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体育行为的社会化及其启示

尊敬的李老师： 您好！拙文（文稿编号：34926）见容于贵刊，乃在下之荣耀，故此深致谢意！ 遵嘱，已将摘要部分修改（全文附后）。 贵刊盛名远播，我院早已订阅。如果情况允许，我拟再增一份。 发表费和审稿费计1200元人民币将于明天上午邮汇奉上。 贵刊拟将拙文安排在2004年第2或3期，在下请求酌予提前。联系电话：025-6561130 13814035908 E-mail: ttyygg@sohu.com . 足下如果北巡，恳请光临僻院。再叩。 敬颂 编安 南京体育学院 唐永干 王正伦 2003年11月9日 “34926”的修改稿 国民政府体育行为的社会化及其启示 唐永干* 王正伦** 摘 要：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尤其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在体育行为上出现了社会化现象。尽管这些现象与今天的体育社会化有着根本的质的区别（前者发端于两种社会形态的承转之际，后者出现在同一社会形态中两种体制交接之间；前者乃西方体育在异质的中华文化土壤上试探性的全面“着陆”，后者主要是有选择地借鉴西方体育体制中某些先进的成分；前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后者则是社会主义性质），但其行为的各种特点及其成效的分析研究，对今天的体育社会化实践仍有启示作用，诸如：体育的社会化离不开科学文化的先进和中华民族全面素质的提高；体育社会化的推进应该坚持价值理性与历史理性相统一的原则；等等。 关键词：体育行为；社会化；国民党政府；历史理性 The Socialization and Revelation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Ac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ang Yong-gan (Nanji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ization in the undertak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 especially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action — during the 1840-1949 in China — especially during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foretime socialization action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revelation for the present-day socialization practice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action; socializat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istorical logos 体育社会化的基本指称有两个：一是指人的社会化，即作为个体的生物人通过体育这个熔炉，成长为社会人，并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二是指国家体育事业的社会化，即由政府部门独家经办社会体育的单一局面向政府调控、依托社会、投资多元、面向全民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的过程。前一指称，乃是国际社会学通用的“社会化”的含义，后一指称，则被定格为我国新时期社会体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性“专谓”。 但笔者以为，在近代，西方体育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逐渐普及的过程，也是一种体育社会化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时期，随着中国近代化的深入，西方的体育行为也在中国日益社会化。这种现象虽然与今天“专谓”的体育社会化有着根本的质的区别，但其行为的各种特点及其成效的分析研究，对今天的体育社会化实践仍有启示作用。 一 国民政府时期体育行为社会化的主要表征 国民政府时期的体育社会化不仅体现在理念层次和制度层次上（已另文专论），也广泛地体现在行为层次上。 1、体育项目的社会化服务 从洋务运动到一次大战结束以前的近代体育，以西式“兵操” 为主；1918年，北洋政府 “推广新武术” 1， 1919年，又提出《改革学校体育案》，要求减少兵操、增加课外运动，从此，体育项目走向多元化；国民政府“针对儿童、妇女、公务员、职工、国民兵等不同对象，分别组织不同形式的体育比赛、表演、运动会，对在这些活动中，取得好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以推动各方面体育活动的开展”2，至此，体育项目趋于社会化。谨以1942年国民政府规定的12个体育节日及其活动为例：3 玩灯节（正月）：乡土游戏，国术，足、篮、棒球； 踢毽节（2月）：踢毽比赛，室内体育表演，足、篮球等； 踏青节（3月）：风筝比赛，远足，排、垒球； 儿童节（4月）：儿童运动表演，健康比赛等，田径、足、网、排球； 竞渡节（5月）：赛船，打靶，网球和小皮球； 卫生运动节（6月）：卫生运动宣传周，游泳，网球和小皮球； 游泳节（7月）：游泳，自行车赛，网球和乒乓球； 露营节（8月）：露营及夜间比赛，游泳，网球和篮球； （9月9日为每一年度的体育节） 国庆节（10月）：体育宣传周，民族运动会，全年成绩优异者发奖； 室内运动节（11月）：国术，器械及垫上运动，跳绳比赛，篮、足、垒球； 狩猎节（12月）：打猎，冰雪运动，越野跑，器械及垫上运动，足、篮、垒球。 西方的，中国的，传统的，近代的，竞技的，表演的，交相杂陈，不一而足。体育项目的选择与应用基本上以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为取向。唯其如此，国民政府才得以“把战前多局限于学校的体育运动和体育活动，开始推及社会。……体育的影响日益扩大，体育的内容日趋丰富，并得到社会和有关方面的广泛支持，体现出比较明显的社会性。”4 2、体育设施的社会化利用 为了推行和发展近代体育事业，国民政府把体育设施的兴建当作重要环节，在体育场的修建方面尤其比较重视。国民政府于1931年在南京中山陵附近修建了当时全国最大最完善的“中央运动场”，又于1935年兴建了当时远东最大的上海江湾体育场，同时责成省、市、县、乡（镇）克日“完成各级体育场之设置。”5 有了一定的设施，就以此为基础，着手将体育推向社会。主要做法有： 参赛 30-40年代，南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体育场，体育活动相当频繁，旨在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参与竞赛活动。 教练 在江苏、浙江、湖南、山东等省及抗战期间四川省的一些大、中城市里，各地体育场除每年还举办各种球类比赛、田径运动会、游泳比赛等，还“对民众足、篮、排、网、乒乓、拳击、射箭等活动予以指导”。6 讲习 如抗战前江苏省体育场就举办过“各县体育场服务人员暑期讲习会”，对60余所体育场的100多人进行培训。 推介 不少体育场为推进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而致力于体育活动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像江苏镇江体育场、浙江省立公共体育场等较有实力的单位，还办了体育期刊。 3、体育示范的社会化导向 国民政府曾试图从多方面努力把体育引向社会。如增加财政投入。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国民体育委员会1942年首次会议上说：“昨年本部体育行政经费仅八万元，今年业已增加十倍，即八十万元”，并认为“在社会教育方面，尤宜分配较多。”7 利用行政法令。教育部曾颁发命令：“各乡（镇）应于市县（市）民众体育竞赛会举行日期前充分时日举行预选会，并以保为单位，使每保均有运动员参加，以达到普遍之目的。”8 1935年8月2日，蒋介石在武汉向各地国民党军政首脑发出了一个《提倡党政军学各机关人员体育通电》，命令各学校师生“及党政军各机关之职员，嗣后每人必令选定一种运动或游艺之科目”，每日“按时练习，持续不断”。除了面上的工作，还着力抓典型，搞示范。比较突出的是： ①体育实验区 推行所谓的“体育实验区”，是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体育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它的法理依据是1929年颁发的《国民体育法》和1932年公布的《国民体育实施》。其主要内容：各省、市自1932年度起，应选择一个模范城镇或乡村作为体育实验区，实验民众体育的推行办法，并从1934年度起，逐步把实验区所实行的办法推广到全国。实验期（两年）的行政人员主要有：实验区主任 (一般由实验区所在体育场的场长或县教育局体育指导担任)、干事（1-3人，由民教馆等单位指派和聘任）等。实验区的主要工作： 1、每年举办民众业余运动会2-4次； 2、举办各种球类比赛； 3、组织国术班及各种业余健身团； 4、巡回体育与国本指导； 5、每年举行成年男、女和儿童健康比赛； 6、举办体育演讲、壁报、展览会，出版书刊等。9 宣传、组织和指导民众体育是实验区的工作重心。 根据这个规定，广东省率先于1932年建立了民众体育实验区。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和国民党军队也都相继设立了体育实验区。 ②新生活运动 1934年以后，蒋介石发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于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周作了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他说：“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国民的生活“都合乎礼仪廉耻”，都“能够彻底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国民党政府据此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新生活运动规定以体育为中心工作之一项”，10故该会下设体育组。著名体育家袁敦礼、董守义等都曾应聘为体育组成员，并开展了不少体育活动，如横渡长江游泳比赛、龙舟比赛、九九登高越野赛及驻渝各机关、学校的篮、排球赛等。体育组还为重庆各机关“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举办过两次为期一个月的体育技术培训班。凡此，不仅促进了体育的社会化发展，对振奋大后方民众的抗日精神也有裨益。 二 国民政府体育行为社会化成效甚微的科学文化根源 国民政府体育行为的社会化努力不可谓不认真，但总体效度偏低。抗战之前，国民党要员王世杰曾说：“中国目前的体育，完全限于学校之内，学校之外，几乎没有体育可说。就拿学校以内的情形来看，也是很失望。”11时人评论说： “学校当局，一心一意地注意于选手的养成，希望在运动会中，夺得锦标归；普通没有选手资格的学生，运动也好，不运动亦听其自便，上体育课也好，不上课只须点一次名，学生喊一声到，体育教员已算尽上课的责任；授课的时间表上，只要体育及课外活动，每周有了一二小时，校长已算尽了办理学校，对于功课一事件，为应有尽有。唉！如此的学校体育，试看看社会体育又如何？则一省中不过一二省立体育场，一县中的体育场，至多有了一个，甚或一个也没有，有名无实地挂了一扇牌子，请了一位学校中的体育教员，来兼管一兼管，地方教育当局向上一报，备了一案，就算已经尽了提倡社会体育的责任。上下泄沓，实在有点好笑，这是就几个进化一点的省份说，若闭塞的省份，恐怕没有这样的设备。”12抗战开始后，在条件比较好的重庆等地，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体育活动也时有发生，但这只是一种“奉旨行事”的行政行为，并没有能从根本上即主要依靠社会自组织能力来实现体育的社会化运作。制约国民党统治区体育社会化进程的因素很多，这里，我们谨选取科学文化纬度进行分析。 近人抱怨说：“提倡体育的声浪，已有好几年了。各处实行提倡的工作，已切实地做得不少，但试于现在的社会中，”“几几乎说不出我国人民中有几分之几想得到身体的锻炼。”13“成年人与妇女尤无体育兴趣”。14 即便是已经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也未必都是出于爱好。“大多数的学生只视体育为随意的或强迫的，并不能引起学生真真的兴趣。”15 为什么人们对近代体育不感兴趣？原因很多，但中华民族的近代科学文化素养不高也是重要的根源之一。 一般来说，科学素养的高低与对体育价值认识的深浅成正相关。如果你不能科学地说明近代体育对广大群众究竟有何切身的利害关系，你就不能指望他们放弃他们的“宝贵时间”（解决迫切需要的衣食之源）去从事体育运动。 近代体育建立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之上。诚如近人所言：“近代教育进化，体育尤重科学化，举凡生理，心理，物理，化学，数学，莫不与体育息息相关，吾人欲求体育进步，尤不可不注重科学”。16 定性分析是中国的传统方法，但近代科学要求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近代体育不经过近代科学的验证、说明和推介，就不可能取信于世人，同时在实践中也缺乏可操作性。比如，近人提出：要“体育教员切实测量学生的体格，”以决定学生“应合于何种运动”，“再将各种运动定出标准，学生的年龄，身高，体重，应于其所运动的成绩求出百分比，即年大，身高，体重的人，其运动成绩标准亦应增高”，“如此则各个学生各有其标准，自然努力练习，没有身体薄弱的运动成绩，因比不上身体精强的成绩，而生望尘莫及的自堕志气，对于体育意存敷衍的现象。”17 从推进体育社会化进程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要根据每个学生的身体条件匹配相应的运动，并定出标准，量化到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保持运动成就感和兴趣，这恐怕不仅不是一个没有较高近代科学知识水平的体育教师所能胜任，而且也不是一两门近代科学就能济事的。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再如，国民党要员王世杰认为，近代中国的体育存在三个重大问题，其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国术科学化？”虽然“国术一门，本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体育上也有相当价值，”但到近代社会，“反对国术，或怀疑国术的”却“大有人在，”其根源“就是因为中国国术是未经过科学的洗礼。”18事实证明，在中国近代，无论是接受西方近代体育，还是继承本国的传统体育，都必须经过一道无法超越的“门槛”：近代科学的解读。 影响近代中国人民体育认知水平的不仅是科学素养，还有与科学紧密相关的文化素养。文化，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积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偏好。连绵不绝五千年、独领风骚几百年的中华文化，其文化特质自然更加鲜明，价值偏好也会更加执着。这种“执着”固然有好的一面，但也存在坏的一面，尤其是在已经陷入严重危机却还没有完全从昔日的辉煌中清醒过来的时候，这种“执着”就更加可怕。这个国度会一如既往地拿着这面“执着”的镜子去观照别人，发现别人这也错了，那也不对劲，等到最终彻底意识到是自己的价值偏好亦即自己的衡量标准有问题的时候，将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付出十分惨重的代价。这种现象在国民政府时期屡见不鲜。西方崇健尚勇，我们却“以弱不胜衣为美，以从容退让为礼，书生以白面见称，少年以老成是尚”。19 根据1929年公布的《国民体育法》，高中或相当高中以上的学校的学生均须参加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却被当时的一些民众讥称为“丘九”（因习武当兵者地位低下）。20 西方近代体育的发达固然得力于众多体育社团的支撑，但这种社团的产生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才是近代西方之所以先进于近代中国的原因之所在，也是真正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而国民党政府却买椟还珠，只看到“体育社团愈多，则社会体育愈发达”21这个“标”，看不到社团“发生机理”的客观规律这个“本”，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一哄而起成立了无数的“官办”“体育会”，其结果，体育仍然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化。西方把体育作为闲暇消遣调适的良方；中国却强调体育的“劳动意义”，提倡“体育劳动化”，借体育“养成劳动的习惯”，认为这“才是体育的真谛”。22 在西方的体育社会化进程中，商业化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影响，而国民政府的体育社会化距离成功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梦，却已在杞人忧天，预作准备，称：这样做“庶不致发生社会体育商业化等畸形现象。”23 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贡献，连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作了科学的充分的肯定，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却声称：“对外来体育，应依据我国国情及国防上之需要，慎重选择。不可稍染资本主义的气味，仅为少数特殊阶级所独享的娱乐。”24根据国情需要有选择地引进外来体育无可厚非，关键的是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对国情和外来体育进行评判；最为可笑的是自己比西方落后，比西方腐败，却那么地“洁身自好”，宁可少学点外来体育，也“不可稍染资本主义的气味”，真乃“一百步笑五十步”，自己久处于阃厕之中而不闻其臭。 体育的社会化，需要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科学文化氛围。照搬照抄外国文化，缺乏本土文化之根，这种食而不化的文化固然不能在中国存活；株守传统文化，缺乏近代气息，这种暮气沉沉的文化又只会对体育社会化起窒息作用。因此，体育社会化的过程，应该也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这种创新又必须建立在政治革命、社会转型、经济突变和科技发展基础之上，或与之相辅而行，离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仅停留在文化自身做文章的文字游戏。 三 启示：历史理性——体育社会化的智慧之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述“国民政府体育行为社会化成效甚微的科学文化根源”部分，实际上也是我们从“前事”中得到的启示。国民党政府体育行为的社会化举措从总体上看虽然是一个失败的，但对于时隔半个多世纪已经“换了人间”的今天来说，发人深省的地方仍然很多，那时并不得法的某些行为不等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不行。如“体育设施的社会化利用”，这是实现体育社会化必由之路，无庸讳言，我们今天的体育设施仍然不够多，体育资源在很大程度也没有实现共享，这是我们这些后来人自当继续努力的；“体育商业化”的担忧，在国民党政府时期虽然显得可笑，但在经济已经市场化和全面迈小康的今天，这种担忧并不多余，只是要适度而已；“使每保均有运动员参加”的要求，也是我们今天要努力达到的；倡导搞“体育实验区”和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推广精神，在今天的乡村和社区体育中仍然需要；体育“不可稍染资本主义的气味，仅为少数特殊阶级所独享的娱乐”的提法，在那时只能是无可奈何的哀叹，但作为社会主义的今天就不能不警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国民政府体育行为社会化活动的失败从反面告诉我们：推进民主政治和振兴民族经济，对体育社会化进程固然至关重要，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样重要；只有站立在一个科学文化素质较高民族之前列的政府，才可能富有理性——既深富价值理性，又深富历史理性，才能保证它的战略的正确和目标的达到。这里，我们避开政治和意识形态，仅就思想方法这一技术性问题作一趣谈。国民政府常常颁文限期完成体育场的修建任务，但远远超出了各地实际能力，以致国民党年年颁文，体育场岁岁如故；担心体育商业化、职业化；担心引进外来体育会沾染资产阶级的气息……。总之，主观远远超越于客观。无独有偶，伟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就对资本主义怀有戒心，以至于提出要“毕中国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于一役”；伟人毛泽东则搞“多快好省”，连体育方面都出现了“大跃进”，以致人们头脑普遍发热，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将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考察，似乎中国人都有点“清高”和“急躁冒进”，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有三：一是长期受到尊重的具有发达封建文明的祖国，在1840年以后受尽了屈辱，国人“振兴中华”的“赶超”心切，直欲越级而上；二是作为后发国家，国人冷眼旁观，对已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缺陷，看得更加明显，总想开辟一条没有弯曲的捷径；三是长期受传统文化影响，守“中”贵“和”，对崇尚竞争、弱肉强食的西方文化不以为然，耻与为伍。如果这种推测基本成立，则正是它们导致了中华民族理性的失衡：容易凭主观的好恶——价值理性行事，而置客观实际于不顾。对于近代社会而言，不经过彻底的政治革命，不实行社会的彻底转型，不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进行科技革命和文化创新，要求得体育事业卓有成效的社会化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价值理性解决的是“应然之则”，历史理性解决的是“实然之则”。前者偏重于道德，仅凭依前者来判断是非，必然陷入理想主义；后者偏重于现实，只根据后者来分析问题，又会陷入保守主义。比如，从道德层面看，剥削有罪；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来看，允许一定范围内适度剥削的存在从某些角度看对我国国民又是有利的。正确的思想办法是尽可能做到价值理性与历史理性的统一，既脚踏实地，又面向未来；既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也要承认道路是曲折的。鉴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没有实现，仍处于紧张激烈的“赶超”阶段，过分偏重于价值理性的危险仍然存在，故此特别强调历史理性，以便我们的政府在制订包括体育社会化在内的战略决策时，稳健、稳健、再稳健，以求我们的事业辉煌、辉煌、再辉煌！ 注释: *作者简介：唐永干（1958—），男，江苏大丰人，南京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王正伦（1956—），男，江苏江都人，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教育学硕士、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1 军人马良将武术编成教材,共分四科:摔角(即摔跤)、拳脚、棍术、剑术,民国初期定名为“中华新武术” 2 重庆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重庆市志总编室编.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概述)第3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1月. 3 重庆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重庆市志总编室编.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第240-241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1月. 4 重庆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重庆市志总编室编.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概述)第3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1月. 5 教育部第一四五O六号颁发.分期设置国民体育场所办法要点. 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编.体育法令汇编.1943年12月 6 重庆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重庆市志总编室编.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概述)第245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1月. 7 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1942年首次会议.益世报.1942年2月6日 8 教育部第二一六三O号部令颁发(1941.6.5).三十年度各市县(市)举行民众体育竞赛会办法要点. 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编.体育法令汇编.第(后)30—31页.1943年12月 9 国民体育实施方案（1932年）.《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特刊》1932年 10 教育部体育委员会概况(1941年9月). 《国民体育季刊》1941年9月15日创刊号 11 王世杰讲述.体育的三个重大问题.中国日报.1933年7月11日 12 理想的提倡体育.中国日报发表之体育论文选集.中国日报小丛书(五).第49-50页.1933年10月初版.编辑者:中国日报丛书编纂委员会.发行者:中国日报社.承印者:中国日报出版部 13 理想的提倡体育.中国日报发表之体育论文选集.中国日报小丛书（五）.1933年10月初版.编辑者:中国日报丛书编纂委员会.发行者:中国日报社.承印者:中国日报出版部 14 教育部第三五O二号训令(1933.4.22).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编.体育法令汇编.1943年12月 15 王世杰讲述.体育的三个重大问题.中国日报.1933年7月11日 16 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宣言(1933.7). 中国日报发表之体育论文选集.中国日报小丛书(五).第7—11页.1933年10月初版.编辑者:中国日报丛书编纂委员会.发行者:中国日报社会.承印者:中国日报出版部 17 理想的提倡体育.中国日报发表之体育论文选集.中国日报小丛书(五).第51页.1933年10月初版.编辑者:中国日报丛书编纂委员会.发行者:中国日报社会.承印者:中国日报出版部. [南京图书馆藏] 18 王世杰讲述.体育的三个重大问题.中国日报.1933年7月11日 19 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宣言(1933.7). 中国日报发表之体育论文选集.中国日报小丛书(五).第7—11页.1933年10月初版.编辑者:中国日报丛书编纂委员会.发行者:中国日报社会.承印者:中国日报出版部 20 王振亚编著.旧中国体育见闻.第21页.人民体育出版社.1987年10月. 21 民众体育社团之督导.中国教育年鉴.1948年第二版 22 大公报社评.祝体育节.大公报.1942年9月9日 23 董守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我国社会体育.大公报.1943年10月1日 24 树立中华民族本位体育加强国防力量案(湖北省).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第288页.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5月版.选自:民国时期体育史料.[国家体委文史委员会藏] PAGE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