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

（一）少年朋友 周开庆先生要我为四川文献写文，我答应了半年，因无适当题目，终未动笔。对於四川文献，我所知者皆零零碎碎，不成片段，一时无从谈起。今姑就记忆所及，一述在中学时期与几位青年早天的朋友的友谊。这些朋友，皆学问事业未成而死，述来亦莫有客观的，或文献的意义。此文只能算怀故或亿旧之作。只望於怀故忆旧中，能多少反照出当时时代之青年心情的一方面，兼抒发一些个人的感想。 我读的中学是重庆联合中学，初入学时，是民国十年，我尚未满十三岁。在中学四年中，先后有五位朋友，其中除一和尚朋友映佛法师，想尚在人间外，皆於二三十岁郎亡故。这些朋友皆以不知之因缘，而与我成为朋友，中间有一段纯真的友谊，亦以不知之因缘而死别，及今过四十年，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们之声音笑貌，仍或顿现於心，他们之身世与遭遇，仍引起我之慨叹与怀思；今一一藉兹稍述。（454） 我中学时期之五位朋友，除映佛法师是到中学第三年才相识者外，都是在中学第一年级郎相识的。他们的名字是吴竹似、高介钦、陈先元、游鸿如，鸿如亦是后来与开庆兄相善的。 （二）吴竹似 兹先说吴竹似，他实际上是后来驰名全国的大报新民报之创始人。他在中学时，原名吴卓土。他后来之改名竹似，与游鸿如之原名鸿儒，改为鸿如，都代表在五四时期后之青年人，不喜带传统文化的意义的名字之心理。而竹似鸿如之名，较卓土鸿儒之名，亦似轻松萧洒得多。吴竹似初人中学时，大约比我稍长数月。他的家是一世家，在中学一年级时，英文便似已可与人对话。原来民国十年左右时的中学学生，尚盛行金兰结义之风。我与他及其余六人，便曾在重庆联中旁之骆家花园之一亭上，共结为异姓兄弟。我算年龄最小的。现在我只记得他与他们，当时谈话很多，而我与蒙文通先生之一小内弟，则只是绕亭子外之走廊闲逛。亦不知如何，就算结为异姓兄弟了。从此，吃饭我们八人便一桌，寝室亦尽量向校监请求同住。但不到一年，竹似便到上海读书去了。他到了上海，大约不二年，便寄来一封石印的信，说明他与邓友兰女士恋爱的经过，与将要结婚的事。他此时在学问与思想方面，亦力求赶上时代潮流。我在重庆，亦喜欢看时下的杂志与新书。原来当时的思想潮流，是崇尚进步与进化，提倡个人之自由权利，主张人生应追求幸福，满足欲望，因而要打倒中国旧文化与孔家（455）店，此原为少年人易於接受之思想。但我二圆看此类之文章，二圆却又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与反感。我大约在十五岁左右，便抱了另一种似乎极端反时代的人生观，郎不要欲望，不要幸福与个人的自由权利，却要超凡绝俗，而对当时之另一朋友游鸿如之主张退化论，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的状态，更觉适得我心。我与游鸿如，亦郎成了朋友。我当时并以为此即是孔子的思想，曾把我之此一套思想，写了一封约一千字左右的长信，与竹似。他的回信当然不赞成，似认为我这思想毫无青年气息。他却不知道另一与我同样是十五六岁之游鸿如，亦抱同类思想呢。今不管我们当时之思想对不对，但却是发生过的。照我现在看，少年青年之所以是少年青年，郎其生命与思想尚未成定型，因而一切古怪的生命活动形态、与思想形态，在少年青年时都可发生。释迦十九岁出家，孔子十五志於学，有什么古怪的思想，一定不会在少年青年时期发生呢?但是我在当时，亦无这许多理由来，与竹似辩论。少年青年时期的友谊之可贵，正在思想不同，亦不必相辩论；相辩论，亦不求有一定之结果。这些原都是与纯真的友谊不相干的东西啊。 我与竹似之重新会见，是在民国十六年我由北平，转到南京读书。这时是国民政府初建都南京。竹似大约早加入了国民党，与胡汉民先生很熟，便在南京开始创办新民报。我到他家中时，见陈铭德初住在他家裏。新民报第一张出版时，他还拿版面给我看。他当时之年龄，实际不到二十岁，已能卓然有以自立，真可谓卓士。后来他似乎又到了重庆办一些事，再回到南京。我只记得，丈约在我大学（456）毕业之前后，便闻他因劳成疾，曾到他家中去看了他一次；方知他之疾是肺病。晤面时，见他骨瘦如柴，他忽执我手而泣，我亦不禁感动。后来不久，他便过世了，大约年不过二十四岁。我当时不在南京，亦未去送葬。再过一些时候，才传说他的太太已与陈君结婚，而陈君亦将新民报办来，愈是有声有色，寝成大陆未赤化前之一全国性大报，他的太太，亦名闻於妇女界。然而我这位少年时的朋友的名字，却无人知道了。 （三）陈先元 我在中学时同班的第二个朋友，名陈先元，他是江津人。我还记得其通信处是江津张爷庙侧。他在校中之寝室与我隣近，但彼此初不相招呼。偶然因一件小事，他对我十分赞美，便常在一起。他年龄比我长三四岁，常带眼镜，行路稳重，当时我觉他像一老先生模样。他在校中时，文言文即写得很好。他并要我写文章与他改，又与我讲秋水轩尺牍。然而我在十三四岁时，所最喜欢的却是国语文法，觉得国语文法把中国字分为名辞动辞，一句分为主辞宾辞，是最有意思的。我记得当时看过的小册国语文法书，总在十种以上，而对他教我的秋水轩尺牍，却毫无兴趣。我亦不会作古文。所以与他之间的学问切磋全说不上。但他总喜与我在一起，而且似乎在情感上十分黏滞。当时我不知他之家庭中有难言之隐，——大约是他母亲吃鸦片烟，使他在情感上无所寄托。——一日我觉对其情感上之黏（457）滞，十分厌腻，便同他大吵一架，彼此便绝交，不说话了。大约隔了数月，他发现我与他绝交后，并未有…曰说他的坏话，乃又重新复交。但到中学之第三年级，他却转学到川东师范。到川东师范后，他便参加了初由共产党萧楚女、张闻天等发起之平民学社。平民学社在外表上，只是讨论一些社会与人生的问题，介绍青年读新书。一次我到川东师范宿舍中去看他，见其架上充满了新书。我记得有翻译的密勒之「人生教育」与马哈之「感觉之分析」—，似乎还有些社会主义的书。毕竟他当时的心情如何，我全不了解。大约他已有一改革社会的思想。我对人生问题虽然在十四五岁时已有感受，但对社会政治之间题，却感受得迟。所以他到川东师范以后，我们虽友谊依旧，在思想上学问上之相互影响，仍说不上。我在中学毕业后，便到北平读书。由母亲来信中，知他曾於回乡后，叉来重庆到我家看我，在楼下闻我已行，便坐亦不坐，伥然而去。我后来心目中，一直有一印象，似见他在我家楼下怅望。实际上我不过由母亲之信，而常有此一幻觉而已。 我到北平后，与他仍然通信。大约他在川东师范毕业后，便回江津作事。他既有一改革社会的理想，而他与人又落落寡合，身体健康亦不好，他作事定不会顺遂的。但他之来信，亦未多说。有一时期，他久无来信。忽然连来了二信，是由他口说另一朋友代笔的。二信中说他已病危，不久人世。此二信都写得很长，情辞凄惋，我尝加以珍藏，终在流离中失去。我迄今只记得信中，他自述不久人世的情形，说他的「寿衣已做好了，寿鞋已做好了」，又说他在人世间觉得一切都可以舍，但对我与他（458）之友情，连说了「难舍难舍』，这就是他之临终绝笔。后来南京之支那内学院，迁到江津，我常到江津去看欧阳竟无先生，亦曾到张爷庙侧，欲探问他的家中情形，但莫有人知道。而他去世时，亦年不过二十二一，事业学问，一无所戍，他之名字除了我知道以外，恐亦莫有人知道了。 我尝回想，我与先元之一段友谊，郎事后反省，亦反省不出什么一定的理由。事业上的朋友、学问兴趣上的朋友，都全说不上。要说是道义上的朋友，亦不是，因为我们都未以道自任，在人格上特别互相敬佩。要我指出他有什么难能可贵之行，我亦指不出。但我认为人与人之纯友谊，亦可以无一定之理由而发生。朋友可以既不是事业上的、学问兴趣上的或道义上的，而只是依於一莫名其妙的精神上生命上的彼此契合，与彼此感通，便成朋友。此种朋友间之有所谓纯友谊之存在，我郎是由与他之朋友关系而悟到的。 （四）高介钦 我要说的第三位朋友是高介钦。他是四川之宿儒彭云生先生的内侄。当我同我父亲到重庆联中彭先生室中时，便首先看见他。记得那时是夜间，他笑脸迎人，执灯前导，好像自己的哥哥。旋郎知他能诗能画。大约因他之兴趣在艺术，所以在中学同学一年，他便到北平，读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我同他的友谊，亦主要在我中学毕业到北平读书的一年半之时间。记得我到北平，他便到前门车站接我（459）们，到其所住之兼善公寓，后来我们亦都住在那公寓中。他此时在美专学画，是吴昌硕、齐白石的学生，写字学张迁碑，作诗长於古风。我当时十七岁，他大约亦只十九岁，已在美专毕业，而我对於诗书画，却一无所长。我当时偶然作诗，以之示他，皆不蒙许可。但我在少年时亦有捷悟之才，并善猜谜语。记得一次在一大学庆祝会中，一口气猜中谜语二三十个；於是回公寓，与他共造谜语，一连数日，便有二三百条，而我所造的却比他乡。他於是对我另限相看。并将全部谜语重抄为一册，上题暮鼓晨钟，乃暗示发人深省之意，而此事亦是我与他共处时之唯一的共事，此外，我们之兴趣都是不同的。 介钦纯是艺术家的性格，除诗书画外，亦喜欢吃酒，并不能忘情於恋爱。他本来早已定婚，其未婚妻似名为秋心，亦曾与他通信。他似乎以秋心二字合戍愁，不很好，乃醉心於当时北平女师大之一能歌善舞之女生欧阳霞。欧阳小姐当时曾在新明舞台，主演熊佛西所改编王尔德之「少奶奶的扇子」，而名震一时，亦常在名胜地方、与交际场中出入。而介钦却是孤芳自赏，不层与世人来往的。这恋爱最初当然不会顺遂。介钦在所求不遂的时候，虽曾写了古人之对联「你走你阳关道，我走我独木桥」，悬在壁上，但亦不能恝然於怀，有一次并对我骂了她一点钟。然而奇怪的事，数月以后，他终於与欧阳小姐结婚了。这时我曾回到四川成都一次。记得杨叔明先生到北平后，寄信到成都之彭云生先生，曾说到欧阳小姐婚后非常贤慧勤俭。我初为之惊讶。旋介钦偕其夫人亦回成都，并同住在一大院子（460）中。见其夫人果非常朴实，而对我言谈之率直而亲切，乃有如长嫂。我由此悟到不仅文章可由绚烂而归平淡，为人亦可由绚烂而归平淡。 我同介钦於民国十七年在成都同任一短时期外，我重回南京继续学业，他们夫妇后来亦重回北平，因所学不同，少通信，亦不知他们在北平作什么。似乎曾在美专教书。但不数年，闻介钦因肺病亡故，其夫人亦旋郎逝世。亿介钦与我同在兼善公寓时，便常依於青年之浪漫情怀，说什么「生亦爱、死亦爱」的话，而他们夫妇乃皆不过二十三四岁，於数月中相继去此人间，冥冥中似有主之者。他们曾留下一子一女，后由介钦之姊高琛抚养。其姊亦能诗，曾读书重庆二女师及成都师大，与我家二区常往还。一次她听说我另一朋友游鸿如亦逝世时，曾对我说「现在你的朋友，都一一逝世，只留下你一人，你将何以自勉呢?」而此语我亦迄今不忘。 就我同介钦的关系说，亦不是什么事业上、学问兴趣上、或道义上的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可说是若断若续。他为人的形态，与我全不同，亦无彼此间之真了解。要说了解，我了解他的，还比他了解我的乡。但他之逝世，亦使我每一念及，即惘然若失。说他是大天才，或不能说；但亦是属於天才型的人。不说别的，他能使其夫人，由洵烂归平淡，甘为一贤妻良母，此中郎有一天才的眯力。他之诗书画，皆在二十岁以前郎为人所叹赏，亦为天才型之证。天才型的人，都太清贵＼黏不得泥土，难生根於地上。其生命之光辉之照耀，有如彗星之倏然而来，倏然而逝，而早天亦理所难免。然而此（461）处则最动人之悲哀。孔子曾叹息「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我想应郎为此型之人而发。何以造化生人，不使天才型之人，其生命之光辉照耀，不如日月而如彗星?这是很难解的。 （五）游鸿如 最后我要说到的一个朋友，郎本文中已提到数次之游鸿如。关於这个朋友的事，我曾在十年前所写之一短文怀乡记中亦说过一些。但今无妨重复。他亦是我之同班同学，大约比我长一岁。他入学时，国文第一。后来考北京大学，闻亦国文第一，然其余科目不好，故未录取；只得读法政大学，亦未能卒业。他在个学与我同学时，我最初的印象，是觉他走路时，目光总是平视而略下。我初不知其故，后来才知他是在作凝气於丹田的工夫。他在人中学时，虽亦只十三四岁，但牀上已堆满了二十二十一类的书。他大约很早就知道一些道家之修炼的工夫，注重养精气神。他说今人所谓卫生二字，首见於庄子之「卫生之经」 一语。於是作了一庄子之卫生观，把庄子之讲养精气神的话，连在一起讨论，而他自己亦是随处在作此类工夫。他之反对进步进化，而主张退化论，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我后来才知道即是道家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意思。亿他同我谈退化论，要人退到阿米巴以前一句话时，我曾有一极深刻的印象。及今四十年，我还记得我们是在重庆联中之某一地方，相对立谈的情形。但我当时实并不理解其话之背景，我只是依我自己的思想而理解。我当时的思（462）想在前文之初已说过，是一种绝欲主义或无欲主义。说人退到阿米巴以前，似启示出一种绝去人类一切欲望的混沌景像。所以他的此话与当时的情形，才一下深入我心，历久不忘。 依一般中学生的思想情形而论，我与他能谈到的，当然在一般同学看来，是非常古怪的。於是我在中学中，被人取上了「神经病」与「疯儿」的译名，我之性情变成非常孤癖。我上文所述之三个朋友，既皆已转学，於是在校中我只有他一个朋友。然他的学问却远在我之上，且不断进步。他后来由道而儒，曾与我相约，每周读宋元学案一学案。但於太极图说及其注解，我不能解。我尚忆在图书室中反复徘徊，想其中所说之阴阳五行之关系，终无所得，而作罢。宋元学案，亦不读下去了。 宋元学案虽读不下去，但我们还是分别的尽量读课外的书籍。学校的课程是不放在我们眼中的。然而我愈是自己读书，自己瞎想，却愈与人隔绝，以致弄出病来。而他却由读书而注意时事，进而关心政治，并觉儒家学问不切实际，乃将其名字中之儒字改为如，首先参加了当时的青年党之外围起舞社，进而将我们同年级之同学优秀者组织为一克社。此社中之导师郎杨叔明与刘明扬二位国文教员，他们亦都是有政治抱负的。（刘先生后为刘文辉创全民主义，杨先生后为青年党重要人物之一，曾代表青年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据说当他与其余同学开始商量组织此社时，其他同学都反对我参加，因我性情太弧癖。但鸿如却力排众议要我亦参加。於是我亦成社员之一，然而却是一最不活动的社员。（463）克社在我们中学毕业前一年成立，中学毕业后其中之七人，皆同到北平升学。然而到北平后，我们都受了当时的左倾党派思想之肜响，对於我们原来之导师的政治思想，发生怀疑。而鸿如之先转变，则为其主导。这时鸿如在法政大学，我曾读中俄大学，后入北京大学。时正当国民政府北伐的前夕，青年多不必读书，而力求思想上的前进。前进的最高标准，已无形中是马克思的思想。但我在此时，虽亦承认一经济上平等的共产社会是好的，但我却已不赞成唯物史观之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动，说明道德的变动。我於是写了一信与鸿如，我说人求经济的平等之心，乃出自我们之良心，此良心不能以唯物史观或唯物论说明。鸿如得了我之信，乃大大讥笑我一番，说我还在腐朽的唯心论中打转。但不久我就到南京去看我之父母，亦无心与鸿如辩论了。 我到了南京，鸿如旋郎到了武汉，并正式与另一中学同学宋继武，参加了共产党的青年团。这时他初写信来时，似乎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并说我与他之政治见解不同，在战场不能互相拉手。然他同时亦堕入了爱情的烦恼之网中。苹命似乎可一任热情，爱情却需要对方的回应，并不能任情任性。一天我忽然得他一封很厚的信，翻开一看，原是他寄与某小姐的长过二千字的情书，而情书的后页，则是与我的长信。他说他已觉到此情书之寄出是无用的了，所以还是寄给我吧。他的意思，似乎是天地间总需要有一对此情书的读者，而除我以外，似乎莫有第二人了。 在得著他的信不久，忽然一天他竟从武汉到了南京。原来武汉已开始清党，与他同时参加共产党（464）青年团之宋继武，已被枪决，他才仓皇逃走。他到南京后，便与我同住一室。他知道革命不是容易的事，而爱情的烦恼，更使他日夜旁徨。这时我乃与他终日遍游秣陵山水，亿一度由紫金山回来，城门已闭，乃只有在一野店中共度一宵。我们常於途中作许多歪诗唱和，或高声谈笑。这时却轮到我来对他之爱情的烦恼等，加以讥笑了。然而此讥笑，乃终於使他自此烦恼中解脱。后来他再回重庆写信来说，在南京之数月，是我的哲学使他灵魂再生，他亦承认了友谊是可以超越政治见解而存在。他因环境的改变，已不属於共产主义之青年团，亦不再讲什么唯物史观唯物论了。后来他寄来」像片，上面写了一禅宗大德的诗句：「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似乎他又回到其少年时代之重精神生活上的觉悟去了。 在民国十八年初我休学一年，回成都时，他曾到成都一次。住在我家，这时我们中学时的老师蒙文通先生任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的敦务长，他除聘请我父亲去教书外，叉分别请我与鸿如各上两点钟的课。我任的是西洋哲学史，他任的是中国文化史。实际上我们都还未在大学毕业，不过二十一岁左右。蒙先生糊涂的聘请，我们亦糊涂的敔了。迄今想来，真可谓胆大妄为，太不自量了。 大约在民国二十二年，我由成都去南京经重庆，再会见他。他这时已结婚，似在周开庆兄主办一报纸中当副刊编辑，并在一中学教书。此度重逢，特见得他谈笑风生。一次在一个地方与我谈话，不觉他已身立在税上，似在向我讲演。他说他的志趣是为中国人建立一人生哲学。但讲哲学要有实证与（465）生活体验。他说他曾过道家生活、儒家生活、佛家生活，曾参加过青年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又曾在情网中自拔而再生，这是他要感谢我的。但希望以后我还要帮助他建立一人生哲学的体系……云云。 这时我觉其态度有些狂放自大。但亦未对他说什么。后来在分手后，他还送我一七言古风诗，送我再去南京。我在南京主编一刊物名「文化通讯」 ，我在其上发表之文章，鸿如几皆於其所编副刊，加以转载。我亦曾请其写文，但是一时又昔信断绝。原来他又回乡。他最后一信与我，是说他为加强其对精神生活的实证，又从事静坐。他说他已证人了三禅天。但因一念不净，执著入魔，至生肺病，已入膏盲。他自知是「带孽以去」，下文说工叫路茫茫，不知何所底止也。」叉说平生我最了解他，望我於他逝世后，为他念金刚经半月。我收到他之此最后一信，见尚有其夫人之一批语，说鸿如已於某日辞世。算来其年龄至多二十八岁。我得此信除伤悼外，只有照亡友所嘱，为他念金刚经半月。然由他之短短的一生，所引起的感慨，则可以说是无穷尽的。 他之短短的一生，由向内而向外，由唯心而唯物，再由向外而向内，由唯物而唯心；然终於死於物质的身躯上的疾病。他在前后十多年中，思想上生活上经了无数的跌宕，忽而道，忽而儒，忽而佛；忽而青年党，忽而共产党，忽而国民党；彷佛於十数年中，郎过丁数世纪。内心的向往，外在的刺激，使一个人之生命，由激荡太多而分裂，这是不能免於一悲剧的命运的。以他的早慧与才情，如（466）果能学有所专注，则成就应不可量。然竟乃自觉「带孽以去」，在世间亦未留下足资纪念之痕迹。现在恐只有开庆兄与我一一人知道他。在他死时，开庆曾为文纪念他，我一直未作，只於十年前之怀乡记中提及他一些事，今所述的他与我二人之关系，比较多一点，亦可聊当纪念。 （六）映佛法师 上文分述了我少年时代的几个朋友。竹似与先元，都是有志事业而未遂，介钦是有志艺术而未遂，鸿如可说是有志圣贤而未遂，一一皆抱憾而死，只存他们之友情於我之心底。在我少年之朋友中，唯一似尚存人间者，为映佛法师。他与他们亦大皆相识。映佛法师在中学第三年级，郎转学重庆联中。后又曾与我们同在北平，在一大学中之哲学采毕业，再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牛游，直到竟无先生病殁江津，他仍随侍在侧。我与映佛法师的关系，最初亦极泛。因我於民十六年由北平到南京时，曾将我十五岁至十八岁之日记放在其处。他竟全部偷看了，遂写一信到南京，对我大加称赞。后来他到南京，更常在一处。他平日说话不多，喜微笑，亦不劝人信佛，而且最初亦不吃素，对朋友们的爱情上婚姻上的事，亦有自然的关心。我们常说他是有如与东坡相交之佛印，能与世人无猜。实际上他亦有难言的身世之痛。他幼年时，其母亲因家贫而再嫁，后竟不得一面。他是被其叔父送到涪陵一庙中为小沙弥。其庙中之老师父，素主张佛法与世间法应结合，曾将其大徒弟郎映佛师兄（467）送去日本留学，回来却还俗厂。然其老师父仍不灰心，乃再送映佛到中学大学读书。映佛一次同我谈到其身世之痛，及共老师父之恩德，Z时表示他决不远俗之志。乃於其老师父殁后，从竞无先生，至於终身。然竞无先生殁后，支那内学院旋停办，亦不知其驻锡何方?何日相会，更无从说起了。 我之所以最后捉到映佛法师，因找前述之几个朋友，亦大多同时是他的朋友。这些朋友的病苦，忧患与死亡，在我之心中，亦在他之心中。偶然提到他们，我与他同不免慨然一唤。但此一叹中，他的感受，似比我更为涞远，而外表则似较淡漠。我有时觉到他是桃花扇余韵一篇中的人物，他好似那栖霞山的柳敬亭。由他而反照出这些少年朋友的悲欢离合，宛是一场梦景。我写到此，忽然又想到我与他曾同在苏州灵岩山一庙中共宿时，早上闻庙上钟声，而梦中惊醒的情景。然此皆为一逝而不可再得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