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与郭沫若齐名 首鼠两端被大陆封杀

　　 陶希圣与郭沫若齐名 首鼠两端被大陆封杀 近半世纪以来，唯物史观成为大陆史学主要思想；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唯物史观实为国、共两党共享的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治史，当时亦可分作左、右两系，各以郭沫若、陶希圣为巨擘，尤以陶氏开拓在先。 　　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之别名取代“陶汇曾”之本名，并终其一生。 　　史学家何兹全先生评价陶希圣主编《食货》半月刊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代的陶希圣，“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正是辩证唯物史观。使陶希圣高明超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的正是他的辩证唯物史观。”“他是个辩证唯物史观者。他的政治环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认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认是辩证唯物史观者。” 　　作为蒋介石的一支“御笔”，陶希圣无疑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曾经创立著名的“食货学派”，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他又在1937年这个大是大非的年头从北大教授的位上离开，加入政坛，从此与时代纠缠，成为一些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甚至是为人不齿的“汉奸”。 　　1937年后，陶希圣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与胡适、周佛海、高宗武等同为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当时对日政策，或战或和，前途晦暗不明，陶希圣作了一次政治赌博，他追随了汪精卫，参与对日的“和平运动”。直到1940年汪日密约签订，陶氏幡然醒悟，与高宗武一起反出曹营，即所谓的“高陶事件”。 　　1939 年12 月12 日，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结束，达成《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陶希圣发现日方的条件苛刻，再加上没有在汪精卫的伪政府取得实业部长的要职，陶希圣终于“深知汪氏政府无力解决实现日华和平问题”，萌生去意。陶从杜月笙的手中得到蒋介石答应“热情欢迎阁下返渝共事，其工作一定尊重尊意”的亲笔信及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他和家眷的安全等承诺后，于1940 年1 月，在军统人员帮助下，陶希圣和高宗武携带汪日“密约”副本乘客轮逃离上海，成为蒋介石幕僚。 　　此后，他任蒋介石幕僚，蒋氏的《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皆出其手笔。陶希圣嫡侄陶鼎来的个人看法：“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是仅仅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于他，正是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这是除陶希圣外，任何别人都做不到的。” 　　希圣作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历史学家，在30年代曾经尊奉辩证唯物史观。他又是社会史大论战中所谓新生命派的首领，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阐述上与托派及共产国际派有同有异，提出过“混合特殊论”的中国社会史观点。他肯定中国有过奴隶社会阶段，提出秦汉奴隶制，还提出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考察30年代中国史学及理论思潮，陶氏的史学是关节点，具有典范的价值。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北伐革命和辩证唯物论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激变，一些学人力图以经济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的分期及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发起者是陶希圣。 　　论战的焦点有三：一派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一派认为“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则认为“中国封建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中国社会的两大阶层是士大夫与农民”。 　　胡适曾说，中国人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几个富人；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也让人不知所云，因为热衷于此者不过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胡适的潜台词是说，社会史论战不过是胡扯。 　　陶希圣其实也自悔冒失，承认唯物史观有“为公式而牺牲材料”的毛病，提出要从史实入手，“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此后，其宗旨渐由理论先行，转向史料本位；由立足当下政治，转向寻求历史真相。他一方面在北大设立经济史研究室，以整理唐代以后的经济史料为志业；同时创办《食货》半月刊，祭出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旗号。《食货》汇集新老经济史学人于一炉，在当时声势甚盛，与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平分秋色。 　　陶希圣一生的著作，主要完成于新生命书局和《食货》时期。他不仅著作数量多，而且内容广泛，涉及中国法制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等。 　　对于陶希圣史学的评价，1949年以前，人们大多持肯定的态度，顾颉刚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而其中“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地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它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示，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很大”。 　　直至1949年10月，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仍认为，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 　　此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或不被人提及，有的只是反面形象。1978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才逐渐被学术界重新评价。 　　中国社会史研讨风气的展开，陶希圣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也是唯物史观对中国史研究所产生的最积极影响。陶氏平生未成一部系统谨严的专著，但他能开宗立派，割据一方，虽不足以逐鹿中原，亦自成偏霸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