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加一 在北大

  作者 张樱    摘自《大学生》2010年11月上                                                                                                                                      贫二代、农三代   加藤嘉一的理想职业是政治家，为此他苦读多年，终于入诞生过多名政治家的东京大学系。但大一还未结束他就决意退学，理由是：“在同学的观念里，进了东大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毕业之后既可以从政也可进入名企，所以他们习惯了窝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我要接触社会，我要观察世界，这才是成为政治家的必修课！”他希望申请国外奖学金，换个环境读大学。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贫困的家境让他只能选择物价不高的地方。   2003年，加藤来到了北京大学。一句中文都不懂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学语言的最佳途径：“每天早晨开始跟学校里卖冰棍的阿姨比画着聊天，聊到下午5点找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读，晚上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夜里11点听广播里各种人物访谈。”一两年后他就学会了在不同语言系统间灵活变换，不仅能穿插着京味儿说流利的中文，还能用精准的官方措辞给中国媒体供稿。徐小平曾邀请加藤嘉一担任新东方顾问，给大学生讲怎样学外语。他说：“很简单啊！一不要光听BBC和CNN，二不能只看美剧，三不要花钱报任何培训班。”徐小平马上不说话了。 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里跟加藤最要好的几乎都是来自贵州、内蒙古、新疆的贫困生。“因为我跟他们经历相似，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跟他们更合得来。”19岁以前，加藤的生活异常艰辛，他自嘲为“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多次。他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 在东大时，加藤嘉一身边99%的同学都有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所以来到中国后他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去北大门口的麦当劳打工。也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建立团队合作，如何跟不同文化素质、价值观、道德水准的人磨合。身旁的同学纷纷侧目，让加藤很不解。在他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我就奇怪了，精英怎么就不能去底层锻炼一点都不矛盾啊。在那里你要跟所有挑剔的、宽容的客户打交道，还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国为你是大学生就宠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 加藤还把他的“麦当劳打工论”推广给贫二代同学。大三时他的死党——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男孩申请去早稻田大学交换一年，却因为东京高昂的生活费差点放弃。经过加藤的“洗脑”，他在早大附近一家居酒屋找到了兼职，每天除了学习至少要打工5小时。他最终顺利完成学业，今年毕业后去东京大学攻读博士。 “中国大学生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逻辑，所以一旦遇上工作环境不佳、同事不好相处、领导要求苛刻，他们就立刻辞职不做。”在加藤眼里中国大学生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他说：“我们读大学无非就是寻找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弄清自己跟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麦当劳打工比去高盛实习实用多了。”     他们才给我惊喜   作为一个立场要接触社会、观察世界的大学生，加藤做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调研。有些与他的专业相关——譬如十几次去中朝边境走访当地居民，更多的与学术研究毫不搭界。他看不上周围同学所做的大多数调研：“现在的大学生搞调研非得要资金、媒体曝光率，与奖学金挂钩，只去特别有名气的地方。其实哪里都可以做有价值的调研。” 北大南门外开复印店的、卖水果的、游击队式卖盗版光碟的，都是加藤的调研对象。他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进盗版光碟的渠道、小店如何合理避税等。“最好的调研方式就是不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在调研。所以我从来不会告诉对方‘您好，我是北大学生’，而是用最自然、最平等的方式跟人聊天。”有时候他会拎着啤酒请农民工喝，装作随意地问对方：“在这儿干活怎么样？”实在没法接近距离了他会故意撞人家一下，然后“哥们，对不起，你没事吧”开头。 加藤热衷于跟社会底层的人沟通：“当我跟北大同学聊天时，他说上半句，我经常能迅速猜到下半句。我们的学习经历决定了思维方式是非常相似的。但当你真正跟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时，你会有很多惊喜，能不断激发并体质好奇心。”所以，当同学邀请他一快参与调研项目时，他总是拒绝，“因为很多中国大学生都有一种精神洁癖，会自动地把很多人群排除在愿意对话范围之外”，而这样的调研是不完整的。 尽管很多调研是没有、没有结果的，但加藤尽量通过其他渠道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身边存在的问和隐患。2007年底，他去贵州省某县调研，发现国家推行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书杂费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于是在一次与中央领导人见面时点名道姓地说明了当地的情况。 加藤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受到中国官方、媒体和大学生的欢迎，是因为他的写作是中国人想看、想听、想深入思考的。尽管此前很多外国人都达过对中国的看法，但大多只停留在批判中国人的社会公德上，把自已成当旁观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旁观者，我是当事人，我跟中国大学生一起上课、实践、调研，而且我谈论的话题者是大学生关注的，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7.5事件，任何一个中国大学生都很感兴趣。“为了做一个合格的、无偏见当事人，加藤从来不使用尖刻刁钻的语言，他觉得这也和日本人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所以不会引起中国年轻人的震怒和反感。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性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进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样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边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加藤的时间表已经明确安排到了几年后。在出版了4本著作以后，眼下他开始用母语写作，打算今年出2本日本书、1本英文，内容无一例外都与中国问题紧密相关。而两年后他的工作目的地将是美国，“国为我发现目前美国大多数大学教汉学的都是中国人，对汉学的解读和看法主观，所以我希望以第三方视角去教汉学。但无论如何，我会把观察中国当做我一辈子的使命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