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2011年08月08日d

先锋话题·TOPIC E-mail:yudonghui@cbnet.com.cn��611982777@qq.com ��编委 _于东辉 �编辑 _于东辉 ����美编 _叶涵 校对 _张玉明 LIFE 及 人 生 CHINA�BUSINESS�JOURNAL�/ 中国经营报 / WWW.CB.COM.CN D1 D6 哭泣的列车 如果遗忘战胜了———如果遗忘总 是战胜了，那么失败的就是愤怒。 愤怒的失败将是社会的失败。 留 在鱼缸里的， 将是一条遍体鳞伤 的七秒之鱼。留在网上的，将是一 道道愤怒烧尽后的灰烬。 D5 愤怒战胜遗忘 世说 D7 足球是一面镜子 如果足球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 么通过中国足球，将会映射出怎样 一个社会？如果中国社会也像中国 足球一样，我们正生活在怎样一种 环境中？ 我困惑，因为我对自己长 期从事的体育传媒这份工作，这 份和中国足球扯不开道不明理不 顺的工作，已经产生了怀疑。 颜强专栏 190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广东。 主持此番打黑工 作的是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他要通过重拳出击，解决困扰广东日久的 匪盗和帮会问题，从而回到权力核心。 广东打黑，即便没打出政府的权 威，但也至少打出了李鸿章的权威。 广东打黑 文 /雪珥 D1~ D3 D1~ D3 1900 TOPIC D2 LIFE 慧 及 人 生 CHINA�BUSINESS�JOURNAL�/ 中国经营报 / 先锋话题 E-mail:yudonghui@cbnet.com.cn��611982777@qq.com���编辑 _于东辉 美编 _叶涵 校对 _汪岚 广东打黑 1900 文 /雪珥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打 黑运动，席卷了广东。 这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到任后的第一把 火，也是在他短暂的任职期间内唯一的一把 火。他动用了陆军、海军以及民兵（乡勇），高 密度、大兵力出击，重拳打击广东各地十分 猖獗的黑恶势力，并且从中央要到了特殊政 策———“就地正法”的杀人权。 一时之间，广 东各地城墙上、要道旁，纷纷悬挂起血淋淋 的首级。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记载： 人们告诉他，李鸿章在广东处决的“盗匪”， 多达五六万人。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从 1900年 1月 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到当年 7月 17日离开广州北上， 只有短短的半年 时间，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人。 究竟是什么， 令这位已经 77岁的风云 人物，如此大开杀戒？ 复出 李鸿章刚得到的两广总督位子， 看似光 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不仅要面对 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 还要对付北京的 政敌们。 李鸿章在政治冷宫中，足足憋了 4年。 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起了几 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 实权被剥夺殆尽。 戊戌政变之后，与后来主流史家们所描 绘的不同， 除了操切的人事体制改革之外， 一切改革并没有停下来。重新回到舵手岗位 的慈禧太后，要面对的依然是一系列具体而 微的建设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提高财政 收入。 要应对沉重的对外赔款、要养活日益 膨胀的官僚队伍、要进行成本不菲的各项改 革、要维持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光靠钱是 不行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 这是任何 一个政权、任何一位当家人都不得不面对的 现实问题。 1899年 11月 24日， 慈禧太后以皇帝 的名义颁发圣旨， 任命李鸿章担任商务大 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 这一任命，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 的信息———解冻开始了。 12月 1日，新任商务大臣李鸿章陛见。 他向太后和皇帝表示，自己将先对天津的商 务进行考察，估计需两个月，春节之后再到 烟台、 青岛、 上海等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考 察———此时，离春节正好还有两个月。 此时的通商大埠广东，并不安宁。 法国人终于得到了广州湾（今湛江）这 个“势力范围”，开始圈地划界，频繁地与当 地百姓发生冲突。遂溪的民众甚至在官员带 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 乱。同时，英国商轮在广东水面、尤其是西江 上不断被劫。 劫匪都是当地人，杀人越货时 让洋大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国民待遇”，该杀 照杀、该抢照抢。 12月 11日，英国驻华公使 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鉴于广 东盗风甚炽、英轮数被劫掠，英国军队将自 行打黑剿匪。广东这个外交纠纷的热点和难 点再度困扰着北京。 此时,中央从外交、财政等大局出发，必 须换上一个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 国的南大门。 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为合适的了。 于是李鸿章代理两广总督的任命，迅速 宣布了。 12月 23日，《纽约时报》记者将写好的 一篇报道交给了邮轮送回美国总部，这篇报 道的题目是《李鸿章掌权》，副标题则是“在 太后的恩典下出任两广总督”。 这篇报道简 要回顾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的坎坷仕途， 认为正是慈禧太后在一直为李鸿章保驾护 航。 而李鸿章刚得到的两广总督位子，看似 光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不仅要 面对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还要对付北 京的政敌们（《纽约时报》1900 年 1 月 17 日）。 黑道 “平安广东”已经在很长时间内成了一个 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粤东盗甲天下” 则是 全国人民几乎家喻户晓的说法， 也成为困扰 广东历届官员的首要难题。 李鸿章要在广东尽快站住脚，使“朝廷 无南顾之忧”， 必须解决一个棘手而迫切的 问题：社会治安。 “平安广东” 已经在很长时间内成了一 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粤东盗甲天下”则 是全国人民几乎家喻户晓的说法，也成为困 扰广东历届官员的首要难题。 张之洞在 1885年担任两广总督时写给 中央的报告中说:“粤东山海交错， 民情犷 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 ” 岑春煊在 1898 年出任广东布政使， 陛辞时光绪皇帝嘱咐 他：“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 ” 媒体对广东治安的败坏， 也是深恶痛 绝。 1897年 1月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 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 以广东为最。 ”1899年 11月的《广东日报》， 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 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 家无贫富， 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 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 六七。 ” 自入清以来，广东长期活跃着号称“反 清复明”的众多地下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帮会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了更为纯粹的 黑道。粤海关在一份报告中也说：“这个著名 的三角洲一向拥有无法无天的坏名声，而且 自古以来一直是‘海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土匪出没的所在。 ” 打家劫舍的“盗匪”与帮派会党合流，成 为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声势 浩大。 这些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 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 费、开设“黄赌毒”等，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 济”，俨然成了“二政府”，令广东实际上处于 黑白两道共管的局面。 “黑道”盛行，不稼不穑，成为广东社会 的巨大问题， 民众不仅要供奉穿制服的政 府，还要供奉这些不穿制服的“二政府”，这 两种“政府”的界限也随着内忧外患频仍而 不断模糊。 以军警为例，为了应对列强入侵和维持 社会稳定，广东与全国一样，不时需要招兵 买马扩充军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 军中，这虽然有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却令 军纪更为败坏。士兵公然穿着军服入室劫掠 的报道，也时常见诸于报端。 而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往往在内忧外 患略有好转后， 就立即遣散新募的军队，却 又难以妥善安置退伍军人。 这些军人，无论 之前出身黑道还是白道， 此时面临着下岗， 不少干脆带着武器加入了帮会。张之洞曾报 告中央：“近年海防多事以来，各路投营遣撤 之游勇，纷至沓来，纷纷勾结土匪，打单吓 财，入村拦路，劫掠惨杀。”如此一来，就形成 了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匪患”， 广东又不得不经常加强“警力”。 要打黑， 就牵涉到经费筹措的现实问 题。治安之外，各项洋务改革举措，也都需要 大笔经费， 如何寻找新的财政税收增长点， 就是每任广东督抚必须面对的难题。 郭嵩焘在担任广东巡抚时，有一次例行 抓赌，被抓的一个赌商斗胆提出，愿意缴纳 高额罚款，代替受刑。这大大启发了郭嵩焘， 之后，“以罚代禁” 便成为广东治赌的土政 策， 罚款收入也成为地方财政新的增长点， 皆大欢喜。 1875年， 新任广东巡抚张兆栋有点书 生意气，宣布严禁赌博，结果导致广东的赌 徒大量流入澳门，仅“闱姓”一项，澳葡当局 每年就能获得 30万两白银的税收， 自此奠 定了澳门博彩业的基础。但这种“利权”的流 失，大大刺激了广东的爱国人士们。 在他们 的呼吁下，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得到了 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著名的湘军将领 彭玉麟的支持，说服中央同意放开“闱姓”赌 博，公开招标，每 6年为一个承包周期，承包 费用高达 440万元，相当于每年 73万元，掀 开了赌博合法化的红盖头。在出任封疆大吏 前，张之洞以高唱道德高调而闻名，如今则 被人嘲讽为：“八表经营， 也不过山西禁烟， 广东开赌”。 吊诡的是，赌博合法化虽然能为政府带 来丰厚的“赌饷”，却也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广 东的社会治安，陷入了“治乱缺钱———开赌 增收———更为添乱”的怪圈。“捕务废弛”成 为中央经常批评广东督抚、督抚们又经常拿 来敲打下属官员的主要问题。 广东黑道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 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 黑道势力 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 放过境内的洋人，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 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 的英国人以充分的借口。 拉锯 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之外，广 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办团练与完善保 甲制两种。 在李鸿章之前，广东历届督抚并没有在 打黑问题上掉以轻心。 而最常用的办法，就 是出动正规军“清乡”，这成为广东的社会常 态，一直延续到民国。 根据张之洞的奏折，“清乡”就是要“示 以军威，勒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围捕，痛 惩积恶，重治窝家。 ” 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之外， 广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 是大办团练与完 善保甲制两种。 团练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时兴 的办法，著名的湘军、淮军，都是团练出身， 从民兵升格为国防军、乃至成为国防军的主 力。 团练在打黑中的作用，显现于 1878年， 当时清远黑道欧就起、姚庚人、陈 等，率 200余人占据佛冈厅城数日，结果被当地团 练剿灭。 当时刘坤一担任两广总督，十分高 兴：“官军既难节节设防，全赖团练相为捍 卫”， 因此要求各地大办团练，“无事则安耕 凿，有事则习战攻”。团练自此在广东各地蓬 勃兴起。到 1898年底，两广总督谭钟麟成立 了全省团练总局，“统计 68州县，挑壮丁 65 万 6000余人，始练 88100余人”（《谭文勤公 奏稿》）。显然，这个庞大的，也是沉重的 财政负担。 办团练的同时，广东全省大力设立“保甲 局”，“遴其族内诚实绅士十余名为局首，一面 悬赏花红购线捕匪，一面分造户口册籍，编立 门牌”，并“将户口人数造列清册，仍按十家为 一甲，立甲长一人；五甲立党副一人，十甲立 党正一人，百甲立联董一人，以次递加，钤束 村民；一经犯法，以次责成捆送，徇庇者查出 同罪， 同甲十户知而不举发者， 按以连坐之 科”（《不自慊斋漫存》）。 水上人家也一样，“无 论轮船、帆船，必编列号，互相保结，如无号 数，不许驶行”（《申报》1899年 5月 9日）。 这种源远流长的“秦王政”，试图以连坐 的威慑力量， 形成遍布城乡的预警网络，让 黑道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但是，广东 的黑道力量实在过于强大，连坐政策反而逼 着他们大力降低入会门槛， 吸引更多的成 员。 一般民众、包括不少地方乡绅，为了自 保，也只好靠向黑道，客观上令“保甲”成为 “黑道”的“保甲”，谁敢通官，倒是一定会被 “连坐”。 广东官员指望“办团练以助兵力，查保 甲以绝匪踪”（谭钟麟语）的思路，在实施过 程中，还大大促进了广东的各种地方势力迅 速成为武装集团。 为了供养这些民兵组织， 各地不断出台土政策、土办法，向普通民众 强行摊派，民间固有的宗族矛盾、区域矛盾， 因为枪杆子的失控而更趋严重，在客观上推 动了整个社会的“黑帮化”。 李鸿章接手时的广东，就是这样一种状 况，已经没人能够说清，这大好河山究竟是 谁人之天下。 与前任谭钟麟相比，李鸿章并 没有什么更好的招数。 只是，他在细节的落 实上，比谭钟麟更有执行力。 1900年 1月 27日， 到任近 10天的李 鸿章，经中央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 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 费。 除了早已公开经营“闱姓”赌博方式之 外，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赌徒 们早已喜闻乐见的地下博彩， 全部合法化， 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 在为此而于 4 月 23日成立的商务局中， 刘学询被任命为 局长，而他担任大股东的“宏丰”公司，除了 已经承包经营的“闱姓”之外，还承包了山 票、铺票的经营。 对于李鸿章到任后全面开赌，梁启超是 大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是李鸿章“最流毒 于粤人者”。 梁氏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 “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 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 缉捕经费， 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 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 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 ” 梁氏的指责，虽然在理，但看人挑担不 吃力，设身处地为李鸿章考量，还是有求全 责备之嫌。 日后广东城头上不断变换大王 旗，那些新的大王即便在野时痛责当权者诲 毒诲盗，坐上位子后也只能萧规曹随，大征 赌税。赌税于广东历届政府而言，不是“饮鸩 止渴”的问题，“鸩”早已成了日常的饮用水 源了，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广东“黑帮”的可持 续发展。 严打 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大开杀戒，即使没 有起到震慑黑道、树立法制权威的目的，也绝 对达到了树立李鸿章本人权威的目的。 在大抓赌博这个新的支柱产业的同时， 李鸿章开始重拳打黑。 李鸿章的打黑行动， 也与前任们手法相 似，整顿团练、保甲，派兵清乡。 而比前任们更 进一步的是， 他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 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 审判，并分兵五路进行大规模清乡。 而且，经 中央批准，他于 3月 14日得到了“暂复‘就地 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 政策。 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中央的死刑审判 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线——— 李鸿章的刀因此磨得飞快。 “就地正法”，是大清国刑法中具有相当 威慑力的一种刑罚。在《大清律例》明文规定 的少数“就地正法”情形中，广东是有这个权 力的：“粤东内河盗劫，除寻常行劫仅止一二 次、伙众不及四十人、并无拜会及别项重情， 仍照例具题外， 如行劫伙众四十人以上、或 不及四十人，而有拜会结盟、拒伤事主、夺犯 伤差、假冒职官，或行劫三次以上、或脱逃二 三年后， 获各犯应斩决者， 加枭示，恭 请王命先行正法。 ” “恭请王命”，就是所谓的“王命旗牌”， 一种代表着中央特别授权的令牌，督抚们向 “王命旗牌” 行礼， 就算是得到了中央的同 意，可以就地杀人。 但是，根据《大清律例》，广东的“就地正 法”权，被严格限制在“内河盗劫”，而且有详 细的条件限制。 其实，死刑的审核权主要还 是掌握在中央， 并主要掌握在皇帝本人手 中。每年，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犯，都要由皇 帝本人亲自核准， 皇帝用红笔打勾了的，才 可以处决，这叫做“勾决”。 这并非因为皇帝 对法律的执行有着兴趣偏好，而是因为死刑 的核准权不仅是皇权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央 权威的重要标志，国家重器，不可轻易下放。 但在动乱年代，为了发挥专政机器的震 慑作用，从重从快处决人犯，这种死刑审核 权会被下放给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在太平 天国运动中，“就地正法” 权被广泛运用，乃 至滥用，战后，中央和地方对此进行了广泛 的讨论和争议，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地方大员 们，多数都希望继续保留自己手中的“就地 正法”权，并列举了种种特殊原因。 几经反 复，中央最后还是宣布收回。 1882年刑部草 拟的法案规定：“除甘肃省现有军务，广西为 昔年肇乱之区，且剿办越南土匪，以及各省 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形 同叛逆之犯，均暂准就地正法，仍随时具奏 备录招供咨部核查外，其余寻常盗案，现已 解勘具题者，仍令照例解勘，未经奏明解勘 者，统予限一年，一律归复旧制办理。 ” 1885 年，张之洞在广东，为了打黑，请 求中央批准授予“就地正法”权。他的理由是 广东黑道猖獗，“土匪、会匪、游勇、盐枭、斗 匪、洋盗七种合而为一”，不从重、从快进行 打击，难以奏效。中央核准了张之洞的要求， 但到了 1898年就下令收回。 如今，李鸿章到任，为了震慑黑道，他再 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旧招，得到了中央的 批准。 拿到了杀人权的李鸿章，究竟为这一次 重拳打黑出动了多少兵力，难以统计。 但仅 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负责清乡的 连州代理知州李家焯， 手下的兵力就有 1200 名，并有 12 艘巡船配合（《申报》1901 年 1月 16日），而此时（1900年年底），早已 过了李鸿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时的兵 力之大，亦可见一斑。 而在这次打黑中，李鸿章究竟“就地正 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确切的数字。 澳门 《知新报》 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 不下数百余名”， 但报道出笼时（1900年 3 月 1日）， 李鸿章的打黑才刚刚开始，“就地 正法”的权力还没到手，显然，“数百余名”这 个数字是偏小的。至于瓦德西的日记里说的 五六万人，似乎又大得比较离谱。 具体的数 字，在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清国，永远是 一个解不开的谜了。 可以肯定的， 一是李鸿章的确大开杀 戒，即使没有起到震慑黑道、树立法制权威 的目的，也绝对达到了树立李鸿章本人权威 的目的。在庚子年由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激起 的动荡局势中， 广东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 之后全国的复苏打下了基础。二是即使李鸿 章大开杀戒，其效果依然有限，广东的黑道 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李鸿章的后任们 依然必须面对这个棘手问题。 甚至到了民 国，曾经将黑道作为依靠力量、乃至主要依 靠力量的新政权，也不得不在当权后调转枪 口，大力镇压黑道，“就地正法”，搞得广东到 处血雨腥风。 尤言 恒 监钅 大批黑道人员在广东被处决。 E-mail:yudonghui@cbnet.com.cn���611982702@qq.com���编辑 _于东辉 美编 叶涵 校对 翟军 D3 CHINA�BUSINESS�JOURNAL�/ 中国经营报 / LIFE 慧 及 人 生 广东打黑 1900 文 /雪珥 分寸 李鸿章打黑，将锋芒严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 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参与的政治案件，这种刻意“不 问政治”的打黑，正是李鸿章最大的“讲政治”。 李鸿章的打黑，虽然杀得人头滚滚，却还是谨慎 地拿捏着分寸。 “打黑”本身，并非一味杀人，而是剿抚并用，这是 广东官员们的传统做法。 在 1884年中法战争、1894 年中日战争时，广东扩充军警队伍的主要兵源，就是 招抚改制后的“黑道”弟兄们。 如今李鸿章打黑，国际 国内形势更为严峻和不可预测，李鸿章自然就更为谨 慎，把打黑放到了“讲政治”的高度。最大的表现，就是 李鸿章打黑是“打人而不打帮”，只抓刑事案件，不碰 政治案件。 广东的涉黑政治十分复杂，与朝局紧密相关。 1月 24日（农历腊月廿五），李鸿章到达广州仅 6 天，北京传来消息，正式册立溥 为大阿哥（“己亥建 储”），作为同治皇帝的后裔。 虽然没明确宣布其接班 人的地位，但普天之下都明白了，这是为光绪皇帝选 的接班人兼掘墓人。 两天后（1月 26日），李鸿章曾经的老部下、上海 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马裕藻、叶瀚、章炳麟、蔡元 培、吴眺、唐才常、丁惠康、黄炎培等 1231人，联名通 电，反对册立大阿哥。中央宣布缉拿经元善，经元善逃 到了澳门。 而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近水楼台先下 水，只能承担起缉拿经元善的脏活。 “己亥建储” 为流亡海外的康梁提供了绝好的壮大 声势的机会，康有为致电总署，宣称：“废光绪将引起革 命。”康有为早已伪造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此时再打出 “勤王”的口号，在一贯的宣传造势之外，学习革命党的 做法，也与黑道联手，预谋刺杀慈禧太后、荣禄等。 而广 州的李鸿章、刘学询，也被纳入了刺杀的名单。 1月 31日，农历正月初一，在大阿哥溥 代表光绪 皇帝到天坛祭天的同时，广东文武官员则云集于广州万 寿宫，遥贺光绪皇帝。刺客趁机安放了炸弹，目标是李鸿 章，而李鸿章偏偏没有出席这一仪式，躲过一劫。 没有进一步的报道，说明这次未遂的袭击究竟是 何人所为，但康党是最大的嫌疑者。 康党与黑道联手 动粗，也是因为朝廷日渐紧逼。 李鸿章在赴任广东之 前，受命秘密翦除康党，实施者正是刘学询。在刘的牵 线下，李鸿章曾计划请孙文出马，在海外除去康有为 等。而到任广东之后，李鸿章、刘学询的确动手抓捕了 一些康党成员的家属， 梁启超记载说：“鸿章之来粤 也，盖朝旨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使之从事于镇压 云。鸿章乃捕击海外义民之家族三人焉。无罪而孥，骚 扰百姓，野蛮政体，莫此为甚。或曰：非李鸿章之意也。 虽然，吾不敢为讳。”李鸿章此举，令康有为十分恼怒。 康党试图利用“己亥建储”之机会，酝酿在广东等 地武装暴动，刘学询则多方堵截。 刘学询不仅掌握着 巨额的财富，而且还受李鸿章委托，掌管着李鸿章新 近购置的 6000条枪（《井上雅二日记》），是不折不扣 的实权派。新仇旧恨，康党就惦记上了这只“刘豚”，而 将他与“肥贼”（李鸿章是合肥人，多被称为李合肥，因 此被康党叫做“肥贼”）一起列入广东必杀名单，主导 此事的，就是日后以极大的同情之心写出《李鸿章传》 的梁启超。 其实，康、梁对李鸿章的仇恨，一是因为对国内政 情隔膜而致，二也因为保皇党亟须一张“投名状”来显 示实力。 李鸿章其实完全称不上是康梁的敌人，他本人甚 至不惮于自称“康党”。 赴任广东之前，李鸿章曾与慈 禧面谈，谈及缉捕康有为之事。 李鸿章说：“他们都是 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用不着怕。 ”慈禧问：“何以 外人庇护他，与我为难？ ”鸿章说：“外人不懂华情，故 拟以国士待之。 他终久必弄清楚，驱逐唯恐不及。 ”慈 禧说：“有人说你是康党。 ”鸿章说：“废立之事臣不与 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 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慈禧不语。（《慈禧传信录》） 而在前往广东上任的轮船上， 李鸿章曾与幕僚闲 谈，说奉太后命捉拿康梁，如抓住，功劳甚大，或许超过平 灭“发捻”（太平军和捻军），或许还可以再进爵。李鸿章问 侄婿兼幕僚孙仲愚：“是否康党？”孙干脆回答：“是。”李鸿 章问：“不怕捉吗？ ”孙答：“不怕。 ”李鸿章说：“我不能捉 你，我也是康党。 陛辞时，有人劾我为康党。 ” 李鸿章对搜捕康党并不热心，极为敷衍。到任后， 中央在 2月 12日曾电令李鸿章：“逆党康有为、 梁启 超、逃往外洋。日久未能弋获。该犯等罪大恶极。神人 共愤。 其广东本籍坟墓。 著李鸿章查访确实。 即行刨 毁。 以儆凶邪。 ”（《光绪实录》）2月 17日的《纽约时 报》以《悬赏捉拿改革者》为题，报道李鸿章奉命摧毁 康有为的祖坟，并悬赏 10万两白银捉拿康有为，死活 均可。 3月 1日， 李鸿章给中央回电：“康梁罪大恶极， 直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道坟所能制止，请稍候。 ”不愿 意去刨人家祖坟。 这令中央极为不满，康有为后来特 意给李鸿章写信表示感谢。 不仅对于康党，对于孙文的革命党，李鸿章也没 将他们列入打黑的目标。 李鸿章打黑，将锋芒严格限 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参与 的政治案件，这种刻意“不问政治”的打黑，正是李鸿 章最大的“讲政治”。 这其中，当然多少有些“养寇自 重”的意味，但更是李鸿章急于清理和稳定广东局面、 令“朝廷无南顾之忧”的需要。 在京师及整个华北陷入大动乱之时，李鸿章能在 短短半年时间就将一个乌烟瘴气的广东稳定下来，与 康党和革命党之间的默契十分相关，这种默契在八国 联军占领北京、广东各界共谋“两广独立”并推李鸿章 担任“总统”时，体现得更为清晰。 纯治安角度的辣手打黑， 与政治上的相对宽松， 实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李鸿章老到的政治手腕。 和谐 李鸿章最大的维稳措施， 是当中央发布对 11国的 宣战诏书后， 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也，粤 不奉诏”。 在打黑的同时，李鸿章也大抓和谐建设，试图削 弱“黑”的基础。 此时席卷了华北的义和团，其主要根源之一就是 西方教会为了拓展传教而激化了乡村社会的固有矛 盾。在列强外交官的支持下，教会利用超国民的“领事 裁判权”，为信教民众（“教民”）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 特殊利益，不断干预中国的基层司法。 这令“教民”在 乡村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身份，“吃教” 者日益增多。 这与宗族矛盾、乡村矛盾结合之后，刺激了非教民对 教会及洋人的痛恨，导致了华北农村的族群分裂。（参 阅雪珥策划之凤凰卫视专题片《国难 1900》） 李鸿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后的第 2 个月（2月 24日），就严令地方官，切实划明牧师和教 民的权限，不令藉教为护符，鱼肉乡民。这实际上是在 广东切断了“民教”仇恨的根源，否则，以广东历史悠 久的帮会传统，很容易与强势的教会及其背后的列强 发生大规模冲突，局面会更难控制。 在约束教民的同时，李鸿章在处理西江劫案等涉外 案件中，借助打黑的气势，果断杀伐，不给英国进行外交 甚至军事干预的借口。 尽管在 6月 5日，英国议员还在 国会宣称：“李鸿章如果不能平西江盗匪，英国将自行处 理。 ”但李鸿章的雷厉风行，令英国难以下手，这也为广 东在庚子年的大动乱中不至于糜烂争取了外部环境。 7 年后（1907年），治安恶化的西江航道，果然引起了英国 的武装干涉，史称“西江缉捕权”之争。 李鸿章最大的维稳措施， 是当中央发布对 11国 的宣战诏书后， 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 也，粤不奉诏。 ”7月 3日，李鸿章明确命令两广地方 文武官员，不得张贴宣战诏书。对此，东南各封疆大吏 纷纷响应，在盛宣怀的穿梭下，东南各省与列强达成 了，保持“中立”，互不干扰。 这就是“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避免了半壁江山陷入动荡和战争，为 大清帝国保存了元气， 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 威，令其对全局的掌控能力进一步下降。 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地方诸侯，都在此时大力购置 军火，积极扩军，李鸿章的新购军火，足足可以装备一 支 25000人的新军队，而张之洞则瞒着中央向日本派 出了军事代表团，领头的就是他的儿子。 在庚子年变 幻莫测的局势中，让自己的势力更高、更大、更强，是 他们的首要追求。 对于李鸿章的打黑，梁启超评论道：“李鸿章之 督粤也，承前督李瀚章、谭钟鳞之后，百事废弛已极， 盗贼纵横，萑符遍地。 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 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 然群盗 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 ” 这种“小安”，为大清帝国不至于在庚子年的大乱 中就灰飞烟灭，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赢得了点喘息的 时间。但这种“小安”并不稳定，李鸿章离开广东之后， 治安问题几乎立即回弹。 辛亥前后，白道、黑道日益融合，黑道漂白之后过 河拆桥的戏码也不断上演。 众多有着黑道背景、依靠 黑道起家的民国新贵们，登堂入室、坐稳江山后的第 一件事，往往就是“剿匪”。 而中央权威的缺失，令“就 地正法”成为地方强者的天然权力，民国初年的广东 打黑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势力清洗异己的“黑打”。 一池原本就黑的水，搅的人多了，就更为浑浊 了…… D2 上接 先锋话题 TOPIC 77岁的李鸿章希望通过打黑重新回到权力核心。 D4 LIFE 慧 及 人 生 CHINA�BUSINESS�JOURNAL�/ 中国经营报 / 朗博杰（Jérome� Lambert）2001 年成为积家全球 CEO的时候， 年仅 33岁，在当时瑞士顶级腕表品牌的掌 门人中，无疑是最年轻的一位。 28岁时，朗博杰成为积家的财务 总监。 2001 年，以“瑞士表业的拯救 者”闻名的积家全球 CEO刚特·博卢 姆伦（Günter�Blümlein）突然辞世， 刚满 33岁的朗博杰临危受命，执掌积 家全球最高管理者的帅印。 人们把怀 疑的目光投向这位毫不为人所知的年 轻的法国小伙子。 朗博杰承认前任 CEO在积家的 丰功伟绩，他说，没有 Blümlein，就不 会有积家的今天。但是，朗博杰决心要 把积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他要让 全球钟表界看到，他是积家的未来。 过去的十年里，他信守了诺言，把 积家在全球的业务规模扩大了整整四 倍，从产品线、技术含量，到全球分销 网络，积家的国际影响力日愈强大。 其实， 年轻对一位积家的 CEO 来说并不是障碍。 积家创始人安东尼 在 33岁时创立了公司，他的孙子雅各 30岁时成为研发总监。 所以，33岁的 年纪， 在朗博杰的心理上没有任何束 缚，他充分尊重积家传统的同时，积极 走开放、创新的道路。 作为一家大公司的全球 CEO，朗 博杰说， 他不需要知道积家的每一件 事， 但他会非常仔细地去了解每一位 专家的技术特点。 在制定产品发展战 略的时候， 他必须知道哪些人可以帮 助他实现这一战略。 这些老专家都是 积家活着的历史， 他们知道积家 178 年来的工艺、历史和传承，他们中的每 一位，都是他求教的老师和顾问。另一 方面，财务总监的背景，让朗博杰很熟 练的平衡短期和长期的发展， 绝不能 为追求短期的回报而不惜损害产品的 质量和品牌的声誉。 在营销手段上，朗博杰锁定与威 尼斯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长 期合作， 通过著名的影视艺术家，来 彰显积家品牌的魅力。 在不久前结束 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明星们在红地 毯走过时， 腕上佩戴积家的各色表 款。 这个方寸之物成为明星们最爱把 玩显摆的东西，又是他们津津乐道的 话题之一，一如积家给威尼斯电影节 吹来的风尚。 最近几年来，朗博杰在保留积家 传统的工艺文化基础上， 又带领公 司走上一条创新之路， 每年拿下二 十多项专利， 发明出了世界上计时 最为精准的机械腕表， 世界上第一 款 spherical� tourbillon 球形陀飞轮和 第一款有三个机芯在同时运转的三 相表。 这位每周都要跑半程马拉松、并 酷爱骑马的年轻 CEO， 正以无比的 耐心和毅力让积家焕发新的生命和 活力。 年轻者无畏 问：为什么积家会选择上海电影节作为品 牌营销的方式？ 朗博杰：作为瑞士顶级腕表制造商，我们 一直在寻找一种独特的营销方式，它要求更加 精致，富有创意，呼应我们的传统，而不是仅仅 看销售业绩。这些元素在电影节中能得到很好 的体现，特别是像大型的国际电影节，参展的 电影人都有着非凡的天赋，他们佩戴积家走过 红地毯时，无论是在演绎还是在传递积家的品 牌特点时，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非常好地诠 释了积家优雅、精致和历史传承的特点，很能 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与电影节合作的想法也并 不是第一次，自 2004年起，我们就成为世界三 大电影节之一——威尼斯电影节的赞助商。在 亚洲，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与积家品牌匹配的 电影节，最终选定了上海电影节。 问：在电影《钢铁侠 2》中，男主角佩戴积家 的腕表， 这种为电影植入广告的营销方式每年 需要多少预算投入？ 朗博杰： 每年至少有二十来部法国和意 大利电影中出现积家的腕表， 这些都是由导 演和演员自己做出的决定，理由就是喜爱。我 们不赞助电影的拍摄， 在电影中植入广告并 不是我们营销的主要手段， 因为腕表不像汽 车那么显性，如果没有特别的剧情，很难 体现出腕表的工艺特点， 也很难体现与其他 品牌的区别。只有积家被深深了解它、热爱它 的演员和导演接受， 它才能在电影中绽放出 它的个性。我们会借助新片发布会，与电影制 片方共同做推广。 比如，我们与派拉蒙合作， 在《钢铁侠 2》的新片发布会上，请男主角罗伯 特·小唐尼佩戴并且展示我们的腕表。我们有 时也会赞助一些腕表供电影拍摄之用， 但用 完后全部收回。 问：积家是如何坚持直接与消费者沟通的？ 朗博杰：我们通过网络来与消费者沟通， 比如 Facebook、Youtube等。 但也曾经有位老 人写信给我们，他是一位法国人，在二战时被 关在纳粹集中营，他瘫痪在床，在昏暗的牢房 里每天只能靠听着积家表发出的嘀嗒嘀嗒的 走动声来建立对时间的意识。 四五十年后，他 给我们写了这一封信， 感谢积家表陪伴他走 过那段最为艰难的生命旅程， 这个故事比电 影更感人。所以消费者爱或者不爱这表，他们 会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 并且把他们的感 受告诉我们。 如今这位老人的信珍藏在我们 的博物馆中。 问：积家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朗博杰：创新使得我们找不到竞争对手。 这就是一个品牌与另一个品牌的不同之处，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 在 178年里，我们传 承下来的独特工艺有四十多种， 而且我们还 在不断地发展中。我们所做的是不断地质疑、 挑战自己如何做得更好。 特别是稀有工艺珐 琅表，这其中既有我们的传统技艺，又有创新 给古老技艺所赋予的新的表现形式。 问：积家成功的根本在哪里？ 朗博杰：尊重人性。 我从财务总监起步， 我个人的天份是体现在勤奋工作之中的，但 是我又很喜欢与人打交道，也很好奇，对发现 的过程充满着乐趣。 我的财务背景并未妨碍 我管理业界这些最顶尖的制表技术专家。 在 公司内部，我们提倡自由地讨论表达思想，大 家共同参与制造的过程。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 意见，使得相互之间的关系简单融洽。 大家一 起追求创新， 使得我们的产品求得更好的精 准度和技术领先性。 E-mail:zhuxingyuan@cbnet.com.cn���611982876@qq.com�����编辑 _朱行远 美编 _叶涵 校对 _张玉明 奢侈品 LUXURY 当积家走过红地毯 访积家全球总裁朗博杰 朗博杰 罗伯特·小唐尼佩戴积家腕表出席《钢铁侠 2》首映礼。 积家 REVERSO腕表机芯。 本版文章均由钱丽娜采写 E-mail:malianpeng@cbnet.com.cn���611982702@qq.com���编辑 _马连鹏 美编 _叶涵 校对 _张玉明 D5 LIFE 慧 及 人 生 CHINA�BUSINESS�JOURNAL�/ 中国经营报 / 宝岛故事 警察与糖 人文 文 /李开周 军阀们身家过亿豪宅如云，老百姓可就惨了。 民国时期，天灾不断，兵祸绵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种地 的进项还不够缴税，所以农村破产，农民离乡，连北京近郊的耕 地都便宜到了一两块大洋一亩。 农村不能待了，成群结队的农 民涌向城市，希望能在城里找碗饭吃，民工潮之大之猛，甚至超 过咱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所以城市的人口一天天在暴涨， 房价和房租也是一天天在暴涨，除了北京，任何一个大城市都 出现了住房难。 其实民国市民买房的很少，那时候就跟北宋一样，城市 居民以租房为主流。像云南昆明，住房自有率只有 32.4%，换 句话说，67.6%的市民是在租人家的房子。 上海闸北的住房 自有率只有 25%，而在热闹的法租界，1922年统计的住房自 有率只有 8%。 最极端的是广州，1928年广州市土地局搞普 查，全市 80万常住人口，只有两万人住的是自家房子，住房 自有率低到了 2.5%。 按说买房也好，租房也好，房子都是一样的房子，只要 住得舒适，只要房东略通人性，不至于今天涨房租明天要小 费（民国上海房东流行收取“扫地费”、“开门费”和“节礼”）， 把房客撵得鸡飞狗跳无处安身；只要丈母娘通情达理，不强 求做女婿的非买一套房子，那么在我看来，租房跟买房就没 有区别。 所以民国时住房自有率虽低，未见得民国市民就不 幸福。 然而很多人连租房都租不起。 河南郑州那么落后的城 市，普通民房每间月租不过一两块大洋，还是有大批房客因 为欠租被扫地出门，跑到金水河两岸搭起席棚，冬天受冻， 夏天挨蚊子咬， 阴雨天潮得床腿长蘑菇。 上海就更不用说 了，1928年上海市社会局发布的公告里说：“本市人口稠密， 房租昂贵，贫民温饱难继，更无余力以谋居处之安适，故大 多居于草棚之内，天寒地冻，常罹火灾，流离载道，惨不忍 睹。 ”连一贯吹嘘政绩粉饰太平的官方都这么说，实情之惨 可想而知。 那个年月， 因为无处安身而投江自杀的上海居民比比皆 是。 据上海市社会局统计，1928年，上海本埠共有 643对夫妇 离婚，其中有 36对夫妇是因为买不起房或租不起房而分手的。 另外，1928年上海共发生自杀事件 1989起，丧生者 434人，除 了 200多人自杀原因不明外，其余的自杀者当中，有 1.8%是因 为失恋而自杀，1.7%是因为失业而自杀，0.6%是畏罪自杀，而因 为住房问题自杀的，占到了 8.5%。 自杀的人这么多， 以至于公安局不得不在每天晚上八 点出动警察到黄浦江边巡逻，“凡遇有形迹可疑， 神色沮丧 者，详加盘问”。 市政府还在“历年投浦较多之岸沿，树立自 杀警告牌，警醒世人”，警告牌上写着八个字：“死不得的，快 回头去！ ”这样的牌子在徐家汇、曹家渡、宝山路口、大统路 口、豫园、小东门、中华路与肇嘉路交叉口都有，您要不信， 可以问问那些年过九十的老上海。 我本人可不是老上海，今年也不到九十岁，自杀警告牌只 在史料里读过，没有亲眼见到。想象起来，它应该像现在强拆民 宅的官员打的横幅：“拆迁为民，自焚可耻。 ”请教一下诸位，这 横幅算不算新时代的自杀警告牌？ 李开周，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 自杀可耻 民国治房 COLUMNS 世说 文 /押沙龙 博尔赫斯在一首叫《边界》的诗里说道： 在黎明我仿佛听见了一阵繁忙的 喃喃之声，那是远去的人群； 他们曾经热爱我，又遗忘我； …… 这几句话写在大约 80年前，但它如同是给互联网 时代写下的注脚。 有人说诗歌是永恒的，也许就是这个 意思吧。 在互联网上，我每天都能看到“繁忙的喃喃之 声”。这些喃喃之声，表达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愤 怒。 ———当然，还有遗忘。被人遗忘的一具具网络化石， 安静地躺在数码流之下。 我想如果它们能开口的话，也 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们曾经热爱我，又遗忘我。 ” 比如说郭美美事件，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 我是没搞明白。但是现在也成了网上的陈年往事。如 果我们再往前推，三年前的胶济铁路撞车，70死 416 伤， 现在有几个人还记得它？ 两年前的唐福珍自焚 案，一年前的叶忠诚自焚案，如此惨烈，现在又有几 个人还提到它？ 网上有人说：“开房局长救了王功权，郭美美救了 局长……”他们在搞接力棒，我们在看连环画，这就是 网络现实。大家对热点的关注是有期限的，老话题总是 被新话题取代。我看过一份《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特征 与统计》，里面对网络热点做了一次统计。 它的结 论是： 平均每个网络热点议题存活时间是 16.8天，然 后就是慢慢地遗忘。 小时候大家都听过狗熊掰玉米的 故事。网络就是一个巨大的玉米地，我们则是那个愉快 的狗熊，胳膊下面夹着两个玉米，身后一片狼藉。 据说鱼的记忆只有 7秒钟。 如果在鱼缸里放一 个会放电的球。它每次碰到球就电它一下，那么它也 最多会躲避这个球 7秒。 7秒过后，它又会在鱼缸里 乐呵呵地游泳，直到自己被电得遍体鳞伤，再也游不 动为止。它是水缸里的鱼。而我们是网络里的人。我 们进化到了 16.8天。 我们压倒性地战胜了鱼。 但我 不知道这事应该庆祝，还是应该伤感。 我并没有指责的意思。 因为我们本性就是如此。 一副再优美的画，你能站在前面心满意足地欣赏一年 么？一个再正义的人，能对着一件事热情高涨地愤怒一 年么？一般人的小宇宙强大不到这个地步。愤怒是一种 力量，但要正确运用这种力量，还需要别的东西。 在这里，我想停下来讲一件美国往事。 它的腐败往事。 现在， 我们认为美国官员是相对廉洁的。 但在 100多年前，美国政坛腐败得惊人。 坦慕尼大厅是纽 约市民主党权力中心，也是一个腐败的老窝。它的老 大是特威德。他手下的贪污集团统治纽约长达十年。 从市长到司库到法官，全是这个集团的人。他们把纽 约居民当肥猪一样宰。承包商做任何投标，都要向他 们交付 10%的回扣。很快，这个百分比不断攀升——— 15%、50%、60%，在有些中，竟高达 85％。他们主 持修建纽约法院大楼的时候，买温度计就花了 7500 美元，买扫帚花了 41190美元。五位死人被他们邀请 出来领工资。到最后，整个大楼成本是英国议会大楼 的四倍！这样奋不顾身的贪污取得了丰硕成果。据历 史学家估计， 这个集团总共贪污了约 5000万———2 亿美元。 这可是 150年前的美元！ 许多纽约市民对此感到愤怒， 但却想不出什么 办法赶走特威德。但是在 1871年，事情出现了转机。 《纽约时报》 编辑乔治·琼斯掌握了特威德集团贪污 受贿的材料，都是有真实证据的影印件。特威德向他 出价 500万美元购买这些影印件。琼斯拒绝了。他在 《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这些影印件。 这引发了一次愤 怒的狂潮。特威德始终保持沉默，希望把这件事拖过 去。 如果怒潮一直保持无序状态，他确实可能逃脱。 但转折点很快到来了。 70位市民领袖自发组成委员 会调查特威德集团的活动。 这标志着无序怒潮转化 为正式行动。此时特威德已在劫难逃。紧接着开始启 动司法流程。大陪审团以 120条罪状指控特威德，他 于 1871年 12月 16日被逮捕，并被判处 12年监禁。 特威德集团随之土崩瓦解。 从纽约人的愤怒到特威德集团的崩溃， 中间有 两个最关键的因素。 一个是乔治·琼斯。他的背后则 是《纽约时报》。 它具有公信力，又有能力做深入调 查。这都是互联网所缺乏的。乔治·琼斯把民间模糊 的愤怒转变为一个结结实实的重拳。 但是特威德依 旧可能躲过这记重拳。 纽约人的愤怒同样可能变成 遗忘。 这就需要第二个关键因素：70位市民领袖组 成的调查委员会。愤怒通过正式渠道转变成为行动。 这个行动又自动转变为司法程序。 鱼就是这样躲过了电击。 愤怒也就是这样战胜 了遗忘。 如果遗忘战胜了———如果遗忘总是战胜了，那 么失败的就是愤怒。愤怒的失败将是社会的失败。留 在鱼缸里的，将是一条遍体鳞伤的七秒之鱼。留在网 上的，将是一道道愤怒烧尽后的灰烬。 我想起了一首歌。 我既然用一首诗开头，就让我用 一首歌来结尾。 它的名字叫《时代的晚上》，作者崔健。 你的小手冰凉像你的眼神一样 我感到你身上也有力量却没有使出的地方 你会相信我吗你会依靠我吗 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我如果我疯了 押沙龙，70年代生人，著名网络作家，民间研究学者， 作品有《出轨的王朝———晋朝历史的民间书写》《写给上班 族的世界史》。 愤怒战胜遗忘 文 /亢霖 用什么办法治理台湾，永远是当政者的课题。在 即将到来的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这当然 也是对决双方的攻防焦点。当初，日本殖民者作为异 族统治者，为此绞尽了脑汁。 其实，任何执政者面对 的都是两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一个是稳定，一个是发 展。日本人当年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为了说 明这“两手”的核心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手是警 察，一手是糖。 警察常是虚构作品的主角， 因为大家太爱 看警匪片了。 成龙从《警察故事》拍到《新 警察故事》，也只拍出沧海一粟。 要是到 日据时代的台湾取材，警察就不止是警匪 片的主角了，他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太深 远。 在 1920年，岛上居民差不多五百人中就有 一个警察，比例高出日本本土一倍多。 本来，日本据台初期军人地位最高，道理明 摆着，台湾是靠军人占领的，要稳定不平静的局 势，也得靠军人。 总督是军人，军队也掌管各类 事务。 警察的故事早在 1895年日本刚据台时 就开始了，但在相当一段时期，管制台湾是以 军队为主，警察为辅。 儿玉源太郎就任总督后，发现军人太跋扈了。 此时 武装反抗逐渐平息，常规治安却很混乱。 儿玉决定加强 警察功用，一声令下，军人被削权，治安完全交给警察。 但警察的功用并不限于治安。 总督府设立二十 个厅管辖全岛，厅以下是分厅、支厅，支厅以下的官 吏就只有警察，没有其他人员了。当局将治台事务分 为总务、警务、税务三类，按道理警察只管警务，可一 到基层，警察就总务、税务一把抓了。因此，基层统治 关系一言以蔽之：警察说了算。 警察网络于是完全等同于当局的行政统治网络， 一个个警察成了总督府伸向基层的神经末梢。在每个警 察的辖区里，除治安外，他还负责户口、税收、卫生、收 容、设施维护等种种事务，甚至充当邮差和教 师。 当年台湾民众平常见到的“公家人”，通通 都是警察，警察也被称为“大人”。 台湾人被招入警察系统也早在 1895 年就开始了，但整个日据时代，台湾人都只 是辅助角色，日本人始终掌握实质管辖权。 在日据时代早期，警察成为主流有必然 性，此时需要既保留暴力威慑色彩，又能真 正深入民众生活的角色， 军人显然不适合， 警察是最佳选择。 到日本人站住脚后，尝足 了“万能警察”甜头，索性就把这种状况制度 化、日常化了。 在近现代，“警察社会” 的称号肯定不 是溢美之辞， 以此确认日本殖民者的残酷 统治固然没错， 但仅仅看到这一面就失之 简单了。 一位经历过日据时代的老者曾跟 我交谈，说“有的日本警察很坏、很凶，不 过，跟他们也能学到一些好习惯”。 我期待 他能说出哪些“好习惯”，也想听听更具体的警察故 事，可惜他后来总结一句“不管怎样我们都不是日本 人”，便不肯再多说什么了。 警察解决了管制宝岛社会，维护稳定的问题，这 只是殖民当局最基本的要求。“发展才是硬道理”，在 宝岛上尝到甜头，才是占据殖民地的目的所在。日本 人总希望吞并台湾的事业是甜蜜的。 虽然这颗“糖” 刚进嘴时挺硌牙，渐渐地，他们还是找到了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