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纲笔记（张传玺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古代史（上） 1 人类的起源，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一道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三个谜团。人类对它的早期探讨，表现为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神造人”是东西方关于人类起源传说的共同基点。对它的科学探索，出现在19世纪。首先提出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他在两部名作《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起源》（1871年）中，以“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破解了生物进化之迷，提出了人类起源于早已绝迹的类人猿的全新论断。对“猿变成人”的内在原因做出科学解释的是恩格斯。这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思想伟人，于1876年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后收入《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现的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一再证明了它的科学性。 东非、北非以及西亚地区，一直被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国境内发现了为数众多的猿人遗址、遗物，为进一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系统而珍贵的材料。七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他的著作《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考古学研究》中，明确地将中国列为世界六大文明策源地之一，彻底纠正了西方学者此前推测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文化是在本土独立发生、发展的结论，日益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据吴新智、黄慰文、祁国琴所著《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提供的统计数据，不同阶段的古人类遗址在我国均有发现，其中，直立人阶段有22处，早期智人阶段12处，晚期智人阶段47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营口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陕西大荔人之外，近年间所发现和报道的安徽繁昌“人字洞”猿人遗址、重庆“巫山人”的新材料，把我国境内所见的早期猿人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从而用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1998年在繁昌孙村镇附近的“人字洞”遗址发现了一批更新世早期的灵长类化石，伴出人工打制石器40余件、骨器十余件，脊椎动物化石50余种600多件。依据其地质年代判定为距今200～250万年之间。已被确认为迄今所知亚洲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如此丰富的早期灵长类化石和石器共存的材料，在长江下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它对继续寻找我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线索，意义不同凡响。早期报道见于1998年8月12日、12月16日的《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1999年3月9日也有专文报道。 巫山人，1985年在重庆巫山县龙骨坡发现早期猿人化石，定名为“巫山人”。经科学鉴定，巫山人的年代大约为距今200万年。黄万波等著《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有详尽论述。此外，1998年5月8日前后，几家知名报刊相继报道了它的最新发现。 元谋人，随着1965年两颗门齿化石在云南元谋县的上那蚌村的出土而广为人知。依据地质年代判断，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左右。后来对元谋人化石产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和发掘，发现了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大量的炭屑，有人据此推论元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用火技术。元谋人的出现，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把我国古人类出现的时间提前了一百多万年，并填补了南方直立人的空白。因此在学术界备受关注。 蓝田人，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公王岭发现的人骨化石、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宣告了蓝田人的问世。依据最新的测定数据，蓝田公王岭直立人的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一百万年之前（安芷生等:《“蓝田人”的磁性地层年龄》，《人类学报》1990年第9卷1期）。 北京人，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为这一古人类文化圣地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27年。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是由参加现场发掘的裴文中先生于1929年12月2日发现的，这标志着“北京人”的正式问世。在贾兰坡先生主持下，1936年又发掘出三个猿人头骨化石。这是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批稀世珍宝在转移过程中神秘失踪，造成了令世人痛心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猿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并有重大发现。总结几十年的发掘成果，先后出土头盖骨六个、头骨碎片十二块，并有大量的肢骨、牙齿等，经鉴定分属四十多个个体；还伴出了十多万件石器、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痕迹。“北京人”的生活年代，在距今六十九～四、五十万年之间。在众多的早期猿人文化中，“北京人”的年代是较晚的，但它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北京猿人遗址依然是古人类学家最向往的圣地。 回顾中国考古工作的历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仰韶被推测为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当时受北洋政府聘请在华工作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一时之间，“中国文化西来说”几乎成了学界定论。而事至今日，“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结论，已经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2 新石器时代，与此前的旧石器时代相比，呈现出极大的变化与进步: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学者推崇之为“农业革命”；生产工具的制作方式，由打制变为以磨制为主；生产工具的种类，砍砸器、尖状器等与狩猎采集经济相适应的工具消失，石斧、石镰、石锛等与原始农业、手工业相适应的工具取而代之；人类第一次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东西，陶器被发明出来；特别是在它的中晚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人类历史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之为“文明的曙光”。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野外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七千多处；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各具特色，并有自成一体的发展系列；时间愈晚相邻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的迹象愈明显。这证明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和多元一体。我国的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文化（距今11000～8000年）、中期文化（距今8000～5000年）晚期文化（距今4900～4100年）。对其中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考古文化，择要简述如下。 仰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以关中、晋南、豫西为其中心。已发现的遗址达一千多处，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三门峡庙底沟、安阳后岗、郑州大何村等遗址最为著名。一般文化特征是:村落遗址面积较大，出土农具甚多，体现出原始农业的发达；陶器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主；陶器上出现的一批刻符受到学界关注。 河姆渡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姚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主要分布于浙江东部的宁绍平原上。它的内涵自成体系，大量的稻谷堆积，把我国人工栽培稻的历史提前了约二千年；特征鲜明的手制陶器和木制漆碗，为探索制陶技术和制漆工艺发展史提供了新材料:带有榫卯大型木构建筑，显示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它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作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动摇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传统观点。 大汶口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带而得名。距今约为6500～4500年。分布于山东、苏北、皖北、豫东、辽东半岛，而以泰山——沂蒙山区为其中心。是黄河下游地区最重要的一支原始文化。已发现的遗址以山东省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胶县三里河、莒县陵阳河、江苏省新沂花厅、邳县大墩子最为著名。其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通体磨光石器，且有高明的石器穿孔技术；陶器上有刻符，也有学者判识为早期文字；骨器较多，其中尤以造型奇特的“獐牙勾形器”引人注目；存在着大面积的公共墓地，到中后期随葬品多寡相差悬殊。 红山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距今约为55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内蒙和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部等地区，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最著名的遗存。特别是1984～1986年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凌源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等重大考古新发现，被《人民日报》、《考古》等报刊集中报道之后，红山文化更加为世人注目。其文化特征是:以“猪龙”为代表的玉文化以及“女神庙”、大型祭坛遗址，突出了它的神秘气氛；彩陶与细石器共存；“之”字型纹陶说明它接受了仰韶文化的影响。 龙山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距今约为4800～43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范围。它的分布范围过于广大，而且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又各具特色，研究者把它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类型的亚文化，即:早期龙山、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东龙山。在已经发掘的众多龙山文化遗址中，以山东的城子崖龙山城、寿光县边线王古城、河南的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山西的临汾陶寺墓地最为著名。特别是1989——1990年间，对城子崖遗址的再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城。规模之大，在迄今所知的同期古城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时期一批古城遗址的出现，以及早期文字的问世，使讨论我国文明起源的学者的目光，聚焦在龙山文化上。临汾陶寺墓地，是独立于上述四种亚文化范围之外的龙山文化类型，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成为研究“酋邦”与早期国家问题的宝贵资源。 良渚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距今约为5300～40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苏南、浙东一带，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1982年对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墓地的发掘、1986年对余杭县反山贵族墓地的发掘、1987年和1991年分别对余杭县的瑶山及汇观山两处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的发掘、1992～1993年对余杭县大观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展示和升华，显示出在余杭县内“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客观存在，有学者推论是良渚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良渚文化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是:以玉琮、玉钺、“族徽”共同构成的神秘主义氛围；大规模巨型建筑所显示的强大权力机构的存在。良渚文化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的重大意义，使它成为考古学、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 马家窑文化，以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距今约为4500年左右。分布于甘肃及四川、宁夏等地，而以洮河、大夏河为中心。主要文化特征是: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明显；彩陶极为精美，堪称独步世界。 齐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距今约为40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上游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数量客观的红铜工具，并出土了青铜镜，是我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镜，同时石器依然大量存在，表明它是我国早期的铜石并用文化；葬式以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富有特色，男尊女卑的观念已有鲜明体现；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形成。 此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浙江肖山跨湖桥遗址、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以及新石器中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也各有其重要价值。 3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最有影响的是“三皇五帝”之说。由于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对本来流传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传说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的改铸之后形成的古史体系，所以其中颇多矛盾和异说，以至于连“三皇”、“五帝”究竟指哪些人，都各有六种以上的组合。根据顾颉刚、刘起釪先生的考证，先有“三”、“五”的神秘数字概念形成在先，后有填空式的杜撰、条理上古帝王姓名、世系之举，“由此可知一两千年来所盛传的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纷纭不定，递经战国至汉、晋长时间的不同组合，从神话古史传说众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选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凑成好几种不同班底的。”（刘起釪《古史续辨》92页）因此，如果有谁还想致力于弄清“三皇五帝”的具体人选，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古史传说在其形成、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凭空虚构等问题，使其与信史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十九世纪之前，人们大多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这种局面，直到现代考古学和“古史辨”运动出现之后才得以改观。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收获，特别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则以“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为宗旨（顾颉刚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序言），在继承疑古学风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无疑道破了上古传说不足凭信的根本缺陷所在。这一振聋发聩之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古人奉为绝对可信的上古史体系。自问世以来，毁誉交集几十年，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顾颉刚和疑古学派对传统的古史与古史观的冲击与批判，是在为建立可信的上古史奠定基础。把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相区分，并不是否认它的价值，而只是把它置于应有的文化坐标上。与顾颉刚的治学路径颇有不同的徐旭生先生，对此有平实之论:“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四十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代表这一探索方向的经典之作有: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1927年）中提出我国的上古民族可以划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并依据传说材料各自的文化特征。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从五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吕思勉《先秦史》（1941年）致力于考辩古史系统，多处表达与“古史辨”学派不同的观点。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同时，继承“古史辨”的疑古精神，主张对历史传说持审慎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刘起釪的《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堪称新时期古史考证的代表作。书中对自盘古历三皇五帝各种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话和古史资料，一一加以严谨的考证和清晰的表述。“古史辨”学派疑古过甚的缺陷，被衣钵传人所纠正或弥补。特别是书中最后一文《研究古史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实为研究古史者所不可忽略。 以上所述对古史传说的不同观点，构成了史学领域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它们共同促成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步步深入，从而用力地证明了学术分歧只有通过平等的讨论才能真正解决。 如果再做区分，“五帝”的传说形成在先，“三皇”的传说形成在后却被置于“五帝”之前，那么，“三皇”传说的可信程度自然更低。我们从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取舍上，也可以受到启发。司马迁著《史记》，屏弃无法考信的“三皇”之世，而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是大有深意的。他以黄帝为正式记载的第一位上古帝王，而战国诸子早把黄帝奉为古史传说的中心人物，于是，黄帝被华夏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五帝本纪》叙事上溯至炎帝，炎黄时期就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以炎黄时期为开端的。 梳理关于“五帝”的传说，它有两个重要阶段:前期围绕炎黄二帝及其文明创造而展开；后期则以尧舜禹为核心。炎黄时代的文明肇造主要表现为:原始农业、制陶业、医药业、丝职业的发明，“日中为市”交易市场的形成，文字与城池的横空出世，衣冠礼仪与百官的诞生，舟桥与“指南车”的出现；特别是发生在炎帝、黄帝、蚩尤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引人注目。尧舜禹时期的传说，则集中在“禅让”制度的实施与废止、公共治水工程两个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传说提供的历史内核，与文化人类学家所揭示的由史前阶段向文明时期演进的一般途径颇多一致；与我国考古所见新石器中晚期遗址的重要现象可以互相印证。如此看来，研究五帝传说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自有其学术价值。 具体到“五帝”的传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人性与神性并存的现象，甚至有许多荒诞无稽的内容，这说明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传说经受了无数的改造、想象、夸张、附益，确实存在着失实、失真、乃至于虚构的问题。如果不加鉴别和审查，就盲目地据以构筑上古史的框架，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如果全盘否定它的价值，那就会把其中所蕴涵的宝贵的历史遗迹一并毁掉，建立科学的上古历史的努力会因此而蒙受重创。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应该把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视为含有宝玉的岩石，妥善地加以挖掘、清理、雕琢、运用。其中的每个名号，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在历史上确曾存在而被“放大”了的人物，更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时代、一个部族、一种文化的代名词。运用得当，它可以折射出真实历史的斑斓光彩。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见下）宣告完成之后，继续探讨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概貌，提上了议事日程——“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对历史传说的重新认识和解释，必定会在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新格局中，发挥相当的作用。所以，有学者直言，“文明探源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五帝”时代的历史定位。 4 关于“文明”的定义，据统计有几十种之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我们以此为依据，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以“文明”代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即跨过漫长的史前时期，进入以国家为其显著标志的社会。文明的起源，可以被理解为指文明社会的起源。它既有一个长期积累和演变的过程，也有一个标志着完成质变的分界线——阶级与国家的形成。讨论和确定这一分界线的时空坐标，就是文明起源课题的内在规定。 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由来已久。由于它自身就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又与重大的史学理论密切相关，故一直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近年间受到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和考古成果的刺激，进展尤为快速。“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完成，确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始年，它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迸发出巨大的推动力。李学勤为主编，由王宇信、王震中、罗琨、杨升南、宋镇豪执笔撰写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等著作的出版，“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在北京的召开（2000年7月），以及“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都表明这一讨论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展。 伴随着新的理论体系的导入，讨论文明起源的理论首先受到触动。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有关理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依据该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按照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而奴隶制时代是必须经历的社会阶段。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同意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五种社会形态”只是若干模式中的一种，不是唯一的选择；奴隶制更不是无法逾越的必经阶段。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权威、故宫博物院张忠培先生，在近年间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就明确无误地否定夏商周社会是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之说（参见张氏论文:《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论纲》，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11月号；《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2期）。这一自由讨论局面的出现，与两次重要理论的导入和讨论，直接相关。 “亚西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于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到的。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国际学术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讨论热点。在我国，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它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相交合，其命运正如在苏联一样，政治论争压倒了学术争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亚西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再度兴起，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表现出较多的理性。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代表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在吴大琨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翻译出版，加深了讨论力度；《中国史研究》1981年3期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国内学者的代表作。讨论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分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是否与西方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亚西亚生产方式是否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独立于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类型、还是附属于其中的某一种？讨论所引发的史学理论的解放，是无需言表的。 “早期国家”，是近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时普遍使用的概念，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八十年代末期。童恩正先生《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主流衔接、对话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首次把国际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深入的介绍，指出“它可以指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时期中出现的最初形成的国家，也可以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但在形成的机制和形态上与人类最早的国家有相似之处的各个国家社会。”还对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模式、形成过程、阶段划分，进行了颇具独创性的分析论证。可以称之为运用这一学说致力于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经典之作。早期国家学说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意义集中表现在:从氏族社会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的模式，不再是人类跨入文明阶段的唯一方式，经由酋邦——早期国家而进入帝国时期，是一种更具备典型意义的途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中”的论断，也为揭示人类专制主义政治的发生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判定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寻求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可操作性标志，是学术界为冲破困境而寄予厚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部分学者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文明“三因素”、“四因素”说，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的要素。此说一度引起过关注，但不同地区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有不同的，想用某种固定模式解决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存在着预设前提不科学的问题。通过考古发现，来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志，是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先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谈起，次及可能是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以已经确定的文明遗存为基点，逆向推测更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含有文明因素。继承这一思路，中国历史博物馆朱凤瀚先生，在200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提出，应该在“归纳商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中国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他的概括是:（一）以宗庙、宫室为核心的都城的设立；（二）王陵区的存在；（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比较广泛地使用；（四）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论文发表于《文物》2001年2期）。此说从表面上看来，与上述文明三要素、四要素之说相近，但思路却是大不相同，立足本国国情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显然更为科学。上举《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作者认为，将铜器、文字、城址之类视为文明的标志，无法体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因而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因为随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就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文明社会代代相传的显著特征（参见张居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1期）。这一观点更加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应该是符合未来的探索方向的。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式、时间问题，获得重大突破，并且继续是讨论的焦点。文明起源方式的争论，集中在文明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论”上。“一元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流行于七十年代之前。随着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了若干重要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八十年代以来，“多元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并不是首先在中原形成并向周遍辐射传播的，而是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都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谈到这一重大突破，我们就应该感谢两位学界巨人苏秉琦、张光直几十年来的艰苦探索和理论建树。苏秉琦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对我国的新石器考古文化作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理论”，把史前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大溪文化等为代表的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石峡文化等为代表的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并大力论证了其它区域与中原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动摇了传统的“一元说”。张光直先生早年在台湾师从李济先生研治考古学和殷商史，后赴美进行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约四十年来，张光直的名字在海外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他所提出的“文明的连续与断裂”的理论，使得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史和考古学不得不刮目相看。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张光直在八十年代之前曾经是“一元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披露，他在1986年重新修订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相互碰撞、促进中形成的。他的这一理论，颇具辨证思维的色彩，一方面否定了中原文明一枝独秀的传统之说，另一方面在论证不同地区文明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又强调中原文明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显然，以动态的观点解释这一问题，更加令人信服。 在最近几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讨论意见，在承认各个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贡献的同时，提醒注意在即将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夜，中原地区之外的其它文化，不管曾发展到如何令人惊讶的程度，却先后走上了衰微之路；而龙山文化则吸收了其它文化的优长，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序列，还明显扩大了它的分布范围。直接为其后的夏商周王朝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特别是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土之后，有学者推定它是黄帝时期的城址，成为这一新说的考古支柱。对这一新说加以理论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安志敏、严文明、李先登先生。安志敏认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原一直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核心。严文明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也为中国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李先登认为，在中原之外的其它考古发现（如红山文化）“不足以证明把中国古代文明提前一千年，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支持先于夏王朝而独立进入文明的其它地区文明的存在。”（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3期）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的时间问题，现在多数学者赞同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也有人主张提前到龙山文化时期或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甚至有人提出中国有一万年文明史的说法，虽足以惊世，却难以服人。 以上所述，从不同方面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正在日益走向深入，科学的结论正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主要集中在讨论文明的来源以及何时进入文明阶段；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关注的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以及不同地区间文明形态的共性与个性。两相对比，应该承认其间有不同层次的差别，今后也有一个如何与国际学术主流接轨的问题。 5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规划”重中之重的历史年代学攻关项目。它酝酿于1995年，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各个专题研究完成于1999年9月，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工作顺利通过，标志着它的完全结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与数据公布于世。 断代工程的任务，是为夏商周三代确立一份可信的历史年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且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却没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学标尺。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841年，即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自此以下有逐年记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无年。古史渺茫无从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显著。这是我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为夏商周确立年代学标尺，具备多方面的意义。 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重要考古遗址遗物的发现，为进行断代工程奠定了基础；同时，碳14测年技术、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古文字学、青铜器研究等相关学科取得的巨大进步，也为这项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技术保证。启动这项世纪工程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七部委领导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首席科学家，成立了由著名学者21人组成的专家组，1996年工程得以启动。工程了九个大课题39个专题，几年间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200余人，涉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科学等众多领域。它是多学科相结合、集中了全国学术精华的世纪工程。 年代学的研究，时间越早难度越大。根据各历史阶段研究条件的差异，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经过四年的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以上设定的目标都已达到。在《成果报告》中开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数据: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1600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前1600——1046年，其中作为划分前后期界标的“盘庚迁殷”被定为前1300年，盘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前1046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其中许多年代坐标的确立，是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的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所建立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当然，其中有的问题还有意见分歧，“阶段性报告”这个提法自身就表明，它只是为今后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基础，而并非终极结论。它是我国上古年代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成果。 除了上述具体成果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启示:对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由国家统一组织、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做集体攻关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特别说明: （一）本讲所述内容，综合参考了李学勤《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笔谈》（《中原文物》2001年2期）写成。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但招致的质疑与批评也同样令人注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有国外学者对工程的性质以及结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参与工程的学者明显接受了政治驱动，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特别是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做法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指责是误导行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所载刘星的文章《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记实》。国外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责工程的方法论有问题，采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不可信。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张立东的文章《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报道了“断代工程”4月份在美国的首次正式亮相。以“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位专家组成员，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举行的三场讨论中，面对对方的质疑与批评无法答对，李学勤还有“因故先行回国”之举，实属尴尬。对方学者指出，“工程”报告（简本）使用的所有碳十四“拟合”数据仅有68% 的可信度；“工程”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中，无论考古分期还是碳十四“拟合”，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迄今为止，“工程”公布的所有“拟合”数据尚无一可以通过用同样程序进行的演算。国外学者担心“工程”做出的错误年代会对那些关注年代学但又无法亲自检验的人产生误导，并使错误的年代成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这次以“交流与争论”为题的讨论，确实暴露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方法到具体结论都存在严重问题。张立东的这篇不事“护短”的报道，能够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开发表，实属不易。如果因为这次争论和报道而导致国内重新评估“工程”相关结论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三）上述与国内媒体评价大相径庭的观点，理应引起重视和反思。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的文章《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就是一篇具有理性精神的好文章。其实，在国内学术界也对“工程”的思路和结论存在着不同看法。据本人的见闻所及，历史文献学家刘起釪以及宿白、余伟超、张忠培等著名考古学家，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不幸的是他们的意见在主流媒体的一片颂扬声中被淹没了。这说明，在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自由地、平等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是不可或缺的。 6 在商王朝之前是否有夏王朝的存在？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心目中是不成其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立了一篇《夏本纪》，记载了夏王朝的世系和盛衰兴亡。但是，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对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产生了怀疑。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都出于后人追记，就使得怀疑论有了依据。于是他们把夏王朝归入了“传说时代”。王国维先生利用了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进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夏本纪》就应该有写作的依据，不可能出于虚构。这就为重新恢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与考古学相联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根据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两件事标志着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二里头村周围，包括五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198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依据其文化堆积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陶器的演变轨迹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芝荃先生对它的文化层做了四期划分，已为考古学界普遍承认。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在三期遗存中发现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更是吸引了学界的目光。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从平面结构而言，它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此外，还先后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由于二里头文化所处地域、延续时间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遗址遗物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这个结论，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披露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取得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文化的材料是作为夏王朝的遗物而被使用的。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主要争议是，有人认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历史，多数学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应该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参见赵芝荃:《简论夏朝的断代问题》，《中原文物》1999年1期）。 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除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展开之外，在其它地区也有重大收获。1974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掘了一个遗址。它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有诸多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学界认为它是夏代——商早期的遗址。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在告城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了两座相连的夯土城堡遗址，经测定为距今四千年左右，相当于夏代早期。在东周文化层中出土了带有“阳城”字样的陶片，有的学者据此推测，此地就是文献所载“禹都阳城”所在地。如果此说成立，就是找到了大禹的都城，意义非同凡响。1978年对位于山西襄汾东北的陶寺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面积达三百多万平方米，规模之大在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屈一指。考古发掘持续到1984年，共清理出墓葬一千余座，获得大批陶器、石器、玉器等珍贵文物。陶寺遗址的年代，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约当公元前20世纪，前后持续五百余年。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初时期。有的学者主张它应该是尧的都城所在地。从出土的大型礼器和龙盘可以推测，陶寺大墓的主人，身份与地位相当显赫，决非一般氏族首领人物，应该属于酋邦时代的国王。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之前的一个区域性政治中心。它的发现，为研究“五帝时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983年在河南省偃师市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尸乡沟商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认定其中的内城修建于夏商之交，由此确定了它的特殊价值——它标明了夏文化的终止年代。 二里头文化以及其它相关考古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使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明确起来，还确立了它的起始和终止年代。至此，可以说，夏王朝的信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以上所述，是按照中国目前的学术趋向——致力于考古材料与历史传说、文献资料的结合而完成的。但对这种趋向自身，实际是存在不同评价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工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陈淳:《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于是，将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直接联系的做法，虽有时间、空间相吻合的有力支持，但从考古学自身学理而言，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在上一讲的“特别说明”中介绍的国外学者对把二里头说成夏文化的异议，中国学界似乎也不应该完全置之不理。 7 甲骨文的发现，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史的第一手资料，还打开了安阳殷墟这座商代晚期都城的大门，使商史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并且，经由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间接印证了《史记·夏本纪》的信史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为重新科学地认识三代的历史与文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坦途。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当之无愧。 清朝末年，带字甲骨出土于小屯村。小屯村位于安阳城西北约3公里处，洹河环流在它的东、北。村民把在田间耕作时发现的古老的龟甲兽骨当作中药材“龙骨”，卖给中药收购商。这批暂时不为人知的无价之宝，通过药材商之手，流入金石学家麇集的京津地区。1898年，天津的两位秀才孟定生、王襄见到了少量带字甲骨。他们识别出这是古人遗物，并把其上的刻文称之为“古简”。限于财力，他们无法大量购置研究。1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了带字甲骨，即以高价收购。王懿荣，山东省福山县人，博览经史，尤以精通金石学而著称。他以金文相印证，判定这是殷代的遗物和文字。王懿荣成为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1899年也成为甲骨学史的开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王懿荣被迫自杀。所藏甲骨主要流入金石学家刘鹗之手。刘鹗，字铁云，是王懿荣的好友，曾参与了甲骨判识的工作。1903年，刘鹗选拓1058片龟板，印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之作。此后，甲骨学逐渐成了新兴起的国际性显学。 甲骨文被发现已逾一个世纪，累计出土数量约15万片。出现的单字不足5000个，已被释读的约1700多个，其中被多数学者所认可的释读文字仅1000字上下。甲骨文的出土是一个联绵不断的过程，其中，有三次集中出土:（一）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东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17096片；（二）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5335片；（三）1991年安阳工作队在花园庄发现一个甲骨坑，共有甲骨1583片，其中带字甲骨579片。它的数量虽较前两次为少，但意义重大——珍贵的大版卜甲集中出现，完整的刻辞卜甲达到300多版，为此前所未见；依据地层关系和卜辞内容，推测其年代当为商王武丁早期；卜辞的主人是“子”，属于“非王卜辞”，对于研究相关问题是难得的新出材料。 甲骨卜辞，是商代的占卜记录。商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占卜之风极为盛行，达到了“事无不卜”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卜辞所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祭祀、原始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张光直先生在《商代文明》一书中，把甲骨规定为“通向商代文明的五道门径”之一（其余为: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考古学、理论模式），足以说明对研究商代历史而言，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关于甲骨文的著录之作，可谓不胜枚举。好在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续编》两部集大成之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于对甲骨学的综合性研究之作，以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最负声名。 甲骨文对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小屯村一带作为商代后期都城的确认，就是其中之一。1928——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这里进行了20多次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区、妇好墓、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充分显示出殷墟文化内涵之丰富。在这里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是体现商代青铜文明水平的典型器物。妇好墓则被誉为商代的文物和艺术宝库。共出土文物1928件，其中一大批为罕见的精品和国宝。特别是有铭文的青铜器多达190件，并且半数带有“妇好”的自铭。妇好又屡见于甲骨记载，她是武丁的配偶之一，还多次主持大规模的祭祀和征伐活动。这也是迄今为止甲骨文记载和考古墓葬直接吻合的唯一实例。其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对商史分期的新思考，也与甲骨文研究以及殷墟考古的进展密切相关。传统之说，把商代划分为前后两期，以著名的“盘庚迁殷”事件为分界线。其文献依据是《史记·殷本纪·正义》注引《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盘庚是第十九代商王，其下至帝辛（纣王）共八代十二王。而对小屯所出甲骨年代的划分，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并对甲骨学有杰出贡献的董作宾（彦堂）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认为甲骨文的年代涵盖了盘庚以下的十二王，可分为五期。后来，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赞同董氏之说。但胡厚宣等古文字家提出了异议，认为所见甲骨的最早年代是武丁时期，而此前三王（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未见于殷墟。在1978——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殷墟作为都城，是始于盘庚？还是始于武丁？再结合考古材料来看，所发现的宫殿基址、墓葬，最早的年代也是武丁时期。特别是在安阳市西北郊的三家庄、董王度为中心的洹河以北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1980年安阳工作队在三家庄进行考古发掘，所出青铜器的器型、文饰，皆有从郑州二里岗早期商文化向小屯武丁期文化过渡的特征；1996——1997年，考古队对该地再作钻探和试掘，使上述结论更为清晰。相关的考古报告，分见《考古》1983年2期和1998年10期。它促使学界重新推测盘庚新都城的所在地，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史分期问题。综合宫殿、墓葬、青铜器、甲骨文的分期研究，学界已经倾向认定殷墟作为都城应始于武丁而非盘庚（参见:杨锡璋:《殷墟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谷飞:《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考古》1994年第10期）。于是，“中商文化”的概念形成了（参见:孟宪武:《安阳三家庄、董王度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其年代推定》，《考古》1991年10期；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4期）。至此，整个商代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商汤开国至盘庚迁殷之前；中期——盘庚、小辛、小乙三王在位时期；后期——武丁至帝辛（纣王）。稍后的考古发现继续确立了中商文化的地位:1999年年底，在安阳洹河北岸发现一座占地4平方公里的城址，经专家鉴定，命名为商代中期城址。据推测这里可能是盘庚等三王的都城。《光明日报》在2000年1月8日作了报道。2001年2月，洹北花园庄54号墓——将军“亚长”墓的发掘和报道，再一次把学术界的注意力锁定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中商文化概念的提出，是近年间商史研究的新收获。 8 分封制，古籍多称“封建（即“封藩建卫”的简称）之制”，为了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概念相区别，中国大陆学者采用了这一习惯性称谓。 分封制最早出现在何时？我国的古史记载追溯到黄帝时代，可能是以后世之事比附、猜测上古史而形成的传说。近代新史学诞生以来，对此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分封制、宗法制理解为周人的创造，是商周之际文化巨变的重要标志。而八十年代以来，商代已经存在分封制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古文字学家胡厚宣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之作（见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提出了根本不同于王国维之说的观点:“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此外，徐喜辰、裘锡圭等著名学者，也论证了类似观点。当然，学者共同的认识是，分封制在周代更为成熟、更为典型，其意义和作用更加明显。 分封制与宗法制同为支撑周代政权的两大支柱，在《诗经·大雅·板》中有明确表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把经由分封制而建立的大国尊为周王室的屏障，这就是周人心目中对分封制的定位。分封制确实为巩固、维持周王室的统治，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周分封制的实行情况大致是:京城周围的一定区域被规定为“王畿”，周人称之为“邦畿千里”，由天子实施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使他们在封地内行使管辖权。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下级贵族，也是分封制的重要内容。《左传·桓公二年》概述了分封制下的等级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皆有等衰。”《左传·昭公七年》更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礼记·礼运》集中表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可见，分封制造成了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层层分割。封君中的下一级要对上一级承担义务与责任，如:诸侯对天子有述职、纳贡、勤王、助讨、献俘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职责。而且，如果越级实施有关义务和责任，并不符合礼制的规定。最明显的例子见于春秋后期: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独掌权柄之后，标榜要替鲁君整肃跋扈的大夫，此举不仅得不到知礼之士的赞成，反而受到批评（《左传·定公八年～十年》）。此例反映出等级隶属制的严格规定。所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与《诗经》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应关系的建立（参见《左传·昭公七年》，也足以说明问题。 分封制所造成的等级秩序，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且贯穿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国语·楚语下》记载了贤大夫观射父论祭祀等级的一段话，其中涉及食物等级制:大夫以上食肉，士食鱼炙，庶人食菜。散见于先秦典籍而与此暗合的材料不在少数。《诗经·豳风·七月》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之句，孟子则把“七十者可以食肉”视为惠民德政（《孟子·梁惠王上》），由此看来，除去耄耋高年之外，庶人是只能食菜而难以食肉的。战国时期的策士冯谖寄食于贵族孟尝君门下，为发泄心中的不满弹铗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战国策·齐策四》），虽说是牢骚之语，却不是无理取闹，他所要求的恰恰是士人应有的待遇——“士食鱼炙”。春秋时期的“曹刿论战”是著名典故，曹刿是士人，有劝阻者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说（《左传·庄公十年》），显然“肉食者”是作为大夫以上级别的代称而出现的，正因为他们的无能，才需要曹刿以士人而为国君出谋划策。 我们可以推论，即便是经历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激烈冲击，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