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格尔尼卡的老橡树

格尔尼卡的老橡树 苏亚雷兹领头的民主联合会，由一些小党派联合，本来就没有明确统一的政纲。在民众害怕激进派的时候，他们的胜利和中间派形象有关，更和苏亚雷兹的声望有关。1979年后，他们开始政党建设，内部就出现分裂。苏亚雷兹坚持中间立场，党内不同意见难以妥协，拉出去另立门户。分裂削弱了自身力量，也在支持他们的民众中造成困惑。这时，聪明如苏亚雷兹不会不明白，他政治上的好时光来日无多。   西班牙内部有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是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组织“埃塔”的暴力恐怖活动。改革一开始，苏亚雷兹没能成功解决巴斯克问题。苏亚雷兹在巴斯克问题上，究竟犯了什么错？史学家对此讨论很多。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是在苏亚雷兹，而是在巴斯克本身。   巴斯克内部在民族诉求上，从来不统一。苏亚雷兹找不到一个所有巴斯克人都服膺的精神领袖，没有能够一锤定音的谈判对象，也就无法一劳永逸地杜绝巴斯克的暴力。他能和巴斯克温和派达成，却不能让激进派满意。面对“埃塔”的暴力活动，中央政府若保持强硬，监狱里就会关更多的“埃塔”恐怖分子。独裁者的特点，是重权力轻人权，西班牙在佛朗哥时期，监狱的人权状况很差。改变这一状况也需要时间。每当传出监狱里对“埃塔”囚徒有虐待行为，不仅马德里政府灰头土脸，“埃塔”在巴斯克地区得到的同情也越多，要求大赦的呼声会更高。如果政府软弱，“埃塔”暴力的受害者就会愤怒。特别是军队和民卫队里的军官，眼看着同袍被杀被伤，政府却一味退让，当然对政府不满。   朝野对话，必须是一种互动。在野一方的单方面理性忍让没有用，在朝一方的单方面政治开明也没有用。需要的是一种配合。在双方缺乏信任，又有无法解开之死结的时候，真是困难重重。   认识巴斯克，在西班牙是一种特殊经验。   我们到达毕尔巴鄂的第二天，就先去了巴斯克的古都格尔尼卡。格尔尼卡作为城市，才一点点大，却是巴斯克的精神核心。在整个西班牙，大概巴斯克是最注重宣扬自己的地区，他们称自己“小国家”，这是我们在格尔尼卡的旅游手册上读到的。在格尔尼卡游览非常省心。不仅因为它小，还因为它管理良好。车站不远就是旅游信息中心，提供印刷精美的免费旅行资料。巴斯克的西部，有着全世界闻名的基督教圣地“圣地亚哥”。每年有不计其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而且大多长途步行朝拜。因此，那里还提供精美的朝圣手册，介绍步行朝圣线路的资料。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都能说英语，我们特地问了有关巴斯克独立运动的问题。这位女士显然并不赞同独立，她认为这不是巴斯克地区大多数人的主张。可是在格尔尼卡博物馆，另一名年轻女孩的看法却截然相反。   格尔尼卡博物馆前的小广场非常漂亮。广场中心是持剑站立的特约大公（Count Don Tello）雕像。这位大公在1366年成为以格尔尼卡为首都的自治国家的 “国王”。   议会和老橡树   在格尔尼卡的信息中心门外，地上镶嵌着一块瓷砖，是非常漂亮的橡树叶标记。橡树叶，是巴斯克人的最神圣标记。我们注意到，甚至他们警察的肩章都是一片绿色橡树叶。格尔尼卡是巴斯克引以自豪的社会传统的源头，是他们的精神起源。再追下去，就要追到格尔尼卡的一棵老橡树。今天，它就在格尔尼卡议会大厦旁。巴斯克人语言独特，和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挨不上，据说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种语言。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在十万年前来自一个不为人知的遥远地方。而这些古巴斯克人可能在七千年前，已经在说着他们的巴斯克语。在13世纪，他们虽然服从卡斯蒂利亚王国，却从国王那里拿到了自治（fueros），合法自治，所谓“古法时代”。   巴斯克人说，从13世纪自治之后，他们就建立起了民主政府，民众代表定期在一棵大橡树下议政议事，决定国家重大事务，这是他们非常独特的民主制度。这棵老橡树的位置，就在今天格尔尼卡议会大厦外面。   乍一听，真的很惊讶，觉得这个民族格外了不起，比西班牙的其他地区先进多了。站在这棵老橡树前，细细一琢磨，就明白这说法也是也不是。想明白这个道理，是由于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曾经见过的中国贵州侗族鼓楼，以及侗族在 20世纪八十年代突然恢复的一些古制。中国的西南少数民族，常常有类似鼓楼这样的公共场所。假如按照现代语言去解释，你可以说，鼓楼相当于他们的议会庭。在古代，他们的人民代表寨老们，定期在鼓楼“议政议事”，决定大计。   你可以说“是”，因为这是最早的民主雏形；可是，它又“不是”如此独特。巴斯克人是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来描述和诠释它，给它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巴斯克的文化状况和中国侗族这样的边远少数民族有一点非常相像，就是它的文字出现得晚。据说它的第一篇文字出现在1545年，那么真正的文字普及也一定非常晚，因为巴斯克地区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了第一个学校。学校开学刚几十年，1939年佛朗哥就禁了巴斯克语，一禁就是三十六年。巴斯克曾经是相当蛮荒和古朴的地方，它的民间传统运动就是伐木比赛，弄几大段木头，比赛谁先砍断，再有就是比赛搬大石头。   巴斯克人想要把自己的古代传统和现代自治，连续得天衣无缝，那棵老橡树就变得万分重要。13世纪的老橡树已经寿终正寝，巴斯克人说，他们种下接替的年轻橡树，就是那棵13世纪老橡树的种子培育的，是一脉相承。橡树本是高龄巨木，可惜这棵年轻橡树，在正当年的时候染病，不久后枯萎死亡。巴斯克人在它残留的枯干周围，盖起了一座圆亭，把枯树作为圣物保存，时时刻刻有穿着制服的武装警卫看护。同时，他们又用这棵树的种子，培育了新的橡树。在议会大厅侧面的展览厅里，整个天顶玻璃画，就是让巴斯克人骄傲的老橡树所象征的13世纪“民主议会”。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说明他们不仅是独特的，而且他们的独特之处是连续的民主政治、自治，自成体系。   然而，巴斯克确实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它富产金属矿藏。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巴斯克以冶金业和造船业为龙头，突飞猛进。从一个渔夫山民的贫困地区，突然变成西班牙最先锋的地区。毕尔巴鄂就是一个典型。   就像一只孤远的、独特的、突然冲上天空的雄鹰，它冒出念头要独立，好像也很自然。   改革过程中的“埃塔”恐怖暴力 西班牙民主改革中，巴斯克成为最大难题。1978年制宪，巴斯克的最大政党（PNV）参与了起草宪法过程，却在国会表决时退出。宪法公投的时候，西班牙民众的投票率是67.7%，巴斯克地区却只有48.9%。可是就像我们看到的，巴斯克并非人人要独立，有不少民众，他们的诉求只是高度自治。在冒着大雨参加宪法公投的巴斯克人中，高达76.46%的人赞同新宪法，也就是赞同巴斯克是西班牙王国的一个自治地区，而反对独立。   在这种民众分裂的情况下，“埃塔”这样一个人数不多却能量很大的暴力恐怖组织，就变得很关键。因为他们毕竟是巴斯克人，而他们的对立面是西班牙政府。如果冲突发生，他们很容易获得巴斯克这样一个“离心地区”的民众同情。民众虽然大多不赞同恐怖行为，可是一旦政府镇压，民众又会本能偏向“自己人”。中央政府投鼠忌器，左右为难。而留给苏亚雷兹的时间，却不多了。   苏亚雷兹是个政治开明的人。对待巴斯克民族主义，苏亚雷兹认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巴斯克地区政府的对话，也离不开和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的对话，甚至离不开和“埃塔”的对话。为对话开路，又很难避免要有条件地大赦被捕的“埃塔”成员。苏亚雷兹这种思路，使得原来体制内的保守派非常愤怒，特别是军队。他们的反应也很自然，他们认为，苏亚雷兹姑息“埃塔”的犯罪活动会导致西班牙王国被肢解。军内保守派特别耿耿于怀的是，苏亚雷兹曾经承诺不让共产党合法化，结果共产党合法化后参选，在国会有了合法席位。他们把苏亚雷兹看成旧体制的叛徒，是西班牙一切问题的头号罪人。   “埃塔”的暴力恐怖活动，在政治改革的几年里从未停息。在此之前，它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反佛朗哥独裁、反暴政相连。现在，随着西班牙民主转型完成，“埃塔”的形象日渐清晰，它是和民主西班牙政府对抗的分离组织。这样，“埃塔”获得巴斯克民众的支持在减少，开始走向边缘化。它原来在巴斯克地区向商界强收“革命税”，以维持经费。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拒缴革命税。为了吸引目光，“埃塔”的暴力恐怖反而升级。   七十年代，“埃塔”平均每年杀死近一百人。1980年的前十个月，“埃塔”的恐怖活动造成了一百一十四人死亡，平均三天就有一人被杀死，其中包括五十七个平民，二十七个民卫队，十一个军官和九个警察。10月31 日，“埃塔”暗杀了一个法律教授，因为他是苏亚雷兹的民主联合会候选人。11月3日，“埃塔”用机枪杀害四个民卫队成员、一个巴斯克地区合法政党PNV的成员。   整个1980年，军队谣言不断，说有些军官已经忍无可忍，要采取行动来强迫苏亚雷兹下台，甚至干脆就把苏亚雷兹杀了。在10月底的暴力事件后，苏亚雷兹没有出席受害者的葬礼，触发了自己党内的强烈不满。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苏亚雷兹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公众场合，似乎和西班牙社会面对的问题渐行渐远。在大众眼睛里，西班牙在1979年以后的问题，苏亚雷兹是有责任的。   1980年10月23日，四十八名儿童和三个成人，在巴斯克地区一个村子里因燃料爆炸事故而丧生，同时，“埃塔”又杀害了三个巴斯克地区的民主联合会成员。王后索菲亚闻讯立即飞往巴斯克，和受害者家人待在一起，安慰悲伤的村民。可是苏亚雷兹却仍待在自己的官邸，在大众眼睛里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冷漠。大众并不知道，这时候苏亚雷兹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苏亚雷兹辞去首相   苏亚雷兹在1979年后突然边缘于政治舞台，后人写的里原因说法不一。从军队的敌视、保守派的反对，到他善政治而不善经济，善过渡时期策划而不善稳定时期管理，人们作出了种种猜测。其中有一个纯属私人原因，苏亚雷兹受持续性牙病的困扰，消耗了他的精力。现在，他面对内外的反对和抱怨，站在台上勉为其难。他是一个理解民主体制的人，此时终于激流勇退，起意辞职。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的高帽子里，再也捉不出兔子来了。   西班牙的局势因为“埃塔”恐怖活动变得紧张。不管怎么说，面对连连的恐怖袭击，政府表现无力。1981年1月5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新年致辞，劝告军队不要干预政治。此前圣诞节，苏亚雷兹按惯例访问国王。他们讨论了西班牙面临军队骚动的可能性。苏亚雷兹通报了自己的想法，告诉国王，他没有政治上的斗志了。23日，据传有十七个老资格的将军聚在一起，讨论是不是要根据西班牙军人的传统责任，以军事行动来干政。国王正在外地打猎，闻讯赶回马德里，安抚这些愤怒的军官。29日，苏亚雷兹宣布辞去首相。他在讲话中说：“我不愿意让民主政权再一次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昙花一现。”他后来否认他是在军队压力下辞职，但是，这句话无疑在比照1936年第二共和的覆灭。   苏亚雷兹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西班牙追求强大的百年历史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和盲区。后人能够看清的事情，身处其中可能参不透。佛朗哥不可能去做苏亚雷兹做的事情。这就是老一代人的大限。可是，并不是所有新一代人都有勇气和能力改革，改革需要将个人置之度外的人格力量，也需要有能力看准和抓住时机。苏亚雷兹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完成了西班牙人等待了一百年的变革。现在，是他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了。   当我们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还能够不时看到和苏亚雷兹一起展开改革的人的名字，特别是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声望正隆，可以说是人人赞扬。回来后，我们注意到，右翼领袖佛拉加还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原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还活着，还能听到他的消息。我们却打听不到苏亚雷兹的消息。直到2005年3月，苏亚雷兹的儿子向外界披露，苏亚雷兹多年来患有老年疾病。现在和将来的西班牙人，都会记得苏亚雷兹任首相的那五年，唯有苏亚雷兹自己，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首相了。   国王夫妇访问巴斯克   苏亚雷兹宣布辞职后，国王任命了一个临时首相。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激怒了军内早就不满的军官们。   1981年2月3日至5日，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索菲亚对巴斯克地区做了一次正式访问，这是自从1929年以来，西班牙国王第一次踏足巴斯克地区。   直到今天，巴斯克人常常不愿意提西班牙这个国号，而喜欢说西班牙的古代核心卡斯蒂利亚。这么称呼的言下之意是，巴斯克和卡斯蒂利亚对等。一说西班牙，巴斯克就有了从属的意味，矮一截。所以，如今的巴斯克人说，他们的双重官方语言是巴斯克语和卡斯蒂利亚语，而后者其实就是西班牙语。   西班牙国王访问巴斯克，照理这是国王对自己王国一个地区的巡游视察，但对一部分巴斯克人来说，这是卡斯蒂利亚的国王及王后对巴斯克这个小国的友好访问。巴斯克人把这次国王访问，看成是王室和巴斯克地区的直接对话，这让他们回想起久远的巴斯克“ 古法”时代，那时候卡斯蒂利亚的国王，给予巴斯克以自治的“古法”，那是巴斯克人引以骄傲的光荣时代。国王和王后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虽然在飞机场上遭遇到一次反西班牙的抗议示威，这并不妨碍国王的心情。可是，在格尔尼卡古老议会大厅里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意义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我们参观过的、门外有着那棵历史性橡树残干的圆形议会大厅，议会厅内下半部是红色的台阶，层层台阶上安置着议员们褐色的皮座椅，最上面是精致的铁花栏杆。后面的石墙上，整整一圈全是巴斯克的古代政界名人。   根据预先安排的议程，国王将对巴斯克议会发表讲话。国王刚刚站到讲台前，一个议员突然站起来，大喊大叫打断国王，开始高唱巴斯克“国歌”。这一突发事件使得会场非常尴尬。这位议员和前来干预的工作人员扭打起来，仪式被打断，场面一片狼藉。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国王表现得非常沉着和尊严。待现场平静，他照样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对那些采取不宽容做法的人，对那些藐视我们的共存，不尊重我们制度的人，我要重申我对民主的信念，重申我对巴斯克人民的信任。”议员们长时间地起立鼓掌。   此事件经媒体报道，对讲究荣誉的西班牙人来说，这是对国王的羞辱。而对那些保守派军人来说，国王的尊严和地位以及保卫国王的军人职责和荣誉，高于一切。侮辱国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些军官认为，国王的遭遇，意味着出来挽救国王、挽救西班牙的时刻到了。现在还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时？   “埃塔”制造绑架案   糟糕的是，就在这前后，“埃塔”又开始行动，制造了两起轰动的绑架案。   一是绑架了瓦伦西亚的一位实业家路易斯?苏涅尔（Luis Suner）。他是西班牙纳税最多的人。“埃塔”提出的条件是巨额赎金，这是彻头彻尾的敲诈勒索。他在4月 18日获释，是他的家人交出赎金，将他赎了出来。   另一起绑架案，是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何塞?马利亚?利杨（Jose Maria Ryan）。这个核电站在巴斯克地区，“埃塔”曾经赞赏这个核电站，认为它有利于巴斯克地区的能源自给。可是，等到建设核电站的公司已经投入了一千三百亿比塞塔，“埃塔”却开始把核电站建设解释为马德里对巴斯克的剥削。“埃塔”提出条件，七天之内不把核电站设施销毁，他们就将处决利杨。整个西班牙，包括巴斯克地区，都为“埃塔”的要求所震惊。各地工会，不同派别和政治倾向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组成利杨解救委员会。呼吁释放利杨的国际组织，甚至包括反对建设核电站的欧洲反核组织，包括一贯为关押在监狱里的“埃塔”成员奔走的大赦国际，还有在巴斯克有影响的国际天主教组织。利杨的家人也站出来请求怜悯。2月5 日，毕尔巴鄂举行了庞大的巴斯克民众集会，请求“埃塔”放人。   一切都无济于事。   参与绑架的“埃塔”发表了一个荒唐而粗暴的声明，说国际社会和大众的呼吁，是“藐视人民大众的意愿”。然后宣布，他们审判了利杨，判决利杨犯下了实施建设核电站的罪行。利杨于2月6日被杀的消息，引起极大愤慨。巴斯克地区工人总罢工，表示对滥杀无辜的抗议，三十万巴斯克工人集会抗议“埃塔”。   “埃塔”是些什么人   “埃塔”是些什么人，得到什么样人的支持？   去格尔尼卡之前，我们就想步行去一个附近的村庄，仅仅是想走出去，走进村子，看看村庄的生活。在格尔尼卡吃完午饭，我们看中一个有老教堂的山村，决定就去那儿。车站写着这个村庄的名字：伊利扎德（Elizalde）。   仔细打量巨大的古教堂。这个教堂用山区粗石块砌成，颇有罗马建筑的风格，古意盎然。这种建筑和我们在西班牙其他地方看到的教堂风格不同，在巴斯克地区外人不到的山里却有很多，都很有点儿年头。眼前的这个，已经呈现衰败迹象，不维修可能不敢用了。绕到后面，是整整齐齐的小广场。粗粗大大的梧桐，养着花，还架着秋千，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坐在秋千上，轻轻地摇摆，权当一把摇椅。看够了如此天光山色，我们起身打算找条近路下山。还是从小广场原来的入口退出去，那里有堵普通的粉墙，位置就像是一个照壁，当地人一定是把它当作告示牌，上面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招贴。此时，赫然发现这全是“埃塔”组织的会议通知和政治宣传。   我们面面相觑：原来这里就是“埃塔”的地盘。至少，有不少“埃塔”的基本群众，在这里他们是大模大样开会活动的。细细再看，一张全大红底色的活动通知上，印着三个举着巴斯克“国旗”的“埃塔”成员，上面“独立”、“社会主义”这样的字眼我们能认识。边上是一张大大的要求大赦的宣传招贴。招贴的底色是蓝灰色的，最上方有一行大字，有“自由”和“大赦”这样的字眼，下面是近千张被关押人员的正面照，照片下都有简单的个人资料。这些人有男有女，好些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在冲着你微笑，很惊心的感觉。乍一看，你会不由自主关心这些人的命运。因为他们从“恐怖分子”的面具下走了出来，变成人，一个个活生生、会对你微笑的人。那密密麻麻的照片，让你下意识地想到，怎么政府抓了那么多人。可是，数数“埃塔”从 1968年至今的累累血案，被害的罹难者就有近千人。   站在这个小山村，你会明白，这些人是村子里老人们看着长大的孩子们，是他们的儿子女儿，是年轻人的兄弟姐妹、童年玩伴，是村里孩子们的父亲母亲。他们即使走火入魔，杀人越货，也还是他们的亲人和乡亲。惩罚“埃塔”恐怖活动就惹翻了这里的人。本来巴斯克民族主义的诉求就是独立，现在“埃塔”岂不是更要后继有人。可是，不惩罚他们，社会公道又如何保证。   这就是当初令苏亚雷兹和西班牙王国束手无策的局面。你拿这些在巴斯克有着深厚血脉的民族主义活动分子怎么办？他们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是年轻人眼中的民族英雄呢。   可是，从他们的作为，你可以相信，他们中间一定有非常有心机的领头人。“埃塔”甚至在用苦肉计。佛朗哥政权已经倒台，“埃塔”反独裁的正义性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越来越失去当地民众的支持。于是，他们显然在用暴力挑起极右派的报复，用报复中牺牲的同伴、用被捕同伴在监狱里的受难，来重新激起巴斯克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军人表现自己的不满   1981年2月，“埃塔”的激进分子，就是用这种过激手段，激起了右派反弹。大凡这种极端派别，都必须和自己对立面的极端派别共存。天下太平，他们就无法生存。他们随时打算激怒对方。这就是“埃塔”这次绑架撕票，残酷得毫无道理的原因。   这一次他们成功了。2月4日，“埃塔”成员在马德里和警察发生枪战，事后两人被捕。在核电站总工程师利杨被害后，2月13日这两人在监狱里神秘死亡。据猜测，他们遭到了监狱中右翼人士的故意报复虐待。巴斯克地区民众对利杨家属的同情，立即被这一警察暴力事件扭转过来，又转而开始同情“埃塔”。群众情绪受事件操纵而来回变动，局势变得动荡危险起来。   西班牙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有军人干政的传统。在所谓“政府不再有效管理”、社会陷入混乱局面的时候，军人站出来稳定局势，这是西班牙军人荣誉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也曾给西班牙、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南美，带来很大的政治动荡。有野心的军人会理所当然地利用局势，找借口非法获取政治权力，智利的皮诺切克和阿根廷的庇隆将军式的军事行动，就是这样。   此时的西班牙军人，已经不是1936年的佛朗哥将军，但是有一部分军人，仍然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国家的政治走向，以“挽救国家”。他们称之为“戴高乐式行动”。   1981年2月23日，在马德里，议会正在开会，电视实况转播着议员们表决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下午6点20分，表决刚刚开始唱票的时候，电视上突然出现了一群民卫队武装士兵，在特赫罗（Tejelo）上校的带领下，冲进议会大厅，朝着天花板开枪，命令所有人趴在地板上不许动。士兵们的冲锋枪对着议员们的胸口，惊骇之中，议员们一个个狼狈地趴倒在椅子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士兵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只有两个人仍然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一个是前首相苏亚雷兹，另一个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议员中的梅拉多将军喝令这些人退出去，却被推倒在地。看到这种景象，已经辞职的前任首相、文质彬彬的苏亚雷兹，跳起来冲上前去护卫将军，结果也被打翻在地。苏亚雷兹在这一瞬间的行动，给在场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此没有人再会说，他是因为害怕军人威胁才要求辞职的。   几分钟后，电视转播中断。谁也不知道，议会大厅里后来发生了什么。电视台只好一遍遍地重播手里仅有的这几分钟录像。人们能够判断的是，军人们把西班牙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员一网打尽，全部劫持了。   西班牙，又要军事政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