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江苏省兴化中学2009级高一语文校本阅读材料“厚积薄发” 江苏省兴化中学2009级高二语文校本阅读材料“厚积薄发” 主编：高二语文备课组 赵永根 近代中国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 闯 关 东 清代流民“闯关东”现象解读 一、“闯关东”的由来 关东是指以今天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为主的东北地区，因这一地区处在山海关以东，故名。清前期设禁，前往关东要“闯”，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但自近代1860年（咸丰十年）解禁后，前往关东谋生就已合法，“闯关东”一语之所以仍被沿用，是积习成俗使然。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关内流民出关觅事，来去自由。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必“闯”，相反还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因为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导致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但关东又是“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清廷即屡颁诏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开垦荒田。1653年（顺治十年）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者不少，也由此引起清廷的不安。《条例》颁布15年后，也即1668年（康熙七年），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条例》废止。清廷所以要封禁东三省，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成为清廷不得已而封关的原因之一。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于是，干脆封禁。再有，清廷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则是清廷“闭关（山海关）”尤其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类似“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的上谕，屡有颁行。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加之有清一代“反清复明”之声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屡颁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1740年（乾隆五年）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十年后（1750年），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有鉴于此，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以期禁阻。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却屡禁不绝，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上谕”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10多万。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据估计，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这些流民都是在“闭关”条件下犯禁闯关、私自进入关东的，所谓“闯关东”之说，即由此而来。 1860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流民入关东谋生，不再视为非法，只因“闯关东”一词已约定俗成，也就成为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了。 二、关内之民为什么要去“闯关东” “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又以山东人为最。1911年东三省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先后自发涌入的，规模之大，举世震惊。进入民国时期，“闯关东”浪潮仍居高不下。从1912—1949年，流入关东的人口共约1984万人，平均每年约52万人，其中1927、1928、1929年连续三年超过百万。规模如此庞大，难怪“闯关东”被世人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是“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 “闯关东”浪潮持续了数百年，人们在惊叹其流量之巨的同时，自然会问一个“为什么”？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的特性，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这种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山东人不顾一切“闯关东”之举，“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这“迫切的缘由”，当然复杂，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人口压力。山东“地少人稠”，“生齿甚繁”，“人满之患”自清代中叶以来日渐严重，“农村人口过剩，不待凶年，遂有离乡觅食，漂流各处，山东地狭民稠，其例尤著。”进入近代，人口压力更大。1850年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15.86人，名列第四，1911年升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1936年上升为第二位（每平方公里256.40人），虽然次于江苏，但如时论所评，“以江苏工业发展的程度，占全国各省第一位故，其过剩劳力的收容量，当然增加，比山东势优。故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为自然的归结。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分割过小的土地，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显然，“人口压力流动律”在山东农民“闯关东”流向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另一个“迫切的缘由”是天灾人祸。山东是近代史上灾害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代268年历史中，山东曾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河、运河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县统计，共出现旱灾3555县次，涝灾3660县次，黄河、运河洪灾1788县次,潮灾118县次,全部水旱灾害达9121县次之多,平均每年被灾34县次，占全省县数的31.8%。这种灾害的“多发性”、严重性令人震惊，自然成为山东流民“闯关东”的强劲推力。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益如火上加油”，如军阀张宗昌“祸鲁”时期（1925年6月至1928年4月），“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糈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天灾人祸并行，形成山东农民“闯关东”的狂潮，这是1927—1929年连续3年出现“闯关东”人数突破百万大关的基本原因。 种庄田，真是难，大人小孩真可怜！慌慌忙忙一整年，这种税，那样捐，不管旱，不管淹，辛苦度日好心酸，两眼不住泪涟涟。告青天，少要钱，让俺老少活几年！ 这首载入《临清县志》中的歌谣，折射出山东农民生活的苦情。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走”了之。“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这句妇孺皆知的谚语，正说明“逼上梁山”是山东流民关东之行的最“迫切的缘由”。 而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对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且关东、山东比邻，或徒步，或泛海，均极便利，“闯关东”自然是山东流民的首选。 1860年山海关的大门敞开了，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到满洲去”。他们通过海路、陆路，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关东，垦荒种地。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而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东三省，钱没腰 ”，这句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使人相信关东有着无限的谋生机遇。只要有“闯”的精神，不愁没有碗饭吃。 “闯关东”之风由来已久，这种“由来已久”，使“闯关东”逐渐演变成为具有“ 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积淀越深厚，“闯关东”的内驱力越强，“闯关东”越是普遍化，这种地区文化传统越厚重，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 ”。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了。 “闯关东”持久而普遍，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山东人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史书中有许多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因果链”，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流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三、“闯关东”与东北开发 流民如潮水般涌向关东，无论他们务农、务工经商，还是伐木筑路，都为关东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东地广人稀，“闯关东”浪潮不仅使关东地区“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与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肥沃的黑土地得到开发，耕地面积处于不断增长之中。有资料显示，1873年关东耕地面积仅为2400万亩，40年后即1913年达到 12300万亩，1932年更增加到30618万亩。荒原变良田，流民有拓荒之功。《东北集刊》第2期发评论，盛赞“山东人实为开发东北之主力军，为东北劳力供给之源泉。荒野之化为田园，太半为彼辈之功。其移入东北为时既久，而数量又始终超出其他各省人之上。登莱青与辽东一衣带水，交通至便，彼土之人，于受生计压迫之余挟其忍苦耐劳之精神，于东北新天地中大显身手，于是东北沃壤悉置与鲁人耒锄之下”。正是由于山东等省流民的辛勤开垦使“北大荒”成为远近闻名的“北大仓”。这其中，流民洒下了多少汗水，是不言而喻的。 流民大量流向关东，推动了关东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禹贡》第6卷的评论说：“盖拓殖东北者，日用所需时感不足，为供应彼等各种需要，遂有汉人商店出现。此类商店多系国内有巩固基础营业之分支，多取杂货店形式。贩卖品以强烈之酒居多，粗劣棉花、靴、帽、菜品等次之，兼营兑换金钱，发行支票，收发书信。后又设总行于各交通便利之地，用以统辖各支店，都市随之而兴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反过来成为吸引流民的条件，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1917年东北工厂企业发展到1785家，1945年达到6878 家，发展速度与“闯关东”流民浪潮规模之巨一样惊人。 “闯关东”浪潮，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关东的开放，意味着清政府保守满族固有文化的初衷呈不可逆转之势逐渐走向它的反面。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流民大规模入关，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在关东，有许多山东村，就是齐鲁文化平面移植的突出表现。中原文化“喧宾夺主”，这样势必造成中原文化对以满族文化为主体的关东文化的同化局面。关东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围之下，只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受到“同化”，向中原文化看齐，所谓“渐效华风”是也。结果如WalterYoung所云：“到了今日，旅行满洲者，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只能看见从前游牧人民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物迹而已，他们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言语，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原有的关东文化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大面积“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由于脱离“母体”和环境的改变，也不能不发生“异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流民到了关东，不能不改吃高粱米、棒子面，为了对付严寒，也不能不学着关东人的样子烧炕睡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使“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与“母体文化”逐渐拉开距离。而关东文化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全盘“同化”。这样，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而不尽同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新型的区域文化——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尽管在“闯关东”浪潮潮起潮落的近代历史条件下这种新型关东文化还没有显示出绰约的丰姿，但已初见端倪，照史书上的话说，即“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植于汉。” 推荐书籍：《闯关东:2500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 该书从历史学 、民俗学等角度，利用大量生动翔实的资料，对山东人“闯关东”这一移民现象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解读，深入分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背景、社会根源、规模状况，多角度、全方位考察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揭示了东北人和山东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文化情结。全书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身，图文并茂。 走 西 口 歌词：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的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 紧紧地拉住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虽有千言万语难叫你回头，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据考证，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这个时期走西口的人口数量最大，前后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历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陕西、河北也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在当时，山西人很穷，其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时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曾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当时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 与其眼睁睁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条活路来。于是便有了山西人走西口。 为什么山西人要走西口去内蒙古草原发展呢？为什么不选择去别的地方呢？原来，除了内蒙古草原的自然条件比较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草原阿拉坦汗欢迎山西等地的饥民，让其帮助当地发展经济。 元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了河套地区。 阿拉坦汗是一位贤达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为发展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积极主张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通货互市，并多次派使者与明朝谈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绝阿拉坦汗的诚意，并杀害使者，最后导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见，率蒙古铁骑旋风般穿越草原，包围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协，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实现了北元与明朝间的通货互市。 此正值明朝中叶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晋陕冀边民生活十分困苦，明朝与阿拉坦汗通货互市后，无异给晋陕冀边民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便有许多穷苦边民以及因参与反对朝廷而遭官府缉捕者，为逃生或避难，纷纷越过长城，到“口外”广阔的蒙古草地上谋求生存。阿拉坦汗出于为我所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便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或铁匠、木匠、毛匠等手工业劳动。由此揭开了晋陕冀边民“走西口”的序幕，也实现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有机融合的一次飞跃。后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所以这一带来往的客商很多，最终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异地他乡，反倒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那么西口在哪里呢？有专家认为特指山西右玉县晋蒙交界处的杀虎口，明朝时称“杀胡口”，清代改其名为杀虎口并沿用至今。因为杀虎口位于长城的另一要塞张家口以西，所以就有了“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的说法。山西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流民到内蒙古河套一带谋生，大都走杀虎口这条路径，方位是由东往西，这也是杀虎口成为“西口”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西口”亦有广义的理解，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要隘，此种观点似乎更为民间所认同。 西口还有旱西口、水西口之分，杀虎口等长城关隘是旱西口，而地处晋陕蒙交汇处的山西河曲，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故称水西口，河曲至今仍保留着“西口古渡”这一历史遗迹。 走西口的路上充满了血泪与艰辛。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能烤昏人的酷热、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神出鬼没的土匪抢劫……有多少人死在了走西口的路上？当时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 山西人在民歌里凄惨地唱到：“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这无疑是当年走西口人们的哀怨心声。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难免心中充满悲伤；更有留在家乡的父母妻儿。 尤其是年轻的妻子，揪心扯肝，思念在外的亲人。于是她们就用唱曲儿来倾诉心中的哀怨：“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哥哥你呀走西口，小妹妹我送你走，怀抱你那梳头的匣，两眼泪双流……”这首《走西口》的民间小调广泛流行在陕西、山西、内蒙古及河北省北部地区，可谓家喻户晓，人人会唱。其朴实的语言，细腻的风格和荡气回肠的唱腔，高亢、真切的词曲，反映了当年走西口的怆然、缠绵与悲壮。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那年月不知有多少哥哥走了西口，又有多少妹妹流尽了泪花，可以说随便拎出哪个来都是部厚重的故事。刘继兴考证，当时因走西口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就达20万之多，而现在的河曲县，也不过16万人口。当年仅仅一个县就有这么多人走西口，山西全省有多少呢，肯定得是一串很长的数字，数字上血泪斑斑。　 就这样，当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难史，也走出了一批历经磨练而精明强干的晋商来。如乔家大院的主人在鼎盛时期一度垄断了包头的一切贸易经营活动。而乔家由寒酸贫困通往大财大富的发展道路，就是由先祖乔贵发走西口开始的。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两百万。在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一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型，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复盛公就是山西乔家在一百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在走西口历程中变成大商人的山西汉子们回来家乡后，为自己修造的房子大都是豪宅大院，被作为晋商财富的象征。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 然后，像这样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走西口者命运很凄惨。山西的许多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如榆次有个姓董的，他父亲和他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以后生下他。根本没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听说在新疆，在哪里不知道。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又给别人当长工，赚了钱以后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听到一个人从西北回来的一个人，像山西口音，就问，打听，说敦煌有个庙，庙里有个人的长相，像你说的这个人。后来他就往敦煌去，去了以后，到庙里一听，口音是山西榆次人，最后一问就是他的父亲。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晋商衰落和内蒙贸易的停顿，以及政府对此地失去控制，走西口以一种无序的状态进行。而西口之外的地区政局动荡不安、灾患频仍不断、基层控制能力薄弱，走出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内一样生存无着，大多走上了匪盗之路。走西口又从财富之路变成了从匪之路。走西口的规模也渐渐变小，走西口从此走向衰落。   欣逢盛世，走西口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走西口的文化内涵却传承了下来，那就是不屈不挠、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是激励后人奋发图强的一笔精神财富。 推荐书籍：《哭泣的历史:正说走西口》 一首民歌《走西口》数百多年来经久不衰，至今魅力不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歌声如泣如诉，既有对丈夫远去的不舍，也有对丈夫外出受苦的不忍，更有对其远足闯天下的委婉鼓励。走西口走出晋商诸多巨无霸，走西口也创造了晋商数百年的商业传奇…… 推荐理由：一部真实的走西口。既是挽留曲，更是壮行歌，为了生活远行走天涯、失败也好，成功也罢，只有备斗才有成功的希望，一部真实的走西口，就是记述生存与爱情的冲突与纠葛，活着与怎样活着的抉择…… 下 南 洋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 地理位置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 历 史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 大规模迁徙 　　1.西汉末年，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 　　2.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 　　3.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 　　4.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 　　5.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 )，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 原 因 　　1.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 　　2.中国人下南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3.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4.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现 状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中华人约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万人，华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影 响 　　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工矿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印尼加里曼丹，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1盎司等于 28.35克)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现在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国人，就这样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 “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如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与此同时，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新世纪机遇 　　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人下南洋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原因和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下南洋”的中国人还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紧推进，随着“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构想的实施，中国人的南洋之路，会越走越宽。 有一种民族气质叫坚忍 ——读俞智先、廉越长篇历史小说《下南洋》 　　捧读俞智先、廉越的长篇历史小说《下南洋》，胸间不觉涌动起一股滚热的民族情感，及至读完全书，这股情感几似潮水澎湃激荡开来。毋庸赘言，这是因为书中人物形象流贯张扬的一种坚忍气质引起了我的共鸣。正是这种坚忍所潜具的力量，激发着书中“下南洋”群体在种种险恶环境与困顿中仍能顽强求生存并不断进取，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气质呵。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故土、固守一亩三分地、固守老婆孩子热炕头，喜欢过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背井离乡甚至远赴异邦的游子，到新世界去努力去开拓，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作忍痛割舍。然而，历史非常时期，黎民百姓如同蝼蚁草芥，有得你选择么？正如《下南洋》一书编辑所撰封底语所言：“清末民初，朝廷腐败，辱国丧权，烽烟四起，国困家贫，泱泱中华，竟无黎民苍生立锥之地，只得绝处寻生，远下南洋……”作为我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之一，“下南洋”无疑比“闯关东”和“走西口”更艰苦卓绝。 　　历史小说如果照宣历史，必然枯燥乏味。《下南洋》一书的作者俞智先、廉越二位自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何况他们是编剧高手，说故事的行家，他们深知应该如何将“下南洋”的历史形象化、典型化、戏剧化。于是，有了腐败官吏代表陶氏家族和艰苦创业华侨代表简氏家族的世仇纠葛；有了男女主人公简肇庆和陶舒燕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恋情；有了刘姐海外寻夫的颠沛流离和柴禾妞邝秋菊逆境下的忍辱负重；有了富家公子唐阿泰和穷酸小子彭虾仔的争风吃醋……而这一切，都被作者巧妙地安排在“下南洋”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光隧道中交错演进。 　　当然，这些不足以体现“下南洋”的历史环境独特性。于是，有了“下南洋”的各层人物各种缘由各种巧合各种无奈，而这“下南洋”的各层人物无一例外地被“浓缩”式关进了“猪笼”锁定在“猪仔舱”，惊恐万分地熬度随时可能被抛尸大海的悲壮的“漂洋过海”生死劫难；于是，有了殖民资本家布朗、查理统治下的惨绝人寰的炼狱式矿场，矿场内不时发生着矿难惨剧，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抗争和残酷拷打压迫；于是，有了对前程的失望无望绝望、对生死的难测难断难了，以及牵心牵肺痛彻骨髓的思乡情节；于是，有了简家兄弟艰苦创业却屡遭打压、恐吓、威逼，甚至生死存亡的种种考验；于是，有了……而这一切，对身在海外异邦孤苦无依的游子来说，如果没有坚忍的意志品质做支撑，是无论无何熬不过那命悬一线的种种苦难的。 　　小说如此结构经营，本身已是很精彩好读，但作者并未满足于此，他们要赋予它更深的历史意蕴和思想内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华人的大量移民南洋，正是西方资本输出、扩大在南洋殖民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被迫半殖民化、国困民穷的水深火热时期。所以，《下南洋》小说中的“猪仔”，只是千万华工的“艺术”代表，他们体现的是那段非常历史时期“血泪交织的华工辛酸史”，背负的是“荡气回肠的春秋家国梦”。于是，有了简家兄弟充满艰险的南洋创业，以及为支持国内革命和办学兴国所做的种种努力和拼死斗争。 　　如此，《下南洋》一书中“猪仔”们“下南洋”历程中所受的种种苦难和屈辱都有了完美的历史再现和艺术演绎。“下南洋”的中国人，就这样在险恶困苦中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更心念家国参与家国的振兴建设。同时，因为他们的勤奋与努力，也彻底改变了所在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如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惟有坚忍，方能在万般困苦乃至绝境中成就如此千秋功业——千万华工创造的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卷只图生存和发展当地经济却不掠夺的殖民史篇章！ 坚忍，于读者而言，已上升为一种无坚不摧的民族气质。而这，正是长篇历史小说《下南洋》所要文学体现和艺术表达并传递给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