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徐中约第 23 章

第二十三章 国民政府：挑战重重的十年 1928-1937年 从1928年成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受到内部纷争和外来入侵的困扰，几乎没有一天享受到安宁。成立之始，国民政府就发现受国民党党内不同派系的政客和桀惊不驯的『新军阀』之挑战。还有两个更重大的威胁与这种混乱交织在一起：共产党在东南部地区不断壮大的对抗和日本在东北、上海和华北日益加剧的侵略。要谈论的这十年，真可谓充满着『内忧外患』。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在这种势不可挡的环境下，未能开展急需的社会经济改革，缓解农民的苦难——这一疏忽将在十年以后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尽管局势如此不济，国民政府还是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进步——尤其是在金融、交通、教育、国防和轻工业等领域。关于这十年国民党统治的盖棺定论，还有待于新的档案的开放，然而我们仍是可以比较深入地、准确地追溯这个时期的主要发展线索。 『新军阀』和派系政客 北伐所取得的国家统一只是徒具表面罢了。尽管有许多北方军阀被歼灭，但仍有一些军阀以支持北伐的名义而可以继续享有权力。蒋中正急于要达成全国统一而与这些军阀谈判，最后达成，授予确认军阀地方性半独立地位的委任状，换取他们承认南京政权为中国的中央政权。 其实，部分军阀在观念上是相当『进步』的，他们在辖区内大力推动现代化。但他们缺乏效命国家的意识，因为对国家负责就等于失去半独立的地位。只要与南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地舆南京合作；但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这些军阀就将见机行事，甚至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较量．他们被称作为『新军阀』，统辖的地盘如下： 1．以李宗仁和李济琛为首的桂系，控制广西、广东、湖南和湖北等省份。 2．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华北和西北省份占据优势地位。 3．少帅张学良控制着东北(满洲)和热河。 4．阎锡山在山西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将势力扩展到河北、绥远和察哈尔。 各人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既用来扩张地盘，也用作自保。他们抽走了一大部分国家本来就很贫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国家重建所迫切需要的。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强调：『一切军政军令之权，皆完全属于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握，务求军事绝对统一。』决议还规定将地方财政管理系统集中起来，以防各省挪支法律上属于中央政府的收入。新军阀认为这些决议的目的，在于剥夺他们的权力，故要求蒋中正率先裁遣军队。但蒋把他的黄埔系将佐和军队视为新国军之骨干，坚持要从各省部队开始裁遣。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全会决议从一开始便注定无效。 除了有这些新军阀的麻烦外，国民党还受着派系倾轧的严重困扰。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领导的右派， 舆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 持续争斗；而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则代表了一股第三势力。蒋在党内地位逊于胡、汪两人，因此他根据政治需要和权宜之计，定出交替支持左右两派的权术。蒋在南京新政府中与胡汉民合作，并推选胡为立法院院长，而汪精卫及其左派门徒则被排挤在外。左派因此抨击蒋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和主张，要求按1924年——大宣言的精神改组国民党——故被冠以『改组派』的别名。 当南京召开国民会议讨论训政时期临时宪法(《训政约法》)时，汪精卫舆陈友仁等人于1931年5月，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分裂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进行抗议。面对一个对立的政府和不利舆论之压力，蒋于12月辞去了南京政府主席之职。接任的是温和的元老人物林森，而孙科(孙中山之子)则出任行政院院长。这样的改组之后，广州方面同意自行解散组织。新的领导人恳请蒋和汪为了国家的利益捐弃前嫌，蒋汪在杭州会晤，并相偕前来南京以示『和解』。1932年1月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留待汪精卫接任，而蒋则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值得注意的是，汪蒋之所以能够和解，是由于蒋已在1931年3月与胡汉民分道扬镳。 这次政治改组在国民党党内恢复了某种和平，但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和平。1933年在福建又发生了一场事变，发动事变的是广东十九路军的将领， 该部曾于一年前在上海英勇地抗击了日军(参见下一节)。在1932年5月的上海停战以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与中共军队作战，但一到那里，该部将领便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野心勃勃的华南政客 招揽了过去。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将所属部队改名为『人民革命军』，并于1933年11月起反抗中央政府。他们号召对日本开战，并与中共和苏联合作。虽然这场运动具有清晰的左派倾向，但它却未能从中共那里获得援助，中共自己也受到国民政府军的强大压力(参见后节)。由于没有得到关键性的支持，福建事变在1934年1月遭到镇压，十九路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七路军。 我们从以上的概述中可清楚地看到，南京政府在其最初十年中，一直受到内部倾轧和内战的困扰。虽然应付了这些危机，但本来可用于国家重建的精力和资源，却被大大消耗掉了。南京政府要不是两次从少帅处获得了帮助的话，命运或许就更不一样了。然而，正是由于张学良将所有部军队调赴华北，而使东北处在一种易受攻击的境地。日本人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一点。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富饶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农产丰盛和矿藏丰富而着称。自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就一直觊觎这个地区。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取沙俄从前在东北的权益，更加助长了它的野心。随着1910年吞并朝鲜，许多日本人『顺理成章』地把东北看作下一个征服目标。日本人三次——1912年、1916年、1928年——策划挑唆『满蒙自治运动』，尽管这些企图归于失败，但那种『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的观念却越演越烈。 日本的活跃分子普遍认为中国的混乱无序，将可使计谋得逞；因此任何统一中国的努力都必须予以制止。他们得到了驻东北关东军的同情和鼓励。关东军是日本军事建制中颇不寻常的一个单位，而它的缘起可追溯到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作为和约安排的一部分，日本接管了辽东半岛的俄国租借地和沙俄在东北的铁路及经济权益。1906年，日本将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南部地区更名为关东租借区，受一名总督的节制，该总督的辖区还包括东北的铁路路区。在十三年时间里，充任总督的将军同时也出任当地军队的司令。1919年，总督一职改由文官担任，而另设立关东军司令部，负责守戍租借区和东北铁路路区。关东军效法俄国人以『铁路护路队』名义驻扎下来，在东北站稳了脚跟——事实上，由于地位非常稳固，所以在1928年将其司令部从旅顺港迁到了沈阳。关东军基本不受日本国内的控制，而且享有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自行展开从中国抢夺东北的使命。 关东军的这一自我设定的使命，在1928年10月石原莞尔中佐及1929年7月板垣征四郎大佐到来后获得了新的动力。这两个谋略家很快便成为关东军的灵魂人物，完全架空了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板垣和石原公开宣扬占领东北，声称要将东北用作对抗苏联南进的缓冲地带和一旦与美国开战时的补给基地。此外，东北辽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缓解日本的人口过密和资源不足，提供商业机会并减轻国内的失业难。为了辩解这一掠夺行径，关东军声称东北的三千万受苦民众，正殷切期待日本将他们从军阀和贪官污吏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他们认为1931年行动时机非常有利，因为中国正深深地陷入内部动荡和自然灾害的困境。中共的威胁日趋严重，中央政府投入了一连串代价高昂的围剿(参见下一节)。大运河、长江和淮河水灾肆虐，致使中部十个省份十四万人被淹死、二十五万人流离失所，更是雪上加霜。 在国际形势上也同样有利。西方列强受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忙于国内事务，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而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也毫无力量进行干预。1922年的九国公约保证中国的政治和领土完整，1928年的凯洛格——白瑞安(Kellogg-Briand)(巴黎)公约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但这两个公约没有力量执行其目标，因而沦为一纸空文。 在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困难的不祥之兆，在萧条冲击之前就不断显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获得巨大发展的工业正承受着生产过剩的影响，导致了企业失败和失业增加。1927年，包括台湾银行等大银行在内的三十五家银行倒闭，而在1929年7月到1930年6月之间，约有六十六万人丢掉了职业。 此外，世界性的大萧条急剧地削减了日本与美国、英国和中国的贸易。许多扩张主义分子利用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动荡，鼓吹征服东北将可使国家摆脱困境。言论得到了陆军和财阀的赞许。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军人传统上是远离政治的。但随着田中义一将军在1925年被推选为政友会总裁及在1927年出任首相，军方领袖便呈现为国家政策中的一股强大势力，损害了政党政府机制。军方领袖指责文职领导人失职无能，尤其是接受华盛顿会议(1922年)设置的『侮辱性』的5：5：3海军吨位比例，并批准了确认这一比例的伦敦海军协定(1930年)。军方抨击、嘲笑、欺凌文官政府，大肆叫嚣要推行一项令日本控制中国，并最终控制世界的极端政策。他们坚称这项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征服东北。由于东北75％的外国投资出自日本，尽管财阀倾向于和平渗透而非赤裸裸的军事征服，但也支持加紧行动。 东京的军事当局设定1932年春为占领东北的行动时间，但关东军急不及待。按例行规定，1931年夏季板垣和石原可能调任其它职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关东军的迫切感。1931年6月，派往东京请求立即入侵东北的花谷正少佐，成功地赢得了最有影响力的军方人物之赞同。 日本天皇担心军方桀惊不驯的行为，于是在9月10日和11日一再敦促谨慎忍耐。9月15日，陆军大臣南次郎派遣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将军前往沈阳『约束关东军不要采取卤莽行动；并警告他们不能指望从政府方面获得支持』。当这项使命的消息被参谋本部的第二部偷偷传给了关东军时，板垣和石原断然决定在建川信使得以发布约束指令之前策划事变。建川于9月18日抵达沈阳，他被狡猾的板垣迎去出席一个丰盛的酒会，随后被灌得不省人事。据说建川私下里赞同关东军的阴谋，故他听凭自己落入延误发布指令的圈套。 晚上十点，一枚炸弹在沈阳郊外的南满铁路路段爆炸。事实上炸弹的损害微乎其微，并没有中断正常的铁路运营，但日本巡逻队声称爆炸过后中国士兵从野地里开火，所以别无选择，只得还击『自卫』。至翌日凌晨三点四十分，沈阳城墙遭攻破，该城被占领。9月19日长春被占，20日安东和营口被占，21日吉林被占。 东京舆本庄繁司令官都知道这次蓄谋已久的入侵阴谋，但没有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听由关东军的战地官佐掌握了日本的命运，并把日本带上了军国主义、征服和最终败亡之路。许多人认为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事变的消息于9月19日凌晨两点正传到了东京。政府在未来行动方针上发生了分歧。陆军大臣和参谋本部要求支持关东军，理由是该部官佐的爱国热情不应受打击。以若榇为首的文职内阁原则上反对军事占领东北，他们对关东军的顽固举动大为头疼，但无力予以阻止。9月19日中午时分出现了难以挽回的分裂局面，此时，内阁宣布了一项不侵略政策，而陆军大臣却宣称陆军毋需就未来计划与内阁商议，而将依靠关东军的判断行事。尽管内阁驳回了本庄繁要求增援三个师团的请求，并禁止朝鲜驻军统帅部派军队赴东北，但关东军却继续独自推进，朝鲜统帅部也在9月21日违抗命令，派遣援军前往东北。若榇一度扣押了朝鲜征讨部队的军费以作抗争，但9月23日最终屈服于军方的压力，这样便实际赞同了东北事变。当国家亟需政治领导之时，若榇没能提供这种领导。 此后出现了一段『互不信任』时期，文官政府一再宣称它不扩大战事的政策，而军方则继续在东北推进。若榇一步一步地被迫接受陆军的『既成事实』，由此而来的尴尬导致了这届内阁在1931年12月垮台。 国际制裁姗姗来迟。新一届英国政府上台才一个月，便受困于国内难题。英国公众舆论令人惊讶地偏向于日本，认为日本在东北的行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伦敦《时报》声称《日本有充足的理由，但却令人遗憾且毫无必要地把自己放在了做错事的位置上』。美国采取宽容的姿态，称东京不可能对这一破坏巴黎公约的行径负责，因为关东军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行动的。苏联只需西伯利亚边境不受侵犯，也就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样，就只剩下中国单独面对敌人了。 事实上，日本的进攻在中国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1931年9月11日，蒋中正告诫少帅不要与日本人交战，9月15日，驻沈阳的东北军主力被调离开。当9月18日冲突爆发时，病倒在北京的少帅再次请示，但再一次受命不作抵抗。深深陷入内部争斗的蒋中正经不起一场对外战争。于是他决定向国联呼吁，尽管他完全明白国联没有力量实施干预，但他找不到其它任何办法。他指望通过向这个国际组织呼吁来拖延时间，组织防御，并等待日本国内政治发生有利于他的转折。处于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他并没有寻求与东京直接谈判。南京政府的这种政策经常被简单化地称作不抵抗政策，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抵抗、不妥协和不直接谈判』的混合。这样一种消极的方法是很难达到积极的结果的。要是南京政府授命东北军抵抗入侵者，侵略的气焰或许会被压制一下，从而给东京较为温和的文官政府，提供一个在中国问题上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机会。此外，要是南京执行一项与东京谈判的积极政策的话，也许可能获致更为有利的结果。 不幸的是，南京没有遵循这两种方针中的任何一种。相反，它依赖于向东京抗议和向国联呼吁。12月10日，国联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前往东北。 美国方面则于1932年1月7日借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之口宣布了『不承认主义』。通过这个宣言，美国宣布不承认任何与1928年凯洛格——白瑞安(巴黎)公约条款和义务相悖的手段所获致的状况、条约和协议，该公约槟弃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在未遭受任何有效的国际制裁和中国方面协调一致的抵抗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在五个月裹席卷了整个东北。中国方面仅有的英雄主义闪光发自于一位地方将领——黑龙江代省长马占山——他不顾众寡悬殊的不利局势顽强抗击敌人。他挫败入侵者的能力激励了地方民团和『义勇军』的兴起，他们尽最大努力打击日军。然而，这些零星的、缺乏协调的抗日运动最终都没有能抵制住敌军的侵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企图将国际视线从东北转移开来，但在那里遇到广东第十九路军和现代化的中央军第五军的猛烈抵抗。舆敌军周旋达一个多月后，中国的防线崩溃了。 南京政府撤退到中原的洛阳。后来，通过国际调解，1932年5月5日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据此，日本人同意撤出上海和吴淞的占领区。 为使赤裸裸的侵略合法化，日本人在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满洲国』为傀儡国，以图给即将来临的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留下东北事变具有『地方特性』的印象。1912年逊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受册立为执政，一帮大清遗老文士充任大臣。 由印度代理总督李顿(Lytton)勋爵率领的委员会在东北逗留了六个星期(4月21日-6月4日)，至9月提交了调查报告。委员会没有被假象蒙骗，谴责日本为侵略者，并驳斥日本方面声称『满洲国』乃东北自发运动。报告还反驳了日方所谓的在东北的军事行动纯为自卫所必需的论调，并将『满洲国』标明为在日本文武官员控制下的一个傀儡国家。因此，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但除了这个道义谴责之外，根本没有其它任何事情可做。 日本的反应是极其傲慢和无礼的：它撤出了国联。 日军的推进最后因为有1933年5月31日签定的《塘沽协议》而告一段落，该协议将冀东划为非军事区，中日军队从该区撤走。结果，北平和天津的防御便失去了屏障。 在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征服以后，日本人于1934年3月1日让溥仪登上伪『满洲国』的皇位，定年号为『康德』。 共产党的挑战 除了受日本的外来入侵、派系政客及新军阀的内部倾轧之威胁外，国民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共产党的更大、更根本的挑战。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共分成了两个性质各异的实体：由莫斯科培养的党员所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转入地下活动，而毛泽东则在湖南和江西农村自行其是。政治局遵循共产国际在城市中发动罢工、怠工和暴动的策略，但毛泽东却在远离国民党控制的地方组织农民力量及发展苏维埃区。毛泽东所采取的非正统做法，令他处在了舆莫斯科和中共政治局『对立』的地位；然而他最终取得了共产党采用的所有策略中最大的成功。 共产国际的政策 中共的革命策略基本上是由史太林在几千英里以外遥控的，而他的指令时而是凭空想象的产物，时而是舆托洛茨基争吵的结果。在国共分裂以后，托洛茨基宣称中国革命已跌落到了低潮时期，所以要求采取一项谨慎的和平渗透政策。但是，史太林却坚持说中国正经历着一个革命高潮，故完全应当开展武装活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史太林在苏联权力斗争中击败托洛茨基，确保了他的路线得势，于是向中共发来了举行武装暴动的指令。 1927年8月1日，一批共产党人 在一支新建的一万五千人工农军队的支持下在南昌发起暴动。他们控制了南昌城三天，随后国民党军队就将他们团团围住了。8月5日，共产军冲破封锁逃至粤闽赣交界地区。南昌起义这个史太林空想的产物完全失败了。 就在这时，中共领导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组。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于汉口的一次紧急会议上，陈独秀因提倡『投降主义』而遭罢免了党的领导权，由史太林的一个门徒瞿秋白以中央政治局总书记的身分接替。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取代中央委员会角色的新设机构。史太林中意的另一人李立三被推选负责宣传工作。在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B．Lominadze)的指导下，这些领导人接受了莫斯科称在中国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教条。备受屈辱的陈独秀在谭平山的支持下组织了第三党。 毛泽东自行进入了湖南，鼓动民众的不满情绪，这种激愤孕育成了1927年9月7日的秋收暴动。在毛泽东的鼓舞和指导下，暴动农民捣毁了粤汉铁路的一些路段，控制了湘省的几个地方，开展『清算斗争』和土地革命。然而，毛泽东发动的这第一次暴动远算不上成功。在政府军的进攻下，毛泽东被迫逃往湘赣交界处的井冈山整顿队伍。素不赞同农民运动的瞿秋自在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上，主持通过了一项决议，称『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和帮助的纯粹的农民暴动，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秋收暴动的失败使毛泽东丢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为加强武装暴动，莫斯科派聂伊曼(Heinz Neumann) 前来中国。在他的指导下，1927年12月11日，广州爆发了一场暴动。 共产党人控制了广州城三天，建立了『广州公社』和一个苏维埃政权。但这个胜利维时很短暂，在政府军和广州工会工人的联合进攻下，暴动遭突然镇压了。 随着这些城市暴动接连失败，毛泽东在农村的活动开始呈现出重要性。1928年1月23日，朱德和陈毅前来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们合并后的部队组成了红四军，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党』代表。从此诞生了闻名遐迩的朱毛领导。7月，他们将司令部迁至江西瑞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权。 在陕西，刘志丹和高岗也创立了另一块共产党根据地。这两个边区中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管辖范围以外活动。 在1928年7月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避免国民党的袭击，也为了与共产国际的国际代表大会同地举行，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召开是为了清除托洛茨基的影响——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批判，而瞿秋白则因他的『左倾偏离主义』受到抨击。大会号召(一)推翻国民政府及摧毁其军事力量；(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三)开展土地革命及没收地主财产；(四)通过驱逐帝国主义者以达成中国的统一。朱毛在江西一湖南腹地的活动被承认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合法的(虽然并不是模范的)手段。大会选举向忠发和李立三为新的领导人，前者担任总书记，后者担任宣传部长。党的总部机关仍秘密留在上海。 在上述两人中，李立三充满活力和口才出众。他在1929年6月到1930年9月之间上升为党内的强人。1929年1O月，共产国际告诫他应充分准备好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之来临。不久，1930年7月，在华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李立三利用这种形势发动罢工和怠工，并在彭德怀率领下派新组建的红军，进攻湖南省会长沙。长沙城被攻克了，但这个胜利转瞬即逝。三天之内政府军就夺回了长沙并给予作乱者以重创。卤莽的『立三路线』之失败，导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PavelMif)请求莫斯科解除李立三的职务，米夫对李立三严密控制中共的做法很是不满。共产国际派瞿秋白调查这件事，但他攻击李立三就必然要批判克里姆林宫(Kremlin)的政策。进退维谷的瞿秋白于是作了隔靴搔痒式的指责。但是，共产国际和『留学生帮』(参见下文)对李立三发起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大批斗，指责他的(一)『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因为他一味依赖世界革命的前景；(二)『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大中华主义』，因为他夸大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三)『冒险主义』，因为他错误理解了『高涨』和『直接革命』的意思；(四)托洛茨基倾向，因为他提到了将中国革命直接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 作为史太林在中固的失误的代罪羔羊，李立三被送往莫斯科作检讨。他在那里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严厉谴责，并被送到列宁大学学习以纠正错误。瞿秋白的遭遇更惨：他被指责为两面三刀、宗派主义、『见风使舵』，以及受鲍罗廷、陈独秀和其它那些讨厌人物的影响，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持错误观点。 一个月后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共政治局。 党的领导权落入了王明(陈绍禹)和博古(秦邦宪)手里，他们是中共内部『国际派』的领导。该派由二十八个曾于1926-1930年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留学生组成，在1930年初回国后，被称为1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1中国的史太林派』。1931年1月，他们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接管了政治局。 毛泽东的自行其是 相对来说，在中共中央机关管辖范围以外活动的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受党内斗争的影响。他们在江西和湖南腹地，开展着独立的、相对来说不太正统的活动，组织农民和创建苏维埃。他们采取了游击战术，发动了『平均主义』的土地革命，将重新划分的土地一视同仁地分配给富裕和贫穷的农民。他们在不依靠共产国际或驻上海党领导人之帮助或指导的情况下，发展了一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而对驻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保持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来没有真正赞成毛泽东的活动，而莫斯科也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的其它所有起义均告失败才勉强容忍它而已。毛泽东日益壮大的力量和越来越强的独立性，与党中央机关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中央机关备受领导层不稳定、从自身埋头作经济重建的苏联那里得不到财政支持，以及国民党大肆迫害等因素的困扰。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以致中共在汉口的秘密机关首脑 遭逮捕并被迫供出了党人的名单。这也使总书记向忠发在l931年6月24日被捕及随即被处决。党的命运一落千丈。 毛泽东意识到政治局处境的狼狈，因此大胆邀请政治局委员出席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降格地驾临毛泽东的首都，他们的意图不是来支持他的运动，而是来改变他的非正统行为。在大会召开之前，他们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会上通过决议，谴责毛泽东没有采取坚定的『阶级和群众路线』、搞游击战术、在土地革命中持『富农』思想等错误。他们指责毛的狭隘的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和『总体的理论贫乏』。会议结束时，他们号召无产阶级领导土地改革、扩大红军、开展正规战争以替代游击主义。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完全地槟弃毛泽东式的方法，并企图取代他建立的机制。 但是，毛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控制了局面。在粉碎了国民党的头二次围剿(见下文)以后，他们充满着成就感和自信心。由于他们控制了大多数选票，所以轻松地挫败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且保住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位。一些前任的党领导人被吸收进他的政府，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职位分配中受到冷淡对待。他们中只有三个人，包括缺席的王明，被选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博古则没有获得任何职位。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的胜利，以及使他的活动赢得更多的承认，并非靠苏维埃政府的护佑，而是由于他自己根据五个重要原则发展起的一套非常现实的策略：(一)农民大众的支持；(二)他自己的党政机关；(三)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四)一块远离国民党控制的稳固的根据地；(五)自给自足。 但是，毛泽东的胜利还是不彻底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严密把持着政治局，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仍然是一个处在与中共中央机关对立地位的『局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博古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返回了上海，筹划舆毛泽东的下一轮较量。 布尔什维克与毛派在一些非常根本而难以调和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将各类土地一视同仁地平均分配给小地主、富农和贫农，而政治局委员们却坚持要彻底剥夺地主，并按牺牲富人偏袒穷人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他们指责毛泽东持落后的农民思想，阶级意识动摇及薄弱。在军事战略上，毛泽东倾向于诱敌深入的灵活的游击战术，红军在根据地内『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之薄弱点』，确保『各个击破，每战务歼灭敌军或大或小之一部』。通过『急速迂回包抄』，红军可以迷惑敌人，赢得战斗。 相反，政治局则坚持打阵地战以保卫根据地，并向白区推进而非等待敌人入侵红区。在日本侵略的敏感问题上，毛泽东宣称他愿意结成统一战线，建立一支由有愿意抗击敌人的武装力量组成的联合军队，而政治局则拒绝与改良派合作，主张迅速扩大红军队伍，以便当需要来临时，红军能担当起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的崇高职责。毛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隔阂非常之大，因此要达成『和解』似乎不太可能。 毛泽东的问题不光是面对政治局；他还必须对付国民政府的进攻。确实，蒋一直在马不停蹄地组织对中共的清剿。 国民党的围剿 蒋在1927年驱逐俄国军事顾问后，越来越多地寻求德国的帮助以发展军队。1928年，他任命一次大战期间鲁登道夫(Ludendorff)将军的助手鲍尔(Max Bauer)上校为他的顾问，从此一个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逐渐开始成形。1933年，著名战略家席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前来协调对中共的围剿，次年他负责德国顾问团。1935年3月他因身体欠佳被迫辞职，此后顾问团便由福根浩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领导。通过这些顾问的努力，蒋发展起了一支五十多万人的德式中央军。 从1930年到1934年，蒋对中共发动了五次围剿。 前四次从1930年12月19日到1933年4月29日，均告失败。就在此时，中共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1932年下半年或1933年初，博古和其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抵达瑞金，他们的目的是打击毛泽东的威信，并撤换他在军队和党内的亲信。他们斥责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方法，强行开展一场激进的土地调查，以求消灭地主、打击富农、使中农中立，并使贫雇农站到党的一边。从这场运动中筹集到的资金将用于扩大红军。毛泽东无奈地同意此举，因为他无法反对支撑和扩大红军的资金需要。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正组织第五次围剿，战事开始于该年10月，共有七十万人参加。蒋在舆德国顾问商讨后，采取了一种『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的态势，命部队步步为营，并依靠封锁和步步进逼的经济扼杀手段。部队在推进中修筑要塞碉堡，不断加紧围困，直至切断红区的所有外来补给。蒋宣称中共问题的本质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故他在光复地区大力推行乡村重建和保甲制度。这次围剿进展很慢，但很稳健。 此时的毛泽东面临着一种极其危难的处＋一不仅是国民政府正在实施猛烈的进攻，而且政治局委员也在竭尽全力地从内部诋毁他。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几乎丧失了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支配权。虽然他在1934年1月再度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却失去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控制，该委员会被置于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十七人主席团之下，其中的一位张闻天从毛泽东手里拿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该职务相当于苏维埃政府的总理。尽管毛泽东保留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但这一职位已被布尔什维克架空为某种虚衔，他们一意要让毛泽东成为有名无实的领导。最后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34年7月，其时，在瑞金的博古和在莫斯科的王明合谋从共产国际获取了一份指令，将毛泽东隔离起来，禁止他出席党内会议。从7月开始的三个月里，他被软禁在瑞金以西六十英里处的雩都，直到是年10月长征开始时才被释放。 长征和遵义会议 国民政府的第五次围剿，将敌人赶出了创建十七年之久的江西根据地。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共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李德的战略错误，他以阵地战取代了毛泽东的经受考验的游击战。在1934年上半年，红军一直承受着难以计算的损失，到了年中，几乎要被打垮了。毛泽东想让红军突破包围及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但李德控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以整军而不是分散成小股游击队突围。身体强壮者获准参加突围，而伤病者则受命留下。1934年10月15日，长征正式开始，参加者有八万五千名战士、一万五千名党政干部和三十五名高级领导人的妻子。一些不受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喜欢的毛派分子和党的前任领导人被留下来保卫根据地，其中有粟裕、陈毅和瞿秋白。毛泽东的两个孩子也被留了下来。1934年11月10日，瑞金落入国民政府之手。 最初指挥长征的是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部队的士气非常低落，政府军的狂轰滥炸，促使一些军政领导人逐渐对李德和博古的无能领导感到失望。这些人感到奇怪，为甚么共产党能在前三次反围剿中战胜国民党，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败得那么惨。此外，他们对李德的傲慢和专横作风也很不满。他们认为，李德的做法俨然是总司令，而他实际上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而已。更糟糕的是，全面负责的党总书记博古与他沆瀣一气排挤他人。各人强烈地感到必须把这两人赶下台。 一位主要的政治局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率先表达了这种感受。王稼祥认定李德和博古必须『拉下来』，并向毛泽东透露了他的忧虑。毛泽东表示赞同，但竭力主张谨慎行事，先仔细作准备再最后摊牌。随后王稼祥对几个重要干部进行了游说，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这些人中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他们全都对李德的领导怀有相似的疑虑。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党的领导人在会上决定不久后将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自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和西征(长征)以来的军事形势。此时，两种趋势变得非常明显：第一，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希望改组领导层，第二，毛泽东的威信大增，因为他代表了与李德和博古相对立的正确路线。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遵义，两天后，中央机关进入该城。经过几天密锣紧鼓的筹备，1月15-18曰，在一个从前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共有十八个正式成员和两个列席成员参加会议。与会者全都是中共党内和红军内的重要干部，即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及主力部队的司令和政委。 会议主持人博古首先作了政治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补充的军事报告。随后，毛泽东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领导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他们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并坚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军的差点毁掉应由这种冒险主义负责。 毛泽东说话完毕，王稼祥就发言强烈支持毛泽东。其它人，包括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都发表了相同的看法。在猛烈的批评面前，博古无法否认失败的铁定事实；他就一些客观困难作了苍白无力的辩解(即：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支持、敌人的优势兵力等等)。李德拒绝承认错误；他与翻译坐在门口绝望地一根接一根抽烟。 只有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为他辩护，但无济于事。木已成舟，李德和博古必须让道。没有记录表明会议结束时作过投票表决，尽管毛泽束后来说过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但这或许是指他在安排召开遵义会议中所起的作用。同样，当时也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虽然来张闻天起草了一份决议总结了会议议程。 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及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 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3月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在这三人中，王稼祥病得很重，而周恩来则唯毛泽东是从，毛泽东现在成为了同僚中的首要人物；因此，本质上他掌握了实权。不久，在张闻天的帮助下，毛泽东取得对军事的绝对控制权，这成为他权力的基础，以后再也没有放弃这个控制权。 遵义会议并没有给予毛泽东彻底的胜利，但它却是他争取最高权力道路上的一大跃进。然而即使在他大获全胜之际，毛泽东仍然免不了经受挑战。中共元老张国焘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拒绝承认会议决定。他对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最终目的地有异议，而主张向南或向西朝西康或西藏方面发展。分裂发生了，张国焘率所部进军西康，而毛泽东和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及所部推进陕北，在那里，高岗和刘志丹已建立了一块苏维埃根据地。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经过一段时间极其艰难的爬山涉水之后，到达了保安县的吴起镇。在这场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六千英里)长征结束之时，毛泽东所辖的部队只剩下了八千人。此后，由贺龙、张国焘和朱德率领的其它队伍陆续到达，加上当地的中共武装，队伍扩充到三万人。1936年12月，中共首脑机关迁到了延安；毛泽东在那里以自己为核心整顿了党和军队，并从事理论著述。他现在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实际领袖。1938年，毛泽东获得了另外两项对他权威的承认：苏联的一部百科全书承认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当选为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主席，七大后来于1945年召开。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才完全胜利：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另外，他的思想被接受为党的。 回顾历史，遵义会议必须看成为一次政治会议而非一场军事政变。 不过，有那么多身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及部队指挥员的军事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这本身就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进行批判。严格来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不符合党章或党内规则和附则；但不管怎样，它是中共党史上和毛泽东上升到权力顶峰之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地位的急剧改变，与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转变相符合。共产国际在欧洲面临着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崛起，而在亚洲则面临着军国主义日本之崛起；在1935年8月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共产国际敦促各国共产党舆左派和反法西斯团体组成联盟，反对那些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之威胁。在中国，组建统一战线的政策还可以有缓解国民政府对中共之进攻的好处。 从1936年起，中共开始提倡与各方党派、团体和军队结成一个反日大同盟。在中共的倡导下，『全国抗日解放联盟』、『人民抗日同盟』和『全国救亡社』等民间组织应运而生。一些颇具说服力的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立即对日开战；停止剿共』等广为流传，在爱国民众尤其是在北平、南京和上海的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民众的压力激烈高涨，要求停止内战，将枪口转向日本人。 如前所述，南京政府已定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随着共产党突入西北孤地，蒋急切地想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于是自信地下令张学良督率的东北军 和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对中共发动进攻。但战事无所进展。思念家乡且厌恶内战的东北军官兵越来越受统战宣传的影响。中共代表开始渗透到东北军的军官训练团，到]936年夏季，张杨两位统帅也被招揽到了统一战线一边。 12月3日，蒋飞抵张杨驻节地西安，希望稳定那里的不安局势，并加强围剿力度。在那里，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第一零五师和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发动了兵变。蒋被囚禁，少帅提出了八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派各党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将领。 4．释放一切政治犯。 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 6．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7．确实执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4日，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军队组成了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张学良出任委员会主席，表明他或许抱有某种领导统一战线的秘密野心。 西安事变和绑架蒋震惊了中外。国民党右派领袖立即决定进行讨伐，并派飞机到西安展示实力。中国再一次处在了内战的边缘。此刻共产党发觉发动兵变者急于反蒋甚于抗日，并且料定任何大规模的国民党进攻将必然把他们(中共)卷入其中，从而损害他们的事业。莫斯科也意识到中国的内乱只会有利于日本，蒋应该被放出来领导抗日。中日开战肯定将缓解日本对苏联的压力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力。在这些考虑的促动下，周恩来从幕后现身前台进行调停。中共的态度一夜间从『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 这一转变令少帅措手不及，迫于舆论压力，他终于同意释放那位本想待价而沽的俘虏。1936年重2月25日，蒋在一度囚禁他的人之陪同下飞回南京。张学良自愿听从惩罚。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十年监禁外加剥夺五年公民权，但蒋以张学良迅速悔过为由出来说项，由此监禁处罚被免除。但他还是被软禁起来。 尽管蒋坚持不会以获释为条件而签署任何协议，但他最终还是承诺，只要共产党答应支持三民主义，就可以参加未来的抗日战争。剿共停止了，但政府对西北红区的封锁仍然继续。 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一件不幸中之大幸的事，既帮助统一了国家，也停止了内战。蒋中正不再被看作是抗击日军的绊脚石，而是具新使命的民族英雄，领导中国统一战线以抵抗外来侵略者。 成败得失：十年回顾 虽然国民政府处在无穷无尽的内外交困境地，但却努力继承孙中山重建国家的遣志。这头十年结束时的记录，表明了在金融、交通、工业发展和教育领域的一些进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却忽视了十分急需的社会和经济根本改革，并推行一种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政策——这两点都造成了根本性的深远影响，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以下是对这十年得失的简要回顾。 金融改革 最显着的成就是用银元代替银两，舆推行纸币『法币』为合法货币。尽管在1914年就推行银元为基本的货币单位，但由于传统及感觉上的便利，银两仍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这两种交换媒介的并行引起了混乱和纠葛，因为两者之间的兑换率受地区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化。1933年4月4日，国民政府断然废除银两，以0.715(两)兑换一(元)的比值用银元来取而代之。 这个改革刚刚推行就出现了新问题：世界市场上银价的急剧上扬导致白银迅速从中国外流。持续的外流引起了通货膨胀、高利率、货币短缺、股市跌宕，房地产萧条和企业倒闭。1935年11月3日，政府最终采取了白银国有化的大胆措施，并由四大国家银行以25％的储备银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法币。此后，在1936年2月，一套十进位制的镍币代替纸币的辅币投入流通，这套镍币分成五分、一角和两角，另外还有半分和一分两种铜板。 四家国家银行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责。其中最大的一家，1934年拥有一亿元资金的中央银行，成为负责保持货币稳定的国家核心银行。拥有四千万元资金的中国银行负责外汇管理，而拥有两千万资金的交通银行则委以协助国内工业企业的重任。中国农民银行经营价值五千万的农村信用和土地抵押业务。前三家银行获准无限制地买卖外汇，目的是稳定汇率。这样，外汇就由政府银行控制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关税自主 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的值百抽五的固定关税率，时时刻刻让人想起中国之半殖民地地位，而且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高涨。废除关税限制是国民政府自成立起就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国民政府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为后盾，在1928年7月7日宣布了两项指导原则：业已过期的条约和协议将由新的条约和协议取代，而尚未过期的条约和协议将根据法律程序予以废除或重新签订。美国率先在7月24日舆中国签订了一项平等友好的关税协定，随后德国(8月17日)、比利时(11月22日)、意大利(11月27日)、英国(12月20日)、法国(12月22日)和日本(1929年5月6日)迅速仿效。根据这些协议，列强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并进而在原则上同意放弃领事裁判权。 收回外国租界 配合争取关税自主，国民党成功地收回了一些外国租借地。英国在1927年2月同意放弃汉口和九江的租界，1929年2月放弃了镇江租界，1930年4月放弃了威海卫租界，同年9月放弃了厦门租界。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也在1931年1月收回。中国收回损失的权益一直到1943年才得以完成，是年，美国和英国带头自动废除所有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结束了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 交通 改善交通体系是国民政府的另一项建设性成就。1928年成立了铁道部，指导改善现有的线路及铺建新线路。最突出的工程有东西主干线陇海铁路在1934年延伸到西安，1935年延伸到宝鸡，1936年中南主干线粤汉铁路竣工。其它一些重要的成就，包括在南京建成一套渡轮体系，将京浦铁路和沪宁铁路连接起来，1937年在钱塘江上建造了一座铁桥，将浙赣线和沪杭甬(宁波)线连接起来。可与这些全国性的成就相媲美的，是各省完成的一些小型工程。从1928年到1937年，铁路网络从八千公里增加到一万三千公里。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公路的修筑，因为公路成本较低——大约是铁路成本的二十分之一。1936年，公路网络总长度为儿5,703公里，而1921年仅有一千公里。 现代航空也起步了。 1930年筹建了中国航空公司，由中美联合投资，在上海和成都、上海和北平、上海与泉州、四川与昆明之间开通了四条航线。第二大的是中德联营的欧亚航空公司，在1931年开通业务，经营上海至新疆、北平至广州、北平至兰州和西安至成都的四条线路。第三大的西南航空公司由西南各省当局创办于1933年，在广东和广西两省内通航，并经营两广至昆明和福州的航线。 在这十年间，邮政和电讯有很大的改善与扩展。1921年邮政局的数目不到一万间，邮路总长40万里。到1935-1936年，邮政局增加到了14,000间，邮路总长584,800里。在军阀统治时期遭受严重损害的电报线路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扩建；到工936年，电报线路总长达95,300公里。同时，长途电话线路从卫925年的4,000公里增长到1937年的52,200公里。 工业发展 人们普遍承认，经济发展是建立现代化国家所必不可少的。虽然丢失了东北，而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也对这个枢纽港口的外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重型机械的进口却从来没有减少。在1927-1937年期间，工业设备的进口总计达五亿元，尽管这个数目以西方来看是较小的，但在一个兵燹肆虐、贫穷不堪的国家，却代表了相当大的努力。虽然在工业化方面没有取得显著的突破，但在一些轻工业如棉纺织、面粉制品、钟表、水泥和化工制造等领域还是出现了颇大的进展。 教育 教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教育部将一些公立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重组合并成了十三所国立大学 、五所学院和九所省立大学，并把经费资助扩展到一些水平较高的私立学校， 用于开设新学科和购置设备。在二十所私立大学和三十三所私立学院中，1934年和1935年有三十二所获得了资助，1936年有四十所获资助。不应低估的成就是，在这十年中，中等教育也取得了四到五倍的增长。到1937年，有2,042所中学、1,211所师范和370所职业学校，就读学生达545,207人。 新生活运动 为了实现恢复民众道德素质、实现思想觉醒的目标，国民政府于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强调培养卫生习惯、雷厉风行、信守诺言、礼貌待人和礼义廉耻这四种传统的价值观。学者和官员被督促去研读十九世纪政治家曾国藩的著述，培养精忠报国的精神。虽然年轻一辈人并不把这些老派的价值观当一回事， 但新生活运动和一些相关的活动，如体格健壮者接受军事训练和在学校开设军训科目等，确实造就了某种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在日本人入侵面前有所作为的情感。 文学界 回顾这十年，文学活动非常活跃，大多数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个声势浩大的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共的赞助下于1930年成立，旨在占领中国的文学舞台。左联的成员抨击国民政府，嘲弄右派作家和那些偏爱传统文化艺术的人；批评英美学派的作家，呕歌苏俄文学和左派创作。左联的灵魂人物就是下台的中共领袖瞿秋白，而代言人则是著名作家鲁迅。左联通过本身众多的出版物 赢得了对文学界相当有力的控制。 不过，有两个派别坚定地站在左联的对立面，并通过他们自身的特长赢得了喝彩。一个派别以林语堂为首，他创办的那些诙谐，讽刺且稍带戏谴的出版物如《论语》、《人世间》和《宇宙风》等，一直在出版界大受欢迎。第二个派别主要以北平高等院校的教职员为核心，出版了《文学季刊》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他们之所以赢得广泛的读者，是由于他们有见解的批评态度和采用了西方作家先进的写作技巧和策略。这三个主要派别的竞相争鸣，造就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文学氛围，使这十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为昌盛的时期』。 这十年中最重要的作家是鲁迅(1881-1936年)， 尽管他可能已过了创作的颠峰。他是以对旧秩序和现状之颓废和不公正进行尖锐的、讽刺的揭露而著称，批判传统生活的虚伪和残忍。 鲁迅最有名的作品或许是<阿Q正传>，其中的主人公象征着一种国民弊病。出身非常低贱的农村野小子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他不断遭受同村人的欺凌。无力与他们对抗的阿Q为自己想象出了一个梦幻的世界。一当受辱，他便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装出赢得了一场『精神胜利』。为台高自己的声誉，他进城盗窃，回乡后却向村民夸耀自己新近参与了革命。当真的革命者到村里来时，他们与绅士们合谋，以偷盗罪将阿Q送官治理。这篇小说的寓意是，阿Q乃是中国国民弊病的缩影，而那场革命则与旧的势力妥协，丢弃了它所宣称的进行社会改良的目标。 另一位重要的左翼作家是茅盾(1896-1981年)。 他是《短篇小说》的主编，创作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包括《幻灭》、《动摇》和《追求》三部曲。他的主要作品《子夜》描写了上海的一个民族工业家徒劳的拼搏，这个工业家面临着随共产党起义而来的经济衰退和生意失败，于是投身股市以求挽回损失，但被一个由洋人撑腰的买办欺骗，蚀了大本而破产。作者暗示，这个工业家因为没有能力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故注定是要失败的。 如果说茅盾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的话，老舍(1898-1966年) 则相信爱国主义和个人责任。他曾在伦敦住过五年(1925-1930年)，深受英国作家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骆驼祥子》(1937年)，英译本书名为Rickshaw Boy，内容描写一个人力车夫不断的抗争，梦想通过纯粹个人的努力——拼命工作、与老板之女结婚等等——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却发觉社会障碍大得难以逾越。他灰心丧气，只得认命，开始抽烟喝酒，安于旧的状况，沦落为一个哭丧人。小说的寓意很清楚：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联合的行动才能改善穷人的生活。 另一个非左翼作家是巴金(1904年一 )， 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到1937年时已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和四本短篇小说集。巴金出生于四川省的一个小康之家，他的创作带有一种伤感主义色彩，经常取材于爱情舆革命、善舆恶、英雄舆懦夫、勇敢与怯懦等主题。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直接地震撼了年轻一代，而他的自传体三部曲——《家》(1937年)、《春》(重938年)、《秋》(1940年)——则是对一个大家族中年轻成员之困厄磨难的感人描述，赢得了广泛的喝彩，这些年轻人努力想摆脱他们的长辈，却遇到了顽固的反对和悲惨的结局。在这部作品中，他让读者理解了这样的启示：中国社会中的弊病必须由中国罪恶的制度负责。 无论他们的政治信念如何，三十年代的作家有两样是共同的：他们都怀有强烈的说教喻世意识；作品都反映社会现实。他们通过讽刺、挖苦和同情来揭露旧社会的颓废和落后。也许，在一个正在发生革命性变革而传统也在不断与现代性对抗的转型时期，这些作家不可避免地投身于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控诉和社会抗议。 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忽视 与在金融、交通、关税自主、工业发展和教育等领域取得的种种成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非常粗心地忽视了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问题和农民的困苦，而农民人数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这一失误，部分是由于北伐以后与『新军阀』的妥协。急于迅速取得胜利而统一国家的蒋中正与比较『进步的』军阀谈判，接纳他们加入政府。这些军阀对民众的利益和农民的苦难漠不关心，进入国民党统治层之后淡化了该党的社会意识。此外，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将领和官员本身也与土地利益联结在一起；因此并不急于开展任何将危及他们地位的急进改革。中产阶级——主要是各种商人、实业家和高利贷者——在这方面也同样无所用心。他们生活在条约口岸或作为高利贷者在农村活动，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不希望发生任何将激起波涛的改变。国民政府赖以支撑的正是这些人——军阀、将领、官员、商人和高利贷者。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开展所宣扬的社会和经济措施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在许多踌躇满志的国民党人中盛行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农民已经世世代代地受苦受难，因此要他们再等待一段时间并无所谓——让他们等到政府解决了更为紧迫的内忧外患问题时再说好了。 可是农民的苦难已经到达了极端危急的地步。国际联盟的一份调查表明，华南地区的雇农和半雇农占了农村人口的60-90％，他们除了将年产庄稼的40-60％交作地租外，还要替佃主交纳正常的地税和附加税——附加税为正常地税的35％到350％不等。 农民被剥削到了极限；只有一场革命能解救他们。但国民党所做的仅仅是在1930年通过了一项将地租降低到主作物之37.5％的决定，而即使是这一适度的措施也从未真正兑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从未实现。 财政上的不负卖任 以下的事实同样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土地问题的漠不关心：国民政府将地税这个旧王朝时代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委托给了各省行政机关办理，而依靠关税和商业税作为自己的财政基础。国民政府以沿海地区为根基，并起用宋子文和孔祥熙等西方培养的金融家来确定经济方针，从来不接近农民和土地，或许压根就不关心或理解土地问题的严峻。在1928-1935年间，国民政府42.23％的收入取自关税，17.13％取自盐税，9.16％取自商业税。然而，这笔总收入只能支付80％的开销，这些开销主要包括军费(40.3％)和债务(25-37％)。 在这些年里，政府从未达成财政均衡，而是靠赤字开支来维持。年复一年的预算不平衡导致了滥发纸币，这在日后的中日战争和内战中将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1949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综合地看，国民政府在头十年结束的时候，外表显得比内里更强大。表面上，它似乎正在从混乱状态中锻造出一个新秩序——绥靖了新军阀和派系政客，并与他们达成了可行的协议；将共产党逼到了西北一角；训练了一支德国式的中央军；在上面提到的一些领域里开展了某些现代化规划；与各党各派结成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粗浅的观察家可能会说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呈现。但在这进步的表象之下，存在着社会经济不公正和积年财政亏空等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在1928年确立的三项目标中——民族主义革命、内部重建和社会改革，国民政府到1937年时在第一项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第二项上稍有进展，而在第三项上则彻底失败。此外，国民政府以内忧外患为藉口，延长原定起自1929年的六年『训政时期』之举，也令自由派分子心寒，他们逐渐把这种延长看作是国民党试图以牺牲宪政为代价，拖延独裁专制期限的伎俩。 我们所回顾的这十年可以用一个简洁的词语来概括：外强中干。 参考书目 �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Cambridge,Mass.，1950)，101. � 包括吴稚晖、张继、孙科、林森和戴季陶。 � 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和陈友仁。 � 两人在训政约法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蒋中正想要搞约法，但胡汉民坚持约法没有必要。 � 蔡廷钻将军和蒋光鼐将军。 � 李济琛和陈铭枢。 � 这段话经常被说成是出自1927年的『田中奏折』，这份奏折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这份所谓的奏折包含的想法却在日本人中间非常流行。事实上，1927年的大连会议便采纳了包含这些思想的决议。参见梁敬焞(�)：《九一八事变史述》(香港，1964年)，第2-3、197、199、218页。 � Sadako N．Ogaca，Defiance in Manchuria：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931-1932 (Berkeley，1964)，3-4；Takehiko Yoshihashi，Conspiracy at Mukden，37，130-31． � Ogata，42-45． � Yoshihashi，12，116． � Ogata，58-59． � Ogata，65-69；Yoshihashi，9，235． � Ogata，71-73． � 梁敬谆：前言，第iii、vi页。 � 其中包括出任国务总理的诗人兼书法家郑孝胥。 � 包括贺龙、朱德和周恩来。 �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1958)，104． � 一名德国间谍，化名A．Neuberg。 � 由张太雷和叶挺领导。 � 不过，这并非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最早的苏维埃于1927年11月在广州附近的海陆丰地区建立。参见Eto Shinkichi，"Hai-lu feng：The First Chinese Soviet Government," The China Quarterly，8：163-83(Oct．-Dec．1 96 1)；9： 49-81(Jan．-March 1962)． � Schwartz，151-63． � John E．Rue，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1927-1935(Stanford，1966)，241． � 顾顺章。 � John E．Rue．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1927-1935(Stanford，1966)，247-248． � Schwartz，189-190． � Rue，272． � 关于这些围剿的日期和国民党军投入围剿的兵力，各种记载有所不一。我的资料主要引自国民党的官方资料；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年)，第2卷，第20章。 � 他的真名是布劳恩(Otto Braun，1900-1974年)；参见他的回忆录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Stanford，1982)，278。由Jeanne Moorc从德文翻译成英文。 � Rue．263-64． � Benjamin Yang，"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A Survey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hina Quarterly, 106：241(June 1986)。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目前中共官方公布的与会者名单中包括《红星报》主编邓小平。 �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星火燎原增刊》，第1卷，第19、26页(1982年)，由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 博古相当『体面』地承认了失败，后来他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作了一次自我批评。他在1946年死于空难。但是，李德却死不认错，他一度无事可干；后来他在延安被派去训练骑兵及在红军大学执教。1939年他搭乘载周恩来赴莫斯科接受治疗的同一架飞机离开了。他在1974年死于东德。 � 其它政治局常委委员是张闻天、陈云、周恩来和博古。 � Yang，250． � 该部在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议以后从平津地区调防到了陕西。 � 他长居台湾。(译者注：张学良已于2001年10月915日病逝于美国夏威夷，享年101岁)。1991年他以九十岁高龄接受了Nicholas D．Kristof的采访，参见The New York Times，Feb．20，1991。 � 这一节的资料主要引自：《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撰，重版(香港，1965年)。 � 其中最孚盛名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 � 其中最有名的是燕京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大学、岭南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全是教会学校。 �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妇孺皆知的笑话是它告诫行人应霏街道右边行走。据说山东省省长、军阀韩复渠批评说：『要是每个人都靠右走，那谁走左边呢?』 � 《世界文化》、《萌芽》、《拓荒者》、《北斗》、《现代小说》、《大众文艺》、《文学月报》、《文艺新闻》和《文学》。参见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New Haven，1961)，125． � 原名沈雁冰。 � 原名周树人。 � Hsia，138-39． � Hsia,，156-57． � 原名舒庆春。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身亡。 � 原名李芾甘。其笔名巴金由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人这两个中文译名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组成。参见Hsia，238。 � Swarup，52． � Shun-hsin Chou，The Chinese Inflation，1937-1949(New York，1963)，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