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瓷和黑瓷

白瓷和黑瓷 白瓷和黑瓷 ○琼瑶作泥中华白 ——福建德化窑白瓷的文化阐释     “何年碧像灵岩栖，踏碎琼瑶尽作泥。烨烨宝光开佛土，晶晶白气压丹梯。”这是明代庠生陈凤鸣对德化窑瓷器的赞美。（《德化县志》卷四·山川）     白瓷在中国瓷器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唐代有“类银似雪”的邢州窑白瓷，有“胜于霜雪”的大邑白瓷；宋代有“官品位”的定州窑白瓷；元代有“脉白体薄”的彭窑白瓷、宣州白瓷和枢府白瓷，明清以后有“独白”天下的德化窑白瓷和“瓷都”景德镇盛产的永乐、宣德朝之“甜白”。毫无疑问，作为单色釉的德化白瓷以其素雅圣洁之光无疑成为中国单色釉瓷器的佼佼者。     福建省德化县地处中国东南一隅，出万山群峰之中，这与中国其他瓷器产地的地域情势是相似的，有山者，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瓷土矿，在中国三大瓷器产地——景德镇、德化窑和湖南长沙窑均如此。德化窑的冶陶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印纹陶，较之于浙江上虞、慈溪的越窑和景德镇瓷器，德化窑的烧瓷历史都要晚许多，当越窑瓷器和湖南长沙窑瓷器出现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人的餐桌上时，德化人才开始懂得烧造瓷器。当景德镇人将精美的青白瓷不断送往朝廷和向海外输出的时候，德化人的窑厂规模还很小。也就在这时，离德化不远的福建泉州开始作为官方的商业港口在不断地向海外输送中国各大瓷器品种（北宋哲宗祐二年即1087年，政府在泉州设市舶司负责管理并鼓励海外贸易）。毫无疑问，这为后来德化窑瓷器的向外输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发展机遇。但直迟到元代，德化瓷器的发展还是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曾在中国元代游历多年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泉州（当时也叫做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的商人云集如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泉州附近的德化县城，除了烧制瓷杯或瓷碗瓷碟外，别无可述之处。······大批的制成品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金币可以买到八个瓷杯。但从属于福建窑系的其他瓷器如建窑（位于福建省北部的建阳县）情况就大不一样，这时的建窑瓷器品种——“建盏”就相当有名。如“兔毫釉”、“鹧鸪斑”等黑釉名品，就是十分珍贵的，可谓“宇内闻声说建窑”。北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宋人陶谷在《清异录》中写到：“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因展蜀画鹧鸪于书馆，江南黄是甫见之曰：鹧鸪亦数种，此锦地鸥也。”如果说福建窑业在元代以前是黑釉瓷器的天下，那么明清以后是白瓷托举了福建瓷业的辉煌。     在关于明清时期白瓷产地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资料：明代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记述：“白瓷器，出德化县。”明代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说：“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南则泉郡德化，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宋应星的评价无形中导出了德化窑瓷器的审美价值，显然弱化了德化瓷器的实用价值。“白”为素雅圣洁之像，故为人们喜好。《德化县志》中记载：“泥产山中，穴而伐之，绠而出之，碓舂细滑。入水飞澄，淘净石渣，顿于石井，以漉其水，乃砖埴为器。烈火锻炼，厚则绽裂，薄则苦窳。罂瓶罐瓿，洁白可爱。”郭柏苍在《闽产录异》中也说，顺治朝以前的德化窑佛像、尊、瓶、盘、盏等，古雅而精致。色彩洁白而透着粉红。道光朝以后，釉薄而莹，渐不足贵。德化窑白瓷器的制造，从对瓷土的选料、瓷土的洗练、用水的配置和讲究、入窑火候的掌握等工序都是有严格的要求。因为“白”，所以难以掩盖瑕疵，故各道工序都必须要求十分严格。也正是因为“白”的特殊性，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需求量的增大，德化窑白瓷的价格也不断攀升。清代乾隆时期的连士荃在《竹枝词》中写到“白瓷”的价格：“白瓷身价通江海”。嘉庆年间的郑兼才在《窑工》诗中这样描述当时德化窑业的繁华：“骈肩集市门，堆积群峰起。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     从德化窑瓷器的“白”，可以看出“色有其用”的妙处。德化窑的“白”，可以分为很多种，如白中微黄的“猪油白”，白中深黄的“象牙白”，白中浅黄的“奶油白”，白中微红的“孩儿面”（这是德化窑白瓷中最名贵的品种）。还有纯白的“鹅绒白”和白中泛青的“葱根白”等。也正是因为德化窑的“白”尽其妙，被法国人称为“中华白”。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明朝生产的“德化窑白釉玉兰花纹尊”（高33.2cm口径12.3），大口，唇圆，颈较短，上半部圆鼓，向下内敛，圈足。尊上半部暗刻玉兰花枝，摇曳多姿，或开放，或含苞待孕。圣洁素雅的白玉兰花与象牙白质地相得益彰，古雅温和，是一件难得的精品。德化窑瓷器主要以瓷塑人物、陈设器和文房雅玩器为主。因为与德化白瓷同时期的德化青花瓷则以生活器具为主。鉴于德化白瓷的圣洁，她被广泛地作为佛教用具——军持而使用。军持是一种水瓶，是佛教徒或伊斯兰教徒用于饮水或净手的器物。在东南亚地区极为盛行。除了军持，德化窑造的观音、佛像等也精致至极。其中尤以明代初年的陶艺家何朝宗为代表。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对何氏的身世背景知道寥寥，只知道他祖籍江西抚州，于明代初年迁入德化。此外，我们在清朝乾隆年间的《泉州府志》中可以找到当时（明朝）一些画师或工匠的零星资料和评价。泉州画家“王弼，小名盛世，工诗文书画，尤善塑大士写真及诸仙佛像，独造其微。同时又有何朝宗者，不知何许人，或云祖贯德化，寓郡城，善陶瓷像，为僧迦大士，天下传宝之。”香港博物馆就收藏有明代崇祯二年（1629）白釉《二童子拜观音坐像》。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有《渡海观音立像》（高46cm），腰部有阳文篆书“何朝宗印”四字款。何朝宗手下的观音像，造型优美，慈祥友善，端庄肃穆又荦荦大方。在海外国家，他的作品受到尊贵的礼遇，据说这个被称为“东方艺术之精品”的德化瓷器，传到日本后，日本富人不惜以重金争相购置。日本人称她为“白瓷中的白眉”和“白高丽”。     沉浸在德化窑白瓷的素雅世界里，我猛然想到了文章开头的一句诗，诗中写到“琼瑶”二字。无独有偶，清朝康熙时期的知县殷式训在《瑶台陶烟》中也以同样的语句在评价德化窑的瓷器——“坚姿素质似琨瑶”。“琼瑶”与“琨瑶”同为美玉，用以赞美德化窑的白瓷，可见其品质之高。在西方，德化窑白瓷被誉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是啊，如果说这些评价是空泛的美溢之瓷，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明代德化窑白釉《出戟四足方鼎》（高14.5cm口径12.4/9.1cm）。这件作品仿古代青铜方鼎造型，方口，直腹平底，并有对称的双贯耳。胎质致密，通体白釉，柔和温润，亦如凝脂。然而，这件精美的德化窑瓷器在独具慧眼而又收藏富甲天下的清朝大收藏家项元汴的《历代名瓷图录》中可以找到注脚，他是这样著录：宋定窑仿古文王鼎，鼎仿效宣和博古图录中款式，此鼎出自内府，制作之工，雕文之细，如牛毛茧丝然。抑且鼎式方正端平，毫无倚斜高下缺损之病。而色泽晶莹如羊脂白玉，真定器之上乘。应为诸窑鼎彝之冠也。福建省德化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有一件明代《白釉观音像》（高33cm），胎质细密，透光性强。色泽明亮，莹润如脂。胎釉浑然一体，如霜似雪。观音坐于高高莲花座上，头戴宝冠，慈祥圆润，一派祥和。做工精致，充分体现了德化窑瓷器的精湛技艺。的确，在德化窑素雅的“瓷海”里，我们也只能用“琼瑶”、“美玉”等之类的词语来形容她、赞美她。 ○松风鸣雪兔毫霜 ——黑瓷的历史和艺术魅力     黑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往往被遗忘，除了宋代茶文化崇尚“黑”道受到较高的礼遇以外，很少受到人们的青睐。就连后来的瓷器研究中，对黑瓷也往往是一笔带过。的确，黑瓷在中国近两千年的瓷器历史长河中，宛若银河系几颗微弱的星星，不是很惹眼，但是存在的，并像其他瓷器一样共同构建了中国陶瓷的大厦。     在夏商周“三代”以前的蒙昧时代，中国先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彩陶文化，因此，考古学上也有时将这一时期称为“彩陶时代”，主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但在彩陶文化普兴繁荣的时候，黑陶也渐渐初露端倪。如黄河流域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仅烧成温度高，而且胎薄如蛋壳之“乌黑透亮”。无独有偶，在中国文明的另一个发源地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也出现了品质较高的黑陶，这种南北呼应的现象，确切地表明中国陶器时代，黑陶也是一个重要的表征。     东汉时期，在浙江“越地”烧成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前，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陶转瓷的过程。在这一时期，“青铜时代”占尽了应有的辉煌和荣耀。而陶器开始在文化的夹缝中适应性地生存。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高品质的黑陶。《墨子·耕柱篇》中说到“陶铸于昆吾”的昆吾，即是夏的一个部族，以烧陶和铸铜而著称。所烧陶器以灰黑陶最多。在这一时期的陶器装饰上，可以看到有与青铜器相类似的饕餮纹，甚至还有裸体人像、蝌蚪纹、龙纹、蛇纹等高品位的装饰。商朝以后，灰陶、白陶、印纹陶等逐渐取代了黑陶，成为重要的陶器品种。     从迄今考古资料证实，发现最早的黑釉瓷是出土于安徽亳县的“建宁三年”（170年）东汉墓中。这与浙江出土的东汉“延熹七年”（164年）墓中的青瓷四系罐要略晚一些。这种瓷器的特点，还是相当粗糙，器形也简单，基本上还是原始瓷器的阶段。但毫无疑问，黑瓷和青瓷的贡献同样重要，是它们共同掀开了中国早期瓷器的帷幕。因为在一些重要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青瓷和黑瓷；在东汉时期的同一窑中也烧造黑瓷和青瓷。黑瓷的成熟期应在两晋时期，在浙江杭州北面的德清窑，出土了成熟的黑瓷，胎呈红、紫或褐色，釉层厚实滋润如玉，且色泽黑亮如漆，闪闪发亮。造型主要以壶为主，如鸡首壶、四系壶等，与当时的青瓷名品“越瓷”造型基本相同。德清黑瓷得到了当时人们的喜爱，在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发现了广泛使用的痕迹。当南方德清窑黑瓷处在兴盛时期，北方也开始了黑釉瓷器的生产。至迟在东魏时期，北方的黑釉瓷器已经成熟。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的墓里出土了黑釉瓷片。后来，又在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中出土了一件黑釉瓷四系罐，造型呈倒立的梨子，与南方的四系罐有明显的不同，应是北方烧制的产品。     隋唐以前，青瓷的文化含量远远高于黑瓷，仅凭色彩视觉传达的感觉就自然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青瓷身上。黑瓷，古穆、庄严、沉寂，决定了它的实用和审美局限。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崇尚自然主义美学的时期。“陶器以青为贵”——潘岳在《笙赋》中说：“倾缥瓷以酌酃”（缥，淡青色，青白色），“青”是这个时代特有的色调。     隋朝的短暂统一，没能让我们留驻更多的目光；唐代瓷器的“南青北白”托起了中国瓷业的第一个高峰。作为单色釉瓷器的黑瓷，便显得很珍贵了。唐代的黑瓷主要分布在安徽、河南、陕西等地。在安徽的萧县白土窑出土了少量的黑釉瓷。在陕西铜川的黄堡镇出土了黑瓷塔式罐。在河南的贡县、鹤壁、密县、郏县和安阳等地都出土了黑釉瓷器。在山东淄博也发现了黑釉瓷器。很显然，这些黑瓷未能挤进当时瓷器的主流。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唐代“饮茶”文化的审美观。茶圣陆羽的“青则宜茶”将越窑青瓷的地位提到了最高。而白瓷又受到了当时文人的称颂。诗圣杜甫就盛赞四川白瓷：“大邑白瓷轻且坚，抠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也提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就连音乐方面，对瓷器的选择也重点在青瓷和白瓷上。唐代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提到乐师郭道原对青白瓷乐器的重视：“用越瓯、邢瓯十二，施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黑瓷在当时的文献中少有提及，但令我们略感欣慰的是，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唐代港口发现了一条沉船，船上有越窑瓷器和少量的黑釉瓷器，显然，这些黑瓷是供出口用。但在国外的瓷器出土中很少见到唐代黑瓷。     如果说唐代以前的黑釉瓷器是以纯黑的形式出现，那么宋代以后的黑釉瓷器则黑出了文化和美学。宋代黑瓷的主要窑口有：定窑、耀州窑、吉州窑和建窑等。定窑是以白瓷擅名的窑口，是与官、哥、汝、钧等并称的北宋五大名窑。清高宗就有很多咏定窑瓷器的诗文，如《咏定窑莲叶碗》：“赵宋传来白定名，尔时却以有芒轻。即今火色全消尽，一朵玉莲水面擎。”但定窑的黑瓷也可与白瓷媲美。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是这样评价定窑黑瓷：“······有紫定色紫、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价高于白定。” 清高宗也提到定黑瓷：“空传紫色及黑色，那辨宣和与政和。”耀州瓷是以青瓷闻名于世，与越窑青瓷相比肩。而耀州黑瓷则是在唐代陕西铜川窑黑瓷基础上发展的，而宋代耀州窑的中心正是陕西铜川。宋代耀州黑瓷，史料少有记载，大多是对耀州窑青瓷和白瓷的赞誉，出土也少见。南宋陆游在《老学庵》中说：“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窑，似言其类似余姚县秘色也。然质粗朴不佳，惟食肆中以其耐久，多用之。谓其耐久，则器必坚厚。······”宋代《清波杂志》也说：“耀州浦镇瓷白者为上”。也许宋代耀州窑黑瓷已经停止了生产，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吉州窑和建窑是都是宋代名窑，以釉色变幻无穷和独特的装饰著称。吉州窑位于江西省吉安县的永和镇，其烧造的历史，根据考古证实和史料记载，始于唐代晚期，终于明代晚期。建窑位于福建建阳县吉水镇，其创始的年代也在晚唐时期。吉州窑最辉煌的时期是宋代，从当时的史料记载可窥见一斑。宋代周必正在《辅顺庙记》中写到：“皇朝景德中，瓷窑始置官吏，为永和镇，秀民大家，陶蜒者半之······”。《东昌志序》也说：“······民物繁庶，舟车辐辏······”。《重修永和古佛堂记》中说：“永和之盛著于宋，······大发与崇宁、绍兴、宝祐之间。”建窑的兴盛时期也在两宋，元末才走向衰落。清代兰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说：“建窑入元尤盛”。吉州窑著名的黑釉瓷器品种有：木叶纹、兔毫釉、玳瑁釉、油滴釉、鹧鸪斑、黑釉彩绘、剪纸漏花、黑釉剔花、黑釉印花、素黑釉等。建窑的黑釉瓷器品种主要有：纯黑色釉、兔毫釉（金兔毫、银兔毫、黄兔毫、蓝兔毫）、鹧鸪斑、油滴釉、曜变釉等。这些黑釉瓷均以盏盛名于世，这主要受到宋代斗茶之风盛行的影响。     宋代与唐代茶文化美学内涵的最大不同在于唐代“青则宜茶”，而宋代则是“茶白宜黑”（宋代罗大经写到宋代点茶之白：“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供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宋况穆在《方舆胜览》中也说：“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 宋代书法家蔡襄也说“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北宋以宋徽宗赵佶为首的君臣斗茶之风，不仅波及群臣，也兼涉文人逸士。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说：“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宋代唐庚在《斗茶记》中也说：“政和三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而在宋代的斗茶场上，吉州窑和建窑茶盏是最为受宠的茶具。从当时的诗文评价中可以看出来。宋人陶谷在《清异录》中说：“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因展蜀画鹧鸪于书馆，······”。黄庭坚也写到：“建安瓷碗鹧鸪斑”。蔡襄在《茶录》中有“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之句。苏东坡《送南屏禅师》说：“道人绕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勿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宣和遗事》中记载：“宋徽宗政和二年（1120）······又以惠山泉、建溪异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茶，赐蔡京饮之”。僧洪有“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之句。杨万里在《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中也写到“鹰爪新茶蟹眼汤，松凤鸣雪兔毫霜”；陈蹇叔在《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中有“鹧斑碗面云荥宇，兔毫瓯心雪作泓”；黄山谷有“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和“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宋代徐竞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写到宋代茶文化对高丽的影响，其中就提到“金花乌盏”，很可能就是吉州窑的黑釉玳瑁盏。从上面的诗文评价中，我们也许很难区分建窑和吉州窑的区别。因为这些黑釉名品在建窑和吉州窑中都能找到。但仔细，可以看出这些评价多是针对建窑。其一，建窑的这些名品出现时间较之吉州窑要早。考古发现建窑兔毫盏最早的年份在“北宋太宗”时期，即宋初。而吉州窑的大多在南宋时期。其二，建窑在徽宗时期，已经作为供品御用，并且，北宋朝廷还在建州北苑设置了全国第一家御用茶园，蔡襄等人也曾监造贡茶。因此有宋徽宗的“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另外，在建窑的很多产品上刻有“供御”、“进盏”等字样。     两宋时期，黑瓷的文化和美学内涵大多是通过茶文化体现出来的，随着宋徽宗等人的远去和斗茶文化的衰落，黑釉盏类的黑瓷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反，茶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弘扬和发展，日本人将这种黑色的茶盏称为“天目”。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在国内或日本的茶馆里看日本人表演“茶道”了。但让我们稍感欣慰又觉失落的是，在西夏和金两个短暂的王朝里，我们还能见到一些粗犷的黑瓷，但他们的命运也像这两个王朝一样，始终没有挤进中国历史的正脉。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西夏王朝的故土上，留下的多是盗墓者的足迹和草原的荒凉。当我们看到那些刻在黑釉瓷器上充满智慧和内蕴的西夏文字时，我们除了对西夏先民的崇敬和钦佩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元明清时期，中国瓷业的中心转移到了景德镇，而我们基本上也被淹没在两种视像的海洋里，一是素雅沉静的青花，一是五色斑斓的彩瓷，黑瓷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偶尔在元代的草原和康熙的宫廷里能见到一些。黑瓷其实也是挺美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很难见到黑瓷，黑瓷的消失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它“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