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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渗透的人生哲学

2011-10-04 44页 doc 71KB 2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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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渗透的人生哲学个人简历 《论语》中渗透的人生哲学 驻宁夏大学选培办干事 王 华 从哲学的角度讲,东方哲学思想的根源不能说完全来自孔子,但孔子的思想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在《论语》中。论语教给我们的人生哲学,我想第一个就是解决了做人的标准问题,第二个就是指明了做人的方向问题,第三个就是规划了一个中庸的人生轨迹。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
论语中渗透的人生哲学
个人简历 《论语》中渗透的人生哲学 驻宁夏大学选培办干事 王 华 从哲学的角度讲,东方哲学思想的根源不能说完全来自孔子,但孔子的思想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在《论语》中。论语教给我们的人生哲学,我想第一个就是解决了做人的标准问题,第二个就是指明了做人的方向问题,第三个就是规划了一个中庸的人生轨迹。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那么在《论语》中确定的做人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君子与小人。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君子和小人之分来明辨是非。那么,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我们如何来分辨君子与小人? “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两万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一百多字,即便是今天人民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其实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缮了修养,而后才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那么一副与世不争与人恭敬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孔子有一个学生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君子就是心中没有担忧,没有恐惧。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就是君子了,这也太简单了....学生很不以为然,一下子没听明白,觉得这么简单就又追问了一句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这就能叫君子啦?老师还是淡淡地跟他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 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语言系统说,半夜敲门心不惊。一个人夜里面睡得踏实,这就叫内省不疚。一个人内心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作的一切的时候没有愧疚,这就可以做到不担忧不恐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说高这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孔子一上来先很谦虚,他说我们今天来说说君子,说君子道者三,做一个君子有三点是要做到的,然后他很客气的先谦虚了一下说我无能焉,我反正是做不到,是哪三点呢?叫做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每天行于世间百态之中,真正要做到内心的坦然,要做到一种仁义的大胸怀,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忧思、忧恐、担忧,全都没有。这一切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内心的仁厚,由于你宽和,所以你可以忽略了很多细节不计较,由于你心怀大志所以你可以不纠缠于这个世界给你小的得失;第二点就是要做到智者不惑,其实我们看汉字的构成很有意思,这个“惑”字,迷惑的惑啊,是上面一个或者的或,下面一个心字底,对吧。其实或者,数学上叫或然率,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此为或者。那么当世界面临众多的抉择,你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的时候,就要看你这个心字底托得是不是足够大。如果你心中有判断,有定力,你明确你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诸多的选择压垮,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讲,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也是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在过去有人说区区半个世纪之前,每一个人从职业上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从婚姻上一生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居住上一生就是一个大杂院的邻居,但是在今天选择太多,视野广阔,这是一个繁荣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迷惑。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去左右外在的世界,我们能够让自己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这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那么第三点就是勇者不惧,当这个世界上有了太多的畏惧、恐惧、惧怕,这一切压来的时候,我们记得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叫做“两强相遇勇者胜”,也就是说,当你自己的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自己知道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不再害怕了。所以孔夫子说,我认为一个真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心的仁、智、勇,所以就少了世界上很多的忧、惑、惧。他说就这么个道理我做不到。他的学生子贡就笑了,说夫子自道尔,您说的这三个标准就是你自己啊,也只有你这样的人,真正身体力行了,所以可以把这样的感受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子。其实孔子给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所说的就在现世,就在此际就从自我修养做起,做一个真君子。 所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更多地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什么人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够自内心厚道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于人这就是君子,一个真君子,他那种坦荡情怀是一种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从来不抱怨,不哭天抢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说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 《论语》中对于学习的论述很有意思,它认为学习者有两个目的,一种是为君子学,一种是为小人学,难道在学习的问题上也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吗?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这个观点后来在儒家的一个大师荀子《劝学篇》中又得到了发挥和解读。什么叫古之学问为己呢,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远古的遗风是学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真正人去做学问是为什么,就像今天的读,从小读到大,无非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内心忠诚的公民,再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那么那种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一点知识以后把它当工具,比如说去写文章、评职称,作为一种技能谋一份职业,用这样的知识和学问来取悦他人,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份福利,这就是被孔子所说的那种为人之学。所以孔子曾经直接了当跟他的学生说:汝为君子学,不为小人学。何谓君子学,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能够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应该说这是孔子对于标准一个明确的界定。什么是君子,君子永远着眼于当下,君子永远要做自己内心一个完善的人,君子的目标从来不好高骛远,我们看到了,孔子从来不说君子就要象谁谁谁那样,孔子这里提出的君子永远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坐标系,从眼前做起,从今天开始学习,让自己成为心目中完善的自我。其实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说在一条小街上开了三家裁缝店,每一家都在想,我一定要招到最多的客人,所以就力图把自己说得非常非常大。第一家店说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把这个大牌子挂出去了;第二家一看,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呢,所以做了一个更大的牌子,说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第三家想了想说难道我还能做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摆在那儿,结果那条街上的所有客人都来了第三家,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这第三家牌子写得是什么呢?他写得是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视线放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 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君子还要有第二个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 也就是说第一个标准他只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不是太顾及眼前的生活,孔子曾经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小日子,那么这个人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这就是中国儒家人格中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表述,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一个人在显达的时候能以天下为己任,而在困窘之时还不放弃个人修养,还能心怀天下,这就是君子了。 读到这里,大家也许会有一种疑问:儒家讲“天下己任”是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吗? 其实孔夫子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相反,他所倡导的这样一种笃定、实用而温暖的人际理论是以保障每个人利益权利最大化为前提的。他让你在此基础上尽量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那么,君子和小人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呢?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就是说,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记的事情是不同的。 君子每天牵挂的是自己的道德修缮,小人则记惦的是自己的家乡;君子心中始终有一份规矩、法度,不得超越,小人则满脑子想的是些小恩小惠,小便宜。 君子从来是尊重道德法制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过街天桥,走人行横道,等待红灯,这些看起来都会给我们生活多多少少带来一点限制,但是当这点限制成为彼此尊重、社会默契的时候,却保障了自己的安全。 而小人则贪图眼前的利益,喜欢钻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两次可能得手,但这里面潜藏着危机,肯定迟早要吃大亏。还是拿走路来说,一看红灯、绿灯中间闪着黄灯,赶紧跑过去吧,觉得这个事情沾了个小便宜,久而久之,这里面有多大的隐患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没有大眼界,抢占眼前小便宜的人。 如果我们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个宏阔的境界,即使没有达到“无恒产而有恒心”那么高的境界,起码离君子已经不是很远了。 这是君子的第二个标准。 君子还有第三个标准,就是“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就是说:君子是合群的,虽然他内心里庄重、庄严不可侵犯,但他在一大群人里头却从来不争。同时,他也决不拉帮结派,谋取私利。 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 举个例子,许多人在一起,大家的观点肯定会不完全一样,当各自说出自己的观点时,一个真君子是会认真倾听的,他能够理解和尊重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同时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就既保证了整体的和谐,又保留了不同的声音。我们今天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把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声音和谐地融入到大的集体的声音中。 小人则刚好相反,他是“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生活中经常会看见这样的场面:大家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领导的话还没说完,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对对对,领导说得真好,什么高屋建瓴、深谋远虑之类的溢美之词说了一大箩筐;可是到会后他转脸就会对别人说,哎,这个领导说的都是什么啊?我一点都不同意他的观点! 关于君子和小人行事的不同,孔子还有一个表述,叫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 “周”就是能够团结照顾到很多人,他以道义为准则与人交往,所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真君子不管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像空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到很欢欣,感到受到照应。 “比”这个字形,象两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意思是说,小人喜欢结成小圈子,他不会融入大集体。 比如说一个单位,一个君子会让这里面远近亲疏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但是小人呢,他会经常和他最要好的人吃吃喝喝,嘀嘀咕咕,好像他们两个人好得不得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还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境界不同。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小人之所以喜欢互相勾结,是因为他的心里有鬼,想通过这种勾结谋取私利和维护既得利益。所谓“结党营私”,正是这个意思。而君子则胸怀坦荡,因为他坦然无私,所以能够平和,能够以善意跟所有人走到一起。 中国一直以和谐为美,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就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一种融入。其实这就是君子之道。 因为君子和小人有这许多不同,因而同君子相处和同小人相处,情形会很不一样。 孔夫子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 《论语》的叙事方式特别容易懂,就是因为它老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比较。 说,同“悦”,高兴。一个君子你很容易与他相处,但是你又难以取悦他。假如你想以不正当的手段取悦他,他反而会不高兴。等到他真正使用你的时候,他会根据你的才干,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位子。这就叫“器之”。 小人的特点是你很容易取悦他,但是你很难与他相处。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比如说你给他施一点小恩小惠,帮他一个小忙,甚至你请他喝一顿酒,这个人就会很高兴了。即便你取悦他的方式是不合乎道义的,是不正当的,他也还是会很高兴。但这样的人又是很不容易共事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取得了他一时的欢心,他以后就会非常忠诚地一路给你开绿灯,虽然你费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钱财,打通了关节,但等到他真要用人的时候,他不会根据你的才干给你安排工作。而是求全责备,觉得你这儿也不够格,那儿也不达标,你以前所做的一切都算白费。他会想法刁难你,让你觉得很尴尬。所以这样的人你很难与他相处。 这就是小人和君子的区别。 《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除了要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 一个君子的言行,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个君子不会把自己要做的事、要达到的目标先说出来;而往往是等把事都做完了,目标达到了,才淡淡地说出来。这叫“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孔子十分讨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认为,真正的君子应该“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少言寡语,但他的内心无比坚定、刚毅。 《圣经》说世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射出的箭、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说出去的话有时候就像覆水难收,所以一个真君子,总是先把事情做到,然后再去说。 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这在今天成为一个成语,叫“言过其行”。一个人说的多于他做的,是君子之耻。 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 君子崇尚实干,那么,一个真君子应当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在孔子看来,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理想主义。君子从来不是固定在某个职业中,他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容器存在的。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 所以,君子的社会角色是变通的、与时俱进的。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 人很奇怪,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也就是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做的事情大体相同,但对这些事情的解释各有不同。 米卢在执教中国足球队时曾说过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他给队员们讲了个故事:三个工人在砌一堵墙。有人过来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没看见吗?砌墙!我正在搬运着那些重得要命的石块呢。这可真是累人哪…… 第二个人抬头苦笑着说:“我们在盖一栋高楼。不过这份工作可真是不轻松啊……” 第三个人满面笑容开心地说:“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新城市。我们现在所盖的这幢大楼未来将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啊!想想能够参与这样一个工程,真是令人兴奋。” 十年后,第一个人依然在砌墙;第二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他成了工程师;第三个人,是前两个人的老板。 大家看一看,这三个人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读却是三个层次: 第一种人的态度被称为悲观主义的态度。他可以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生活强加给的一份苦役,他关注的是当下的辛苦,当然这也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种人的态度被称为职业主义的态度。他知道自己在砌一堵墙,这堵墙是一个局部成品,他知道要对得起今天的岗位,要对得起他的一份薪水、一个职务和职称,所以他的态度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器”的境界,作为一个容器的存在他合格了。但是他没有更高的追求。 而第三种人的态度被称为理想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他看到眼前的每一块砖,每一滴汗,他都知道这是在通往一座大厦和城市。他知道,他的每一步路都是有价值的,他的付出一定会得到最终的成全。此时,他所做的事情绝不仅仅作为一个器皿,而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梦想,关系到我们最终能不能建筑起一座教堂。而同时,因为有了这个标志建筑物梦想的笼罩,也成就了这样一个超出平凡的个体。 由此可见,“君子”这个《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字眼,他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是每一个人可以从当下做的;而那个梦想,那个目标,既是高远的,又不是遥不可及,它其实就存在于当下,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第二个,就是做人的方向问题,就是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 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理想的含义呢?孔老夫子的观念和现代人对理想的追求是不是有矛盾呢? 翻开《论语》,我们看到,朴素的字句后面常常闪耀着一种理想之光。 孔夫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句话在民间流传得很广,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志向至关重要,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方向。 所以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经常让学生们各自说说自己的理想。在《论语·先进》篇里面有一个比较罕见的完整的段落叫做《侍坐》,记载的就是孔子如何跟学生一起畅谈理想。 这段文字是这样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我们把这段文字转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这一天,孔子的四个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陪老师坐着。孔子很随意地跟他们讲,因为我比你们年纪大,老了,没有人用我了。我平时老听见你们说,没有人了解我的志向啊!假如现在有人了解你们,打算起用你们,你们能做什么呢? 子路是个急性子,听老师这么一问,不假思索就回答说:“给我一个拥有一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这个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外有被武装侵略的危险,内有粮食不足的危机。假如让我来管理它,不出三年,可以使人人振奋精神,并且懂得什么是道义。” 按说子路的理想比较远大,对于那么看重礼乐治国的孔子来讲,假如自己的学生真能有如此业绩,可以使一个国家转危为安,他应该感到很欣慰吧。没有想到,孔子的反应不仅是淡淡的,而且稍稍有点不屑。“夫子哂之”,微微冷笑了一下,未置可否,就接着问第二个学生:“冉求,你的理想是什么?” 冉有名求。他的态度比起子路显然要谦逊很多,没有敢说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他说:“假如有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家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的光景,可以使老百姓们丰衣足食。至于修明礼乐,那就要等待贤人君子了。”他的意思是说,在物质层面能做到使百姓富足,但要万众齐心,对国家有信念,做到礼乐兴邦,那我可做不到,还是等着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吧。 他的话说完了,老师依旧未置可否。接着问第三个人:“公西赤!你的理想是什么?” 公西华名赤。他就更谦逊了一层,回答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我可不敢说我能干什么事,现在老师问到这儿,我只敢说我愿意学习什么事。然后他说,在进行祭祀或者同外国会盟的时候,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他对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这些事都没有说。 大家会看到,孔子这三个弟子的态度一个比一个更谦逊,一个比一个更平和,一个比一个更接近自己人生的起点,而不是终端的愿望。 在今天看来,一个人的发展,最重要的往往不在于终极的理想有多么高远,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我们往往不缺乏宏图伟志,而缺少通向那个志愿的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切实的道路。 到此为止还有一个人没有说话,所以老师又问了:“点!尔何如?”曾点,你想做什么呢? 曾皙名点。他没有立即说话,《论语》对此写得惟妙惟肖,叫做“鼓瑟希”,大家听到的,先是一阵音乐的声音逐渐稀落下来,原来刚才他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弹着瑟,听到老师问自己,他让瑟声逐渐逐渐缓和下来,缓和到最后一声,“铿尔”,当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像我们熟悉的《琵琶行》所描写的那样,“曲终收拨当心画”,让乐曲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束。曾皙不慌不忙,“舍瑟而作”。什么是作呢?那个时候人们是席地而坐,学生听老师讲课或者大家聊天,都是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当要回答老师的提问时,要站起来以表示恭敬,这就叫“作”。曾皙是把瑟放在一边,然后毕恭毕敬站起身来答对老师的问话。 从这样几个字的描写能够看出什么来呢?可以看出曾皙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不会像子路那样“率尔”而对,而是娓娓道来,成竹在胸。他先是征求老师的意见,说,我的理想和这三位同学不一样,能说吗?老师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要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嘛。 这个时候,曾皙才从容地开始阐述他的理想。他说,我的理想是,到了暮春时节,就是阴历的三月,穿上新做的春装,在这个大地开化,万物复苏的季节,陪同几个成年的朋友,再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冻的沂水中,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到沂水旁边的舞雩台上,沐着春风,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蓬勃的时候,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这个仪式完成后,大家就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去了。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 孔子听了他的话,长长地感叹一声说:“吾与点也!”“与”,赞同。即是说,孔子的理想和曾点是一样的。这是四个学生畅谈自己理想的过程中,老师发表的唯一一句评价的话。 各人的理想谈完了,子路、冉有和公西华他们三个就下去了。曾皙没有立即出去,而是问老师,您觉得他们三个说得怎么样呢? 老师也很巧妙,他先挡了一下,没有作正面评价,说,无非是每个人说说自己的想法嘛。 但曾皙还要继续问老师,那为什么子路说完话您冷笑了一下呢? 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不能不说话了,他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治理一个国家最核心的东西是讲究礼让,可是子路的话一点都不谦虚,所以笑笑他。意思是说,要以礼制去治理一个国家,首先你的内心要有一种温良恭俭让,这是一个起点。你看子路说话的时候那么草率,抢在大家之前发言,说明他内心缺乏一种恭敬和辞让啊。 接下来曾皙又问,难道冉有不是想治理一个国家吗?(您为什么没有哂笑他?) 老师说,难道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说五六十里,甚至更小一点,那就不叫国吗? 曾皙又问,难道公西华说的不是治理国家吗?(怎么也没见您哂笑他?) 老师说,有宗庙,又有国际间的盟会,不是治理国家是什么?像他这样精通礼仪的人说想做一个小司仪者,那么谁又能做大司仪者呢? 孔子的意思是说,他笑子路,不是笑他没有治国理政的才干,而是笑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治理对象的大小,不在于它是不是国家,而在于自己的态度。因为冉有和公西华态度谦逊,而他们又有实际的才干,所以孔子没有哂笑他们。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孔子并没有否定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理想,为什么唯独对曾皙给予热情鼓励呢?从孔子对曾皙的支持中,我们能看出什么呢?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此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解读。他说,曾皙的理想看起来不过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四书集注》),好像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大理想。但是曾皙的内心是完满充盈的,他以自身人格的完善为前提,以万物各得其所为理想,这就比另外那三个人想从事一个具体的职业,在那个职业上做出成绩要高出一个层次。 这就是孔夫子说过的“君子不器”。一个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以他的职业素质谋求一个社会职位为目的的,却一定是以修身为起点的,他要从最近的、从内心的完善做起。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匆匆忙忙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中,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能让你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呢?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社会的角色,被遮蔽的恰恰是我们心灵的声音。 理想和行动的关系,就如同引线和风筝的关系。这个风筝能飞多远,关键在于你手中的线。而这条线,就是你的内心愿望。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这会使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能够不失去自我,能够有担当,能够做到最好。 许多人感到,《侍坐》这样一章阐述的理想似乎不同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论语》关于立志的判读,不同于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那样的沉重。但是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它却是所有那些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得以实现的内在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 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其实我们真正读懂了《侍坐篇》,看到了“吾与点也”这句喟叹,知道这样一位万世师表的圣人,心中对于那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在“莫(暮)春”时节“咏而归”的生活方式心存向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阐述跟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是如出一辙的。 也就是说,所有古圣先贤首先是站在个人的价值坐标系上,了解了自己心灵的愿望,然后才会有宏图大志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 我们都想要一生建立一个大的坐标,对于前方的远景找到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脚踏实地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 第三个就是为我们筹划了了一个中庸的人生轨迹。 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吾十有五,而致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六个阶段,他的这种人生轨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仍有许多启迪意义。关键要看我们如何汲取这种智慧,来使自己的人生更富有效率和价值。 这种人生轨迹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个坐标上,有几个重要阶段被特别地强调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个人生坐标,看它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也就把这段生命镌刻成了一个样子,它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 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理想,但是这一切要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十五志于学”,是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对学生的一种要求。 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说自己不是生下来就了解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对古代文化、对古人所经历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而且能够孜孜以求,一直认真学习而已。 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学习型的社会,那么什么样的学习是好的学习呢? 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识。一直以来,我们以为导致思维改变的学习才是好的学习。比如一个观点,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的学习,才是好的学习。 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最大的苦恼是信息太多,我们最大的难题是选择的难题,因此就更需要有选择、有规划地进行学习。 “过犹不及”,这是孔子的观点。再好的东西都有它的度,与其贪多嚼不烂,把自己的脑子复制成一个电脑的内存,还不如把有限的知识融会贯通,融入自己的生命。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一定要一边学,一边想,一边应用。他所提倡的是这样一种从容地把有限的知识放大到极限的学习方式。 我们现在的学院式教育有一个规范长度,但宽度却可以改变。也许孔子提倡的这样一种学与思结合的方式会给我们非常好的启发。 经过这样的学习、历练,我们逐渐地提升自己、有所感悟,这样就走到了三十岁。 “三十而立”,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几乎每个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会扪心自问:我“立”起来了吗? 很多人都认为只要有车,有房,或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就算立起来了。但我理解论语中“三十而立”的这个“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在社会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内在的心灵独立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好的学习,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让学到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是中国文化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 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一切为我所用的融合境界呢? 中国人的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注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注我”。 前一种方式需要皓首穷经,等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才可以去给经典作注解。 而后一种方式是更高境界的学习。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学习的目的是以经典所传达的精神来诠释自己的生命。 三十岁这个年纪,是一个建立心灵自信的年纪。这种自信不是与很多外在的事物形成对立,而是形成一种融合与相互提升。这就像泰山上的一副对联,叫作“海到尽头天做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中国人对于山川的一种感受,它讲的不是征服,而是山川对自我的提升。就像大海到了尽头,以苍天为岸,对自己是一种拓展;人登上山峦的顶峰,并不是说我把高山踩在脚下,而是说我站在山顶,高山提升了我的高度。 其实这就是六经注我的一种境界。 孔子一直在教学生一种朴素的简约的生活方式,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很多东西不该操心的不去操心。 我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之所以不愿意提及神、鬼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他着眼于现实的表现。 比如子路问鬼神之事,孔子淡淡地对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还没弄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就是说,学习还是要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别去考虑虚无玄远的东西。 子路不甘心,说:“敢问死。”死亡是怎么回事? 老师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连生的道理还不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 孔子的这个态度对我们今天仍很有启发,在学习的时候,先要把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尽可能掌握,先不要超越年龄去考虑那些遥不可及或者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学起来,到了该立的年龄才真正可以立起来。 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通过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来衡量你是否已经成功,而是由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坚定。 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立”的一种见证。 柳宗元笔下的蓑笠翁,在严冬时节“独钓寒江雪”,完全是为了垂钓而垂钓;晋代名士王徽之在雪夜乘小舟去访问朋友戴逵,到了朋友的门前不敲门就转身走了。为什么?他因为想念这个朋友,乘兴而来;到了朋友门前,兴尽而返。这就是“雪夜访戴”的故事。这些古人,都忠于自己的心灵,心灵的指向决定着行为的方向。 从三十到四十,人们就从“而立”之年步入了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这应当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时光。 关于“惑”这个概念,《论语》中有过多次阐述。人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内心不惶惑?这需要大智慧。 从而立到不惑,这是人生最好的光阴。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是用加法生活的,就是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收集他所需要的东西,比如经验,财富,情感,名誉,等等。但是,物质的东西越多,人就越容易迷惑。 三十岁以后,就要开始学着用减法生活了,也就是要学会舍弃那些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们的内心就像一栋新房子,人刚刚搬进去的时候,都想着要把所有的家具和装饰摆在里面,结果到最后发现这个家摆得像胡同一样,反而没有地方放自己了。这就被物质的东西奴役了。 而学做减法,就是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拒绝了,不想挣的钱不要了。当敢于舍弃、知道如何舍弃的时候,人才真正接近不惑的状态。 那么什么叫做不惑?就是人能够自觉按照中庸的理念去思考、行事。即使外部世界给你许多不公正,打击,缺憾,你也能在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庸”,是中国古代一个至高的行为标准,它是哲学上讲的那个最合适的“度”。但现在往往被大家理解为平庸和圆滑,认为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 其实,对于一种行事的判断,无所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只有什么是合适的方法,而合适往往不是走到极端的。“四书”里面有《中庸》这本书,《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实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它的特点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是“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在你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曾经风发扬厉过;走到不惑的时候,才表现为淡定而从容。而当走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人的很多标准都会发生变化。那么,再过十年,等到五十岁的时候,又会发生新的变化。 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是指的什么呢?是人们常说的“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吗?是一个人到了五十岁,就应该听天由命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南朝儒家学者皇侃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可见,“知天命”关键在于一个“知”字,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当自己能够客观认识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知道这一切都很自然,那么你就能理性把握,平静应对。 “不怨天,不尤人”,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话,但这样区区六个字容易做到吗?一个人不去抱怨,就意味着他硬生生地把很多可以宣泄出去的怨气、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不再向他人推卸的同时就意味着给自己少了很多开脱的理由。这多么难啊! 那么孔子为什么可以做到呢?就是因为在他自己看来,一个人内心的完善,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要求这个社会应该如何如何,要求别人应该怎样怎样,都要重要得多。 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小人才会在人际纠纷中不断地蜚短流长,而君子则更看重在自己的内心建立一种对大道的信仰和追求,这个大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 知命,知礼,知言,这三个境界在人生中的顺序是倒着的:我们都是最先知言,在与人交谈和读书中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他人;但是知言还不够,还不足以在社会上立足。还需要你懂得礼仪,能够充分尊重他人。多一分尊重,就会少一分抱怨。更高的一个层次是知命。知命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境界,他已经建立了一个自循环的系统,他内心会有一种淡定的力量去应对外界。 五十知天命,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内心的定力,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为外物所动了。 庄子的《逍遥游》中也有类似的一个表述,它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就是说,当全世界的人都在夸赞你的时候,你不会因为这种鼓舞而多往前走一步;而当全世界都在指责你,都在非难你,都在说你做错的时候,你的内心并不泄气,依旧会坚持你认定的想法。这样才叫做认清了“内”与“外”,明白了“荣”与“辱”。 所以,所谓成长是内心在历练中的逐渐强大,所谓人生的归位是把外在的东西变成内心的能量。 我们谈论“知天命”这个境界的时候,很自然会联想起金庸武侠小说中写到的独孤求败的境界。 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一个少年剑侠初出道之时,往往用的是一口天下无双、锋利无比的宝剑,那萧萧剑气、舞动的风采真是绚烂之极;等到他武艺精进,真正安身立命,成为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或者在江湖上成为一个有名的剑客的时候,这个人用的武器反而可能是一口不开刃的钝剑。因为锋利现在对他来讲已经不重要了,他的内功开始变得沉浑雄厚;等到这个人已经成为名动江湖的大侠,他的武功已经超越了一个一个的流派划分而出于其上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只用一根木棍。就是说,金属那样的一种锋利和那种质地对他来讲也不重要了,他的手里只要随便拿个东西就够了;而等他真正走到至高的境界,也就是独孤求败的境界,求一败而不可得,这个时候他的手中是没有兵器的,他双手一出,就能挥出剑气,所有的武艺都融会贯通在他的内心里。此时敌人已经不能和他对招,因他已经到了“无招”的境界,因为他的无招,故而对手不能破解。 融会贯通的境界,一直是中国文化所崇尚的最高的境界。孔子所谓的“知天命”,其实就是把学习的各种道理,最后达到了一种融会和提升。到了这个境界以后,就该进入孔子所说的“耳顺”的境界了。 耳顺,就是不论什么样的话都能听得进去,都能站在发言者的立场去想问题。 在对天命有了透彻的了解,自己的内心有了巨大的定力之后,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此时,你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人,你能理解任何一个事情存在的道理,你能虚心倾听各种声音,并站在别人的出发点上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 这种境界,用中国文化的一个词来表述,就是“悲天悯人”,在真正了解所有人的利益与出发点的前提下,实现理解和包容。 也就是说,当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去看待其他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时,我们是有理由惊讶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他带着什么样的生活历程走到今天,也就是你的这个体系能够进入到他的体系,也许就会多了一些谅解。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两朵云只有在同一高度相遇,才能成雨。 其实耳顺之人是什么呢?就是不管这个云在五千米还是五百米,他总能感知到这个高度。这就是孔夫子面对那么多不同的学生都能够因材施教的道理。 一个人要想做到耳顺,就要使自己无比辽阔,可以遇合不同的高度;而不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以自己恒定的标准坚守在某一个高度。 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中庸”也许更为恰当。中庸其实是学习了所有外在知识之后,经过内心的陶冶与熔铸,达到的一个融会贯通的境界。 这就好像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经常做的一个物理实验:老师给一支铅笔,一个圆,将圆画成七等份,再分别涂上七种颜色,然后戳在笔尖上快速旋转,结果呈现的是白色。这种白就是七种颜色绚烂之极之后融合而成的一种颜色。 孔子“耳顺”的境界,其实就是外在的天地之理在内心的融合。有了这种融合作基础,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当所有的规矩大道已经变为你的生命的习惯时,你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这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样的一个境界看似平易,在此之前却要经历千锤百炼。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在一座佛寺里供着一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佛像前膜拜。而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也是由跟它采自同一座山体的花岗岩砌成的。 终于有一天,这些台阶不服气了,他们对那个佛像提出抗议说,你看我们本是兄弟,来自于同一个山体,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们去膜拜你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那个佛像淡淡地对它们说,因为你们只经过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经过千刀万剐才得以成佛。 我们看孔子所描述的人生境界,越到后来越强调内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而在这从容之前,其实是要经历千锤百炼的。 孔子所说的这样一个从十五到七十的人生历程,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参照的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可以比照一下自己的心灵是否已经立起来了,是否已经通了天地大道,是否以包容悲悯去体谅他人,是否终于做到从心所欲。 现在掀起学习《论语》的热潮,大家都在追学,都把他与时代紧扣,我想我们学《论语》更重要的是要比对自己去学,看看自己在修养、品德、行为、能力上还有缺憾,不断提高自己,使自己早日成为圣人,我的讲课完了,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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