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简史第三章

早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 导言在六世纪和七世纪，罗马在西方的权威已经不再。罗马统治下的政治单元现在已经被蛮族国王和贵族统治下的政治地方主义所取代。教会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联合，但基督教徒——由基督教信仰和顺从所统一的群体——的保护伞却形同虚幻。阿里乌斯派和罗马基督教派的分裂仍然震动着西欧某些地区，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异教徒们既没有听说过基督教，也对它不感兴趣。罗马城本身坐落在西方，但到公元500年时，西罗马帝国变成了重组的罗马帝国中贫穷的部分，繁荣程度比东方差得多。历史学家们经常将六世纪和七世纪的西方世界视为一个阴暗的时期，一段黑暗年代，一段新的美好旅程开始之前的阴暗沉闷的停滞时期。作为结果，就像一些批评者最近指出的那样，这几个世纪被说成是“像一具尸体一样，被快速地拖到舞台后面，以便下一幕中世纪戏剧可以开始。”让我们不要如此匆忙地下结论，中世纪最初几个世纪的确是艰苦的时期，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着社会、政治、宗教，以及思想方面的巨大发展。早期中世纪社会有理由相信在五世纪和六世纪西欧的一些农场被完全废弃——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有人重新定居。南部法兰西的鸟瞰图揭示了典型的中世纪田野，以一个村庄为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分布。不过这种田野常常附加显示出早些时期罗马的风格——方形或矩形的田野，有系统地分布着。这些情况暗示着罗马的田地回到了野生状态，并且很久以后人们又重新在这块土地上定居。鸟瞰图并不能给出这种情况发生时的准确时间，但它们记录的这种静静的崩溃很可能是随西罗马帝国政权崩溃而来的暴力造成的结果，这种情况受到六世纪四十年代的大瘟疫时期影响而益发严重。当然了，城市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考古调查揭示了七世纪和八世纪早期城市的崩溃；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许多地区，城市完全消失了。蛮族居民也改变了西欧的民族性质。西部的种族情况长时间是大杂烩，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六世纪，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多样的凯尔特群体跟罗马社会不同的阶级相互融合，创造了我们称之为高卢——罗马化的世界，然后又与许多不同的蛮族文化相融合。这种融合对民族性意味着什么，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话题。一些人认为各民族的形成是一种政治手段——换句话说，法兰克之所以成为法兰克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国王，将这一身份强加在他们头上。另一些人则在一些更加普通的东西中找出了民族性，例如共同的服饰，葬礼习俗，以及语言。在这些争论中，有很多要紧的问题。民族性是由一个领导者或者甚至是落败者强加的东西吗？还是个人或群体可以自由宣称的东西？这些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对早期中世纪社会中的这些问题作出完整的解答，一点也不奇怪。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新的欧洲民族，是由凯尔特，罗马，蛮族的多种文化融合而成的，这些民族中许多都有着古老的蛮族部落名称：法兰克，勃艮第，西哥特，伦巴第，巴伐利亚，撒克逊，以及此类。在定居于此的各民族中，新民族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新的军国主义。就像充满享受的绅士生活和令人堕落的悠闲时光被蛮族军事议会的英雄般的品格和军阀所取代一样，注重礼仪的罗马别墅生活也被一种战士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从罗马和蛮族精英阶层融合为一个单一社会群体的过程中产生了中世纪的贵族阶层：富有，傲慢，时刻准备听命，也时刻准备着死亡。他们非常享受自己的生活，传唱着描述战士们面对可怕的敌人时显露出勇敢行为的诗歌。在这些事迹中，最伟大的是贝奥武甫，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故事，发源于丹麦，经过基督教观点的修饰，在八世纪到十世纪之间成型。故事开头，讲述年轻的贝奥武甫激烈地跟怪物格伦戴尔和他那复仇心切的母亲作斗争并取得胜利，故事结尾讲述贝奥武甫如何完成后来的系列丰功伟绩，在五十年后一场最终的战役中，贝奥武甫，一个盎格鲁国王，杀死了一头红色魔龙，但也受到致命一击而死去。在六世纪和七世纪的精英群体中一夫多妻制是标准习惯，而结合也有不同的形式：正式的结婚意味着父亲加在女儿头上的权威转移到了她的丈夫那里，并且伴随着财产的移交；非正式的婚姻则既不牵涉权威的转移，也不牵涉财产的移交；非法同居是非常不正规的结合，以致于这样生出来的小孩会被当作私生子。只有富有的人才可能养得起许多妻子或小妾，并且教会反对一夫多妻制。不过，一夫多妻制在八世纪仍然流行。它造就了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之间争夺遗产的肮脏斗争，还有对一些贵族妇女来说很特别的机会。有小部分妇女有机会通过回旋余地较大的法兰克式的婚姻摆脱卑贱的身份，成为王后。而其他妇女则将厚望寄托在那些跟兄弟们竞争的儿子身上；还有一些人，例如寡妇，拥有可观的自由和权利。还有小部分人选择完全逃避喧嚣骚乱的一夫多妻制婚姻，逃到修道院里去（也有一部分是父母指定这么做的）。早期中世纪政治罗马的行政系统在西方被改变后仍然留存了下来，特别是在东哥特意大利和西哥特伊比利亚，在法兰克王国中留存的较少些，在不列颠诸国中几乎没有留存下来。但在西方帝国政权崩溃前很久，罗马政府在西方就已经分崩离析了。贯穿晚期帝国时期，政府和经济生活都坚定地变得更加地方化，而随着对帝国重税反抗的不断激烈化，大地主们开始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的财产。六世纪和七世纪的蛮族国王们管理罗马行省政府时动用的手段非常有力。他们本身几代人都受到罗马的影响，所以常常能依靠高卢——罗马人中的官吏们的帮助，这些官吏期待着在新政权下继续存在并且繁荣昌盛。但是，当蛮族国王们确立了他们在先前罗马行省上的统治地位后，他们所继承下来的这种管理机器就已经是残破不堪的了。跟东方那令人不舒服的贸易平衡仍然在继续，金币变得稀少，暴力袭扰乡村，有实力的贵族们既不愿意向罗马皇帝缴税，也不再愿意向蛮族国王们缴税了。地方化和王权在这种广泛存在的受苦，暴力，侵夺的氛围中，地方力量是最有效率的力量，但这对乡村和城市意味着不同的事物。在乡村，贵族家庭统治着他们庄园四周的区域。如果你是个六世纪的农民，你的视线最远不过看到你的领主或领主夫人——富有的地主们可能居住在容易到达你耕种田野的房子里——来从你这儿收税，给你提供一些保护，还有一份粗鲁的，原始的司法服务。在城市里，主教介入了政治缺口。许多城镇的经济都崩溃了，但有些幸存了下来，因为它们变成了主教的大教堂所在的地方，并且成为了周围地区的主教政权的核心。如果你是个六世纪的工匠，你将依靠你城市里的主教来获得宗教指引，但你也将指望他来向你收税，并提供给你保护和公正。主教甚至在经济上发挥重要作用，当时在某些城镇，由朝圣者带来的利益取代了由贸易带来的利益。例如，图尔斯的大教堂，保存着圣马丁（图尔斯主教，372——397年）的遗体，他说过将治疗那些触碰他坟墓的人。像马丁这样的圣人在有生之年受到尊敬，被当作将上帝的力量，智慧和仁爱传递给普通人的载体，而他们的遗体被认为在死后也有这种功能。基督徒们不远万里来大教堂礼拜圣遗物——遗体，或者死去圣人穿过的衣服——这些东西被当作精神力量和物理治疗的代理物。靠拥有的圣物来撑腰，有源源不断的朝圣者到来，从乡村地区获得收益，并且缺乏与之竞争的政府，事实上，早期中世纪的主教们就已经是他们城市的统治者了。地方化并不意味着王权的崩溃，不过它意味着国王们真正握有的权力往往没有他们宣称的那么大，要施行权力，他们必须得到地方贵族和主教的支持。个人的效忠，就是早期中世纪王权的本质。基本上，国王的朋友们和所信任的战士们，就是国王管理的政府代理人。六世纪见证了继罗马之后的一些国家的动荡。在六世纪提奥多里克的东哥特王国给意大利半岛带来了一些安定与和平；一个世纪后它被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入侵摧毁了。到七世纪时惨遭屠杀——并且一贫如洗——的意大利半岛分裂了，拉文那地区属于拜占庭帝国，而南方以罗马为中心，属于教皇国，北方则属于伦巴第人。伦巴第人是最后一个进入西罗马帝国的蛮族联盟；他们的国家最终被查理曼大帝（公元768—814年）所征服，但他们的遗迹在今天意大利的伦巴第省还有残留，在伦敦也有伦巴第街（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后来伦巴第的商人到伦敦来做生意，集中在此街）。在六世纪，北非也经历了和意大利半岛一样的动荡。六世纪初汪达尔人统治了北非；一个世纪后北非成为拜占庭的土地，而非汪达尔人的。在不列颠，六世纪初，不同的蛮族部落——被今天的历史学家们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缓慢地扩张着他们的定居地。到六世纪结束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有了岛上大部分地区。他们的前进也驱使一些本土的高卢——罗马居民（简单说就是所知的“不列颠人”）进入康沃尔西部山脉地区，威尔士，以及南部苏格兰，但盎格鲁——撒克逊人仍然是混合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部分——这两个民族通婚和相邻定居，以致于随着时间，这两种文化成为了一种文化。不列颠成为了一个小而独立，民族融合而成的王国。大部分是异教徒，在七世纪，他们皈依基督教的进程才开始。墨洛温王朝的高卢高卢在六世纪经历了政治上的变化，但不是像地震那样的剧变。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那样，克洛维和他的法兰克人在六世纪征服了高卢，而到七世纪这块区域已经被他的后继者们完全统治了，这就是所谓的墨洛温王朝（名字来源于克洛维那传奇性的祖先，墨洛温克）。但这个王朝没怎么团结，或者获得和平。沿袭古老的习惯，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给他们的儿子们相等的继承权，将王国分给他们所有人。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作出的公平决断，但它常常造成痛苦的兄弟关系。在父亲死后，儿子们常常会彼此斗争直到他们中有一个成为唯一的国王，或者他们同意了各自保留自己那块地的继承权。这种伤感的故事一再发生，一代又一代，而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迷你国王。在六世纪的北欧（不仅包括墨洛温王朝的领土，还包括不列颠和其它区域），在某个时期，有大约200个国王。甚至王权本身都已经地方化了。墨洛温王朝在这种严重的压力下还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部分得感谢图尔斯的格里高利教皇，他们主要的编年史作者，讲述着这个王朝的血腥暴行的故事，还有部分要感谢加洛林家族的帮助，这个王朝延续到了八世纪，仿佛是对他们祖先的讥讽。有些不良压力产生了效果，墨洛温王朝的王室从来就不能使他们自己摆脱相互残杀的习俗，通常是家族互相残杀。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后，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在他们的权力和财产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没有影响力，而越来越依靠贵族们的手。在这样一个地方权力比王权更有实质意义的社会中，这些贵族才是真正的国王。但有时一位有能力的墨洛温国王也能有效的统治整个法兰克王国，或者它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最值得称赞的晚期墨洛温国王，达戈伯特（公元629—638年），在公元622年从他父亲克罗查二世那里继承了部分王权，克罗查二世本人通过篡取他姑妈，女王伯恩海尔德（她被他折磨，直到死去）的力量统一了法兰克地区。达戈伯特在他父亲于公元629年去世后获得了获得了法兰克地区，并且之后强势统治着全部的法兰克地区直到公元638年他去世。他是教会的慷慨而机敏的赞助者；例如，他批准了他所特别喜爱的圣丹尼斯大教堂举行一年一度的集会，这一创举不仅讨好了上帝，还促进了经济。他同时也是个强有力的管理者；他颁布了采用罗马法律规则的拉丁文宪章，还为那些受他支配的蛮族部落草拟了拉丁文法律规则。抛开其家族的臃肿和地方主义不谈，墨洛温王朝控制了法兰克两个半世纪——比任何一个蛮族王朝都要长——直到公元751年被加洛林王朝所取代（这一点将在第五章提到）。西哥特的伊比利亚西哥特人控制的伊比利亚在六世纪也没见识过剧烈的政治地震。伊比利亚半岛的阿里乌斯派国王们在保留古代罗马行政系统，特别是估税和收税系统的残余部分方面远比墨洛温王朝的人要成功。在他们早期几代人的统治中，缺乏墨洛温王朝所具有的一项最紧要的优势：一种西班牙——罗马的天主教徒和被统治的犹太人之间的共同信仰。在公元587年西哥特国王里加德（公元586——601年）由阿里乌斯派皈依天主派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随着国王信仰的转变，西哥特大部分的阿里乌斯派贵族和绝大部分的阿里乌斯派神职人员变成了天主教徒。这一巨大的皈依行动——实质上的神圣的大规模行动——为罗马人和西哥特本土阶级融合成一个贵族阶级开辟了道路。两年后，公元589年，里加德批准在他的首都托尔多主持一个巨大的教务会议，在会议上阿里乌斯派被正式的压制了，两个教派合而为一。图3.1展示了一个建于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合并末期的教堂。但是，基督教的和谐，伴随的是基督教——犹太教之间的不和谐。在公元613年，西哥特的，也是天主教的国王希瑟巴特（公元612—620年）命令他领土内的犹太人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并且之后几乎一个世纪——直到公元711年这个半岛被阿拉伯人征服——西哥特的国王们周期性地试图强迫犹太人皈依天主教。这项政策看起来似乎是为了提高这个由西哥特人管理着本土的西班牙——罗马人和从属的犹太人的国家的同一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再大的成果，也不过会带来失败，因为让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看起来似乎会在文化领域产生一个新的与众不同的基督——犹太人群，如果不是在宗教上强迫他们，这项政策仍然会失败，而且是更加彻底的失败，因为强迫犹太人改变信仰的暴力从来就没有强加在领土内所有犹太人的头上。基督教的神学家们通常对这一政策有着充满矛盾的支持，他们质疑着自己对希瑟巴特的“模糊的热心支持”，更喜欢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公元590—604年）的思想，即犹太人应该转向基督教，但应该是通过文字感化，而不是暴力。贵族们有时也保护那些将受到强迫洗礼的犹太人，作为对王室权威的一种藐视。在其它方面，西哥特国王们获得了更多的成功，在公元620年，他们重新从拜占庭控制下夺回了地中海沿岸地区（从此拜占庭的精力便集中在东方的波斯身上）。不过，和墨洛温王朝一样，西哥特国王们也让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一层层地往地方贵族传递（即所谓金字塔模式）。这个政权最终在八世纪早期，穆斯林征服之前崩溃了。早期中世纪教会修道院生活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基督徒们毫不犹豫地将朴素的苦修生活视为最理想最完美的基督徒生活。不能坚持苦修生活的人应当结婚，但朴素的苦修是最好的。在教皇的鼓励和国王的支持下，修道院——苦修的僧侣和修女们形成的小社会——在早期中世纪的西方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当三世纪，圣安东尼（公元250—355年）退居到埃及的沙漠中过一种神圣的隐居生活时，他体会到了孤独，但最终他建立了最早的基督教苦修者团体之一。随着他神圣的文字不断传播开来，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些其他想成为苦修者的人，而安东尼的是把他们组织成一个隐居者团体，住在一起，但是彼此之间少有联系——很像美国城市中的公寓居住者。类似的隐居者团体很快在整个埃及还有其它地方兴起。在四世纪和五世纪有大量隐居的圣徒。其中有一个叫做西玛昂的叙利亚圣徒，在一桩六脚的柱子上生活了三年，充分感受到了与世隔绝的滋味，得到了广泛的赞扬和效仿。抛开他们那相对的隔绝性不谈，叙利亚的西玛昂和其他隐居的圣徒在他们的团体中有很基础的作用。对赞扬和支持他们的人来说，这些圣徒和圣女是神恩和神佑的传递者，也是一笔拥有神圣智慧，实际建议，甚至来自朝圣者的利润的财富，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是站在上帝和凡人之间的人。有些批评者提出这种行为过于极端，过于无序，以及过于与世隔绝，他们开始发展一种更为恰当，更为公共化的修道院形式。这种新的运动始于东方，帕奇奥姆斯（公元287—346年）和圣巴希尔（公元330—379年）带头建设这种更加亲民的僧侣（有时也是修女）修道院。和单一隐居者的生活不同，这种新的僧侣群体之间存在交情，共同朝神圣的生活努力。他们成员之间住得很近，他们比以前更加频繁的会面，他们彼此共同分享精神旅程。这种更加协作的修道院制度在西方更受欢迎。在公元404年，约翰·卡萨安（公元360—435年），一位埃及和伯利恒的修道院中的僧侣，回到了西方，并且开始鼓励发展公共的修道院制度。卡萨安写下了很有影响力的关于僧侣生活的拉丁文准则，并且在高卢地区马赛附近的地中海沿岸地带修建了两所修道院，一座是女性修道院，另一座是男性的。圣本尼迪克和他的法则虽然西方的修道院制度早在尼西亚的圣本尼迪克（公元480—550年）之前很久就已经很好的确立下来了，但圣本尼迪克还是常常被称作“西方修道院之父”，他伟大的贡献在于将帕奇奥姆斯，巴希尔，卡萨安和其他人的思想综合在一本叫做“圣本尼迪克规章”的书里面，该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同时代的许多基督教领导者一样，本尼迪克是个家庭出身良好的罗马人。他出生在意大利半岛中部的山脉地区，被送到罗马接受教育。但他在学业未完之前就离开城市，在尼禄的乡下行宫废墟旁的一个窑洞里过起了隐居生活。他神圣的言论及时得到传播，而周围也聚集了一批信徒。随着这一切的发生，本尼迪克不再是一个独居的隐修者；他是一个对人的心理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人，一个极好的组织者，他从他年轻时代经历过的事情中明白怎样的修道院生活才是最适合的。他那极具影响力的法则描述了这样一种修道院制度，其特征就是温和的隐修，温和的戒律，以及宽松的规则。本尼迪克修建了很多修道院，不过他修建的最伟大的修道院是在蒙特卡萨诺的山顶上，该地位于罗马和拿坡里之间。他的妹妹，圣苏克拉斯提卡（公元543年死亡），在附近的隐居地安身，并且每年访问一次她哥哥那里，探讨精神上的问题。苏克拉斯提卡变成了本尼迪克修道院中妇女的保护神，而本尼迪克修建在蒙特卡萨诺的修道院在许多世纪中一直是西欧重要的宗教生活中心之一。本尼迪克的法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忙碌，规则的生活，单调但并不残酷无情的苦行。虽然它是为男性群体而写出来的，但它也同样适用于修女们。本尼迪克派的僧侣和修女们彼此可敬地共同生活，频繁地交流，很少离开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是将生命献给上帝的人，通过祈祷和社会服务获得自身的神圣性质，这也是一种随便什么基督徒，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拥有的生活。换句话说，本尼迪克派的修道院不仅欢迎那些想成为圣徒的人，也欢迎那些试图在他们有限的能力内寻求一种虔诚生活的普通人。本尼迪克派的团体甚至对儿童也敞开大门，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他们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将自己献给宗教生活，并且之后在修道院设立的学校中接受教育。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捐献”，而儿童就是被奉献给教会的人。寺庙的生活充满了被详细规定的活动：公共祈祷，专心的阅读，还有工作——野外工作，室内工作，或者抄写工作，做什么工作视需要和能力而定。本尼迪克的团体包括引导圣礼的牧师，大部分的人不是牧师，但将所有的僧侣都变成牧师是绝无必要的。僧侣和修女一样，都要宣誓履行贫穷，贞洁，以及顺从，这三样义务。通过放弃一切私人财富，过独身生活，服从教会这三样行为，本尼迪克派教徒抵抗着世上最大的三样诱惑：金钱，性，以及野心。本尼迪克教会的领导者由教众选出，他们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像家长（在亚拉姆语中，“神父”这个词意思是“父亲”）一样管理着他们的僧侣大家庭。他们向上帝负全责，被上帝委派凭借本尼迪克的法则公正，和谐地进行管理。但他们同时也是细心和有耐心的管理者，警惕着自己不要滥用权力，也提防着自己不要对上帝有任何看似正当的“抱怨”。本尼迪克派僧侣和修女的贡献在本尼迪克死后两至三个世纪内，他的教规传遍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其结果不是形成一个庞大而等级分明的组织，而是形成一批独立，自治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中的僧侣们共同过着一种普通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的修道院跟现代的学院和大学类似，每个机构都是相对其它机构完全独立的（除了这些大学中设立的国家监管体系），但所有的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在芝加哥大学跟西北大学或森林湖学院之间并没有正式层面的联系，但这三所学校中，学生们获得学位证书的方式却大体一致。早期的修道院也是这样的：它们在管理上是分开的，但在目标上是紧密联系的。本尼迪克将他的修道院视为精神上的避难所，虔诚的基督徒可以借此躲避俗世。但本尼迪克派的僧侣和修女们很快就插手早期中世纪的政治关系了，这得感谢他们修道院积累下来的巨量教产，大部分僧侣和修女跟有权势的贵族家庭之间的联系，以及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由修道院学校来提供教育。这样的结果就是，本尼迪克派的僧侣和修女们在他们已经断绝关系的现实世界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控制着大部分受教育的机会，大部分的学者都是由他们教育出来的，他们还保存了大量的文本，没有他们这些文本可能就散佚了。他们热心于承担传教任务，充当先锋，将基督的福音传播到了今天德国的森林地区，后来又传到了斯坎迪纳维亚半岛，波兰，以及匈牙利。他们中有记录世俗宫廷事务的抄写员，有王子的顾问，还有教会高层职位的候选人。而作为捐赠人所捐的大量地产的接受者，他们还管理着巨大的不动产，其中有些成为了精细农业组织和技术革新的模型。虽然每个本尼迪克派的僧侣和修女都发誓保持个人贫穷，但一座本尼迪克的修道院却可能得到巨额的共同财产。有些本尼迪克修道院成为了大土地所有者，牵涉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管理，以及在他们控制的广大土地上招募兵员。简单的说，本尼迪克派修道院成为了一支主要的势力，影响着早期西方的基督教。不过这些修道院，通常从理论上来说，而且有时也是这么做的，坚持着一个基本目标：祈祷，思考，以及为上帝服务。伟大的教皇格里高利（公元590—604年）在最初的年代里，依照圣本尼迪克和他的规则的修道院几乎完全被摧毁。本尼迪克死后大约30年间，蒙特卡萨诺修道院遭到伦巴第人的洗劫，它的僧侣们被驱散。有些人逃到罗马避难，在那里他们跟一位虔诚的，出身良好的僧侣互相接触，这位僧侣就是未来的教皇，伟大的格里高利。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位本尼迪克派的僧侣，但还是对他们所描述的本尼迪克的神圣和他的规章留下深刻的印象。格里高利写了一本传记，描述这位圣徒得到巨大声望的过程，并且为本尼迪克派修道院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作为一个神学家，格里高利的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因为他帮助普及了希伯的圣奥古斯丁的思想。不过，他真正的天赋，体现在他对人类天性的敏锐理解和作为一个管理者和组织者的能力上。他的《田园牧歌》，是一篇关于主教责任和义务的论述，是实际知识和常识的名篇。它解决了那个时代需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成为了中世纪最广为阅读的书之一。同时，他对《工作之书》的注释也对讽喻表现手法产生了帮助，这种手法，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那样，是由一世纪的亚历山大的菲利奥所发展起来的。格里高利爱修道院生活，并且对登上教皇宝座感到真正的遗憾。听到他当选的消息后他藏了起来，然后被拖到圣彼得教堂，成为教皇。但一旦他接受了他的新职责后，他就倾向于将所有的精力花在扩展教皇的权威上。他热烈相信教皇，作为圣彼得的继承者，是教会的合法管理者。他重组了教皇不动产中的财政结构，并且在他任期内，用不断增长的教会收入进行慈善活动来改善那些处境悲惨的穷人的境遇。他的正直，智慧，以及管理能力为他在罗马城及所辖区域内赢得了几乎类似帝王的地位，那个时期伦巴第人和拜占庭人正在争夺对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皈依格里高利不仅有过人的能力，也有远见的智慧。他派遣了一群僧侣去改变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仰。这项任务由一个叫做奥古斯丁（公元604年去世）的僧侣领导，这就是今天我们知道的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这样就不会跟先前的伟大神学家希伯的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相混淆，当奥古斯丁和他的追随者们开始在肯特进行他们的重要工作时，不列颠正分裂为一大批独立的小国，其中肯特是最强大的国家。奥古斯丁一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因为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公元560—616年）的妻子，王后贝莎（公元612年去世）是个法兰克基督徒。她是王后克洛蒂达的孙女，克洛蒂达曾经在496年转变了克洛维的信仰，贝莎在进行家内改宗（即妻子劝服丈夫改变信仰）方面的技巧可以跟她的先人相比。她为奥古斯丁的到来做了充分而彻底的准备，以致于在他们到来后没几个月，国王埃塞尔伯特和他的上千的臣民就接受了洗礼。肯特境内主要的城镇，坎特伯雷，成为了新成立的教会的总部，而奥古斯丁本人成为了坎特伯雷首任大主教。在他的影响下埃塞尔伯特颁布了第一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的成文法。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不列颠基督教的命运随着不同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命运而起伏。在埃塞尔伯特死后，肯特灭亡，而在七世纪中期其政治力量转移到了最北方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诺森布里亚。这个遥远的偏僻地区成为了那个年代里两种强大的富有活力的力量相互碰撞的地方：向南发展的爱尔兰基督教，来自修道院中爱尔兰的僧侣们在苏格兰确立起来的基督教；向北发展的罗马基督教，来自肯特。虽然这两股运动有着相同的信仰，但它们却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关于修道院生活和高层组织的概念，以及不同的复活节时间。最后一条听起来可能不重要，但它带来了相当大的不便；例如，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奥斯威（公元670年死亡），一个信仰爱尔兰基督教的人，发现当他本人庆祝复活节时，他的妻子伊安菲尔德（死于公元704年），一个信仰罗马基督教的人，还在进行着四旬斋的忏悔（译者注：四旬斋——复活节前40天为纪念耶稣基督而在荒野禁食）。罗马的复活节日期最终取得官方的承认，这是在公元664年于维特比修道院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得到确立的，这个会议由有名望的女修道院院长希尔达主持。五年后，公元669年，教皇派学者，塔尔苏斯的西奥多（公元602—690年）就任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并且重组了盎格鲁-撒克逊教会，使之成为一个有主教和教区的系统。作为维特比会议和大主教西奥多不知疲倦工作的结果，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各个国家，仅仅在脱离异教一个世纪内，就成为了欧洲最有活力的基督教社会之一。基督教的普及由于主教的权威往往不会超出他的城市和跟城市紧密连接的周边地带，教会在乡村的影响力不如在城镇的影响力。只能是农村的教区逐渐组织起来，应付农民们的需要。在这期间，幸运的农民们一年可以见到一次神父。僧侣们伴随着他们的修道院和外面广阔的田野，为普通人提供一些宗教服务，但他们通常是独立于主教的控制的，并且有时慎重的行使一些主教的职责。不过，在不列颠岛，也许还有其它的一些地方，情况似乎是这样，大教堂中的牧师们活跃在乡村区域（“mynster”是个古老的英语词汇，意为“修道院”）。通过监督较低级的教堂，大教堂管理着广大区域内牧师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和其它情况下，中世纪时期遵从修道院管理的正式牧师跟负责乡村事务的世俗牧师的区别，在中世纪的第一个世纪里并不那么明显。农民们从这种职责的交叠中受益，很可能是因为只要有宗教关怀就行了，不管这关怀是本地教堂的牧师，还是由大主教派遣来的教区牧师送来的。不过，总而言之，牧师和女牧师们在农民心中往往以富有的土地所有者这个身份出名，而不是正义的源泉，或者神的教诲。这并不奇怪，因为大主教们，修道院院长和女修道院院长们，是国王们，王后们，以及贵族们的兄弟姐妹。希尔达，七世纪的一位女修道院院长，主持着维特比的大修道院，她生于一个诺森布里亚的贵族家庭，跟东盎格鲁王室有血缘关系；格里高利，六世纪图尔斯的主教，来自高卢—罗马贵族阶层；而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生于一个富裕的罗马家庭。他们那高贵的出身是那些过着教会服务生涯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典范。贯穿大部分中世纪历史，贵族小孩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进入教会，要么过世俗生活。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他们都会得到田产的支持，他们的田地由完全被奴役的，半奴役的，以及支付租金的农民们来耕种。古老的异教风俗在普通人中间仍然延续了几个世纪，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和基督教风俗混合在一起。异教的节假日被吸纳进了基督教的日历中（例如，冬至日能够偶然成为基督教庆祝的节日，是因为那是太阳神和圣子的生日）；异教的遗址成为了基督教的圣地和教堂；而旧的风俗和祈祷方式以一种基督教的手段来进行。例如，下面将展示一个用于对抗魔鬼的符咒，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后很久使用的一个符咒，在它上面，基督教和基督教之前宗教的驱鬼方法怪异地结合在一起：制作一种由苦艾、重阳木、大蒜、以及茴香组成的药膏（也包括其它多种药草）。将这种药膏放进杯子里，放置在祭坛下面，在它们周围歌唱九次，然后把它们放在黄油和绵羊油脂中煮沸。这种符咒对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来说可能并不会造成困扰，他建议他的传教士们要轻柔地改变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仰，以便让皈依者能够安于他们新的信仰。教皇格里高利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人，会知道想要“立刻从人们顽固的思想中砍去所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因此，旧的异教寺庙变成了基督教的教堂，而旧的节日也被加进基督教的节日中。他认为，让基督徒们遵从一些对他们来说无意义的旧风俗没什么大害，在这么做的时候，旧的异教信仰就可以消失。格里高利的忠告被很好的采纳了，甚至今天，像“Halloween”（基督教的万圣节前夕）这样的传统节日，就是在格里高利那个年代被首次混合进基督教节日的。精神生活随着古罗马风俗的凋零，新的精神传统开始在西欧发展起来。主教在很多地方起着领导作用，但僧侣们和修女们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一些历史学家而言，这种文化似乎是派生的，不可信的，以及无法让人留下什么印象的。图尔斯的格里高利（公元538—594年），他的《法兰克历史》一书是我们研究克洛维及其后继者们统治时期的最好材料，书是用不合文法的拉丁语写成的，书中充斥着俗气的政治偏见，倾向于详细的评述那不可能的奇迹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行径。类似的，教皇格里高利凭借自己的实际智慧和对人心理的洞察力进行写作，但他没法达到希伯的奥古斯丁和其他四世纪神学家们那样的哲学深度和学术诡辩技巧。而伊西多尔（公元560—636年），塞维利亚的主教，虽然他将广博的知识展现在他的书《词源学》中，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在后来的许多世纪中被人们所学习，但他缺乏鉴别的能力，他的工作中包含了他能找到的所有零零碎碎的片断信息，不管是他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不管这些东西是意义深远的还是肤浅表层的。他也更进一步搜集那些不是他创作的东西，毫不客气的从其他学者的工作找材料，剪贴出了厚厚的一叠成果。InfairnesstoIsidore,itshouldbesaidthathisborrowingswereweakenedbythecredulityoftheancientRomanwritersonwhomhedepended.（P.64第二段倒数第二句）不过，他不自觉的会流露出诡辩术上的固有缺陷。在关于怪兽的问题上，他写道：Cynocephali之所以会被这么称呼是因为它们长着狗的脑袋，非常喜欢狂吠，显示出它们是野兽，而不是人。它们产自印度。Cyclopses，也来自印度，它们也被这么称呼是因为它们只有一只眼睛，长在它们的前额正中……Blemmye，来自利比亚，人们相信它们躯干上面没长脑袋，嘴和眼睛都长在躯干上；其它的还有没有脖子的人，眼睛长在肩膀上……他们说锡西厄的派诺提人长着大得可以包住他们整个身体的大耳朵……Sciopode族据说生活在埃塞俄比亚。他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条腿，跑起来像风一样快……在夏天时他们仰面躺在地上，在他们那巨大的独腿下的阴影中乘凉。最后，带着一点怀疑，伊西多尔总结道：其他传说中的畸形的人种据说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存在；他们是虚构的。不过，我们有理由记住的是，像图尔斯的格里高利，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以及塞尔维亚的伊西多尔，像他们这样的学者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下已经是做到最好了。他们常常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图尔斯的格里高利对他的读者们坦承他的拉丁语很不行，教皇格里高利动情地描述罗马文化的衰落是“伴随着痛苦的忧伤和其它许多悲哀的没落”，此外，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别处的话，我们会发现这几个世纪中还是有精神上的活力的。毕竟，在爱尔兰，僧侣们（可能也包括修女——不过我们的证据不够）——使用一种他们之前从未遇到过的拉丁语言，这是因为爱尔兰离罗马帝国权力范围比较远（所以他们之前没有遇见过这种语言）——能够用完美的拉丁语写作。他们比其他人强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学者更为严谨，更为圣洁，生活更为朴素，传教工作进行的范围更广。爱尔兰的修道学校是当时西欧最好的修道学校。爱尔兰人值得夸耀的是他们的学校是唯一既讲授拉丁语又讲授希腊语的学校；他们把罗马的字母表改编到爱尔兰的语言中，因此以文字形式将口头相传的爱尔兰的过去保存了下来；他们还发展出丰富的文化艺术，其最高成就，一本讲述寓言的书，凯兰之书，就是其中一例。这些书稿在他们那个年代无疑是个奇迹，在今天也仍然被我们所推崇。爱尔兰修道院的成功不只活跃了爱尔兰一个地方，爱尔兰的传教士们试图以他们的力量，通过在不列颠岛，法兰克地区，以及远至意大利半岛北部的地区建立僧侣团体来让修道院生活获得新生。本尼迪克派修道院也是重要的学习中心，他们的学校培养出了中世纪早期大部分的读者和作者。由于他们的许多修道院中都包含有缮写室，在那里进行着文本的抄写复制工作，本尼迪克派的修道院也充当着文化的桥梁，在那里，古代拉丁手稿得到了保存和复制。抄写工作是苛刻而枯燥的，正如我们偶尔能在中世纪手稿末尾看到的后记中写的那样：“现在我终于把它们全抄完了！”，描绘出了一位疲惫的抄写员：“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来一壶葡萄酒。”这两种修道院传统——爱尔兰派和本尼迪克派——在偏远，寒冷，以及多风的七世纪诺森布里亚的海岸边以最直接的方式相遇了。造就了一次文化的苏醒，就是我们所知的“诺森布里亚文艺复兴”。七世纪晚期和八世纪早期的诺森布里亚文化的光辉可以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来：从凯尔特和蛮族人中取得灵感而写成的富有想象色彩的作品；一种新的戏剧；一种富有活力的描述本国英雄的史诗；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考古遗迹；以及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可敬的圣彼得（公元673—735年）。彼得，和六世纪及七世纪的大多学者不同，他跟罗马贵族阶级没有血缘联系，在孩童时代进入了位于嘉柔的修道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去世。他许多工作中最伟大的一项，《英格兰教会史》，展示出了远比和他同时代人要优秀的批判力，它确立了彼得的地位，使其成为了继希伯的奥古斯丁之后西欧最优秀的思想家。它反映出了作者非同凡响的渊博的人文知识，以及洞察一切的思想，《英格兰教会史》是我们了解早期英国历史的主要材料。它也是首部基于基督纪元，运用了年代纪传体形式写成的主要历史著作。基督纪元，即AD，AnnoDomini，“上帝历”，现在仍在使用这种纪年，不过改成了C.E，公元。随着彼得在公元735年的去世，诺森布里亚文化也开始衰落。但它那学习知识的传统在将被一群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们带到八世纪的欧洲大陆上。在八世纪五十年代盎格鲁-撒克逊僧侣圣博尼菲斯（公元675—754年）重组了法兰克的教会，在其中灌输了本尼迪克派的理想主义，将它的组织系统化，使其更加受教皇的约束。博尼菲斯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还在莱茵河以西新建了本尼迪克派修道院，在那里他们着手进行长期而艰苦的向巴伐利亚人，图林根人，以及其他日耳曼语种部落的传教工作，就像教皇格里高利的僧侣们在100多年前将肯特基督化一样。在八世纪晚期西方基督世界的文化中心再次南移——那时，从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转移到崛起中的由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法兰西帝国。远至伊比利亚半岛和伦巴第的学者都在查理曼的宫廷中活跃着，不过他们之中最杰出的当属诺森布里亚的僧侣阿尔昆（公元732—804年），他是彼得门徒之一。总结也许西方和东方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显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不同点就在于西方教会势力能够独立地发展。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教会和王国通常协力工作，但在君士坦丁堡，甚至在大部分古代文明中，宗教和世俗政治并不能合并在一起。这种由神职人员和修道院僧侣们掌握的宗教领导权，和由早期中世纪的国王及贵族们掌握的政治领导权的分离，为西方文化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他们之间相互交错的局面——有时是合作，有时是斗争，有时是互不干涉——深远地影响了早期中世纪文明的发展。现在，让我们转向其它跟中世纪欧洲关系紧张而又对它产生深远影响的事物：它们是邻居拜占庭，和伊斯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