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南京南京

是陆川的“南京”还是角川的“南京”？ ——评电影《南京！南京！》 柴莹 据说《南京！南京！》的票房已直逼两亿，陆川也因此成为大陆第五位跨入亿元俱乐部的导演。尽管电影的热映已经结束，但我的脑子里仍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个难以释然的疑问：电影中的“南京”究竟是导演陆川的南京还是日本士兵角川的南京？ 《南京！南京！》是从日本兵角川仰头闭目养神开始的，随着他眼睛的睁开，日本军队攻陷南京的历史序幕正式拉开。自此，整部影片的三分之二都是随着角川视角的变化而变化，角川的在场遮蔽了导演陆川的在场，有意无意间电影真正的讲述者退隐到幕后，观众难以感受到摄影机背后那双属于中国人的眼睛；只有角川不在场的短暂时刻，陆川才会冒出头来，为观众讲述属于中国人的“南京”。 跟随角川视线的移动，观众看到的是肆无忌惮的抢劫杀戮和欢呼胜利的日本士兵、已经被杀戮的中国人的尸体、正在被杀戮的中国人和等待被杀戮的中国人，已是一片废墟的南京城到处都是横七竖八、各式各样的尸体、人头……我几乎可以闻到空气里那股令人作呕的腐烂味道，这场面几乎与好莱坞那些血腥暴力的B级片毫无二致。在这样的视觉刺激之下，我们从角川惊恐不已的眼神和杀死中国妇女后那句“我不是故意的”推测，日本兵角川似乎有人性觉醒的可能。 奇怪的是，接下来近二十分钟的大批中国士兵被烧死、枪杀的血腥暴力的段落里，已经有人性觉醒苗头的角川却退隐到镜头之外，成为缺席的、不在场的人物。这时候，角川的眼睛被镜头后的那双眼睛（导演陆川的眼睛）所置换。既然“观看”者由日本人转而变为中国人，那么，导演可以从容地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现出中国人的不屈与反抗，喊出“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然而这时，镜头之外的角川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仅仅是在“看”还是在忏悔还是在行动？ 这一大段极为煽情的段落结束，角川又走到镜头前，再次成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观看”者。追随着他的目光，我们这次不仅仅看到了裸体的女尸、惨绝人寰的屠杀，更看到导演想向我们讲述的几个温情脉脉的细节：角川喜欢上了日本慰安妇百合子，并给他送来了日本特产作为新年礼物，在百合子死后送财物给老妈子，希望给她修个坟；去检查安全区时他看到了姜淑云的十字架（代表和平和人道主义），角川说：“我在教会学校读”，并且要求姜淑云把那个十字架送给他（这里似乎也为角川的觉醒找到了合理性）；当日本兵要把所有的没有家室的成年男性当作士兵杀掉时，为了保护他们，姜淑女冒充妻子反复去认领“丈夫”，角川显然早已发现，却不动声色，直到姜淑云被其他日本兵发现被抓起来，在姜淑云恳求的眼神下，角川用手枪击毙了她，因为如果没有速死，她无疑会遭受更大的蹂躏。……直到最后，他在救了两个中国人后，自杀身亡。 这里，角川仿佛一个拥有强大能量的幽灵，使所有的观众不得不跟着他去观看和感受，而镜头后的导演仿佛一个想不断反抗的孩子，当他游离角川的目光去寻找别处，把镜头对准那些用自己渺小的力量来抗争的中国人时，角川会毫不迟疑地把他拽回来，重新使大家跟着他的目光走，用侵略者的眼睛去“看”这部悲壮而惨烈的民族血泪史。 何以会选择一个日本士兵作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的 “观看者”？ 陆川说过，他是想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表现南京大屠杀，用进城的日本人或者更加触目惊人。但是，南京大屠杀毕竟不同于普通的历史事件，它是全中国人民的难以忘却的创伤性记忆，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民族认同，想在这里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必然为普通的大众难以接受。 《南京！南京！》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名单》，然而，尽管辛德勒曾经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并且很善钻营，在战争中疯狂敛财，成为战争的受益者，但他毕竟没有直接参与到战争中，手中毕竟没有沾到犹太人的血，因此，他后来努力保护犹太人的行为也令无数观众感动到不能自已，使这部电影成为电影史上讲述二战的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如果《南京！南京！》能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设置一位在中国开厂的曾经是坚定的军国主义者的日本人作为故事的目睹者、讲述者和人性觉醒的对象，中国老百姓或许会接受得多。对于中国人而言，《南京！南京！》对人性的挖掘离《辛德勒的名单》还很远！ 由此，我又想到与《南京！南京！》几乎同一时期上映的《拉贝日记》。显然，全国院线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映相同材的两部影片是有意为之，二者有诸多方面可以比较。与《南京！南京！》来势凶猛的宣传攻势不同，《拉贝日记》的上映显得颇为寂聊（票房的惨淡也就可以预计）。然而，就在这寂聊中，影片却给了我们一个以新的视角来重新回顾那段惨痛的历史。与辛德勒相似，拉贝也是一位坚定的德国纳粹分子；与辛德勒稍显不同的是，他本性善良，尽管在生活中有些看不起中国人，但基本还算一个有良知的人。当残酷的战争来临，他亲眼目睹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后，心灵再次受到洗礼，在相依为命的妻子生死不明、自己备受糖尿病折磨的情况下，拉贝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倾尽全力保护南京的老百姓。当那面大大的纳粹党旗展开之后，无数中国百姓在下面躲避日本战机的轰炸，这无疑显示了历史的荒谬与诡异，但却如此地真实和令人感动。当然，由于讲述视角的限制，《拉贝日记》中的南京城士兵和老百姓集体失语，他们仅仅作为一个个毫无抗争能力的、被保护的对象而面目模糊，完全退居于历史的背景之中；而拉贝和其他外国人的形象却如此完美和高大。即使如此，在南京大屠杀中处于中立的欧美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是比日本兵角川的人性复苏更能令中国观众接受吗？如果非要表现日本人的善良、觉醒的一面，那么《拉贝日记》中那位小濑少佐——事先将日本军队要清洗国际安全区的军事机密透露给美国人罗森博士，使安全区有所防范的日本军官不是更加打动人心吗？ 陆川在博客中宣称：“电影已经卖到了英国和爱尔兰，很快便是法国，美国的签约已经指日可待……西班牙，以色列在向这部电影发出邀请，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希望这部影片能在那里做首映，那里曾经是《辛德勒名单》首映的地方……”我恍然大悟，在这个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时代，票房才是硬道理，陆川的目光更加远大，不仅仅盯着国内，他的目标是全球市场。当然，这个全球市场也包括日本。如果是这样，陆川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来讲述南京大屠杀就丝毫不奇怪了。让侵略者自己去反思这场屠杀对全球观众而言不是更有人性的深度和海外票房的价值吗？更深一层，我疑心陆川的这部电影有日本资本的介入。 《光明日报》4月17日的文章题目是：《南京!南京!》是给中国的也是给世界的。在我看来，应该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再加一个国家：是给中国的是给‘日本’的也是给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