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改变

2006年第4期(总第124期) WENSHIZAZHI 文 史 杂 志 史 坛 纵 论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改变 李绍先 《文史杂志》2005年第 2期刊发了李殿元、李 君惠二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下限新论》(人大复印 资料《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6期转载)。该文主张 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止于1949 年新中国成立,论点新颖,论据颇能服人,余非常赞 同,特撰此文予以支持。 鸦片战争虽然迫使中国社会形态开始了向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 大致在《辛丑条约》后才基本完成。由于当时的清政 府仍然控制着政权,因而其社会形态的变化较之于 后来的辛亥革命,还说不上剧烈。只有辛亥革命,才 真正引发社会形态从封建专制的君主时代向民主 共和的资产阶级时代,亦即近代历史阶段发生了猛 烈的转变。 一、从政权结构看,共和政体不可动摇 在中国,创建一个完全不同于已沿袭两千多年 君主专制的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十分艰巨。还在辛亥 革命前,为将民主共和国的付诸实践,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进行长期不懈的斗 争:大力发展同盟会组织,壮大民主革命力量;与保 皇派进行论战,批判君主立宪谬论,传播与捍卫民 主共和思想;发动一系列反清革命武装起义。所以, 当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闻风响应,纷纷宣告独立, 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军政府在独立各省纷纷建立起 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担负起了组建新政府的历史 责任。他宣告:中国“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国政 体的国家”,“我们相信,⋯⋯必能承担组织一个新 政府的责任,⋯⋯把旧的中国君主政体改变为共和 政体”〔1〕。孙中山将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定为“中 华民国”,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建 中央领导机构,并颁布了确立民主共和的,具 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此,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辛亥革命促进了 民主共和,为以后中国政体的非君主化奠定了不可 动摇的基础。 辛亥革命先后否定了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建 立了民主共和国,不仅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 第一次大变革,也完成了大变革后政治选择的优化 过程。“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2〕。辛亥 革命所完成的这一变革是史无前例的,对社会形态 所波及的变化、变迁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是社 会形态的分期点,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点理 应确定在这里。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决定性地把中国政 治推进到较高程度的世俗化时代。《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规定,国家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拥有言 论、集会、结社自由和选举权。在民主实践方面,民 国初年国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 治结构中,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机构拥有较高的权 威,包括大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选举或 认可,方能产生;各项法律政令和重大行政事务,亦 需经批准方可实施。从人们最关心的选举来看,在 1912年的全国大选中,登记选民近4200万人,约 占全国人口的10%。而1908年清政府进行资政院 和咨议局选举,有选举权者仅占总人口的0.4%,覆 盖面极窄,选出机构的职权也极有限,实际上只是 一个点缀门面的咨询机构。民主共和比君主立宪对 于民主真实性的体现,可见一斑。 中华民国的设计者孙中山坚定地认为,所谓 “民国”,就是主权在民,权能分治。孙中山在一次演 讲中作了这样的比喻:共和国好比一个大公司,人 民是股东,而大总统、各部总长、国务员等都是办事 人员,都是股东的公仆,“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 22 2006年第4期(总第124期) Journalofliteratureandhistory 文 史 杂 志 史 坛 纵 论 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 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3〕孙中 山还根据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民情、习俗和 习惯均与欧美大不相同的特点,主张治理国家不能 照搬西方已暴露出许多弊端的“三权分立”办法,提 出了“五权分立”的模式,即在西方立法、行政、司法 三权的基础上再加上考选和监督两权。这样,人民 手里有政权,政府手里有治权,人民与政府的力量 就可以彼此平衡。统观民国时代的几十年历史,尽 管未必实现了孙中山的初衷,而在形式上却的确是 在朝此目标迈进的。 二、从思想观念看,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孙中山早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就宣布 过:“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 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由国民公举之 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 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4〕在为建立民国的宣传和 建立民国后的实践中,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凡是妄图开历史倒车者,如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帝 制复辟,无不在短时期内即被击溃。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不长,甚至未能形成一个 自为的阶级;中国的民主发展也极不充分,主权在 民的体现很不够。在民国历史上执掌政权者,往往 都是具有军事实力,背靠帝国主义的军阀人物。尽 管如此,因为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牢固地深入人 心,掌控实权者也往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 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组建了国民 党。国民党公开声明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强健 而良善”之政党,“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进而组 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制之 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 而只在组织内阁)。”〔5〕 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 下,国民党大力从事竞选活动。到1913年1月选举 揭晓时,国民党获得了参、众两院392个多数席位,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起来仅占223席位。就在宋 教仁准备出任总理,组织国民党内阁时,突遭政治 谋杀。凶手是袁世凯指使的,但因为已是民国,袁世 凯并不敢承认。 在北洋政府时代,袁世凯欲复辟帝制,连他的 亲信陈宧、汤芗铭也通电反对并宣布独立,逼得袁 世凯在惊恐中死去。1917年,张勋利用“府院之 争”,上演了帝制复辟的丑剧,只有短短的 12天即 告结束。共和制度虽然尚不完善,却已根深蒂固。 继北洋政府之后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维持着 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分立”,设立法院、行政院、司法 院、考试院和监察院。虽然蒋介石是这个政府的独 裁者,然而蒋介石也有在1927年、1931年、1948年 三次被迫下野的经历。在1948年的“行宪国大”上, 就有李宗仁不听蒋介石“招呼”,并与于右任、程潜 建立竞选联合战线,竞选副总统成功之事。由此也 可以说明,共和国毕竟不同于封建专制时代了。 三、从经济形态看,民族资本艰难崛起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资产阶级深受鼓舞,虽然辛 亥革命并没有根本扫除封建势力给民族资本主义 的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但是民主共和的形式毕竟使 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南京临 时政府以及北洋军阀政府不同程度地颁布了一系 列保护和鼓励实业,推动产业革命,统一币制管理、 度量衡的政策和法令,刺激了中国资产阶级发 展民族资本和振兴实业的巨大热情;“振兴实业”成 为辛亥革命后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正如孙中山所 说:“能开发生产力则富,不开发生产力则贫,以前 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 自由,产生勃兴,盖可预卜。”〔6〕 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 主精神,也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临时政府倡导国货运动得到了基层社会的广泛 响应,人民群众为爱国热情所鼓舞,消费国货,抵制 洋货,使得不少民族工业“生意发达,日不暇给”。临 时政府极力鼓动发展工商,兴办实业,得到了人们 的普通响应。上海在民族实业家荣氏兄弟的带动 下,兴起和发展了一大批民族工业;长沙,“几乎每 天都有新公司注册”。许多工业新建筑在全国各地 兴起。一些工商业者组织起“维持土货会”,积极展 开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一些为宣传实业,为实业界 提供信息的刊物,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实业团体, 纷纷出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家发展 资本主义企业的新动向,反映了民族资本家阶级为 民族生存而进行的积极努力。 临时政府在推动和保护工商业方面,“以保护 人民财产为急务”,规定“凡在民国范围内的人民, 23 2006年第4期(总第124期) WENSHIZAZHI 文 史 杂 志 史 坛 纵 论 所有一切财产,均应归人民享有”。〔7〕《临时约法》第 6条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 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这就使私 有财产受到了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财产有了法 律的保护,从而刺激着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崛起。 为了维护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临时政府农 商部不仅取消旧时的各种封建垄断专权和不良陋 规,积极鼓励私人投资,还明确规定工艺品的发明 者及改良者拥有专利权,对成绩卓著的商办企业进 行奖励。为了扩大国货的销售市场,农商部劝令各 部所辖局署厂校,限定购用洋货,使用国货。同时, 积极选派国货参与对外交流。1914年,中国政府选 派产品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大正博览会,展出 8000余件产品。其中苏杭的染织品,景德镇、宜兴、 博山的陶瓷品,河北、山东、甘肃、河南的毛毡,湖北 织布局的棉麻织物以及工艺美术品如北京的雕漆 器、景泰兰,天津的象山雕刻和银制器皿等,都获得 博览会的好评。这就大大提高了国货的声誉,增强 了国货产品与洋货的竞争力,鼓舞着中国民族资本 主义实业的发展。 在民族工商业大发展的同时,由于对诸如棉 花、油籽等工业原料的需求,催化了中国农村自然 经济的进一步解体。有些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附 近从事某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饲养奶牛家禽等 的资本主义农业有所发展。比较先进的生产结构、 经济方式和生产力不断地得到采纳和利用,中国农 民在民国时期虽然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却的确是在 缓慢地向自然经济告别。 四、从文化教育看,新文化思潮狂飙突进 辛亥革命驱逐了皇帝,历史不再反复重演那种 改朝换代的把戏。这为文化教育结构的转换与创造 提供了条件。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的文化教育体系,不仅表 现在资产阶级具备了独立的意识形态,使以民主为 核心的文化精神渗透于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哲学、 文学、艺术等理论形态的文化现象之中,而且还表 现在他们把这种文化精神注入群众的日常社会生 活中,使之成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群众社会心 理和社会文化思潮。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建立了传播 和弘扬资产阶级文化的设施或载体,并使这种设施 成为社会的主导建筑,而且还表现为这种文化观念 对深层文化现象或文化结构的重大影响和改变。 资产阶级新文化对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冲击, 最重要的方面是表现在它建构了一套与传统文化 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这就 是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为核心的民主的价 值体系。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忠君观念、 道德观念、本末观念、义利观念等不再是人们进行 思维、行为取向和价值判断的惟一和不可动摇的标 准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高 扬着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特权;提倡新道德,反 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旗帜,使科学 与民主开始真正地渗入到中华民族的心田之中。其 中,人权思想的高扬与独立人格的呼唤,是激进民 主主义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正是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报 馆、书局、邮政及新闻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般普及, 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与科技事业迅速发 展,新知识、新观念在中华大地上大力推广与传播, 新式学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体育设施、图书馆、 博物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广泛兴起,这对提高亿万中 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几乎被完全剥夺了人 格尊严的妇女开始作为“人”而受到尊重。临时政府 劝禁缠足令的下达,观念的渐变与更新,使妇女就 学、就业、参政形成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些 女青年不再满足于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而是以实 际行动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甚至不惜以死来争 取婚姻自由。恩格斯早就说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 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 去。”〔8〕广大妇女开始走出家门,踏入社会,去争取 自己的权利,实现自身的解放。 临时政府一成立,教育部即发布了《普通教育 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时课程之》,规定 了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 共和国宗旨”等等,其基本精神就是要使教育符合 共和国的宗旨,废止以忠君、尊孔、读经为中心的封 建教育制度,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资本主义生 产发展的需要改革旧教育。到五四运动时期,北京 大学首开了招收女生同校的先例。教育开始真正体 现出它的民主共和精神。 新的教育方针、制度培养出了新的学生。在五 四反帝爱国运动中,首先是学生们自发地行动起 24 2006年第4期(总第124期) Journalofliteratureandhistory 文 史 杂 志 来,以他们的言行,主动自觉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 运,充当了爱国运动的先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不仅为共和政体下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继承,而 且赋予“共和国国民以主人身分干预时政”的现代 意义,表现出受过现代教育的新一代青年学子捍卫 国家主权、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要求。 五、从社会习俗看,移风易俗席卷社会 临时政府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改 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元;限期剪去辫发;劝禁女 子缠足;严禁鸦片,禁止赌博;废止跪拜,改变称 呼,等等。〔9〕这些规定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优 于封建专制政权,而且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全 面改革。 辛亥革命后,政治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动,带动 了社会的移风易俗。《时报》曾这样描绘当时风尚的 变迁:“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 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 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 礼服兴,翎顶礼服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 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巷灭;律师 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 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10〕从中可见当时的移 风易俗是普及乃至席卷全社会的。它带来了人们在 婚姻、家庭、恋爱、求职、教育、礼仪、衣着、娱乐、消 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甚至 精神、气质、风貌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作为封建大清国服饰标志的辫子的剪除,带来 了易服潮流的兴起。孙中山亲自创制了中山装。这 种朴实、庄重的新式服装很快在国内文职官员和学 生中流传开来。服饰破除了等级,既结合传统又面 对实际,面向世界,有助于人们追赶西方文明潮流。 辛亥革命后提倡“文明结婚”,也就是所谓“新 式结婚”。丧葬礼俗也在去掉迷信色彩,体现出纪念 亡者、寄托哀思的现代丧葬意识。这类礼仪趋于简 朴,不仅是对旧婚丧礼俗讲面子、比排场的否定,也 是对旧婚丧礼俗中许多象征迷信色彩的繁琐仪式 的否定,同时还是社会生活观念趋于更加文明、科 学、合理的具体表现。 当时的社会风俗变动,虽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兴新灭旧的表演,而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移风易俗确实逐渐深入到社会每个 领域甚至每个角落,新的、合乎人性的、合乎科学的 社会习俗开始取代旧的、腐朽的、讲究等级的封建 习俗。 六、从国家发展归宿看,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势所必然 以上的分析已充分表明,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共 和国,其社会形态的变迁是全方位的。这种变迁的 影响之大,波及之深入,不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任何 一次运动所能取代的。只要我们承认辛亥革命推翻 的是封建专制的王朝,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是资产 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关于社会形态的分期便不能不 以辛亥革命为划分点。既然“历史学上”的“近代”通 常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时代”,〔11〕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无疑也当以辛亥革命为起点。 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 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以及封建主义幽灵的顽 固性,使中华民国并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 级政府。故而孙中山临终亦不无遗憾:“革命尚未成 功。”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建立的北洋政府,蒋介 石“统一”中国后建立的国民政府,虽然打的都是共 和国的旗号,实质上却都是军人独载的政府,这也 就是为何民国建立后而内战不息的原因所在。只是 因为民主共和的思想已广泛深入人心,历史亦不可 能再开倒车,所以共和国的基本框架未能改变。不 过,这样由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三者 结合的政府,又怎能完成历史赋予资产阶级应当完 成的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 重任,使中国富强、独立起来呢? 既然资产阶级的政权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和富 强,它就必然应当让位于新兴的、比它更加进步的 阶级。此时,世界上兴起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的潮流,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这种理 论。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了旧民主主义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探索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 必然。实践早已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才能振兴中国。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只能 短暂地占据历史舞台38年,中国近代史也就只有 38年,这应该就是历史的结论。 史 坛 纵 论 25 2006年第4期(总第124期) WENSHIZAZHI 文 史 杂 志 注释: 〔1〕孙中山:《我的回忆》,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 558页, 第55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列宁:《论两个政权》,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人 民出版社1960年版。 〔3〕〔6〕《孙中山选集》第 956页,第 88页,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4〕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 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 第29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5〕《国民党宣言》,《孙中山 全集》第 2卷第 396页,第 397 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 汇编》第2辑,第14页。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4卷第70页,人民出 版社1972年版。 〔9〕参见李殿元著:《共和之 梦———孙中山传》第 140—145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新陈代谢》,上海《时 报》1912年1月2日。 〔11〕《辞海》“近代”条,上海 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德阳教育学院副教授 !!!!!!!!!!!!!!!!!!!!!!!!!!!!!!!!!!!!!!!!!!!!! 魏源、林则徐与《海国图志》 春 雨 史 坛 纵 论 百卷本 《海国图志》 1852年,百卷本《海国图志》终在扬州杀青付 梓,刊刻行世。这部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亚洲近代史 上影响深远的著述虽然由魏源署名,却凝聚着林则 徐的心血,可以说两人同为它的编著者。 一、魏源、林则徐合作的思想基础 魏源(1794—1857)是湖南邵阳人,原名远达, 字默深,自幼好读经史。他于 1814年与龚自珍 (1792—1841)相识,1822年与林则徐(1785—1850) 订交,地点均在北京。1830年5月,林则徐为亡父 守孝期满,抵京候补,在北京停留了三个多月,得以 与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魏源深入探讨时务,因此 过从甚密。时龚自珍亦在礼部任职。魏、龚都以主张 通经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汉学)及空谈 心性的宋明理学名噪京师,正当风华正茂之际。他 俩与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林则徐一拍即合。三人 从此结为至交。 1832年,魏源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府。6月,林则 徐由河东河道总督调任江苏巡抚,由于他也大力支 持陶澍在淮北推行的盐法改革,因之对帮助陶澍筹 划改革的魏源更为赞赏。魏源时定居江宁(今南京) 乌龙潭。林则徐从苏州每到江宁,都爱去请他商议 时政。1834年3月,林则徐为了推广种植早稻,以 《再熟稻赋》为题,在苏州甄别紫阳、正谊两书院,曾 延请魏源等“来阅卷”。1837年1月,林则徐从署理 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任上卸职进京陛见,同魏源从 此一别就是四年。这期间,魏源多半时间都定居扬 州,在“ 园”侍奉老母,著书立说;同时也密切注视 着林则徐在湖北和广东领导的禁烟运动与抗英斗 争,并时有飞鸿,互诉衷情。 1841年3月,魏源在林则徐推荐下,入署理两 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幕下。不久,因朝廷摇摆于战 和之间,魏源自知难有作为,便重返扬州。6月,林 则徐因受投降派诬害,被削夺两广总督后以四品卿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