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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

2011-07-09 5页 doc 43KB 39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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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王开岭 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王开岭 “点灯的人也是黑暗道路上的匆匆过客,他们每个人都把小火炬高举在头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路上点燃灯光,活着时无人知晓,工作不被重视,随即便像影子一样消失。” (普鲁斯《影子》) 哪一位天才领受过他那个时代的荫庇和恩泽?哪一块金子逃得脱灰尘的嘲讽与淹没?孤独而凄凉。不记名的遗产……这类道路从来就这样。 许多年以后,碰到较公正或记性好的历史,或许子嗣们能从尖埃中救出他的著作… “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在十年之后蓦然回首,惊讶于顾准之先知,顾准之预见!而这个社会最需要思想家的时候,...
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
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王开岭 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王开岭 “点灯的人也是黑暗道路上的匆匆过客,他们每个人都把小火炬高举在头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路上点燃灯光,活着时无人知晓,工作不被重视,随即便像影子一样消失。” (普鲁斯《影子》) 哪一位天才领受过他那个时代的荫庇和恩泽?哪一块金子逃得脱灰尘的嘲讽与淹没?孤独而凄凉。不记名的遗产……这类道路从来就这样。 许多年以后,碰到较公正或记性好的历史,或许子嗣们能从尖埃中救出他的著作… “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在十年之后蓦然回首,惊讶于顾准之先知,顾准之预见!而这个社会最需要思想家的时候,它产生的思想家即已被早早地扼杀了。”(朱学勤《迟到的理解》) 今天,当豪华的顾准《日记》、《文集》火爆书肆榜首,当遗产继承者们喜气洋洋活像哪家的“接收大员”——而不是些手捧骨灰盒的忍泪人之时,我感到恍惚、茫然、犹疑。长歌当哭。如此隆重的“隔世交流”何独体味不到悲剧思考的庄严、神性与感动? 难道这就叫“幸运”——顾准的幸运还是子嗣的幸运?不公正之后的“公正”究竟有多大诚意偿还上时代的债务?其中包含着多少灵魂拷问和理性觉悟?未挖净的烂根是否仍在野地里暗恣汹涌…… 再比如,面对一场大火,如果不是为了将火除去,而仅仅是想从火里抢出点什么值钱的东西,此番英勇值得称道吗——这种“物质”的而非“精神”的做法! 不要做只盯住遗产而不讲痛感的“遗孀”!否则,那罪一百年后仍是罪,假寐的灰烬伺机还要复猖。 萧伯纳在《伤心之家》序言中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仅仅是:我们从未由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此语虽残酷,但对很多时代很多地方都是适用的。多少耻痣在岁月淘洗中流失了它的“质”,多少悲剧被作践地“以旧换新”。 多像一个频频堕胎的妇人。由于年轻时的荒淫无耻,当她真诚地想做母亲时,却落下个“习惯性”的病。 对于后世,对那些无辜被消灭的孩子,这个母亲,不——这个自私的妇人该作何忏悔呢? 写下这个题目的冲动,缘于一幕偶得的画面。   晚上打开电视,见一部旧时西语片。我视力不佳,不关心那些细匝的中文旁白。只是,只是有一会儿,我被那个白人男子极度凛然的表情给紧紧拽住了—— 法庭。黑人囚犯。法官和陪审团全是白人。冷漠华丽的白种。 当一纸判决被傲慢地宣读完毕,那个人——那像秋天桦树一样有着轩洁额头的青年——猛地站起,接着镜头完全摇向他,那张脸因激动、愤怒和某种绝望而骤然放扩,占据了整个画面。 他挥着手势,疾速的语言像冰雹重重地打击着什么,寒冷而坚忍。我听不懂,却读得懂。他内心的爆发全倾注在脸上——那是一张“人类的脸”,一张正直的人见了都信任的脸,在任何国家都具有“通行证”的意义。 阳光斜洒上去,它那么生动,闪烁着罕见的凛然力度,一种神性血液被照亮的桔辉。它那么美,美得孤单,美得叫人骄傲和担心。它强烈地冲击着我的视觉,我知道它在为谁辩护和战斗……那种烈性、那无畏的挑战神情和精神硬度——只有胸含同情的烈火和被巨大正义感驱使的人才喷得出。我想起了林肯在国会山及斯巴达克斯在角斗场的情景……不,现在它比它们更生动。 那一刻,有几个单词被他反复地抖出,我忍不住靠近屏幕去看,上面是:“不能——这不公正!” 隐隐动容。呵,这不公正!这不公正……惊讶、兴奋、敬畏。我突然觉得这是人类所能发出的最高贵、最尊严、最悲壮和惊心动魄的声音。 我感激它。所有正义的事业和人民都会感激它。 情势愈是紧张和凶险,企图压迫它围剿它的力量愈是强悍与残忍,就愈烘衬出这句话的价值和光辉……正因如此,它往往意味着彻底的孤独和接踵而来的仇视、报复及牺牲。   闭上电视,在如漆的黑暗中,我久久抚摸着、体味着它,让那束仿佛来自天外的神性的声音刀锋般穿透我。 “这不公正!不公正……” 不禁自问:我能发出这个声音吗? “点灯的人,你从哪里来?在何处栖身?有没有妻儿母亲等着你回家?有没有向其倾诉苦闷和欢乐的朋友……你是否亦有和我们一样的要求与感情?难道你只是一个在黄昏出现、默默点燃路灯,随即又像影子一样消失的人吗?”(普鲁斯《影子》) 解放初期即为华东财政部副部长的顾准,如果“心无旁鹜”,沿着仕路走下去,似乎该有一个不错的前程等着他。但那样一来,中国当代思想史的天空中就会失去一束巨大的光源;如果没有了那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檄文,半世纪以降的知识分子良心会变得多么黯然、猥琐和贫困。 本该由一代文化集体共同挑担的义务却要让一个人独自去殉,他的处境会多难啊—— “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的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如此“不同”的声音何愁不被“重视”:三次冤案。两顶右派帽子。批斗审查撤消一切职务。与家庭断绝关系。妻子自杀,儿女遗弃。和老母同在一座城市十几年却至死不能相见——当顾准生命只剩下十七天的时候,白发苍苍的母亲挣扎着要去医院看儿子:“已经十年不见,本想在我病倒时,让老五来我跟前服侍我,想不到他现在竟要先我而去了。”可就连老人这小小的乞求,也被命运粗暴地拒绝了。 我握笔的手禁不住颤晃,泪水滚滚而下,顾准、顾准…… “这不公正!” 有谁发出过这个声音——哪怕只有一句?!在天才未毁灭之前,谁真正关心过活着的他们?有谁拦截过悲剧的车辇哪怕仅仅减缓它的冲速——哪怕仅仅是螳螂挡道,后世也将多么感激这只伟大而无用的螳螂啊! 顾准终于没有这样的幸运。 所有人都像面对“暗礁”一样灵活地避开它。没有同情、理解,没有体恤、安慰。没有人知道他是先知,是为大家伙做事儿的圣徒,即使最善良的同胞也不对他的来历和价值感兴趣……缺少生命中真正的“同类”、缺少来自亲人和伙伴的响应、支持、及暗中的关注——缺少了这些,犹如一株植物周围被撤光了所有的水分泥土,它还能坚持、挺立多久? 这个暗夜里的点灯人,吃的是草一样的冷馒头,吐出的却是被称为“血和奶”的“对中国未来前途之探索”。在旷日持久的煎熬中,孤独者的头发一天天长了,体重一夜夜减轻…… 为什么优秀的生命总是难以被容纳?为什么在深受愚弄和苦难蹂躏下的同辈人之间竟没有相互理解、达成一致的可能?为何就连那个时代最无辜最善良的人也对自己的赤子施以感情的惩罚?何止没有同志!他还要提防来自身后营垒的冷枪和污水,盯梢、告密、陷害、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多年以后,阳光灿烂的时刻,人们失声痛哭,像怀念亲人那样祭奠死去的天才——遗憾的是,历史从不给缺席者以补席的机会。用不着了!用不着祈谅和道歉什么了————“活着时无人知晓,工作不被重视,随即便像影子一样消失”,这类道路从来就是这样! 作为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一个总不“成熟”、又总是“感情用事”的思考者,我似乎总也做不到用更多的宽容和冷静的理性来对待父辈们的历史。是的,我无法不让自己激动地去想,去拷问去索讨……比如,我又在痴痴地想:中国传统知识圈中赖以为傲的“血性、风骨、节与义”哪里去啦?猛士的“不让”和患难扶助精神哪里去啦?在天才困厄之际,那庞大的一代文化集体暗地里做着什么,肋下夹着些什么?…… 10年后,顾准的女儿悲愤地说:“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可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可倘若世界上仍活着这位父亲,是否一切都会改变呢?所以我不把上述话语简单地划入一种悲愤,它是一团泪水痛切地蜷缩的“胎盘”,浸含着更隐忍更忧楚的理性疑问。正如她进一步提出的—— “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一个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这才是最可怕的诚实:同辈人之间相互理解方面的无能! 顾准真是太“超前”太不了解“国情”了!但即便如此,以中国之泱泱,断言说竟无人能在思想上与顾准“暗合”、沟通、共鸣,竟无人能洞悉顾准之价值——岂不太不敬了么?但何独没有一个声音站出来直言:“这不公正!” 于是问题又回到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上了。 我常有意打量文化史上那些“著名友谊”和“营救者的故事”。 清朝康熙年间,成千成百的文人被“文字狱”押送到东北,顾贞观为救老友吴兆骞,费尽周折攀识了当朝太傅的儿子纳兰容若,等时机一到,顾将自己为思念老友作的《金缕曲》呈上,纳没等读完就声泪俱下,说,“给我十年时间,我当作自己的大事来办,此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立即急哭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五年行吗?”纳含泪点点头。后来,此事终获成功。 但顾准没有这样的幸运。当时体制下的政治操作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周严、酷冷得多,容不得情理的松动和隙机可乘。可以略比的倒是现代俄罗斯。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比之“友邦”还要惨甚。在专制统治和国家恐怖肆虐之时,大批的作家、诗人、思想者和政治家被作为革命之“假想敌”施以清洗,但由于高尔基等优秀人物的在场,正义与良知并没有彻底缺席。 马克西姆·高尔基,“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者,列宁称其为“道德最完美的人”。十月革命后,由于他坚持“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对他们要倍加爱护”,而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矛盾日趋尖锐。他一面在自己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大声疾呼“这不公正!”一面奋力抢救那些濒临危境之人。他同五位作家联名上书彼得格勒契卡,要求释放著名诗人古米寥夫,强调其对俄国诗歌的贡献。但诗人还是被以反革命阴谋罪处决了。高尔基继续为拯救关押在彼得堡要塞的两位亲王急往莫斯科找列宁,指出其中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当他拿着释放证兴冲冲地赶回时,却看到了他们已被枪毙的告示……高尔基还同卢那察尔斯基一起请求“上面”批准诗人勃洛克出国治疗遭拒绝后又跑到政治局“大闹一场”。当作家巴别尔即遭不测时,高尔基公开声称他是“最诚实的作家和人”…… 他利用自己崇高的国际声望和在俄罗斯民众中的信誉不停地奔走呼号,最终触怒了那些执掌权杖和刑具的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的妻子私下对人说:“高尔基是骗子,如果没有伊里奇(列宁),我们早把他关起来了。”就连列宁本人也不得不向其坦言:“您最好到欧洲的一个疗养院去,在这里,您既没有条件养好身体,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地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 即使如此,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意识并没有使高尔基放弃哪怕“徒劳”的努力。他一次次败下阵来,又一次次冲上前,这位伟大的“父亲”在专制官方和自由民众之间疲惫地穿梭,承受着难以想像的夹力和痛苦。基洛夫遇害后,苏联政坛又掀起了新的肃反浪潮,高尔基愤怒地对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难怪雅戈达背地里大骂:“狼毕竟是狼,喂得再好也总想往森林里跑。”这样的话由真正的狼嘴里发出来,足见高尔基对他们的妨碍之大。 如果有人刻意地认为高尔基的勇气部分地源于他同列宁“牢不可破的友谊”,那么,值得一提的还有平民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们。 1934年,“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内务部下令逮捕,消息传出后,他的朋友们非但没有躲避,反而一个个挺身而出。帕斯捷尔纳克跑到《消息报》找布哈林,甚至直接在电话中对斯大林讲:“我想同您谈谈生与死的事,关于一个人的生与死……”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竟只身闯入克里姆林宫求援——他们这样做的后果是险些送掉性命,他们几乎忘记了这种“抱团”的行为只会挑起独裁者的更大的仇视和警觉。但血性和良知历来如此,勇敢者永远“不聪明”,永远做不好“审时度势”、“识时务”这些累人的活。 试想,在苏联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如果缺少了高尔基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良心”和“父亲”式的保护,如果没有那一声声“这不公正”的血性呐喊及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营救者的故事,如果每个人都争着用文学去抱政治的大腿——俄罗斯,这个伟大的苦难民族的文化名声将被狠狠地烙上一记“耻”字!如果没有正义与良知的在场和清醒见证,又怎会在剧痛中分娩出像《日瓦戈医生》这样激动人心的作品? 卓越人物的道德勇气和人格魅力在历史最龌龊的暗夜里总能闪耀出清洁灼目的光辉。正如爱因斯坦说过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二战时期被称作“世纪公民”的罗曼·罗兰和茨威格即属此例,他们和高尔基等一起在世界范围内承担起“营救者”的职责。 “这不公正!”——一切崇高正义的生命行为都发轫于这记冲动,一切勇敢者的事业都从维护这个记号开始。在一个民族所有的文化声音中,这句话俨然成了一个标识,它发生的次数、频率、强度和普及性,直接验明了这个民族的素质、活力、觉悟、文明进程及命运前途……它永远那么孤独、悲壮而神性,闪烁着青铜的尊严和不朽的意味。我们那个年代终究没能贡献出像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这样“舍我其谁”的义勇人物,顾准没有曼德尔施塔姆式的幸运……然而顾准绝望了吗?在屡遭了那么多的“不公正”之后,他是否也收到过一份小小的公正? 1974年11月15日,在顾准口授的遗嘱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祝福我的孩子们!” 咪咪是谁?为何一个少女的名字竟如此牵动垂危天才的心?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位19岁的姑娘正噙着泪水趴在桌上给顾准写信,这也是顾准最后一次收到的来自人间的问候—— “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萌(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供(贡)献的人……我知道泪水救不了你,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才是对您最大的安慰。……咪咪。” 顾准读完后,在病榻上抽泣不止。 徐方,小名咪咪,中科院经济所张纯音女士之女。1969年11月,经济所南迁,15岁的咪咪随母同往,在干校生活期间,咪咪给予了顾准最难得的关心和理解,她常把自己的奶粉省下来偷偷送给这位被改造之人……渐渐地,顾准成了她一生中最敬仰和难忘的师长。   这是两代人的幸运。历史将永远记住那些简易的奶粉——没有它,那个年代对天才欠下的债务将更加还不清…… 感谢咪咪,感谢那叠泪湿的信笺,它给落日前无比凄凉的苍穹抹上了一丝人性温暖的彤晖。她寻踪而来的萤火,竟使顾准这盏巨大的光源行将熄灭之际奋力地抬起头来,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这是思想家在遭历了那么多的冷落、歧视和不公正之后,得到的最大的补偿。这比后世那些——当“危险”彻底消失了之后姗姗来迟的“理解”——不知要珍贵多少倍! 美丽难忘的咪咪。你几乎替一个时代挽回了“颜面”。怎么感谢你都不过份。 (写至此,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这封信是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几乎同一瞬间,我意识到这想法的可耻,我为自己的鲁莽感到羞愧。这不是抢劫是什么?拦道抢劫一个姑娘送给别人的礼物,这不是可耻是什么?亲爱的咪咪,看好你的珍藏。别让垂涎它的人夺了去。) 其实早在动笔之前,我就决意一定要把“咪咪事件”留作“最后的话”。我看重它,不仅因为它曾那样深挚的感动过我,更由于它是“青年的”,它来自青年又必将回到青年。我需要它来拯救,拯救我在断断续续的行文中积下的乌暗腥重的情绪——这有故作“美好”之嫌,但我愿意保护这个缺陷。或者说,这个权利。 为了顾准之“祝福我的孩子们”,为了鲁迅曾经的《希望》——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然而。然而……青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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