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

第三章 “如果德国人笑了，世界将为之颤抖” 在德国的日子里，随着对德的观察、了解的不断加深，我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德意志民族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在本世纪内接连两次挑起世界大战?战后这个民族为什么又能迅速地从废墟上崛起，从而又在经济上征服至少半个地球?有人说，本世纪上半叶德国未能用军事手段获得的东西，本世纪下半叶被它用经济手段获得了。这句话当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仔细想想，谁又能否认它说得确有几分道理呢?显然，这些问题的内涵早已突破了日常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范围，深深地切入了文化层面。 “每当我在深夜想起德国／我就辗转反侧／我无法人眠／我的热泪夺眶而出。”这是距今150年前，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流亡巴黎时，在病榻上写下的诗句。150年过去了，当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第二次获得统一之后，想不到这几句当年被海涅用来表达他的爱国之情的诗句，今天又经常被一些德国周边国家的人士所引用，其中的情感自然早已发生了变化。敬乎?怨乎?恨乎?实在是难以言传。 德国太复杂，太奇妙了。英国本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泰勒在评论德国时这样说：“德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绝对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中庸和节制；在一千年多的历史中，德国人什么都经历过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温和的人生。他们曾经征服了欧洲，同时自己也成为受别人奴役的无助的受害者；他们享受过空前的自由，然而也受过空前的专制政权的压迫。他们向人类贡献了最具穿透力的哲学家、最具思想性的音乐家，然而也滋生了最无赖和最残暴的政治家。“德意志”这个概念在一些特定的时间里意味着敏锐、细腻、令人信任、尊重上帝；但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又意味着残暴、毫无原则以及奴役他人。因此，有时候德国人给人一种印象：他们太厚爱这个世界了；同时他们又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简直不配为人。而这两种特点不但会在同一个时代出现，而且也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美国历史学家克莱格说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德国这样，令人难以一言以蔽之地归纳其民族性格。……德国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如果说德国是一道难解的方程式，那么就让我们通过观察和思考来尝试进行一些演算，也许我们得不到最终，但如果方法正确，那么我们的演算步骤也许有助于后人寻得这道难题的最终答案。 精细的德国人 什么是国民性格？ 让我们先从德国的国民性格(或曰民族性格)入手。所谓国民性格，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其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和行动上所表现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一般认为，国民性格包含三个因素：1、思想，即对事物和问题的看法；2、情操，即对事物和问题的态度、企望和价值判断；3、行动。如果说前两者只是动机、理由和推动力的话，那么行动便是实现这一切的过程。 国民性格的外在特征，一是一致性，即大多数国民在其日常生活中，对事物和问题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看法或处理方式；二是持久性。所谓持久性，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指一成不变，但人们毕竟不能把某个短时期的风尚当成国民性格。一般而言，国民的一种行为或生活形态，必须至少经历一两个世纪、生活安定、文化又有稳固的基础与轨道，如某种普遍情形仍未改变，始可称之为国民性格。 国民性格的形成决非天生或上帝所赐，而是以人的心理形态为基础，经由文化形成之路而成就。将一个民族的文化拆开来看，有无数项目，其中大部分是无形的思想、情操、行动和风俗制度等。经过长期的演变、沉淀，这些项目的精华会有所整合。整合的抽象化表现于大多数国民的思想、情操、行为上，便形成了国民性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国民性格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抽象表现。由于地域环境和文化不同，不同的民族自然会有不同的国民性格。当然，这样说并不排斥社会或人群环境对国民性格形成的影响，如果一个民族不得已而生活在另一个或另一些民族之中，由于强弱对比势态明显，日积月累，便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这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犹太人。 国民性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非常缓慢的演变。这种演变往往需要历经几代才能为人发现。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心理有突变的可能性。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认为，人类心理的发展极其自由，不严格受因果律的影响，也不完全受物质条件的束缚；无论何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限制其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会突起异想，此异想一旦爆发，视当时芸芸众生的心态及始作俑者的人心力强度，可以蔓延全社会；此始作俑者可称之为“首出的人格”。首出的人格一旦为大众所接受，日积月累，便可演变为当时此地的民众特性；民众特性持之以恒，历久不衰，便可转化为国民性格。梁启超进一步阐述说，首出人格之所以能影响国民性格，是因为所谓民族或社会心理，其实只是个人心理的扩大化合品。各个个人的行动之复加，便形成国民性格。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我们不妨摘录于此，权当参考。 “238遍称呼博士” 那么，德国人的国民性格到底由哪些部分构成? 著名匈牙利记者兼作家乔治·麦克思，曾经在他的文章中，用诙谐的笔调对德国人的部分性格进行过一番描述：“你想象一下，你现在要成为一个德国人。你首先应当做的，是像一个忠实履行他的义务的外国大使那样，变得僵直和程式化。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如果具有魅力，其实是掩盖了他的缺点。然而，大多数德国人却连这样的缺点也没有。他们从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头衔：如果你在某个晚会上，称呼一个德国人238遍，那么你必须238遍地使用他的完全的头衔；如果他有两个博士头衔，那么你就必须说‘某某博士—博士先生’。‘先生’说一遍就够了，但‘博士’却必须要说两遍。我开始以为这大概是个笑话，甚至是个不友好的笑话。直到我在许多德国公务员家门口的牌子上，亲眼见到上面写着‘博士一博士’，我才彻底哑口无言了。要做一个德国人，你必须必得像个正人君子，而且必须爱干净。你必须深深地相信，爱干净是人类的最高道德之一。你必须瞧不起法国人，因为一些——准确地说是很多——法国人家里的厕所很脏。你必须学会向人讲解那些人人都已懂了的东西，但是你必须用充满学术气的音调来讲，就好像你刚刚——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发现，二加二原来等于四，鸟是在空气中飞的，以及火车有时会晚点。你要装得满腹经纶，经常在谈话中引用一些原版的古希腊作品；你要装得对什么都感兴趣，多收集一点资料。如果有机会——只要你留意，这样的机会是很多的——，就抖一点你的知识出来，证明一下你是拥有它们的。对所有的人，你都要怀着一种慈父般的爱，多给别人一点对他有益的教诲。做这一切的时候，你必须显得非常真诚，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在节奏上又不操之过急，就像刚出生的小象散步时那样慢慢悠悠。” 这段描述充满幽默、夸张。然而，在德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麦克斯作这样的描述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关于德国人办事的精细、讲究条理，甚至拘泥于形式，已经有过很多比喻和寓言。上一章里提到的德国人为寻找一分钱而不惜画坐标仔细丈量，最后一分钱早已被别人捷足先登拿走的寓言，就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个。每一个在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可以从身边琐事中信手拈来几个 类似的故事。但在这之前，让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一些世界(包括德国)名人是如何描述并评价德国人的国民性格的。 世界名人看德国国民性格 德国18世纪的哲学家康德，虽然一生没有离开过他生活的小城，然而他对德国国民性格的分析，却像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具有穿透力。他把他的同胞称为“诚实但却眼界不广的小市民”。他说：“德国人不会像法国人那样，给社会带来令人愉悦的活泼，即便在男女之爱的问题上，他也是那么地重视方法论。由于他的头脑一直考虑着得体的举止、豪华的气氛和端庄的外貌，因此家庭、头衔和等级对他来说，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相比，德国人更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因此他没有勇气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 与康德同时代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以浪漫诗人的眼光对德国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审视。他说：“德国人缺乏趣味和自由的思想；这个特点使他非常习惯于在思想上受制于人。”歌德在比较英、法、德三国人的性格时说，英国人可以用他健全的理性，法国人可以用他开阔的视野和切合实际的运作态度来羞辱德国人。“英国人确切地知道如何将被发现的真立即用于实践，而德国人却只会使科学变得越来越深不可测”。 德国19世纪诗人海涅，曾以名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喊出了对现实世界的愤怒，给多少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在他的眼里，他的许多同胞只会举行一些不切实际的思辨，似乎不是在现实世界里生活。他说：“德国人似乎既不需要自由，也不需要平等。他们只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一群意识形态学家、超前或落后的思考者，他们是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梦幻者，就是不在现实世界里生活。 19世纪英国女作家艾略特在她的散文里这样说：“德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两个互为矛盾的倾向：一是广博的理论性、抽象性，二是对事实穷究性的探索……如果不引证古埃及的宗教剧，德国作家似乎就无法完成他们的剧作，因为他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互有关联的，于是就下决心穷尽他主题的内容，并以此来折磨他读者。他的理论和他的细节一样，都是包罗万象的……如果别人工作方式浅薄，不具“科学性”，那么德国人就会嗤之以鼻。这种精神在德国人身上无所不在：如果他是一个实验员，他就会把实验做最精细的地步；如果是个学者，那么他就会穷尽一切地进行他的研究。再回头说文学。其实英国也有蹩脚的作家，然而区别在于：如果一个德国作家蹩脚的话，那么用海涅的话来说就是，他“不是一个浅薄的平庸者”，他的句子和书决不会轻而易举地收尾，他的一个句子有时需要填满一段，整本书的一半可能尽是废话。” 甚至尼采，这个曾经给德国军国主义提供过强大精神动力的哲学家，也对德国人的某些特征给予批判。他说，与邻近的法国人相比，德国人能够出色地运用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用他的思想、知识和情感使人感到无聊，同时他也早已习惯了将这种无趣的人生作为一种道德来看待。他又说 ：“德国人虽然有能力去从事一些伟大的事业，但他却不太可能去身体力行，因为他太习惯于听从命令，服从精神权威——听命、随从，无论在公开还是秘密场合，这便是德国人的道德模式。”法国当代著名新闻记者和外交家伯恩哈特•努斯在他1993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这样说：“对德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原则更值得令人重视了。如果这些原则涉及道德规定和行为准则的话，那么德国人忠诚于原则的决心就会更大。”忠于原则在德国是一个可以用来为一切错误道歉的理由：某人欺骗了他的同事，给无数人带来了灾难，以及将自己的孩子推进火坑——这一切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出于遵守原则，履行义务！原则高于一切，并且永远正确。为了原则，德国人不借牺牲自己，牺牲他人。准确地说，德国人忠于原则，其实只是忠于那些制定原则的人……在德国，人们很少用批评的眼光去看待原则。原则是永恒的，一旦定下了，就无须在运用中再动用理智去审视。如果一个错误的想法在德国人那里被定为原则(由于德国人对理想的狂热性，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就很难再把它从德国人的头脑中去除掉。他们然后会在这个错误想法的基础上构筑起一整套理论体系，再用最精细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将之奉为效法的楷模。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分析方法是正确的，然而最根本的出发点却是错的，在此基础上，以讹传讹，结果就以正确的分桥方法演绎出一大堆错误的结论。” 努斯继续以他犀利的笔锋写道：“与对原则之忠诚紧密相连 的，是德国人对秩序的偏爱。在德国人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有秩序——秩序统帅世界，秩序是人生的一半，秩序是万物的灵魂。没有秩序的地方，也就不会有胜利……在德国人看来，只有当每样东西都各就各位，都获得符合其性质的地位，只有当准则和规定都被遵守的时候，世界才会出现和谐……如果——无论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