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

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台湾 文化政策的演变及其恶果 ——纪念台湾光复 60 周年 陈 耕 吴慧颖 1895年 5月 29日，日本近卫师团于台湾三貂角登陆，从此，台湾被迫与祖国割离，沦 为日本殖民地长达五十年之久。台湾文化也经历了一场伤筋动骨、余患无穷的灾变。 日本侵台之初，曾有一场争论：“问题的所在是，象台湾住民这种风俗习惯不同的异民 族，大量从台湾移出对日本有益呢？还是少量移出对日本有益呢？当时也有人，将台湾 住民通通赶出，并从日本内地招来大量移民。” 日本并在《马关条约》上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 方（指台湾）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 日本的第三任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就是积极主张迁走台湾人民的代表之一。 然而“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生于斯长于斯，数百年艰辛拓垦了宝岛台湾的台湾 人民，已经无法同这块土地分离。清廷可以拱手相送，人民却绝不会一走了之。到 1897年 5月 8日的最终期限前，登记要离开台湾的人，总共只有 4500人，占当时 280万台湾人的 0.16％。① 台湾人民这一选择，完全是摆出了一副奉陪到底的架式。从武力反抗到非武力反抗，台 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始终就没有停止过。 面对这几百万不屈的人民，日本殖民者采取了一个又一个阴谋，企图一步步摧毁台湾文 化，使之从中华文化系统中分离出去，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附庸，将台湾人民变为“奉公守 法”的日本皇民。 一、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文化政策的演变 史家一般将日据五十年分为三个时期，即 1895年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绥 抚时期”；1918年到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同化政策时期”；1937年至 1945年 光复的“皇民化运动”时期。三个时期的政策有所不同，对台湾文化的摧残也是随之步步加 强。 （一） 在第一阶段的“绥抚时期”，日本侵略者主要从改变台湾文化的外结构和向台湾 文化结构内注入日本文化要素这两个方面下手，而回避同结构内大多数文化要素正面冲突 1、日本人首先着力采取种种措施隔绝台湾与大陆母文化的联系 “日人深知台湾最大多数居民系来自闽粤，不论经济、文化等任何一方面均与中国大陆 有密切之连系，因而当其入据台湾之初也，即故设壁垒，使台湾与之隔离，转与日本结合， 如光绪 25年即 1899年颁布之关税法，禁阻仅中国人或台人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教育上之日 语政策，台人渡航中国之限制，中国劳动者来台之取缔，此等措施均旨在使台湾远离中国之 影响。”② 据史家的统计，从 1896年至 1939年的 43年间，台湾对外输出总额增加 41倍，输入增 加 20倍，其中对日输出占 97.8％，从日本输入占 96.3％；而传统的对大陆的贸易，输出从 63％降至 1.3％，输入从 37.4％降至 1.4％。日本对台湾与大陆联系的封杀可见一斑。 不仅大陆，连台湾与其他外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也在封杀之列。“日据初期，台湾之樟 脑、砂糖、茶等之出口及鸦片之进口，仍为英美等外商包揽牟利。日人据台后，乃不惜采取 各种手段，以驱逐此等外人之经济势力。”③日本实施鸦片、樟脑专卖，委托日商承办，外 商只好望洋兴叹。日本又支出巨额财政支助，奖励日商来台开办制糖厂，使外商洋行无法与 之竞争，最终退出台湾。 对西方教会，日本人也想方设法鼓动台湾的传教士自养、自传、自治，排挤英国等西方 国籍的牧师。 总之，千方百计就要使台湾只同日本有联系，而且愈密切愈好，而同其他任何方面，尤 其是中国大陆，则一概封杀隔绝。 不过，这一时期的封杀，主要还只在人员往来和物质文化层面上。对民间习俗，如百姓 的回大陆祭祖、祭神，大陆艺人的来台演出，还是网开一面。 这并非日人的心慈手软，而是据台之初，台湾人民的武装反抗风起云涌，日本人一方面 忙于镇压，一方面忙于建立殖民地统治体制，巩固开发基础，以便站稳脚跟，因此无暇顾及 更多。同时也害怕因触动民俗文化而激起更大的反抗。日据后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声言 台湾的统治基础必须建立在“生物学原则”上，即采取渐进式的同化主义：欲移风易俗，改 造中国人之性格并非易事，绝对不可强求，即应适度尊重中国人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组织， 先笼络人心以消弭反抗和敌意，再进行同化，在没达到之前，只能实行“差别待遇”。所以， 日本统治台湾早期对台湾的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等采取回避冲突的态度，只对满清的发辫、 女人的裹足等陋习，借台湾人的口发动改革。当然，汉文化中以普通话为基本特征的统一文 化，已经开始遭到了围剿封杀，如限制汉语中普通话的使用，汉字的使用和学习等。 2、在割绝其他外界联系的同时，大量的日本文化从各个渠道，用各种方法进入了台湾 首先在体制文化层面上，建立起日本的殖民地体制。从总督府的机构，到各级官员的设 置，全部日本化。然后再借助这统治体制的力量，支持日本工商界垄断台湾的经济命脉。 日本殖民者当然也知道人是文化的主体，因此想尽办法，不惜财力物力，如发给奖金， 建立“内地人”村等办法，鼓励日本人移民台湾。 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只有两个嫁给外国人为妻的日本人定居台湾，而到 1905年增至六 万人，到 1918年更增至 148,831人。但是，统计资料显示，1915年开始，就不断出现在台 日人倒流回日本的情况。此后，在台日人一直增加，到 1943年达 40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 百分之六。增加的主要是在台日人所生的第二代，而不是新的移民。 而且，在台日人有一半以上是官吏、军人、教员、交通等所谓军公教人员及其家属，从 事商业的占三分之一强，真正扎根于农业、渔业等生活基层的微乎其微。④ 所以，日本殖民者企图以移民来改变台湾文化本质的企图，可以说是相当失败的。 发生作用的是日语教育政策。日人不但在台湾各地设立日语学校、日语讲习所，成立所 谓日语夜学会、日语普及会，而且发布书房义塾规则，下令台湾人自办的私塾必须加教日语。 这条政策，配以教育的逐步推广，竟致数十年后，台湾的许多作家只会用日语写作，而不会 用汉文。更多的人则完全不懂普通话。 语言文字是一种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了解掌握该种文化最重要的工具。使台湾人不 懂汉语汉字，而只知日文日语，然后自然而然地使之与日本文化接近，与汉文化疏远，日本 侵略者这一招不可谓不毒！ 除此之外，日本的歌曲、戏剧、电影等艺术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台湾。台湾省文献 委员会所编《台湾史》介绍：“日据时期之电影事业，对来自日本影片则大加奖励，外国片 亦略放宽，独对我国产片则严厉。当我国产片输入，影片一到，百般留难，始准通过放映。” ⑤ 总之，一方面禁绝大陆母文化，一方面大量输入日本文化，企图以渐进手段，来改变台 湾文化的本质，这是初期日人对台湾文化的摧残。 （二） 第二个时期为同化政策时期。板垣退助等提出了“同化”口号，强调日本应采 取仁政，实行同化主义，妄图使台胞与日人“浑然融合”，悦服“王化”以“贡献东洋和平。” 同时日本人着重全力围剿台湾文化结构内的汉文化，首先是汉语汉字 从 1918年至 1937年，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中 国爆发“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历史时期。作为战胜国，日本国力在这一期间急剧发展， 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带动台湾在经济、教育各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 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帝国，日本当局为台湾原本的封建经济注入了新因素，使台湾的生 产力获得相当的提高。从 1909年到 1917年 8年间台湾米产量增加 30万石；1897年至 1918 年，蔗作面积约增 10倍；1895年至 1909年铁路由 100公里增至 600公里，而田地则由 45 万甲增至 74万甲，税收增加一倍，岁入增加六倍，人口则由 255万增至 364万，1926年再 增至 420万。⑥ 台湾经济虽获发展，但经济命脉完全落在日人手中，重要产业均由日本财团垄断，所得 利益均落入日人腰包。 经济的发展，巩固了殖民统治，使台湾社会渐趋稳定。台湾人民渐由初期的武力反抗转 为非武力反抗，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台湾的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一代又 一代的文化人以文化的方式来唤起民众，反抗侵略。而日本殖民者也加强了文化侵略，奴化 教育，文化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为了永久霸占台湾和更进一步侵略中国，日本殖民者中一些更为老谋深算的代表人物如 板垣退助等，提出了“同化”口号。1914 年，板垣专程到台湾，台湾总督派出特别列车， 并率文武百官到基隆港迎接，极其隆重。板垣随后往各地演讲，提出“日本人应与中国提携”， “台湾最接近中国，适于亲善融和”，“在台内地人（日人）有保护台湾人生命财产之义务” “互相应该同化”，“造成真正之日本殖民地。”他再三强调日本应采取仁政，实行同化主义， 使台胞与日人“浑然融合”，悦服“王化”以“贡献东洋和平。” 饱受欺凌的台胞，尤其一些天真的知识分子，企图利用这些口号来改善台胞的地位。但 是，日本当局根本就是把这些口号作为骗人的手段。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殖民者很快就扑灭了 所谓的同化运动。这样一来，台胞更进一步认清了殖民者的真面目，普遍促起民族觉醒。以 后新民会等文化启蒙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等等，都是台胞以 非武力形式与日本作抗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的抗争。 这时日本人着重全力围剿台湾文化结构内的汉文化，首先是汉语汉字。 日本人进一步扩建学校，推进日语教育，同时扼杀台湾私人办的书塾。据甘得中《追思 录》所述，台湾名人林献堂一族因不愿子弟受日本奴化教育，自聘教师在家授读，台中厅长 佐藤横加干涉。林说：如家庭教师不行，我自己教，行吗？佐藤说，也不行。林愤然带两个 9岁、10岁的孩子到日本求学。 出版的著作书刊更是以日本为主。大陆的报纸根本就不准进入台湾。台胞自办的时报只 有《台湾新民报》一家，大量充斥的是日本运销来台的报刊。少数报刊上的汉文版，检查极 严，“凡反对统治方针、政策，甚至暗示或刺激民族意识，有所谓妨碍‘日台融合’者，皆 在禁止之例。”⑦ 大陆去的京剧、福州班等外江戏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受到种种刁难，观众锐减，纷纷散班。 许多艺人就转到歌仔戏当乐队或武功演员、教戏师父。 （三）发展到 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日本殖民者丧心病狂地用种种 手段在台湾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把所谓“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台湾人民生活的 每一细节中去，培养他们“帝国臣民的忠良素质”，成为彻头彻尾的日本人，彻底消灭在台 湾的所有中华文化 日本人首先从语言文字上下手，不仅汉语普通话不准使用，连闽南话、客家话也被禁止。 全体台胞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他们威吓台湾人民，“不学日语者要 罚金”，“执行公务时不讲日语要撤职”，“在火车站不讲日语就不卖给车票”等等。 日本在前两个时期虽极力封杀汉文化，但不屈的台湾人民依然私下办了许多书房、私塾， 课读子弟以汉文。许多知识分子则提倡汉字，结诗社写旧体诗，搜集地方文献，保存汉族文 化。此时，这些盛极一时的诗社书房全部遭到严令禁止，各学校的所有汉语课程一律停开， 所有报纸的汉文版也不准再印。 据陈小冲先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中的资料，1936 年台湾 各地的日语讲习所有 2,197处，简易日语讲习所 1,735处，学生总数超过廿万人；而到 1940 年，日语讲习所竟增至 11,206处，简易讲习所 4,627处，学生总数高达 763,263人。⑧ 更有甚者，殖民当局下令台湾人把姓名改换成日本式，如长谷川、龟太郎之类。台湾总 督府并把 1940年 2月 11日定为改姓换名的实施日，因为这一天是日本“皇纪纪元 2600年” 的纪念日。凡不肯改换姓名的，公教人员要撤职处分，一般居民不许登记户籍，因而也得不 到战时的配给品。 日本殖民者还任意封闭中国的寺庙，毁除各寺庙神像，勒令更改祖先的神主和墓碑；强 迫台胞前往日本祭奉的寺庙参拜，家家户户都要奉祀日本天照大神的神符；甚至还禁止台胞 穿中国式服装，禁止在阴历新年举行庆祝活动；在学校教唱日本军歌，禁止中华民族音乐。 ⑨ 1941年 4月 19日日本在台成立“皇民奉公会”并增设“娱乐委员会”，“禁止一切演出 中国历史，使用中国、台湾语言的戏剧。”⑩ 在这样的背景下，歌仔戏、布袋戏、闽南歌谣、客家歌谣等传统文化一道遭到禁止，剧 团被强制解散，艺人只得转业改行。有些人无从谋生，就四处流浪。 二、日本侵略者的文化侵略 给台湾留下恶果这一场长达 50年的灾难，改变了台湾文化的外结构，破坏了内结构的 均衡，给台湾文化带来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下列方面： （一）首先是中华文化的主体遭到极大的摧残破坏 以普通话和汉字为基本特征的汉文化的主干，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从日据的第一天起即 遭到被封杀被摧残的命运。本来，学校、赴台各级官员、军队、知识分子和各种、文书、 典籍、报刊，是中华文化传播台湾的重要媒介。日据后，官员、军队、制度就不用说了，各 种中文图书报刊和中文学校均遭禁止。到了二十年代初，也就是日本殖民统治了整整一代人 之后，台湾懂“官话”的人已经极为稀少。这恐怕也是民国十二年前后，来台湾的京班、福 州班卖座不佳，纷纷散班的重要原因。到日本投降时，台湾大部分民众已经不懂国语汉字， 甚至许多教师、知识分子也不会讲国语。中国的历史、地理更知之甚少。其他如上述的改姓 名、强迫祀奉日本神明、改变生活习惯等破坏手段，造成台湾文化同大陆的沟通管道断绝， 彼此互不了解，致使台湾人民对中华文化主体的陌生和淡化。这是今日台湾分离主义倾向的 文化根源之一。 （二）日本殖民者的文化政策造成了闽南文化的特殊发展 与此同时，日本殖民者又提出，“就台湾之内部言之，土匪（指抗日军民）之扰乱，尚 未镇定，生番之治理，尚未确立，恶疫瘴疠尚未除去，民间方言有数种，盖政策需要随时随 地，讲求妥善方法耳。何以欲行改造中国民族之性格，移易其习俗，殊非易事，征诸史实， 乃属世界上未决之总是乎？” ○11 因此，日据后一直到 1937年“皇民化”运动之前，日本统治者对台湾的闽南文化、客 家文化等民间文化、民间习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日本殖民者这一文化政策造成了闽南文化 的特殊发展。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热爱祖国的台湾人民，在汉文化的 主干遭到封杀时，就自然而然地以汉文化的分支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来抗争日本文化的入侵。 闽南话成为台湾民间通用的语言，甚至在私塾里教汉文，也用闽南方言。闽南的民俗被严格 地留存；闽南的民间信仰拥有最多的信众；闽南的故事、传说、谚语流传民间的每一个角落； 各种庙宇更是香火鼎盛。在这种背景下，台湾的闽南文化，包括台湾的民间戏曲得到进一步 的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歌仔戏的诞生和成长。在我国 360多个地方剧种中，唯一诞生于 台湾的就是歌仔戏。它源于闽南的民歌、说唱和民间舞蹈，却诞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然后 再从台湾又传入闽南。歌仔戏兴起固然有多种原因，不过，如果注意到歌仔戏的成熟并进入 城市舞台演出，是在日本人统治台湾整整一代人之后；如果注意到歌仔戏唱腔中有特别多的 哭调，应该说，歌仔戏的兴起与台胞只剩下方言文化作为其情感的宣泄口，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然闽南文化在“皇民化”之后的几年也遭到了很大的摧残，而且在日本文化影响下也有一 些扭曲和变形。但总的来说，在 50年中，还是有所发展的。 这种情况也使得中华文化在台湾不能均衡发展，为日后台湾的文化发展埋下变数。 自光复后，长期来一直困扰台湾的所谓本省籍和外省籍的矛盾，从文化的角度看，可以 说正是由于日据时文化的不均衡发展种下的恶果。 （三）造成了一部分台湾人产生疏离祖国、亲近日本的情感畸变 日据 50年，日本作为统治者，以完备的政权机构，用各种法规法令和强制手段推行日 本文化，同时以统治阶层的生活方式来影响人民，几乎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无不侵入了台湾。 日本为推行日语可说是不遗余力。除了颁布命令强迫学习使用日语，禁止汉语和方言之 外，还专门设立学务部，掌理全台教育。50年共设幼儿园 95所，专设一门“说话”课程， 从小灌输日语；设小学 1099所，中学和女中 44所，师范及职业中学 122所，中专 5所，大 学一所，大专一所。小学普及率达 71.31%。 此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各种日语讲习所、儿童日语演讲会、日语普及会、日语夜学会等 等，对成人或未入学儿童实施日语教育。据 1936年的调查，当年仅台中州就有日语讲习所 769所，简易日语讲习所 199所。1937年的统计，全台日语讲习所达 2811所，简易日语讲 习所 1555所。 不仅如此，中国人自己设立的私塾书房，也规定必须加教日语。就连高山族各部落也都 设有山民学校或所谓的部落振兴会，讲授日语。因此，到光复时，日语在台湾非常普及。 这么多的学校传授的当然不仅日语，日本歌曲和文学，也是必修的课程，因此这两样东 西在台湾也非常流行。 传播最广的日本歌曲有日本儿歌、日本军歌和日本流行歌曲。军歌是日本时期台湾学校 必教的歌，充满帝国主义的疯狂。日本流行歌曲，则差不多都是凄凉、悲惨、哀怨的情调， 歌词十之八九有“哭泣”、“眼泪”等字样。最早在台湾流行的是作于 1926年的《东京进行 曲》。说是进行曲，实际上曲调哀怨悲叹，充满了诸如“舞女的泪雨”、“干脆逃避”、“只能 怀念”等等颓废的词句，因此，现在有的唱片干脆改名为“舞女的泪雨”。比较知名的还有 “爱染桂”、“新妻镜”、“慕影”等等，也差不多都是同样的格调。 日本流行歌曲对台湾影响很大，直至今日，在台湾的餐厅、咖啡馆、卡拉 OK、茶室、 电影院，甚至理发厅、游览车、出租车都时常可以听见。而且其旋律、歌词、情调，对台湾 歌曲有相当的影响。 学校的日文课本，选进大量的日本童话、寓言、故事、诗歌、散文、小说、论说文，这 对台湾人的影响无庸说是非常深刻的。台湾的报纸、杂志，都以日文为主，30 年代中期以 后，甚至完全取消了汉文版，禁绝了汉文杂志。台湾作家只能以日文来写作，以致出现台湾 文学的日文化。 台湾商哲明先生在其《台湾同胞与日本人》一书中记叙了 40年代教他小学的日本老师 田中带几位朋友，于 40年后的 80年代来台湾旅游，他和同班的几个同学聚会宴请他们。“一 个同学，坐着面向田中的朋友，背诵‘爱染桂’的台词。背过台词，背诵明治天皇的‘教育 敕语’和昭和天皇的‘对英美宣战诏书’给日本人听。”“一个同学站起来唱‘日本军歌’。 他的发音也不准确；但我听懂歌词的意思。歌词的意思是：‘圣战跨过大海，到达中国大陆， 皇军的精英所到之处，都有战车部队⋯⋯’” ○12 仅此一例，可以想见日本教育、日本音乐、日本文学对台湾的影响之深。 此外，日本殖民者十分重视技能与实业教育，以此来夸示日本的现代化，诱使台民接受 日本教育，乃至日本文化。台湾“各师范学校有关音乐、美术、劳作、书法、体育、家事诸 科的设备，都颇为齐全，此类科目上课的时数虽不多，但是对于此类科目的训练却相当严 格⋯⋯除此以外，另设有家学、工业、商业、水产等项实业科目，以使适应多方面的需要。” ○13 日本在台殖民化加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推进了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当然，这 种现代化是建立在日本对台严重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的基础上的。日本侵略者妄图以现代 化的夸示，掩盖其殖民目的，最终实现文化同化目的，奴役台湾民众。 虽然大多数台湾人民并未接受日本在文化上的殖民同化，但是长期的统治和思想文化灌 输，使得一部分台湾人产生了疏离祖国、亲近日本的情感畸变。在社会心理上，有相当一部 分台湾人对日本文化持有一种崇拜感。商品是日本的好用，歌曲是日本的好听，影星是日本 的迷人，学术是日本的高明，技术是日本的高超，等等。这种奴化心理，不能不说是日本文 化传播台湾的最深刻影响，是日本侵略者在台文化政策的严重恶果。这些丧失民族自信的社 会心理畸变，直至今日仍遗毒颇巨，一部分台湾人沾沾自得于日本的殖民文化，无视日据 50 年给台湾人民造成惨痛灾难，丧失民族尊严与立场，甚至出现了诸如李登辉之流，极力 献媚日本，鼓噪台湾独立。这种情感和社会心理的畸变，深刻地影响到光复以后六十年台湾 当局的文化政策、文化走向，并为今日的分离主义奠下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根源。 三、光复 60年来台湾当局 文化政策的错误 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先是对日本文化侵略的恶果估计不足。 “2·28”以后则又估计过高，并且将闽南文化也作为打压的对象，推行了错误的文化政策。 他们将闽南文化视为鄙俗而无用之物，对闽南文化采取漠视乃至打压的态度。例如小孩上学 讲闽南话要罚款，在电视上限制闽南话节目的时间，资助京剧而放任歌仔戏的自生自灭等， 造成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反感，也埋下了台独分子借此煽情的恶果。 而且，国民党迁台后，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极力推行“仇日恨匪”、“反共抗俄”教育， 企图以集体受害记忆来凝聚全台人民的认同，以共同抗拒对岸的社会主义政权。在白色恐怖 下，任何了解祖国大陆的行为都会有“通匪”嫌疑，因此台湾人民不能也不敢去了解祖国大 陆。几十年人为的隔绝封闭和对大陆的妖魔化宣传，淡化了台湾同胞的祖国观念和切身感受， 反倒产生了孤绝封闭的社会心理，增加了台湾同胞对统一的疑虑和恐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为台独思想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温床。 上个世纪 7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要求与被赶出联合国的失意，文化上的本土意识抬 头。台湾民间的“乡土文学”顺势兴起。民间开始抨击国民党的文化政策。 70 年代末，国民党在推动民主化的同时，开始调整其文化政策，逐步重视闽南文化。 80年代末李登辉上台，借着民间批评国民党文化政策煽起省籍矛盾，并妄图由“文化台独” 而达到政治独立，闽南文化不幸成为“台独”的工具，台湾的闽南文化因此又步入一个畸形 发展的阶段。 台湾２３００万居民中，闽南泉州、漳州人后裔占 75％，台湾的方言、生活习俗和民 间信仰等均沿袭自福建闽南。但是，近年来，台湾岛内的一批政客利用两岸近 110年的隔绝， 造成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原乡故土的闽南文化来龙去脉的不了解，大肆宣扬“文化 台独”，大搞所谓的“去中国化”，企图为所谓的“台湾独立”铺平道路。他们力图弱化台湾 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将闽南文化说成说台湾的“本土文化”，妄图将台湾的闽南文化从 整个闽南文化中割裂出去，鼓吹“台语不是闽南话”，叫嚣要将“台语”变成台湾的“国语”， 将歌仔戏变成台湾的“国剧”，将南乐变成台湾的“国乐”，在欧美举行“台湾文化艺术节”， 企图在国际上树立台湾“独立”的文化人格，为所谓的“台湾独立”铺平道路。这些阴谋必 须引起警惕。 这些现象，追溯远因，概从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文化侵略种下的恶果而起。60 年来，台 湾当局对闽南文化，先是国民党的极力打压，后是民进党的极力推捧，使得闽南文化一会儿 火里，一会儿水里，这正是台湾许多文化乱象的重要根源之一。 这些都是今天和将来我们制定对台文化政策必须清醒认识的。 今年是《马关条约》签定 110周年，又是台湾光复 60周年。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最 近，日本又同美国勾结，关注“台湾有事”。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日本 60年前种下的恶果， 一定要从台湾当局 60年来的文化政策错误中汲取教训。当前，我们要大力推动两岸的文化 交流，特别是两岸的闽南文化交流，破除由于百年隔绝而造成台湾民众对原乡故土文化的陌 生感，使他们了解两岸文化上同根同属的本质，与我们一起共同弘扬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分支 的闽南文化，打击“台独”利用闽南文化张目的阴谋。 注释： ①上述几段引文及数据均引自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史》，众文图书公司印行 1984 年版，第八章第一节第 489～492页。 ②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史》，众文图书公司印行 1984年版，第 496页。 ③同①，第 622页。 ④以上资料见黄昭堂著，黄英哲译：《台湾总督府》，自由时代出版社 1989年版，第 232～ 233页。 ⑤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史》，众文图书公司印行 1984年版，第 613页。 ⑥同上，第 497～498页。 ⑦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史》，众文图书公司印行 1984年版，第 612页。 ⑧陈小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 研究集刊》1987年版第 4期。 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史》，众文图书公司印行 1984年版，第 500～501页。 ⑩江武昌：《台湾布袋戏简史》，台湾《民俗曲艺》1990 年 10 月第 67、68 期，第 104 页。 ○11郭辉编译《日据下之台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1956年版，第 321页。 ○12商哲明著：《台湾同胞与日本人》，台湾：星光出版社 1987年 4月，第 179～180页。 ○13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978年 4月， 第 111页。 （作者陈耕系厦门市闽南文化学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慧颖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 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