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的相关问题00刘丰 博士开题报告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题目：无政府状态下的战略选择——制衡及其制约 姓 名：刘 丰 导 师：张睿壮 教授 学 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系 别：国际关系学系 专 业：政治学理论 无政府状态下的战略选择：制衡及其制约 Strategic Choices under Anarchy: Balancing Behavior and It’s Constraints 一、研究问题及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以及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会出现制衡缺位（Absence of Balancing）现象？也就是说，在面对体系中其他国家谋求或者扩张霸权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大国选择制衡，另一些大国则放弃制衡？为什么一个国家有时会选择制衡，有时则放弃制衡？ 在对本文的问题进行阐述之前，首先需要对问题中的核心概念作简要的说明。本文从狭义上界定“制衡”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当出现了潜在或实际霸权国时，其他的主要大国单独或者联合地调整实力资源，来与之抗衡的行为。在这个界定中，包含了对制衡的几个核心要素的阐释：首先，制衡的主体是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因此本文将不考察体系中小国的行为；其次，制衡的对象是潜在/实际霸权国，排除了对一般意义上的任意两个或几个国家之间关系的考察；第三，制衡的手段是实力，制衡涉及到实力资源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可以是强化内部资源（发展军备），也可以是借助外部资源（结成联盟）。最后，关于行为的动机与结果，本文并不假定主要大国在有抗衡潜在/实际霸权行为时的动机就是为了制衡霸权和维持均势，其背后的动机既可能是单纯的自卫，也可能是为了争夺霸权，不过只要现出与之抗衡的行为，在策略反应上就可以认为是制衡。这一界定符合均势理论的研究范围，之所以如此限定，是因为无论是检验还是批评理论，都应该以这一理论所推导的概念为基础，而不能任意扩大或者延伸理论概念。[footnoteRef:2] [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3.] 本文是一项解释性研究，旨在发现具有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厘清引起制衡行为的因果机制。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制衡这种国家行为和战略选择，属于外交政策理论的范畴。尽管以均势状态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理论对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但是，明确将本文的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为国家行为和外交政策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制衡行为并不必然成功地导致均势结果，反之亦然，均势状态并不必定是由制衡行为引起的。如果以均势结果是否出现作为判定制衡行为是否发生的标准，就会把许多已经发生的制衡行为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 本文的研究源于当前学术界的理论纷争，也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的现实困惑。从理论上看，有关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争论历来是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焦点，这一辩论在冷战结束之后尤为激烈，对以沃尔兹（Kenneth N.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批判、修正和辩护是最近10多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从现实来看，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面对美国霸权的超强权力和扩张趋势，主要大国并未对美国采取典型的制衡行为。 以下将对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详细的阐述。 （二）理论意义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均势理论的争论主要是围绕这一理论对国家行为的预测展开的，即主要大国是否会采取制衡行为来应对霸权威胁。而存在的分歧涉及到核心概念的操作化、主要命题的适用范围、内在逻辑的严密程度、对现实世界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等各个方面。在这些理论之争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回答引起制衡行为出现的原因及其限制条件，这一研究将具有几点理论上的启示和意义： 1、加深对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战略选择的认识。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为了争取生存和安全、财富与威望，国家在外部行为上是丰富多样的，已有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代表性的国家行为和战略选择，也提出了许多竞争性的假设和预测，有待科学地检验。 2、对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发展。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简约而科学的理论建构的典范。在他之后，现实主义主要向外交政策理论方面拓展，加强了对国家行为的分析，试图在外交政策这个理论化程度较低的领域构建出同样简约而科学的理论。尽管现有的尝试存在种种缺失，但是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理论建构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的研究建立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之上，试图为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发展提供合理的研究路径。 3、从理论上扩展对单极世界的认识，尤其是单极状态下国家行为模式的研究。冷战的结束和单极体系的到来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还缺乏对单极状态的深入研究。现实中的变化必然需要我们在理论上作出回应，各种理论需要作必要的扩展和推理，以延伸对单极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存续以及转换等问题的阐述以及对这一状态下的大国行为的解释，从而比较各种竞争性的假设在解释力上的强弱大小，判定理论的优劣得失。 4、将均势理论与霸权稳定理论统一起来。在现实主义内部，均势理论认为权力平衡是体系演变的基本状态，而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的兴替以及由此伴随的争霸战争是体系变迁的动力。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现实主义内部存在均势现实主义与霸权现实主义的分野。[footnoteRef:3]尽管这种区分并不合理，但也表明学术界缺乏对现实主义中的两支基本理论之间联系的研究。本文对制衡行为的理论解释有助于回答，国家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推动国际体系向均势的方向发展，而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接受霸权的主导，由此将均势理论与霸权理论结合起来。 [3: Jack S. Levy, “War and Peace,”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A Lakatosian Analysis,”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3), pp. 109-111.] （三）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与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核心议题相关。尽管有不少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上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让位于其他的行为主体和关系类型，但是在当今时代，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调整变化仍然深刻影响着整个国际关系的面貌。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如下现实问题的理解： 首先，总结冷战后主要大国应对美国霸权的现实经验。特定时代的核心议题是由特定的国际结构决定的。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两极体系的瓦解和单极体系的形成，在新的权力结构之下，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无疑占据了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核心。对一般性现象的解释显然有助于理解其中的特定案例和表现，从理论上解答制衡缺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对美国所采取的特定应对策略的原因。 其次，对大国关系可能的发展走向的预测。当前，在美国的行为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维持全球霸主甚至建立帝国的企图愈加彰显的情况下，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在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严重失衡、大国制衡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单极独霸的状态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呢？俄罗斯、中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大国已经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些国家是否会在未来形成对美国的制衡？了解当前制衡缺位的原因以及制衡发挥作用的条件，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判断。 第三，对中国处理与美国霸权以及其他大国关系的政策启示。中国是一个权力地位处于迅速上升阶段的大国，是霸权国所提供的国际公益的受益者。但是，在无法避免的安全困境之下，发展空间也受到霸权国的很大制约。在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防范、遏制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与霸权进行斗争，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也需要运用得当的策略，提升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本文的研究将表明，即便无法在实力与美国达到平衡，其他主要大国在美国霸权正当性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可以塑造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谋求影响力上的平衡。这一判断对中国的对美策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文献回顾 有关均势理论的争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为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相关的著述汗牛充栋、难以穷尽，近年来也涌现出不少专门讨论，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瓦斯奎兹（John Vasquez）和艾尔曼（Colin Elman）主编的《现实主义与权力平衡：一场新辩论》[footnoteRef:4]，其中争论了作为研究纲领的均势理论是进步还是退步的问题；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主编的《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footnoteRef:5]，结集了有关冷战后主要大国没有对美国进行制衡的主要观点；保罗（T. V. Paul）等主编的《均势：21世纪的理论与实践》[footnoteRef:6]，讨论了均势理论当前面对的挑战以及可能的扩展；《国际安全》杂志2005年讨论“软制衡（soft balancing）”的专刊以及后续的讨论[footnoteRef:7]，其中汇集了“软制衡”概念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意见与争论；斯维勒（Randall Schweller）的《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footnoteRef:8]，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解释了所谓的“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现象；考夫曼（Stuart J. Kaufman）等主编的《世界历史中的均势》[footnoteRef:9]，通过跨历史的比较扩展了对均势理论的检验，考察了前现代以及非欧洲国际体系中制衡和制衡失败的8个案例。 [4: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5: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中译本见，[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T.V. Paul, James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在这一期杂志上，对强制衡和软制衡二者的区分以及从软制衡的角度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分析见，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对软制衡观点的批评见，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139。后续的讨论见，Robert J. Art, Stephen G. Brooks, William C. Wohlforth,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Correspondence: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Winter 2005/06), pp. 177-196。评介这一辩论的中文文献有，杨少华：《评“软制衡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第7期；焦世新：《“软均势论”及其实质》，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 [8: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斯维勒对其理论框架的较早阐述见，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p. 159-201.] [9: Stuart J. 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也可参见：William C. Wohlforth, etc., “Testing Balance-of-Power Theory in World Hi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2 (June 2007), pp. 155-185。] 本文研究的是历史和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制衡缺位现象，即为什么在面对潜在或实际霸权国时，主要大国没有采取及时的制衡行为。这一核心问题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子问题：第一，制衡是不是一种普遍的、占主导的国家行为？第二，国家在面对霸权威胁时为何有时选择制衡，而有时又不选择制衡？考虑到相关文献数量繁多、庞杂，而文献回顾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现有解释的成就与不足、确定研究的基点和突破口，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只关注与本文核心论题和上述两个子问题直接相关的文献，评价学术界的既有研究状况。 （一）有关制衡行为普遍性的争论 大多数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家或多或少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国际体系的权力失衡会导致大国的制衡行为。格里科（Joseph Grieco）就明确地指出，制衡行为是现实主义理论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保证其生存的行为表征作出的最主要预期。[footnoteRef:10]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各个理论分支的代表人物都分别有所论述。 [10: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必然导致权力均衡的状态以及旨在维持这种状态的政策。[footnoteRef:11]尽管以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为代表的学者并没有将维持均势状态的政策分离出来，抽象为一个独立的术语来表达，但在论述中也表明了对国家制衡行为的预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摩根索对“权力均衡的不同方式”的讨论中。摩根索主要列举了达到均势的具体外交手段，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这些都是制衡的具体表现形式。[footnoteRef:12] [11: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12: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232－244页。]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对传统的均势理论作了重要修正和重新阐释，这一理论关注的并不是制衡行为，而是解释和预测均势状态在打破之后会重新恢复。在这一理论中，均势是一种反复出现的体系状态，可以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生存动机与安全竞争的角度加以解释。[footnoteRef:13]尽管沃尔兹限定并且反复强调了结构理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但是他也对制衡行为作了预测。比如，沃尔兹论述到，“均势理论引起许多有关行为和结果的预测。根据这一理论，我们预测国家会采取制衡行为，无论平衡的权力是不是它们行动的目的”。他也指出，之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出现世界霸权，是因为“制衡而非追随，是体系所诱导的行为”。[footnoteRef:14]当然，沃尔兹对国家行为的预测是或然性而非决定性的，因为结构的作用是“塑造和推动（shape and shove），它们并不决定行为和结果”。[footnoteRef:15] [13: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8.] [14: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6.] [15: Kenneth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43.]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中，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对国家行为的研究更为丰富，涉及讹诈、追随、观望、推诿、制衡等多种策略选择，其中，最主要的两种策略是制衡和推诿。米尔斯海默认为，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出于自保和获取权力有推卸责任的强烈倾向，但是在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下，如果存在着潜在霸主，制衡是一种更为普遍的行为倾向。[footnoteRef:16] [16: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392页。] 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观点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史并不支持制衡是一种普遍国家行为的论断，或者说这种说法对历史具有选择性。在其中，最为系统论证的是历史学家施罗德（Paul Schroeder），他在对近代以来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全面否定了均势理论对历史的解读，认为大国在面对显著威胁时所采取的策略不能证明制衡是一种主导性的国家行为，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四个主要的大战时期，主要大国采取了典型的非制衡行为。[footnoteRef:17]一些中国学者也引述并且支持施罗德的观点。比如，时殷弘试图证明，历史上主要大国对霸权或其追求的反应远非总是制衡，还包括容忍、规避、屈从和“搭车”等其他行为。[footnoteRef:18] [17: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20-124; Paul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18: 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载《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第48－58页。] 从研究方法上看，上述支持和反对制衡论断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对历史案例的描述和推理，另外一些学者则用统计的方法检验了这一命题。他们主要从结盟行为出现的频率与权力的变动之间在统计上的相关性来考察制衡或者非制衡行为的普遍性，但是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比如，列维（Jack S. Levy）等人的研究证明，在过去500年来的欧洲国际体系中，当出现明显的权力集中趋势时，使用结盟这一外部制衡行为来应对潜在霸权国的确比较普遍。[footnoteRef:19]另外一项研究则表明，大国与强者之间结盟的倾向性更大，即追随是更加普遍的选择。[footnoteRef:20] [19: 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 1495-1999,”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Autumn 2004/05), pp. 1-33.] [20: 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May 2004), pp. 428-449.] 从上述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制衡的普遍性存在很大的分歧。就历史的观察而言，国家的制衡行为可能并不会伴随着潜在霸权的出现同时出现，也不伴随其始终。在潜在霸权的权力扩张与其他国家对其进行制衡之间，必然经过一定的“时滞”，而在制衡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不同战略之间的调整。这也表明，制衡的出现和维持是一种有条件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揭示这种行为发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不在于判断其相对于其他行为出现的频率高低。 （二）制衡缺位现象出现的原因 对于历史和当前的制衡缺位现象，现有的研究已经提出了不少竞争性的解释。这其中，既包括一般性的研究，也包括针对特定案例的解释。总体来看，这些解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路径： 1、权力差距论 一些现实主义学者从权力差距的角度来解释制衡缺位现象，不过，对权力差距与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权力差距过大阻碍了制衡。在分析冷战后缺乏对美国的制衡行为时，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提出了制衡的“门槛（threshold）”的概念，他认为“在任何体系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的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就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footnoteRef:21]根据这一观点，尽管冷战后其他大国有强烈的动机来制衡美国，但是美国的实力比历史上任何大国更加强大和全面，很难加以制衡。韦宗友也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若霸权觊觎者与受威胁方的权力相差不大，则制衡的动机大大增强，制衡行为较为常见。若两者间力量对比悬殊，则制衡的可能性大大减弱”。[footnoteRef:22] [21: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104页。] [22: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不介入：霸权阴影下的三种国家政策反应》，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68页。]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权力差距越大，制衡倾向越大，而如果差距不大，制衡倾向较弱。米尔斯海默通过拿破仑战争、普鲁士统一战争、“一战”和“二战”等主要大战前期缺乏制衡的经验论证了这一点，认为制衡迟缓不过是因为潜在霸权在实力分布中还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权力优势。[footnoteRef:23]而对于冷战后缺乏对美国的制衡联盟，米尔斯海默的解释是，美国是一个西半球的区域霸权，而不是一个全球霸权，由于海域阻隔带来了力量投送的难题，美国不可能在西半球之外称霸。[footnoteRef:24] [23: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八章。] [24: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26页。] 比较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又都难以为信。在一定程度上，制衡是一种对实力资源需求较大、成本较高的策略，也需要相当的实力基础。如果权力差距较大，投入的资源和担负的成本自然会增高。不过，根据均势理论的预测，大国之间权力的失衡会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未来的阴影”会促使它们制衡霸权威胁。权力差距的拉大是制衡的诱因，如果因为权力差距扩大而放弃制衡，与均势理论的推理是相悖的。而且，也有历史案例表明，在实力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国家出于安全的考虑会奋起制衡。“二战”甫一结束，美国的实力傲视群雄，比今天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差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时的苏联迅速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最终形成了势均力敌的态势。另外，沃尔福思提出的“门槛”概念很难加以测量，如果的确有一个制衡需要迈越的门槛，那么这个差距值到达多少时会成为制衡与不制衡的分界线呢？沃尔福思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且也很难加以测度。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均势理论的逻辑，但是他对美国霸权的范围和能力的判断并不令人信服。 2、集体行动的困境 许多研究将国家在采取外部制衡行为——结盟时的失败归结为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著名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的过程中有“搭便车”的强烈趋向，让其他人承担成本，而自己坐享其成。[footnoteRef:25]韦宗友以中国先秦时期六国制衡秦国失败和拿破仑战争中历经六次反法联盟的历史案例论证了制衡联盟中出现的集体行动困境。[footnoteRef:26]时殷弘和吴征宇等也认为联盟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搭便车倾向，阻碍有效的制衡联盟。[footnoteRef:27] [25: [美]曼库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6: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不介入》；韦宗友：《霸权阴影下的战略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52－81页；韦宗友：《集体行动的难题与制衡霸权》，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4期，第21－27页。] [27: 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第54页；吴征宇：《论“均势自动生成”的逻辑机理及内在缺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8期，第19页。] 在联盟这种特定类型的合作中，集体行动的难题的确存在。但是，这一理论在推理上有一定的逻辑前提，即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参与到合作过程中或者就合作进行讨价还价。奥尔森对这一理论的论述都是在业已结成的集团或者联盟的基础上讨论的，而且他并不认为集体行动总是阻碍合作的进行。奥尔森指出，“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以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同或集体利益”[footnoteRef:28]，“实际观察和经验以及理论都清楚地表明，相对较小的集团……具有更大的有效性。” 大集团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在于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凝聚力下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会促使集团成员产生对提供公共利益漠不关心的消极心理。[footnoteRef:29]在国际关系中，奥尔森用这一理论主要解释的是现有联盟内部的凝聚力和成本分摊问题。[footnoteRef:30] [28: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2页。] [29: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64页。] [30: Mancur Olson, Jr.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8, No. 3 (August 1966), pp. 266-279.] 另外，如果把制衡缺位都归结为集体行动的困境，仅仅是对现象的概括和描述，并没有解释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原因。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它的存在是因为即便某些国家不承担成本也存在获益的机会，但是在合作开始之前，我们无法推断一些国家因为预先意识到潜在的盟国会搭便车而放弃对结盟的考虑。而且，在面对强大的霸权威胁时，在生死攸关的安全问题上，或许根本“无便车可搭”。 3、国内政治的约束 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单元层次的要素由于缺乏普遍解释力而排除在外。之后的现实主义学者大多试图将这些变量带回到理论中，来解释结构现实主义未能解释的现象，近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这方面著述甚丰。[footnoteRef:31]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并不否定结构理论的价值，一方面他们意识到结构理论的解释范围和研究对象立足于国际结果[footnoteRef:32]，另一方面，在建构有关国家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时，他们承认了结构原因对国家行为的首要因果作用（causal primacy），只是认为国内政治变量的介入扭曲或者缓和了结构指令的影响。[footnoteRef:33] [31: 主要专著有，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2: Randall 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in Vasquez and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pp. 74-79.] [33: 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July–September 2006), p. 467.] 新古典现实主义从单元层次提取了多种变量，来解释国家的非制衡行为。 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和斯奈德（Jack Snyder）研究了多极状态下的结盟政策，他们认为，领导人对进攻/防御优势的认知影响到对“捆绑（chain-ganging）”和“推诿（buck-passing）”两种策略的选择。如果领导人意识到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会结为紧密的联盟；如果他们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会试图把前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footnoteRef:34]在后来的研究中，克里斯坦森又加入了领导人对权力分布的认知，在体系内的权力分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领导人可能会对形势作出误判：如果误认为当时的权力分布对自己有利，则会贻误结盟的时机；如果误认为对敌国有利，则会很快结成紧密的联盟。他也强调，在分析多极体系下的结盟行为时，应该将对权力分布的认知与对进攻/防御优势的认知综合起来。[footnoteRef:35] [34: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Progressive Research on Degenerate Alliances,” in Vasquez and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p. 67.] [35: Thomas J. Christensen,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1865-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1 (Winter 1997), pp. 65-97.] 在分析国家采取非制衡行为的问题上，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斯维勒（Randall Schweller）贡献了两部专著：《致命的失衡：三极与希特勒的征服世界战略》一书研究了“二战”之前主要大国对希特勒德国扩张采取的绥靖政策，斯维勒的解释主要是基于对国家偏好的判断，即国家是维持现状还是修正主义的；《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一书则更具一般性，斯维勒将国家面对威胁所采取的非制衡行为概括为“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并且从国内政治中抽取了4个主要的变量来加以解释。相比而言，《没有应答的威胁》的论证更为严密，从方法上也更精致。[footnoteRef:36]在其中，斯维勒考察了精英共识、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和政府/政权脆弱性等4个国内政治要素对国家战略的影响，他的基本假设是：只有那些政权稳定、社会和精英凝聚力高的国家才可能形成精英共识，最有可能以积极、有效的制衡来应对威胁；反之，那些内部不稳定、社会和精英凝聚力低的国家很难达成精英共识，也最有可能产生制衡不足。[footnoteRef:37] [36: 第一本书中的核心概念——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在操作化上具有循环论证的色彩：基于对国家行为的判断，再据此来解释国家行为。一篇书评指出了这一弱点，参见John M. Owen IV, “Back to Realistic Realism: Tripolarity and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1 (Spring 1999), pp. 129-131。] [37: 斯维勒对“制衡不足”现象的解释见，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pp. 159-201。] 特里菲拉（Jeffrey Taliaferro）研究了国家在面临较高的外部脆弱性的情况下能否采取及时的内部制衡战略的原因，他提出了“国家权力（state power）”这一解释变量，认为国家从国内社会汲取和动员资源的能力塑造了国家应对威胁时的战略反应，一国的汲取和动员能力越强，就越可能作出及时的应对。[footnoteRef:38]特里菲拉所研究的内部制衡是指效仿（emulation）或创新（innovation），即采取体系中最成功的国家的军事、政治和技术实践，或者在这些方面进行创新来抵制强国的成功做法。特里菲拉对国家实际行动能力的关注具有启发意义，不过，在这项研究中，他仅仅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模型，假设了国家资源汲取能力与国家战略反应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没有提出有关概念的操作化指标，也没有对假说加以检验。 [38: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pp. 464-495.] 新古典现实主义引起了我们对单元层次变量的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确是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们对国内政治变量的引入是特设式的，每个学者都试图引入不同的变量来研究，对这些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缺乏共识，难以形成统一的研究纲领。斯维勒个人的研究即可表明这一点，他提出了有关同一现象的两种解释。对于这一点，一位评论者不无调侃地指出，“即使英国在两次战争之间的行为在理论上是由多重因素起作用，但是，一个理论家出版两部专著，使用同样的案例研究来建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试图说明同一问题（即英国为何没有制衡纳粹德国），这是极其少见的”。[footnoteRef:39]其次，这一理论精于历史细节的描述而理论性不强，缺乏一般的理论框架。[footnoteRef:40] [39: Ariel Ilan Roth, “A Bold Move Forward for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8, No. 3 (September 2006), p. 487。] [40: Stephen M. Wal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I (New York: W.W. Norton, 2002), p. 211.] 4、霸权的威胁 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制衡行为的核心论述可以概括为“平衡权力（balancing of power）”。不过，沃尔兹的学生沃尔特（Stephen Walt）在对国家结盟行为的研究中对这一观点作了修正，认为制衡的关键在于“平衡威胁（balancing of threat）”。他在《联盟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采取外部制衡行为并非单纯出于权力的考虑，而主要针对的是威胁，影响威胁的因素主要有权力总量、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等四个方面。[footnoteRef:41]运用这一理论，沃尔特分析了冷战后缺乏对美国的制衡联盟的现象。他主要观点是，尽管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但从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大国制衡美国的倾向。[footnoteRef:42] [41: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6.] [42: [美]斯蒂芬·沃尔特：《维持世界的“失衡状态”：自我克制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载于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121－153页。] 当然，从冷战时期开始，西欧国家和日本都与美国建立了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在安全方面也很大程度上仰仗美国的保护，这种状况如今也没有发生转变，对这些国家而言可能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但是，从威胁平衡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大国没有对美国进行制衡，无论在逻辑还是经验上都存在重大缺陷。从逻辑上来看，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总是构成最大的潜在威胁，至少对其他大国是如此。[footnoteRef:43]而从经验上看，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大大扩张，通过北约东扩和反恐战争，其军事存在渗入到俄罗斯周边的大部分国家，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和生存空间构成了严重威胁。而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围堵、对“台独”势力的支持也威胁着中国的核心利益。从美国霸权不具有威胁性来解释制衡缺位很难令人信服，至少据此无法理解俄罗斯和中国的行为，实际上也没有揭示西欧国家和日本继续追随美国的原因。 [43: 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p. 35; Christopher Layne,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p. 115.] 5、规范、认同与价值观的作用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阵营的学者主要关注了冷战后的制衡缺位现象，而且所作的解释大致是相近的。在他们看来，由于经济相互依存、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规范、国际的调节、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起作用，制衡不再是大国行为的主要选择，其他大国不必采取权力政治的形式应对美国。当然，这些学者也认为，美国作为霸权国也需要进行自我克制，不能过于蛮横行事。[footnoteRef:44] [44: 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尤其见“第三部分”中的几篇文章。] 但是，主宰和控制是任何霸权都具备的特征，尽管历史上频繁出现的领土征服和扩张已经为数不多，但是通过其他形式对别国直接或间接进行控制的行为并未消除，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仍然是权力争夺的焦点。暗中策划或支持军事政变、扶植亲美领导人、控制别国经济命脉，这些行为与历史上的领土征服和扩张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性质上是相同的，可能手段更为巧妙，成本也更低。而且，直接使用武力控制别国领土的帝国主义行径的势微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斗争的结果，由此带来的征服和扩张的成本是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考虑的，并不是美国自愿约束或改变其行事方式的结果。在现实中，自诩为民主典范的美国在使用或威胁武力方面并没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克制，相反，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美国更加为所欲为。 （三）小结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我们对于围绕制衡行为的争论可以有以下结论： 首先，大国对霸权地位的争夺和维护，是国际关系体系中一种普遍现象。在一些大国争霸的同时，另一些大国出于安全和生存的考虑会加以制衡。尽管争霸与反霸的表现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争夺霸权的核心——对主导和控制的追求——并未改变。[footnoteRef:45]正因为此，出于维护自身独立、生存和安全的目的，国家（尤其是大国）仍然有制衡霸权的强烈动机。 [45: 这一点得益于与张睿壮教授的讨论。] 其次，与争霸、反霸以及制衡等现象一样，制衡缺位也是普遍存在的，在历史上已经有许多案例表现出来，而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尤其明显。制衡缺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均势理论的预期，国家并不会由始自终地制衡霸权企图，制衡的出现是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诱因。 第三，不同的理论从各自的视角给出了竞争性的解释，这些解释有言之成理之处，但是不少解释也存在内在的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制衡行为的解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论，缺乏一个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理论。对于一种较为普遍性的现象，大多数研究路径给出的是特定性的解释。当然，对特定案例的解释会有助于对普遍现象的理解，但是，只有找到具有普遍性的变量和因果关系，才能够发展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综上所述，正如沃尔兹所言，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为了生存会采取各种不同的战略，制衡只是其中的一种。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会选择制衡，在某些情况下则不会。[footnoteRef:46]制衡没有发生对于均势理论而言可能并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发现制衡发生的条件，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如此才能对国家面对潜在或实际霸权时的战略选择有更好的理解。 [46: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38.]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文反对将制衡行为当作一个普遍的通则（universal generalization），而是一种有条件的通则（conditional generalization）——在情景X下，如果出现Y（潜在或实际霸权国），则会出现Z（制衡行为）。大多数均势理论的批判者简单化地认为这一理论对国家行为的预测是YZ，显然将均势理论对国家行为的预测绝对化，只是树立了一个“稻草人”似的靶子。然而，大多数均势理论家以及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尚未对制衡行为出现的情景X作出清晰的说明，这种状况本身表明我们对国家行为和战略选择的研究尚不充分，有待完善。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期待能够改变这种学术上的缺陷，加深我们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的理解。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一）理论基础 本文的理论基点是结构现实主义。为了构建分析国家制衡行为的理论框架，本文从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中获得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从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中得到了有益的启示。总体而言，本文对国家战略选择的解释基于以下理论判断： 首先，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一元（unitary）、自主（autonomous）和理性（rational）的。[footnoteRef:47] [47: 有关现实主义对“国家”所作的设定，参见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 164-166; 秦亚青：《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147－149页。] 在国际关系中，有众多的行为主体。但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s）[footnoteRef:48]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的存在有其整体的利益和目标，而不是内部集团和个人利益的加总。国家的决策者可以代表国家独立地作出决策，参与到相互之间的互动之中。在国内政治中，有各种利益的交织和斗争，但是，从最终的政策产出来看我们可以把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追求一系列目标，这些目标之间有着一定的轻重缓急排序。[footnoteRef:49] [48: 当然，“民族国家”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并不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不过，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并不仅仅聚焦于国家，而是人类历史上居于主导性的团体（group）。这区别于自由主义对“个人”的关注以及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关注。随着经济、人口和技术的变迁，这种团体的名称、规模和组织也发生变化，在历史上曾经以部落、城邦、封建诸侯国、帝国等其他形式出现。对这一点的说明，参见Robert G. Gilp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304-305;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p. 470。] [49: 在此，有必要对现实主义的理性假定作必要的说明，许多学者误认为现实主义的理性假定是指行为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其实不然，现实主义所假定的理性国家与基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有着重要的区别，在现实主义中，理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国家具有目标导向（goal-oriented），即国家追求一系列目标，这些目标有一定的等级排序；其次，国家对成本敏感（cost-sensitive），即国家会趋利避害，选择最优或者次优的方式。对现实主义中的“理性”的阐述，参见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ply to My Critics,” pp. 330-331;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 165-166; Robert Jervis, “Real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 971–991; Yoav Gortzak, “How Great Powers Rule: Coercion and Positive Inducements in International Order Enforcement,”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5), p. 668。] 其次，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和生存是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 由于国家对安全的追求，而权力是实现安全的主要手段，一方面国家需要为自身谋求适度的权力来寻求自保，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其他国家获得过分的权力优势。有学者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死亡率相对而言是很低的，而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更是不大有生存之虞[footnoteRef:50]，其实不然，无政府状态设定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在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稳妥地认为安全无虞，尽管不是时时刻刻都面临现实的、迫切的危险，但是不能排除潜在的、长远的威胁，不得不作最坏打算（worst case）。现实主义并不认为国家仅仅以安全为目标，只是这一目标是国家求取其他目标的前提和底线，只有在维护生存和安全的基础上，才能够确保经济福利、国际责任等其他目标。由于无政府状态下无法摆脱安全两难和最终求助于己的困境，在任何时候，国家都不能放松安全上的警惕和忧虑。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的安全考虑，担心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最终会构成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才导致国家采取制衡行为。 [50: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3-134.] 第三，国家的战略反应和行为选择是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体系层次的要素起主要的因果作用。 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古典现实主义，都强调了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要素在塑造和推动国家行为中的作用。出于建构简约的国际政治理论的需要，沃尔兹忽略了纷繁复杂、难以理论化的单元层次因素，不过，他并不否定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并且不反对在分析外交政策时纳入这些因素。[footnoteRef:51]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更是明确提出纳入单元要素建构外交政策理论。一方面，国际结构塑造了行为的基本环境，决定了其机会和压力，推动了其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国家本身是能动的行为体，国家对结构压力的反应能力以及行动意愿决定了行动的现实性。但是，体系要素同样塑造了国内政治。在分析国家行为时，从国内政治寻求解释无法获得规律性的认识，而且单元层次受到了体系层次要素的影响。本文认为，分析国家的战略选择应该首先从体系层次寻找具有较强因果效应的变量，进而考察这些变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从而找到引起和抑制国家制衡行为的因果链条。 [51: 沃尔兹曾在《外交政策与民主政治》一书中从国内政治结构的角度比较了英美两国外交政策的不同，试图提出一种基于国内政治结构的外交政策理论。参见，Kenneth N. Waltz,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二）变量与假设 本文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有两个：结构压力和霸权正当性，这两个变量的变化是程度上的，即或强或弱。因变量是国家的制衡行为，其取值有两种情况：制衡出现（presence）和制衡缺位（absence）。当然，国家行为的转换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制衡缺位和制衡出现仅仅是一个连续过程中的两个端点。为了研究的便利，我们将其抽象为这两种情况。 在自变量的选取上，本文考虑了制衡主体与客体双方的因素，也就是说，考察潜在制衡方（主要大国）与潜在被制衡方（潜在或实际霸权）两个方面，而不像目前大多数研究中仅考虑其中一方的要素。就制衡方而言，制衡行为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来自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安全压力和自助需求。就被制衡方而言，如果能够缓解其他国家的安全压力，则会延缓制衡的出现。 那么，在选取来自被制衡方的变量时，为什么选择霸权正当性而非强制力呢？根据均势理论以及权力性质可以判断，潜在或实际霸权国对其他大国越是使用强制力，其他大国的生存压力越大，制衡倾向也越强。本文认为，如果潜在或实际霸权国对其他大国直接使用强制力，对制衡的抑制作用要小于其刺激作用；即便是直接运用武力，也需要其他的安抚手段相配合。因此，更可能是因为霸权国在武力之外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力，缓解了其他大国的忧虑。 本文的主要假设可以表述如下： 假设一，制衡行为是结构压力作用的结果。国家的结构压力越强，制衡倾向越强；反之，结构压力越弱，制衡倾向越弱。结构压力决定了采取制衡的必要性，是其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 假设二，在争斗或维持霸权的过程中，潜在或实际霸权国可以通过正当性塑造来缓解主要大国的制衡行为。正当性程度较高，则遭遇的制衡行为较弱；正当性程度较低，则遭遇的制衡行为较强。 在以上两个主要假设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均势理论“平衡权力（balance of power）”的观点加以补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权力是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的集合体，即“实力（capabilities）”和“影响（influence）”[footnoteRef:52]的集合，权力的平衡实际上包含实力和影响两个方面的平衡。在应对霸权威胁时，其他的国家不仅需要应对其物质实力和强制力，也需要应对其影响力，即“平衡影响（balance of influence）”。在传统上对均势理论的理解中，权力平衡的第二个层面没有受到重视，但是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影响上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单极体系中，霸权国在超强的物质实力基础上也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塑造了其主导的正当性。进而言之，本文的研究对制衡霸权具有一定能够的政策启示。在无法达到物质实力的平衡之前，主要大国也可以通过削弱其影响力来对其进行制衡。“平衡影响”对今天主要大国应对美国的策略具有重要启示。 [52: 学术界目前流行“硬权力（hard power）”和“软权力（soft power）”的区分，但是，这种区分到底是基于权力本身有两种不同的构成部分还是基于权力的施展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意见。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这种在权力之前加形容词的做法并不可取。更准确地言之，权力存在两个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维度，是持有物（实力）与关系（影响）的集合体。参见，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nhanm,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enguin, 1998), pp. 446-447。] 通过对结构变化、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将现实主义阵营中的两支基本理论——均势理论与霸权稳定论统一起来。在现实主义内部，以沃尔兹为代表的均势理论家认为，均势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状态，霸权企图在历史上都以失败而告终，而美国霸权也无法持久[footnoteRef:53]；而以吉尔平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会周期性地出现，为争夺霸权而展开的战争是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主要动力[footnoteRef:54]。如果我们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国际体系的演进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均势和霸权是体系演进过程中两种交替出现的状态。本文对制衡行为的理论解释有助于回答，国家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推动国际体系向均势的方向发展，而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接受霸权的主导。 [53: 沃尔兹对这些论点的强调参见，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8; Kenneth N. Waltz,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2000), pp. 1-17。] [54: 吉尔平对霸权兴替的理论阐述参见，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obert Gilpin,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Spring 1988), pp. 591-613.] （二）因变量的界定与操作化 在本文中，制衡是指：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在面对潜在/实际霸权国时，单独或者联合地调整实力资源，来与之抗衡的行为。 在以上定义中涉及到一些核心的概念需要加以阐明。 首先，国际体系的范围。国际体系是由国家之间互动形成的。在特定的国际体系既包括全球体系，也包括区域国际体系。本文讨论的是整体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在二十世纪之前，这一体系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区域体系，而在此之后，则扩展至全球体系。一些研究认为，均势仅仅在欧洲体系起作用，体系扩展之后均势不再有效。[footnoteRef:55]本文并不认为体系范围的扩展对大国的制衡行为有实质性的影响。 [55: 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 1495-1999,”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Autumn 2004/05), pp. 1-33; 吴征宇：《“制衡”的困境——均势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9－81页。] 其次，对大国的判断。尽管人们对权力的理解缺乏一致意见，不过对于历史上的大国（major powers）的判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根据国际关系史，我们可以判断多极和两极体系中的主要大国。[footnoteRef:56]不过，在当前的单极体系下，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潜在制衡者是那些二流大国（second-tier powers）。根据当前的研究，这些二流大国主要是俄罗斯、中国、日本以及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三国。[footnoteRef:57] [56: 沃尔兹列出了1700年－1979年之间的主要大国，本文对多极和两极体系中大国的判断将以此为基础。参见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62。] [57: [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3页。] 第三，制衡的指标。根据大多数有关制衡行为的研究，制衡有两项可观察的指标：军备（arms buildup）和结盟（alliance formation）。[footnoteRef:58]在军备方面，制衡需要将国家的经济能力大规模地转化为军事实力、投入能够与潜在霸权相抗衡的武器设备和技术的升级、进行国内的战备军事动员。在结盟方面，需要强化与其他的潜在制衡者之间的军事联系，缔结军事同盟。 [58: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8; Mark R. Braw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p. 81.] （三）自变量的界定与操作化 1、结构压力（Structural Pressures） 沃尔兹对结构的定义包括三个要素：排序原则、单元之间功能差异和实力分布，在国际关系中，排序原则（无政府状态）和功能差异（相似的单元）这两个要素都是确定的，对国家行为变化起作用的是单元之间的实力分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结构压力，实际上是一个大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对其安全带来的压力，当地位升高时，安全压力减小，而地位降低时，安全压力增大。正是在国家关注权力位置的意义上，格里科将国家称作“位势主义者（positionalist）”，而斯维勒把大国之间的关系视为是一种“位势竞争”（positional competition）。[footnoteRef:59] [59: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 167; Randall L. Schweller,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s,”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8.] 从实力分布的角度看，结构压力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体系中的大国数量（极的数量）以及相对实力的变化（权力差距）。 根据极的数量，国际体系的状态可以大致区分为三种：多极体系、两极体系和单极体系。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难以精确度量，本文仅从大致上考察主要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权力差距。在此借鉴了米尔斯海默对平衡的和不平衡的实力分布的区分[footnoteRef:60]，将极的数量与权力差距综合起来可以有以下5种状态：平衡的多极、不平衡的多极、平衡的两极、不平衡的两极、单极（从逻辑上来看，单极肯定是不平衡的）。不过，在米尔斯海默的分类中，只存在三种状态，不平衡的两极被认为是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的[footnoteRef:61]，而单极（霸权体系）从他的理论前提中被排除了[footnoteRef:62]。本文则认为，这两种状态不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在历史上，不平衡的两极曾经存在于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也存在于冷战初期美国与苏联之间。在现实中，我们所处的就是一个单极世界。米尔斯海默因为这两种状态不符合他的定义和理论推理而加以排除，是站不住脚的。从美苏斗争的经验来看，在不平衡的两极状态下，制衡的倾向更加强烈，而平衡的两极下，两个争霸的国家更容易达成一些合作。 [60: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89、480页。] [61: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80页。] [62: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80页。] 总体而言，根据均势理论的逻辑，在权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国家面临的生存和安全压力较大，因此，不平衡的多极、不平衡的两极以及单极状态下的结构压力较强，制衡的动机也较强，结构压力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表-1 结构压力的变化 权力差距 平衡 不平衡 极的数量 多极 弱 强 两极 弱 强 单极 强 来源：自制 由于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安全和军事领域，而制衡行为也主要涉及到国家在军事上的战略选择，因此，对权力差距的测量主要考察的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及与军事力量相关的经济力量（国家的经济规模决定了其军事潜力）。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政府的财政收入、国家的人口总量及素质、领土面积、军费开支水平、军队规模、武器的性质与数量等方面。当然，从历史的视角看，这些不同的要素在国家权力衡量中的权重是不同的，比如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国家的人口规模是国家权力指标中最为重要的构成之一，而在当今时代，人口总量的地位有所下降。对于国家权力指标，本文主要依据了现有的研究文献以及相关的数据库。 2、霸权正当性（Hegemonic Legitimacy） 正当性（也译为“合法性”）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缺乏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并且保障其强制执行的中央政府，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中的正当性有着很大的区别。有学者认为，正当性就是行为者必须遵循的规则、制度等规范性信仰。[footnoteRef:63]在国际关系领域，这样的界定忽视了规则和制度本身就是由霸权国所主导和控制的，或者本身就具有非正当性。 [63: Ia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2 (Spring 1999), p. 381.] 尽管有关霸权正当性的讨论数量不多，但现有的论述已经提供了可供研究的基础。吉尔平认为，正当性的取得有三个主要标志：霸权战争的胜利、意识形态的吸引以及对经济收益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公益的供给。[footnoteRef:64]张睿壮从程序和绩效两个维度提出了三项操作性指标：一是国际社会的决策机制是多边而非单边的；二是规则、规范、国际法的制定执行程序公正合理；三是霸权国能够提供一定的公益。[footnoteRef:65]拉普金（David Rapkin）罗列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共有价值（能够担当道德领袖）；程序公开（能够让追随者与霸权进行协商）；霸权国自我克制（担保其不考虑他国利益而独断行事）；遵守国际法；行动获得联合国这一普遍的多边组织的批准；得到民众的普遍同意；成功的结果（有效的军事干预、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提供某些分配正义的措施）。[footnoteRef:66] [64: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 [65: 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载《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夏季号。] [66: David P. Rapkin, “Empire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5), pp. 400-401.] 从上述归纳来看，吉尔平的论述比较宽泛，而后两位学者的论述更为严格。考虑到本文不仅涉及既有霸权的正当性，也涉及潜在霸权国谋取霸权的正当性，在判断正当性程度时需要加以适当的区别。以几位学者的研究为基础，本文认为霸权正当性的程度可以根据以下三个方面来判定： 第一，能否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领导获胜联盟。在谋取霸权的过程中，潜在霸权需要通过战争来取得其他国家对自身地位的认可和接受。比如，在拿破仑争霸战争前期，法国能够屡次挫败英国领导的反法联盟，那些追随拿破仑的国家就会认可其领导，而战败的国家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其表示臣服。另外，即使争霸没有直接诉诸战争，挫败其他国家的争霸企图也会提升其正当性。比如，在美苏争霸过程中，美国赢得了对苏联的胜利，对于美国的盟友而言即巩固和强化了其正当性基础。 第二，能否在经济收益和安全保障等方面提供公益。为了让其他国家接受自身的领导地位，潜在或实际霸权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和强制是不够的，通常需要给予这些国家“有利可图”的受益。在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公益”主要有自由贸易、经济援助、冲突调解以及安全保护等。 第三，能否建立一套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制（regimes），自己能够严格遵循这一规制，并且在少数国家违背时维护其公信力。霸权国的意志通常体现在由自己主导建立、并得到霸权体系下的国家接受的一系列国际规制中，这些规制由一定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构成。霸权国需要维持规制的信誉（credibility），一方面自己要恪守这些规制，另一方面在少数国家违反时要加以强制执行。 霸权正当性的高低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国家制衡行为：一方面，影响潜在制衡方的联盟态势，较高的正当性可能瓦解制衡联盟，较低的正当性则会推动制衡联盟的形成；另一方面，影响潜在制衡方的国内政治，较高的正当性可能改变制衡方的国内精英的威胁认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较低的正当性则会强化国内精英的威胁认知及其内部凝聚力。 3、两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关注的是体系中的大国面对霸权威胁的情况下所作的战略反应，因此，讨论的范围是表-1中结构压力较强的三种情况：不平衡的多极、不平衡的两极以及单极。我们也假设，潜在或实际霸权国可以通过正当性的塑造了缓解和抑制国家的制衡动机，延缓其转化为实际的制衡行为。 上文对霸权正当性的考察主要关注了霸权国自身的行为。不过，在不同的体系状态下，不同的国家对霸权正当性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这也取决于国家的相对实力。在多极状态下，与潜在霸权实力差距不大的国家有能力与其展开对霸权的争夺，因而接受对方正当性的程度较低，比如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而实力差距较大的国家更倾向于接受霸权的正当性。在两极状态下，两个主要大国之间进行霸权争夺，各自都试图塑造正当性，因而并不倾向于接受对方的正当性，制衡行为也是最强的。不过，在霸权正当性的较量和对比中，一方也有可能以失败告终，因为其中一方的正当性可能分化对方的联盟和国内政治，从而瓦解对手。在单极体系中，如果霸权国能够维持较高的正当性，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国家的安全忧虑和制衡的紧迫性。 下表描绘了霸权正当性变化在不同的国际体系中对制衡行为的抑制或推动作用： 表-2 霸权正当性对制衡行为的抑制作用 霸权正当性 高 低 结构压力 不平衡多极 实力差距大的国家：倾向于接受霸权正当性，制衡倾向较弱； 实力差距小的国家：不倾向于接受霸权正当性，与之进行争夺，制衡倾向较强。 制衡倾向较强 不平衡两极 在争夺霸权的过程中，两极之间互不接受各自的正当性，制衡行为较强； 除非在正当性的竞争中，一方分化了对方的联盟和国内政治，使其放弃制衡。 制衡倾向较强 单 极 制衡倾向较弱 制衡倾向较强 表-2对霸权正当性变化与制衡行为之间关系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从而将本文的基本假设转化为可以观察和验证的检验假设。 （四）因果关系图 上文已经对解释变量以及因果关系作了说明，至此，如果要证明本文的理论假设的合理性，还需要对可能的干扰变量进行排除。在文献综述部分，已经列举到许多竞争性的理论观点，其中涉及不同的变量，对这些解释的合理性也作了一定的批评。笔者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从国内政治角度所作的解释最为系统，国内的威胁认知、精英共识和凝聚力等因素可能对国家的外部行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在本文的理论假设中不纳入这些变量呢？这是因为，首先，国内变量过于繁杂，难以抽象出一个统一的核心变量；其次，这些国内因素与国家的对外行为之间的因果链条之间的关联较近，而且不容易分离出独立于行为表现的操作性指标，从而陷入循环论证。再次，在某些情况下，国内变量本身会随着体系要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不是发挥独立的因果效应。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霸权威胁会反映在国内政治过程中，威胁认知、精英共识以及精英凝聚力会对霸权威胁的性质、强度和应对策略作出反应，尤其是霸权的正当性程度会抑制或者强化国内政治变量。这也意味着，结构压力和霸权正当性两个自变量对国内政治要素——威胁认知、精英共识以及精英凝聚力——具有因果作用，国内政治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它本身受到结构压力和霸权正当性的影响，加入国内政治考虑只是延伸了本文的因果链条，并不改变原有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如下图所示： 国家行为： 制衡或非制衡 霸权正当性 结构压力 国内政治： 威胁认知、精英共识、 精英凝聚力 图-1 自变量、干扰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当然，国内政治因素存在着较强的自我变化趋势，体系层次的因素通过国内政治传导很大程度上具有或然性，因而，图中用虚线来表示。上述关系的具体表现在对各个案例的研究中可以作更详细的阐述。 四、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实证科学的基本方法，在提出核心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不过，由于社会科学中的变量难以精确量化，本文将采用非数量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具体应用的方法主要有演绎推理和案例研究两种。首先，我们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演绎推理出本文的主要假设，并在详细界定和操作化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经验事实加以检验的命题。其次，通过案例研究对本文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使用进程追踪（process tracing）[footnoteRef:67]来确定具体案例中的相关变量的变化、揭示其中的因果机制。 [67: 对过程追踪方法在理论检验中的介绍，参见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N.Y.: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4-67。] 许多已有的研究表明，国际关系史上有不少制衡缺位的案例，对于均势理论的制衡论断而言，这些案例是“关键案例（crucial cases）”。在这些案例中，由于体系中权力的急剧变化，其他的大国面临显著的霸权威胁，但是，在应对霸权威胁时行动迟缓，没有及时地采取内部或外部的制衡手段来加以应对，反而采取了其他典型的非制衡行为。不过，如果只研究制衡缺位的案例和时段，就无法与制衡出现的案例进行对照，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因变量来选择案例，而应该选取那些在案例内部存在着因变量取值发生较大变化的案例，来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作用。[footnoteRef:68] [68: 一些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论著告诫我们不能依据因变量来选取案例，参见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8;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5), p. 79。不过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46-47。] 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上，这些案例主要有：（1）1793年至1815年之间，在面对拿破仑法国在欧洲的大肆扩张时，除英国以外的欧洲主要大国没有采取典型的制衡行为，这种局面直至拿破仑战争接近尾声（1813－1815年）才得以扭转；（2）20世纪30年代，在面对希特勒德国的扩张时，英国、法国和苏联等欧洲大陆的大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制衡行为；（3）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权力的失衡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主要的二流大国并没有对美国采取制衡行为。对于制衡和制衡缺位现象而言，上述案例也称得上是关键案例，如果本文的主要假设能够对这些案例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将会证明这些假设的有效性。 考虑到多极、两极和单极等三种不同的体系状态，本文将研究上文提到的第一和第三个案例，以验证本文的基本假设。 拿破仑时期的案例可以说明，在不平衡的多极状态，与潜在霸权实力差距较小的国家（英国）有能力与之进行霸权的争夺，从而采取强烈的制衡，而与之实力差距较大的国家在行为上摇摆不定，通常在两个争霸国之间进行选择。不过，正如本文假设所表明的，霸权争夺不仅仅是实力的争夺，也是正当性的塑造和竞争过程。在争夺欧洲霸权的过程中，拿破仑不断地用军事上的胜利强化欧洲大陆国家屈从其霸权地位，但是，战争胜利只能为正当性提供有限的基础。从公益提供与规制建设两方面来看，拿破仑并不成功。他试图通过“大陆封锁”将英国排挤在欧洲大陆市场之外，但是无法替代英国在贸易和商业上的地位，在禁止欧洲大陆与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不让别国商品进入法国，与法国工业竞争。[footnoteRef:69]因此，拿破仑法国的失败，不仅体现在军事上的最终战败，也体现在霸权正当性的塑造以及与英国之间对比的缺失。 [69: 关于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研究，参见刘军大、刘湘予：《拿破仑与大陆封锁：从拿破仑的经济政策看拿破仑帝国的覆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对于两极体系下的制衡行为，本文讨论的是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相互制衡的变化：从1945年起，通过激烈的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的争夺，美国和苏联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制衡；美苏之间在经历了几轮攻守态势的较量转换之后，双方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缓和；到了80年代，苏联逐渐放弃了对美国的制衡。苏联对美策略转变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因为上文所列举案例都是由制衡缺位转向制衡出现的情形，而这个案例表明也存在着制衡出现向制衡缺位转化的可能。另外，补充苏联对美国策略变化的案例也是为了说明权力结构的变化对制衡行为的影响。与本文结构压力与制衡倾向作出的预期一致，在不平衡的两极结构下（20世纪40年代中期－60年代初），苏联的制衡倾向更为强烈，通过强化经济实力（主要是重工业）和军备竞赛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达到实力上的平衡；在平衡的两极结构下（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由于实力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平衡状态，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的同时可能达成一定的合作，比如就削减核武器数量进行谈判；不过，到了80年代，苏联逐渐放弃了对美国的制衡，最终甚至导致了国家的解体。 这时，仅从结构压力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转变就面临困难，因此，需要从霸权正当性的变化来加以说明。一方面，美苏之间争霸的过程是实力的较量，也是影响力之间的较量。通过推广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提供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公益，美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在西方阵营中的霸权正当性。相比而言，虽然苏联在东方阵营强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不能提供足够的公益，反而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以武力和强迫的方式为主，逐渐丧失了正当性。另一方面，通过正当性的对比，美国强化了西方阵营的凝聚力，也分化了苏联阵营。不仅苏联的盟国离心倾向加剧，而且国内的政治精英也发生分化、凝聚力下降，最终放弃了对美国的制衡。 总体而言，本文将使用三组案例，来探究制衡发生与否的因果机制，这几组案例包括：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主要大国的策略反应；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策略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主要二流大国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组案例来自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实力分布状态，即多极、两极和单极。与此同时，争霸的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正当性塑造，塑造正当性的过程有失败的（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以及冷战后期的苏联），有成功的（拿破仑战争中的英国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也有处于变化之中的（冷战后的美国）。而在这些案例中，国家行为也存在着较大的案例内变化。这也意味着，本文的两个自变量（结构压力和霸权正当性）以及因变量（制衡行为）都存在变化，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案例内的比较以及案例间的比较来发掘因果链条各个环节上的变化。 为了使本文对因果机制的揭示具有说服力，在检验部分将采用案例研究中常用的过程追踪法，即对这几个案例中的国家战略选择过程进行详细地考察，厘清自变量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过程。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科学对历史的分析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全景式地描述细节，而是选择与制衡行为生成相关的要素，其主要目的是验证理论假说和分离因果机制。[footnoteRef:70] [70: 对过程追踪法的详细论述及其在历史学和政治学中的不同应用，参见Andrew Bennett and Alexander L. George, “Case Studies and Process Tracing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imilar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ci,”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pp. 137-166。] 本文的研究主要依据二手的文献资料和数据。尽管不涉及到量化研究，但是也会使用一些数据来加以说明。文中所需的数据来自于几个不同的方面。COW[footnoteRef:71]、Eugene[footnoteRef:72]、SIPRI[footnoteRef:73]等数据库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国家实力的历史数据，可以得到有关实力对比、权力集中程度等方面的数据，对于当前的数据，我们还需要考虑各国政府公开的数据。ATOP提供了国家间结盟的数据。不过，由于大部分的历史数据开始于拿破仑之后的国际体系，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数据需要作者根据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收集。 [71: “战争相关因素（Correlates of War）”数据库，其网址为：http://cow2.la.psu.edu/。] [72: “预期效用生成（Expected Utility Generation）”数据库，其网址为：http://www.eugenesoftware.org/。] [73: “国际关系与安全趋势（Fact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Trends）”数据库，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其网址为：http://first.sipri.org/。] 五、文章结构 第一章 导言 一、研究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三、研究意义 第二章 理论框架 一、制衡及其缺位 二、制衡缺位的原因 三、因果机制的明晰 四、案例选择 第三章 制衡滞后——拿破仑国际体系下的争霸与反霸 一、拿破仑战争中主要大国的策略反应 二、拿破仑的霸权正当性塑造及其局限 三、英国与法国之间霸权正当性的对比与较量 四、拿破仑霸权正当性的瓦解与反法联盟的胜利 五、小结 第四章 制衡萎缩——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战略的变化 一、从制衡到妥协——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反应的变化 二、美国与苏联之间霸权正当性的对比与较量 三、正当性的分化作用：瓦解敌对同盟及其国内政治 四、小结 第五章 等待制衡——后冷战时代主要大国对美策略 一、冷战后的大国对美策略 二、霸权正当性的强化与制衡缺位 三、霸权正当性的危机与制衡的征兆 四、小结 第六章 结论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1. 陈琪：《经济相互依存与制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 2. 何曜，任晓：《均势理论反思——兼论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论》，《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 3. 焦世新：《“软均势论”及其实质》，《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 4. 刘丰：《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 5. 刘军大、刘湘予：《拿破仑与大陆封锁：从拿破仑的经济政策看拿破仑帝国的覆灭》，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6. 梅然：《战国时代的均势政治》，《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 7. 秦亚青：《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 8. 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 9. 宋伟：《势力均衡：规则还是规律——两种有代表性的均势理论论析》，《国际论坛》2001年第1期。 10. 苏长和：《关于均势理论的几点思考》，《欧洲》1997年第4期。 11. 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冷战后时代的思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 12. 韦宗友：《集体行动的难题与制衡霸权》，《国际观察》2003年第4期。 13.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 14. 吴木生：《试论1815年维也纳均势体系的特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5. 吴征宇：《“制衡”的困境——均势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 16. 吴征宇：《论“均势自动生成”的逻辑机理及内在缺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第8期。 17. 夏立平：《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超越均势理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 18. 杨少华：《评“软制衡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第7期。 19. 张贵洪：《均势理论、均势体系与多极现实》，《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0. 张睿壮：《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评“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21. 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秋季号。 22. 张睿壮：《中国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二十一世纪》2007年第2期。 23. 章一平：《从均势制衡的难题看多边主义的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24. 赵怀普：《均势、霸权与国际稳定——兼论“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太平洋学报》2003第2期。 25. 朱听昌：《试论西方均势理论的合理内核》，《国际论坛》2004第6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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