做法，还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发言权及其他各项权利，使他们越来越有“智慧”。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一些考生和家长说了，他们均不以为然，说“你这是杂文家的思维，不是写高考作文的思维。如果按你说的写就跑题了。”我愕然。如果非得把考生的思维限定在命题者圈定的范围内，那么，这样的高考作文不是跟当年的八股文如出一辙吗？ 三 　　高考作文有重蹈当年八股文的覆辙，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前中国教育之弊端与科举制有相似之处远不止于此。且让我们沿着科举制的发展轨迹继续追索－－ 　　到了明代，中国科举制度已经定型了，以后的清朝，在考试方面基本沿用明朝的那一套。明朝的考试制度和唐宋时期的最大差别之一就在于考试“层级”的增多。在唐宋，考生由民间呈报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呈报中央，经中央组织考试，考中便是进士及第。因此，唐宋时期的进士考试，主要的其实就一次。到了明朝，因报考的人数越来越多了，仅用“扩招”一法已经不足以缓解“家长和考生的迫切要求”与“社会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了。所以，只得在严格考试级别上来做文章－－分若干等级来考。第一级是府县考，考中者为秀才；第二次是省试，又叫乡试，考试地点就在各省的贡院，考中者为举人；第三次是会试，即各省举人汇集中央，“进京赶考”，考中者始为进士。考中进士还不算完，还要在中央读书三年，由中央派一个老资格的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些老资格的进士出身的人都是朝廷大员，他们其实并不怎么严格地教学，只是挂个名而已。三年之后再参加一次考试，考中者入翰林院。④考试层级的增多和“学制”的增长必然导致“学衔”(学位)森严的等级制和名利化。而后者逐渐喧宾夺主：读书人由最初的追求学问变成了追求学位，读书的功能亦由最初的“养气”“求道”变成了追名逐利，学术的独立性和非功利性品格越来越少，而依附性和功利性追求越来越多，学风越来越坏，学界的空气也随之越来越污浊。到了最后，科举制给人们的责任感越来越少，而虚荣心却越来越重。 　　在古代，考场和官场密不可分，明代科举的弊端影响到官场，直接就是“流品”：明代风尚，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于是，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官运亨通；秀才、举人是浊流，沉淀在下面，永远不能超越。进士、翰林没有当小官的，无论政绩如何；秀才举人，没有当大官的，同样不论政绩如何。这无疑使官场丧失了活力。从两汉到唐宋，当官自然都得先从小官做起，有了政绩可以升迁，这使得人人有升迁的希望。明以后，对秀才、举人出身的“基层官员”来说，他们升迁的路途中断了，政治抱负和施政才华得不到充分施展，理想破灭之后，顺理成章的便是追求享乐，当个鱼肉百姓的贪官或酷吏；而进士、翰林出身的“高级官员”，因高高在上而脱离实际，他们只要不“触怒龙颜”，便无“降级”或“失业”的职业压力，自然不会把主要心思放在关心民众疾苦、为民谋福利上。因此，附庸风雅，摆弄琴棋书画便成了许多官员的自然选择。 　　“流品”除了造成“基层官员”和“高级官员”之间的隔阂外，就是在“高级官员”之间也有恶劣影响。它造成了官员之间不恰当的攀比－－比出身、比学位甚于比工作成绩。晚清大臣左宗棠，因只是举人出身，虽功业盖世仍备受歧视。他当时位列军机大臣已是异数，但因不是进士、翰林出身，死后便不能享受最高层次的“文”字谥号。左宗棠咽不下这口气，在进军新疆平叛的途中仍连夜上奏，要求回京参加考试，以获得进士及翰林学位。慈禧太后接到上奏后，下诏称：战事紧急，主帅不宜请假，特赐左宗棠进士出身，并赏翰林，着以原职继续统兵平叛。左宗棠感激涕零，遂有抬棺进击、平定阿古柏叛乱之举。看看，当时位列军机大臣之高位的左宗棠，尚且不能超脱于“文凭”的诱惑，可见科举制所造“流品”之害人不浅。 　　如今，高校“扩招”早已成锐不可当之势，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等文凭所标志的教育等级已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相应的，“流品”意识也初露端倪。比如，许多单位招人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非“硕士以上学历”不能进入高校任教，非有“博士”及博士后学历几无晋升教授之可能。目前，受“流品”之害最剧者，莫若教育界。漫长的“学制”和刻板的教学模式，正在起着“逆淘汰”的作用，大批有才华、有思想的青年考不出或不屑去考一级又一级的学位，大部分学位遂被一批死读书、读死书、专以应试为能事的人所占据。一方面，有学术潜质的人进入不了学术门槛，另一方面，能进入学术门槛、耗用学术资源的又多是庸才。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感，最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拒绝招收研究生一事就是极好的例证。这种情形其实跟明清时代的科举制亦有类似之处，像蒲松龄这样有才华的文学家在科举的路上极端不顺，而许多进士出身的人却庸庸碌碌，学无所长。 四 　　对于科举制度的弊端，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做过这样的批判：“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无用之时文。即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这段话切中科举制度之要害，“所学非所有，所用非所学”实在是科举制的一大弊端。检讨今天的中国教育，科举制度的这一弊端，显然也在相当程度上被“继承”下来了。不断地有媒体披露，有英美人答中国的英语高考试卷，所得分数并不理想；王蒙等作家曾答过高考的语文试卷，所得分数也仅仅是“及格”而已。笔者在报纸上看到了今年山东高考语文的试题，其中的“白话文阅读理解”部分所出的几个考题着实让人不知所云。比如，其中的一个是：说出“乡愁是一种文化心灵上的寂寞”一句话的意思。这句话本身就把意思说得够明白的了，你还要考生怎么说？我拿这个题请教过一位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也答不上来。命题者给出的答案是：“故土文化的失落会造成人类心灵的寂寞，乡愁由此产生。”看到这个标准答案后，我哭笑不得，这就叫“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更让人费解的是，“乡愁”的产生跟“故土文化”是否“失落”没有必然的联系。思念故乡是人类的一种天然的情感，不需要特别的理由。我离开了老家内蒙古，时不时地就想家，思乡，这很自然的，跟内蒙古是不是在刮沙尘暴没有必然的联系，草原文化没有失落，我也照样产生“乡愁”。如果一个人非得等“故土文化”“失落”了才产生“乡愁”，那就像非得等父母死了才想起尽孝一样，都虚伪得很。最关键的是，我实在想不出考这个题的目的何在。今天的考生不论日后是当报刊的编辑，还是当中文系的教授，还是当著作等身的作家，他都用不上这样的“理解能力”。这些不都是典型的“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吗？语文和英语试卷出现了“所学非所有，所有非所学”的现象，其他试卷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呢？难说。当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着如此怪异的试题时，我们难道还不能嗅出一点科举制度僵尸腐臭的气味吗？ 　　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在纪念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一定要警惕科举制度借尸还魂！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已经出现了种种和科举制度类似的弊端，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并设法加以解决。 　　中国的现代教育再也不能重蹈科举制度的覆辙了！ 五 　　本文写就之际，我读到了杂文家张心阳先生发表在2005年第6期《杂文月刊》(原创)上的文章《邪门的教育》，深有感触。我上面的文字主要是针对目前的高考、高校所发的，而张文主要针对的是中学教育，为补充计，容我转述张文的大意，并节录其精彩段落。 　　张心阳在文章中说，他的女儿读初三，语文寒假作业中的一些题目极端邪门。他举了两个例子－－ 　　其一，贾平凹的《读书示小妹生日书》有这么一段文字：“而今桌上，几上，案上，床上，满是书籍，却常读十不能记下四五，这全是年龄所致也。”出的题目是：这段话可以用一句俗语概括，这句俗语是什么？其中的两个字形相同音不同，请写出这句话。 　　其二，《人类需要梦想者》一文讲述的是居里夫人献身科学、不图私利的品德，其中有这么一段，美国记者到居里夫人的试验室采访，居里夫人说出了世界上每一零星镭的所在地。记者问：“法国有多少呢？”“我的试验室只有一克。”“你只有一克吗？”“我，啊，我一点也没有。”题目要求从下面四句话中选一句填入横线处。这四句话是：A、“这一克是属于人类科学事业的。”B、“这一克是属于法国的。”C、“这一克是属于实验室的。”D、“这一克是属于比埃尔居里和我的。” 　　就这两个题，张心阳问了“五位文学硕士和博士及两位老报人，第一题没一个人能答上来。第二题五人答A，两人答B，所答全错，因“第二题的标准答案是C”。 　　张心阳先生不禁愤怒，写道：“我们的教育之所以成了这个样子，真让人为之愤怒又伤悲。教育的根本目的似乎并不是好好培养人才，一切都不过为考试服务，以考住学生、拉开分数档次为目的。至于学习的内容是不是与真理常理相违背，是不是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是不是有助于开启和开拓学生的智慧和思维，是不是为他们的未来打下良好的素质基础，似乎不在教育者考虑之列。”“如果说孩子们豁出命来学习，学到的都是有用的东西，也还算没白辛苦。可是当看到上述几道题时，我们将作何想？这简直无异于剥夺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谋杀。被毁掉的当然远不止他们现在的岁月，还有他们的未来。”“学生们其实是在与一些垃圾知识为伍，是在垃圾知识里东奔西突，是在同垃圾知识战斗。我为他们心痛，也为我们的教育体制伤悲。” 　　感谢张心阳先生的文章。以前我单知道在高中、大学教育中存在“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弊端，如今才明白，这流毒早已开始侵害中学生了。小学生所学，是不是也有“垃圾知识”呢？ 试论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摘要] 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从隋唐创立到1905年9月2日的一纸清帝谕令废止，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对隋唐及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间有未中举的范进、孔乙己等腐儒形象，有连秀才都没考上的的蒲松龄、曹雪芹等巨人，同时也有状元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文天祥等名彪青史的人物;当代中国，作为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一部分，也同样打上了科举制度的印迹。然而，以往基于“反封建”的意识形态冲动，对科举本身毁多于誉。那么，在改革开放、提倡创新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历史看待兴科举和废科举”，以“还历史一个真实”呢？本文试就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师长。 　　一、文化传承的纽带作用 　　科举规范了广大士人学习和修养的内容，是知识分子和占统治地位文化的连接点。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知识，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一个书生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所在何谈治国之道。作为学习、修养、考试的内容，一直延续1300余年，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同时，有利于促进思想的统一。在中国广阔土地上，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科举对各民族之间使用不同方言的汉族之间共同使用汉语文，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融合。其次，科举也不断发展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中国古代的灿烂的文化。如诗、词、歌、赋的发展与繁荣;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科举制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作用 　　 科举制度建立以前的分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都存在较大的弊端:一是没有明确的选拔标准，容易导致任人唯亲;二是选拔的范围窄小，不利于统治者广泛选拔;三是不能保证所选拔对象的文化素质等等。而科举制度的选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上各种选拔方式的弊端: 　　（一）科举制度扩大了选拔的范围，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都可以自愿报名，这就扩大了选举范围，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局面，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使封建地主阶级的选举制度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把考试和考核结合起来，通过分级考试，层层挑选，择优录取，考试方法比较完备，它为广泛网罗人才，保持社会的稳定，以至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二）科举巩固了统治政权，同时把选官的权利收回皇上手中，巩固了皇权。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这种统一的选官标准和方式，排除了地方官吏对政策的解释权力。从法学的意义上讲，谁拥有法律的解释权，谁就具有实际意义上的立法权。因此，汉代在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后，用人权力却通过察举和辟除落到了地方大员手里。汉末出现的地方割据，不能不说与察举制和辟除制造成的“门生故吏遍天下”式地方势力集团有密切关联。唐朝实行科举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 　　（三）科举彰显的公平性，给更多人机会，有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国强:“科举制的社会影响首先在于它造成了一个完备的士人群体……科举还导致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给了下层人士以升迁的希望，这显然有助于消解社会紧张” ;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周振鹤:“科举有它的公平性……提供的统一标准是其一，此外，科举考试不仅面向诗礼簪缨之族，而且也对贫寒子弟开放”;[4]诗礼簪缨之族、贫寒子弟在统一的衡文标准下，凭借自身的努力均可获得登第入仕的机会，无疑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四）用知识作为选拔的核心内容，提高了各级官员的文化素质。“以武打天下，以文治天下”，历朝历代历来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什么样的优秀文化治理天下，并长治久安，这是历代君王建国后必须考虑的问题。科举制度主要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以提高官员的素质，科举选拔的仕人多数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更不乏政绩显赫者。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很多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三、客观上推动了教育文化的发展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它不是教育制度,但它与教育关系密切,对学校教育具有导向作用,具体体现在对学校培养目标的导向、学校教学内容的导向、对学校教学效果的导向等诸多方面。科举考试主宰并控制了学校教育。总体上，科举制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学校的广泛兴起，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因为选才与育才标准的统一，科举制度促进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通过科举可以取得功名，进学读书又是参加科举的前提，这就引起社会各阶层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同时，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也具有积极意义;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不断发展。 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各类学校就更加发达了。 明朝南京国子监学生多达 9000人，是15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 清代府、州、县学的教官就有 4000多人，府、州、县学及私塾的学生，大概有上百万人。 　　用知识作为选拔的核心内容，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万般皆下品中，唯有读书高”就是科举带来的直接结果，其种种弊端和恶果自有定论，在此不作论述，但它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功不可没的。 　　强化国学和人文精神的修养，推动了文化普及和社会文明:读书人数的大量增加，科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人的学习积极性，在历史上， 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科考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修养及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对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注解和发展，虽然这样考未必合适，但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读书人的国学和人文精神修养得到强化，大批书生从政，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的文明。 　　　四、科举制度对当代社会及文化教育的影响 　　（一）我国现行教育考试制度带有科举制度的烙印，应试教育至今在教育的各个层面影响着中国教育。上个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种以考试为中心、以升学为目的的教育，到90年代，这种以应试为特征的教育愈演愈烈，追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脱离了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认知能力，致使学生负担过重，厌学情绪严重，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是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的重要原因。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有80%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厌学的达30%，有的地区高达60%。科举制度的弊病之一就是内容返古僵化、形式呆板，抑制创新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发展，和我国现行考试制度有一脉相承之嫌。科举考试制度的长期推行，使国人建立起了“应试情结”和应试教育方式，比如高考、中考，在科举制度废除100多年之后，我们仍无法建立一种更好的考试制度;应试教育的理念和方式至今对中国教育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艰难处境，是科举制度在中国现代教育中的又一影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相应的技能人才需求大增，技能型人才储备不足与需求激增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一时间，一些主要的制造业基地也出现了严重的‘技工荒’，迫切需要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5]可见，职业教育对我国当今人才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而中国高中教育普教和职业教育的比例是严重失调的，职业教育所占比重不到40%，与发达国相比差距甚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国家投入、学校数量、职教师资等，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受科举制影响的国民心态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 　　一是科举制度下的人才观的影响，在科举时代只有考中才是人才，当官才是人才，历史上的华佗、李时珍、祖冲之、蒲松龄、曹雪芹等非科举之士从来是被拒在人才之外，不被人重视，影响在当代的教育现象就是愿意“千军万马过独桥”而不“一马平川读职教”。二是1300余年科举制度形成了“重文轻理，重人文知识，轻自然科学，重理论识记，轻实际能力与实践操作”等的社会心理，在潜意识中影响国民心理，排斥职业教育。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科举制度的衍生品至今根生蒂固地影响着相当多的人，进而产生对重技术、重操作的职业教育潜意识抵制。 走出科举制度的阴影，从根本上转变滞后的人才观，进而逐步改变广大民众的传统科举心理，我们的职业教育才有可能蓬勃发展，我国的人才结构才有可能调整，社会转型才能根本实现。 　　（三）“言必问出处”的论文习作风气。科举考试科举所规范的考试内容主要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对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注解和发展，特别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内容限制在四书五经范围内，考试内容单薄。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对古人的经典不断解释、套用，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在围绕经典划一个很规则的“圈”;同时说话写文章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中国特有的词汇)，进而形成了“言必问出处、言必称圣贤”的论文习作风气。这是一种很可怕的风气，很长时间导致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民族性格，越是返古，越是不敢创新，越是不敢创新，越是不会发展。 　　（四）重文凭轻能力的用人倾向，根本就是科举的另一具翻版。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用人单位，在招聘人员时，都要求高学历、高职称，没有大学毕业文凭，很难找到工作。如果要追述这种现象的出处，它的源头在科举。我们先看看科举制度下的用人我们自然就信服了:科举制度下的国家用人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科举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等，国家用人如此，社会倾向就如此，进而代代传承，直至今天的用人制度。 　　（五）官本位思想盛行至今。我很赞赏 “胡温政府”的人本民本理念、和谐社会理想、科学发展思路。但在当代中国，官本位思想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失，以前很盛行，现在有人在思考，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仍然存在。其实，它与科举制度也是颇有渊源的:科举制将教育和做官直接联系起来，这就造成天下读书人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幻想整日埋头苦读。 总之，我们应该“历史看待兴科举和废科举”，“还历史一个真实”。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其存在的1300余年中，沉淀在历史长河里，一直流到现在，并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很多角落，乃至我们的思想，我们现行的体制。按“存在即合理”的观点，科举制的存在是它积极作用的必然结果;而它的废除也是消极作用的必然结果。作为今天的教育人，研究科举制度的作用，对于清晰认识、把握和诠释中国当代社会，推动当代教育和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大有裨益的。  高考就是古代科举的翻版 如果说当今的高考就是古代科举的翻版，许多人一定不赞同。因为他们会说，科举是对四书五经的最形式化的死记硬背，而现在的高考已经不把四书五经当回事了，它考的是科学、语文、英语之类了。同时科举纯粹是为了做官而读书考试，而高考不仅用于做官（是做官阶梯上的关键一级），而且用于选拔工程技术人员等等。 　　实际上这些论点都没有掌握到科举与高考的实质。科举的实质，就是要人的头脑对某种预设内容的绝对接受，这种绝对接受不容接受考试者有丝毫怀疑，并且必须按它预设的形式答题，比如必须按所谓“八股”的形式答题，没有任何怀疑与讨论的余地。而今天的高考呢？它是否也带有这样的实质？显然，当今的教育制度同样预设了一些“正确”的内容，需要受教育者、受考试者绝对接受，否则，他只能被判失分。从这个最关键的地方来说，高考与科举并没有差别，当然，高考还没有弄到“八股”的绝对形式化的程度。 　　科举的实质是无条件接受四书五经的形式条文，而当今教育则是要学生无条件接受所传授的知识，如果谁对这些知识抱批判态度，那么，就会有考试不及格的危险。因此，在这种教育与考试方式下，谁也不敢对课本中的知识抱批判态度，更不敢提出不同观点，只能以“标准答案”为正确与否的标准。这样的教育，不是启发人的智慧的教育，不是创造性的教育方式，它与科举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虽然所教育的内容根本不同。 　　高考与科举同样是国家与社会选拔人才的方式，无论它是选拔来做什么工作，是做官还是做技术工作，并没有防碍它们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也是一种淘汰制，而不是对人类智慧的启发制。因此，它似乎只要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就被人认为是公正的，而不管它是否符合人类“智慧公正”的原则。教育的实质，应该是启发人类智慧，让每个人能够发挥他固有的智慧特长，从而为自己、为社会做符合自己智慧特征的事情。这样的教育，不是淘汰制，而是挖掘制，挖掘人内在的智慧潜能，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特定的人才。而淘汰制只容许少部分人成为“人才”而抛弃了大多数人，这是不公正的，是一种人类歧视的行为。 　　由于这种“选拔”当“仕”，今天的高考已经与科举一样，变成了人们爬向社会更高阶层的一个借道，至于高考教育甚至所谓研究生教育所宣称的“学识”，在学生们看来已经变得非常之可笑！去问问当今有所有学生，他们接受教育、参加高考是否为了自己的学识？学生们一定会认为你只是一个可笑的家伙。可见，当今高考已经与古代科举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了。并非学生们不愿具有学识，而是因为教育被某些人弄得太过形式化了，并且与科举一样，成为社会地位天壤之别的关键。 　　教育对人的智慧潜能的启发，就会使人的思想不再局限于现存知识，就会使他们不再满足于此，此时，对现存知识的批判，就成为教育所收获的最重大的成果。这是教育所获得的最大成果的标志。对现存知识的批判，既可以更好地承传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知识，更可以根本当前现实创造出新的知识；在创造中继承，就成为人类教育的最高境界。对比当今的教育方式，它只做单纯继承之事，只让学生们做单纯的“学习”。而这种学习，并不继承现有知识的最佳方式，因为最佳方式只能是：在创造中继承。没有创造，没有对现存知识的批判，那能真正理解这些知识？不真正理解，又如何真正继承下来？因此，现行教育存在着虚假性，因为当它单纯将传授知识作为基本功能时，它已经注定无法让学生真正理解现存知识，只能够让他们了解到这些知识的表面。 　　因此，超现代化的教育，不再是以传授知识为基本功能，而是借传授知识的过程，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培养人对现存知识的批判能力。而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古代科举与现今高考教育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