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课件及讲稿第一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一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 学习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年，肃清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取缔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进行了扫荡，对旧中国的社会风俗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学习这一章，主要要求学生了解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的成就及意义。认识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条件及其恢复时期的历史经验。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决战阶段。 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长江以北地区基本解放。人民解放军陈兵长江北岸，中华民国风雨飘摇。 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崩溃。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建立新中国的课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面前。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基础及基本纲领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既区别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中国即将诞生了。它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各阶级各党派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如何？这个国家的基本政纲是怎样的？这些都是国人最为关切的大事。为进一步阐明这些问题， 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论人民民主专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学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作了重要准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战线的政权。 “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国家保障人民广大范围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普选方法产生。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政权的机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它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还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为独立的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备受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从一个混乱、分裂、贫困、落后的国家，逐步成为一个安定、统一、繁荣、富强的国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前提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人民革命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激励和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结成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 建国初期我国的政治体制的建立。 二、建国初期的形势和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上，数千年的封建压迫，100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22年的国民党统治，给中华民族留下严重的恶果。新中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大为削弱，欧洲、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亚非拉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声势浩大。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帝国主义东方战线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继续坚持侵略和战争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战略包围，并积极策动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及其残留在大陆上的反动势力，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国民党政权还盘据着西南、华南的某些省和台湾等一些岛屿，并保持着白崇禧、胡宗南的上百万主力部队，西藏还处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之下；中国大陆还潜伏着上百万武装土匪、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残余势力，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操纵下，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和颠覆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经济上，新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投资固定的生产性投资比重小，不固定的非生产性投资比重大，资金带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华投资以银行业、交通运输、商业为主，容易转移。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在华外资能卷逃的大都卷逃了。国民党政府在节节败退之时，倾其全力卷走流动资金和流动性资产及—切能够携带的物资财产，对无法携带卷逃的资产进行了疯狂破坏。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的烂摊子。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使中国民生必需的粮食、棉花大量依靠进口；天灾连年，而尤以1949年最重，这一年全国有1.2亿亩土地轻重不同受灾，灾民达4000万；在官僚资本主义的操纵下，投机市场统治着工商业；连续12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时，燃煤仅够5至7天的用量，食米只够半个月的用量。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统治造成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专事投机倒把追逐暴利的投机商人横行无阻。仅上海市从事“踢皮球”、“抢帽子”的投机商就有二三十万人，北平、天津两市200家私人行庄中，95％以上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人民币需求量增多，其发行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1，1949年12月达到287，但新解放区都是先占领城市，恶霸地主国民党残匪盘据乡村，人民币—时下不了乡。银元交易、物物交换盛行于农村，大量的人民币集中在大中城市，更加剧了通货膨胀。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100，那么1949年1月为153， 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物价暴涨，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在文化思想上，由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国民党的愚民政策，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尤其是封建文化思想，还根深蒂固地占领着中国大地上的角角落落，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阻碍着民主科学思想和与新国家新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文化思想的生长、发育。文化教育设施，也破坏严重。 　 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表明，虽然国民党政府被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尖锐激烈，财政经济极为困难，构成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为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创造必要的条件。 三、民主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 （一）全国大陆解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盘踞在湘、粤、桂、滇、黔、川、康等省及台湾和沿海岛屿，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广州。为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华南、西南及东南沿海，以摧腐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残敌。 1951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抵达拉萨。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于10月26日胜利进驻拉萨。 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分裂，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至此，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 （二）取缔外国在华特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依靠人民政权的力量，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基础。 在处理外资企业的过程中，对美国企业财产从严，英国次之，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又次之。对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和一般外商的小企业，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如煤矿、机器制造、石油、造船、等已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企业由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减至4.5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由409个，职工由10.4万人减至1.5万人，资产由6.9亿元；美国企业由288个减至69个，职工由1.4万人减至1500人，资产由3.9亿元减至1600万元。 对外资在华企业的处理，是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一件大事，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重要步骤。经过处理的外资企业转归人民政府所有，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不但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残余势力，而且对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经济往来，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没收官僚资本 　 接收、没收未能卷逃的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没收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把中国最大的资本转到人民手中。人民政府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 四）土地改革 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中70％～80％的土地；而约占农村人口总数90％的贫、雇农和中农，仅占有20%～30％的土地。这是中华民族被侵略、被侮辱、陷于贫困落后的经济根源。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衬生产力，是民主革命基本任务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突出特点是：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 。这样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可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利于早日恢复农业生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各地都派出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组成土改工作队，投入这场空前规模的斗争。新解放区土改有计划、大面积地铺开。第一批土改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1年春，在华北、中南、西北、华东等约1.2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同时对其余1.6亿农业人口的地区的一部分，又先后有计划地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为下期土改准备条件。第二批土改从1951年冬到1952年春，在华南、西南等约1.1亿农业人口地区进行。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人民政权的支柱，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并促发了农村中以识字扫盲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文化热潮。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它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项最基本的历史任务。 土地改革的评价问题 四、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 （一）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协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立即加速确定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的组成人选，以尽快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机构。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会、院、署、行领导人的人选，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任命了政务院政务委员及政务院政法、财经、文教、人民监察、法制、民族事务、华侨事务等7个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内务、公安、财政、贸易、重工业等20个部的部长，还任命了科学院院长，情报、海关、出版、新闻4个总署署长，人民银行行长等。同时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还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副总参谋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委员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等。至此，中央人民政府机构全部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拥有副部级以上人员500名。10月21日、22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先后组成。25日，政务院决定组织接收委员会，接收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的人员、档案、物资。11月1日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开始办公。 新中国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是严格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首先建立过渡性的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自上而下地委任人员组成地方人民政府。然后待条件成熟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民主选举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 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军事管制委员会都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地方政权机关。 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层次上，建国初期采取了大区制度，即保留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建制。与之相应建立大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委员全。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之。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政权机关。由军事首长、地方党政负责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接收旧政权遗留下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设施。完成军事接管后，再由上级机关任命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并在条件成熟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选举各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以后，军政委员会即宣告结束。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于新解放区还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成为人民参政的—种过渡形式。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则是建国初期确立国家权力结构体制、民主建政的主要内容。 建国第一年，全国的行政区划是28个省（未包括台湾），13个直辖市，8个行署区，1个自治区（内蒙），1个地方（西藏），1个地区（昌都）。截止1950年10月，全国已建立东北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 ，28个省人民政府；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苏南、苏北、皖南、旅大等9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人民行政公署；12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市人民政府，67个省辖市人民政府；2087个县人民政府。到1952年，全国30个省、两个省级行署区、160个市、2l74个县(包括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单位)和约28万个乡，建立了人民政府，并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不少乡是召开执行乡人民代表会议职权的农民代表会议。有19个省、85个市、436个县和绝大部分乡选举产生了各该级人民政府委员会 。 （ 二）镇压反革命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大量地存在着。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远动。 早在1950年3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但有不少干部和党委在革命胜利之后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偏向，以致大批怙恶不悛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抱怨。人民责备中国共产党“宽大无边”，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说“人民政府什么都好，就是对坏人这样客气，看着坏人残害老百姓，不给老百姓作主，不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特务和残余的反革命势力，认为美国的战火已烧到中国大门，“黑暗将过，黎明即来”，梦想的“三次大战，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于是撕下伪装悔改的面具，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他们阴谋破坏铁路、桥梁、工厂、矿山，烧毁仓库资源。有些地方，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反革命地下军；有些地主以“蒋介石来了要杀头”威胁农民，破坏土改。有些地方村干部全家被杀。为人民解放军运输军粮的民夫，整队被杀。1950年广大新解放区，近4万名干部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一省，人民政府干部被杀害的有3000多名，群众被杀害的有4000多名。隐藏在北京电车公司的特务分子，一次放火烧毁电车59辆；汉口反革命分子制造的一起纵火案，烧死17人，使万余群众无家可归，美国间谍分子密谋在1950年国庆节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企图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实表明：不杀掉一批“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人民就不能挺起腰杆来。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的任务之一。”要求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实行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必须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指示，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动群众，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于1950年12月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通过召开各种类型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群众大会和公审大会，举办揭露反革命分子罪行的展览会，进一步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1951年春，在全国形成了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高潮。 镇压反革命述评 （三）“三反” “五反”运动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利用其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一面，限制其不利的一面。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日益尖锐，社会上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资产阶级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拉拢腐蚀干部，寻找代理人。另一方面，在革命胜利后，大量带着旧思想、旧作风而又没有来得及改造的旧政府工作人员加入到人民政府和国营企业中来；由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部分党员被胜利冲昏头脑，党政军内一些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进城以后，高高在上，不深入实际，贪污受贿，甚至蜕化变质。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廉明吏治，从1951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揭发出干部中存在的“三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和私营工商业中严重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愉工减科、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为。 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不法资本家豕突狼奔，“坐探”四出，明争暗盗，“五毒”俱全。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方式，投其所好，供其所要，用请客、看戏、送礼、送佣金，甚至用“美人计”来拉拢、引诱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的少数意志衰退的干部。在“糖衣炮弹”面前，一些党员干部吃了败仗，他们收“回扣”，入“干股”，分“红利”，由小到大，由浅入深，逐步下水，然后内外配合，合伙作案，共牟暴利。1951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原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巨大贪污案。刘、张二人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但却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事实主要是：凭借职权，盗窃机场建筑款、救济灾区贷款、干部家属救灾粮、地方粮、治河款，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计达171.6276亿元 。全国各地还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重要指示中尖锐地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 1952年1、2月份，是“三反”运动中发动群众打“虎”(打击贪污犯)阶段。各级党委亲自动手，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形成了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高潮。党和人民政府及时公布了一批大贪污大盗窃案件，分别召开地区性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公布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命令，组织了临时法庭进行公审，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各地播放大会实况。公审结果，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北京市也举行了公审贪污犯大会，将大贪污犯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任职期间贪污盗窃国家财产20余亿元 ）、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任职期间贪污人民币6亿余元 ）判处死刑。全国各地先后召开公审贪污犯大会，集中火力打“大老虎”(贪污1亿元 以上的大贪污犯)。大贪污犯、大贪污集团纷纷落网。 1952年3月，“三反”斗争进入处理阶段。3月11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克服了运动初期，按部门人为地规定、分配打“老虎”任务等过火和虚假现象。制定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贪污人民币1亿元 以上者，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据此量刑标准，各地依据事实进行定案处理.运动中，因犯不同程度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被处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约占4.5％。 6月份以后，“三反”运动进入建设阶段。中共中央于6月15日发出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的若干问题的指示，确定，这一阶段主要是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结合“三反”进行整党，搞好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确定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进行以民主制度为中心的制度建设。从各方面肃清“三害”的污毒。 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教育了广大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防止执政党变质腐败问题上一次可贵的探索。 在国家机关开展“三反”的同时，社会上工商界中开展了打击不法资本家“五毒”活动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2月上旬，“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2月16日，《人民日报》登载《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一文。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定货款ll亿元(旧人民币)，骗取志愿军的购药巨款做投机生意的丑恶行径。王康年还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勾引、腐蚀干部，先后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1亿多元(旧人民币)。“五反”运动中，还揭露出武汉、上海、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等地的一些奸商，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腐烂的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救急包”，用坏牛肉做成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用坏鸡蛋做成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奸商用志愿军的鲜血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不能置信的强盗式的交易中，获得暴利。上海市市长陈毅指出，上海的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并号召全市人民投入“五反”斗争。 “三反”和“五反”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行为，进一步牢固地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教育挽救了许多干部，树立了新中国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中国共产党在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了又一个回合的胜利。 三反五反的历史评价 四、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中心任务：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建国头三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进行。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明确斗争对象。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从理论高度概括了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恢复经济的策略方针：“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这一策略方针的实质，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孤立打击主要的敌人，建立经济上的统一战线，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朋友”团结起来，有步骤、有分别地扫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这“三个敌人”。 明确斗争对象。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当时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改组，使失业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暂时增多，农民负担还很重，工商业资产阶级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惶惶不可终日。打击资本家斗争的开展，使中国共产党内有人误以为斗争对象已经主要是资产阶级。针对这种情况，全会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不符合国情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七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恢复经济的方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对“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迅速恢复经济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钢领》确定的经济政策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恢复经济的策略路线，新中国以恢复经济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人民政府打击市场投机，根绝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恢复农业生产，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控制通货膨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面临着物价飞涨的严重局面。1949年4月、6至7月、11月及1950年2月，社会上掀起四次物价大涨风。从1949年6月至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上涨了约20倍。 稳定物价实质上是一场从工商业资本家特别是投机资本家手中夺取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经济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主要商品的货源；另一方面选择有利时机和市场，集中全国经济力量，敞开抛售，给投机资本以歼灭性打击。同时，在市场有利时，不失时机购进，积蓄力量，准备下一回合的较量。通过这种市场吞吐政策，逐步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实力，进而取得主要商品市场的领导权。到1950年3月，旧中国延续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终结。 经过努力，国营私营工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5％。生产资料的生产得到优先发展，以工业总产值为100，1949年生产资料的产值占26.6，到1952年上升为35.6。1952年与建国前最高年份产量相比，钢产量增长46.2%，达134.9万吨；原煤产量增长7.5％，达6649万吨；发电量增长21.8％，达72.6亿度；原油增长35.8％，达到43.6万吨；棉纱增长47.9%，达到362万件。国营工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国营工业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4.7％，上升到1952年的56％；私营工业则由1949年的55.8％，下降为1952年的17.1％。但在绝对量上，私营工业的产值也大大增加。 短短3年中间，中国的经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得“创造奇迹”的成就，主要原因是： 1.稳妥地有步骤地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在安定的环境中搞生产。旧中国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必须打破，才能解放生产力。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变革生产关系中，力求稳妥。首先根据国际形势，采取区别对待，用多种形式接管了外资企业，没收官僚资本，接着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在条件成熟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少数民族等条件不成熟地区留待以后进行。由于在变革生产关系中实行积极稳妥、减少社会震动的方式，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因生产关系急剧变革而下降，反而出现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的好局面。 2.运用“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坚持建立经济上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土匪特务、地主阶级以及文化宗教界反动势力，都反对人民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也因经济大改组而惶惶不可终日，流露出不满情绪。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四面出击，而是团结—切力量，集中全力打击敌对势力。土地改革中，不动富农，团结农村中90％的人，重点孤立、打击地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 改造”的政策，协调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各种经济成份的关系，从而带来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3.始终把恢复经济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建国初期，百废待举，工作干头万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恢复经济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接管城市、调整工商业中，始终以恢复生产为出发点；在完成土改的农村重点恢复农业生产；抗美援朝中坚持“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各个政治运动均服务于经济恢复。这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 4.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各项工作能否推开，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兴衰。为防止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开展了“三反”、整风整党运动，对罪大恶极的大贪污犯，不论职务多高，以往有多大功劳，都严厉惩处。对不合格的党员坚决清除或劝退，人民政府还明令禁止军队、机关办企业，严禁党政干部经商，杜绝以权谋私。人民政府吏治清明，廉洁奉公，联系群众，讲求效率，保证了各项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 5.经济理论上的充分准备是恢复经济的重要前提。建国前夕，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经成熟，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制定了恢复发展经济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使恢复经济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 1952年底，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民党残余的破坏，医治好战争创伤，完成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为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六、抗美援朝 南北朝鲜分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苏联军队在朝鲜以北纬38゜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结果。1950年6月25日拂晓，南北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其所部军队，“支援”南朝鲜。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的请求，于美国纽约时间6月25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美国关于朝鲜局势的提案，不顾事实地指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进攻南朝鲜。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由美国领头组成联合国军，“干涉”朝鲜内战。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7月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美国出兵侵略朝鲜，公开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用飞机扫射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严重威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初曾想以“支援军”名义，出兵援助朝人民军作战。在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黄炎培提出了“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的意见，毛泽东遂将名称改为“志愿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参战，而不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这是一个重大的策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的军队，是官方的，如果以此名义出国参战，表明是国家派出去的，等于中国向美国宣战。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国参战，是民间的，是人民群众志愿组织的。这样做，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比较策略，对中国有利。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和辑安跨过鸭绿10月25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连续进行了6次大规模攻势作战。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时间），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美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当日22时完全停火，协定开始生效。随后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在协定上签字。“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时和他的属僚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军队共毙伤俘敌109万多人，其中美军39.7万多人，李承晚伪军66.7万多人，其他帮凶军2.9万多人 ，击落击伤敌机1.2万余架，击毁击伤缴获敌坦克3064辆，击沉击伤敌舰257艘。 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代价。志愿军先后投入兵力达130多万，中国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支出战费人民币（旧币制 ）60万亿元。“我志愿军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达36万余人，其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达200多人。” 志愿军中涌现出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孙占元、杨根思等30多万战斗英雄、模范功臣。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颂歌。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朝中两国的独立和安全，粉碎了美国吞并朝鲜进而颠覆中国的狂妄计划。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豪感，也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勇气和信心，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武装侵华的尝试，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抗美援朝的历史启示 七、外交关系 当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打开国门，艰难地跻身于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时，面临的是无尽的屈辱和历代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不平等条约。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走向世界，洗雪近代以来的外交耻辱，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维护民族利益的和平独立外交方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和战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外交方针是： 1.“一边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中间，“中立”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明确宣布“一边倒”，打破了帝国主义者的幻想。 2.“另起炉灶”。“另起炉灶”就是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毛泽东说过，人民政府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外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人民政府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人民政府不承袭旧的外交关系，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政府所没有做到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中央人民政府坚持外交的严肃性，申明建交要经过谈判手续。 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不急于谋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而是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在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的情况下与之建交，新中国的独立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有步骤地把“屋子”打扫一下，然后再“请客”是十分必要的。在具体外交事务中，坚持“礼尚往来”，争取外交战略的主动地位。对“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在非礼也。” 4.团结世界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巩固和发展国际和平力量，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 5.“互通有无”，发展对外贸易。新中国开国以后，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同外国做买卖，改变旧中国被迫充当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的局面。美国对新中国禁运，中国采取了以货易货，不用结汇的对外贸易办法，以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1952年中国对外贸易实现出入口平衡。（香港问题） 中美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美国扶植蒋介石集团，公开霸占中国领土台湾，中央人民政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取得胜利的时候，美国对华政策面临新的选择，一是完全摆脱；二是大规模地进行军事上干涉，援助国民党残余势力击败共产党；三是一方面援助国民党，一方面努力使国共双方得以妥协。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或私下表示“不予蒋介石庇护”，任其自生自灭。国民政府南逃广州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滞留南京，持观望等待态度。1949年12月29日，杜鲁门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联合参谋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极力主张美国军事顾问驻台，认为台湾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日本、菲律宾将受威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认为“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作最后的裁决，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尘埃落定”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公开声明，“不打算用武装部队干涉台湾海峡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 。同时，美国政府还在内部讨论了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事实上美国仍然对新中国充满敌意，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苏联的工具，开始在中国周围构筑起一个所谓的“防御体系”，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并设法保持对台湾的控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朝美军多次派空军侵入中国东北，海军炮击中国商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美国政府由于这些疯狂横暴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已经证明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 中国人民为反抗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以致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 新中国在外交工作中，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失去民族自信，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由于坚持了这些正确方针，在建国之初的3年中，取得巨大的外交成就。 首先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及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3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保加利亚建立外交关系。5日与罗马尼亚建立外交关系。6日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接着与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印度、瑞典、丹麦、缅甸、越南、瑞士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挪威、荷兰、芬兰等国也同中国进行了建交谈判。到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得到25个国家公开承认，并且与许多国家发展了通商贸易关系。 其次，中苏两国展开广泛的外交活动。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会谈中苏关系问题。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莫斯科加入谈判。经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外长维辛斯基多次会谈。1951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苏两国外交部长互换照会，声明1945年8月14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而且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与周恩来就苏联政府将在中国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苏联政府过去在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互换照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自1950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30年。如在期满前一年缔约国一方未提出异议时则有效期将延长5年，并依法顺延之。条约共6条，主要内容是：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以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缔约国一方受到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全力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互助合作关系。中苏两国政府还签订了有关专家协定、贸易协定等。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的签订，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对于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建设事业，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小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建国初期的1949年至1952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在全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进而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作准备。在短短的三年中，实现了中国大陆统一，建立和巩固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稳定了物价，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在实行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革过程中，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也初步展开，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科技、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故鼎新开始起步。对外关系取得初步进展，新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当时，全国划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行政区。除华北外，其余5个大行政区均设有大区行政机构。1952年11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华北成立行政委员会。大区行政委员会是作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地区领导与监督地方（省、市）人民政府的机关。1954年，各大行政区委员会撤销。 � 谢觉哉：《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民政工作成就》，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伟大成就》， 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 按人民币旧币制计算。人民币旧币1亿元折人民币新币1万元。 � 《毛泽东选集》，第5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按人民币旧币制计算。 � 按人民币旧币制计算。 � 按人民币旧币制计算。 � 按人民币旧币制计算。 �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中国人民志愿军”名称的由来》，《解放军报》2000年10月21日。 �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63～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34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 � 旧币制人民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制人民币1元。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4～4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 �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Formosa:Climax of the China Tragedy” Newa Week Jan 16 1950. �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册，6～1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斗争》，《周恩来选集》，下卷，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PAG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