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之林》

民族学经典文献导读目：象征符号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象征之林》读书报报告学生姓名：江婉学生学号：17400029院系单位：法学院任课教师：祁进玉完成时间：第八周一、特纳的仪式理论19世纪中期人类学受到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人类学家以社会文化发展规律、追求文化事实的客观性为最终目标，在研究中采取了实证主义的策略。在英国人类学界，当时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上。在田野调查工作进一步精细化的基础上，普里查德拒绝实证主义的取向，转而把注意力放在象征分析上。格尔茨以避免谈论宏大理论，主张人类学家的任务是阐释人们所攀附的文化意义之网。文化被视为体现在符号中的意义传承模式，这种模式以象征形式表达的承继概念体系。特纳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研究兴趣经历了从功能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换，以后又超越了狭隘的结构主义。他关注文化象征因素之间的系统关系，在研究中强调仪式符号。他既关注社会延续又强调社会冲突的过程论关系观点。特纳的象征符号的过程分析为全面理解仪式在人类思想和行动中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特纳将仪式定义为“适合于与神秘物质或力量相关的信仰的特殊场合的、不运用技术程序的规定性正式行为。”特纳的仪式理论可以说包括几个特点：首先，关注仪式过程中的象征符号。仪式不仅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更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行为。仪式象征符号指的是那些合乎规范的、普遍的和具有独特个人特征的东西。特纳在田野调查中经验性地观察得到地象征符号，指的是仪式语境中的物质、行动、关系、事件、体势和空间单位。特纳认为仪式象征符号的结构和特点也许能根据三类加以推断：外在形式和可观察到的特点；仪式专家或外行人体提供的解释；主要由人类学家挖掘出来的、有深远意义的语境。特纳认为象征符号有三种意义：解释的意义、操作的意义和地位的意义。其中象征符号的解释可能依赖于三种语义基础：名义基础，指在仪式和非仪式场景中的象征符号之名；实在基础，或指象征物的文化选择的物理特征；人为基础，指作为人类活动产物已经成为模式和时尚之后的象征物。操作的意义揭示了象征符号的潜在意义，观察仪式中说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以及谁在仪式中操作或为什么缺席。象征符号的地位意义涉及一个符号在整个仪式中与其他象征符号的关系，展现仪式隐藏的意义。其次，强调仪式过程与其它相关事件或者说文化整体之间的互动性关联。特纳不仅说明仪式本身，也涉及仪式表演、神话、宗教信仰中的关系；不仅探讨仪式中支配性象征符号的意义和作用，也讨论了它们与整个仪式过程中其他象征符号的关联，还注意了象征符号出现的社会和文化田野场景。特纳认为，应当在与其他事件相关的时间序列中来研究象征符号，以对仪式中的象征符号进行分析，因为象征符号在本质上是卷入社会过程中。支配性象征符号能够统合迥然不同的符号所指，其意义内容在整个象征系统中具有高度的持续性和一致性。另一个方面，一个支配性象征符号又是迥然不同的各个所指的统一体，由于其事实上或理念上共同具有类似品质，这些所指相互连接在一起，在总体意义上包含着各种对立。特纳不仅阐释各种象征符号，更将过程与结构结合起来，强调了结构和行为。以支配性象征符号作为相互作用的中心点，象征可能会产生行动。仪式象征符号于是成为了社会行动的因素，对人们的行动产生作用。第三，关注结构与反结构、系统与过程、理性和激情、诗性和科学等辩证关系。象征的本质是多重意义价值的整合与浓缩，各种意义之间的矛盾造成冲突是无可避免的，仪式象征的出现代表一连串社会控制力的形成与消解过程。在恩登布人中，支配性象征符号有两个意义极，一为“理念极”，一为“感觉极”，前者透过秩序与价值导引或控制人，在群体或社会给予的分类中安身立命，而后者则是唤起最底层的、自然的欲望和感受。而在关于结构与反结构的理论中，特纳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独创性概念，即“社会戏剧”和“公共领域”。社会戏剧是作为社会中所固有的冲突的一种结果而存在的，是张力激增的公共事件，是在社会过程和日常体验的冲突场景中自然产生的和谐或不和谐的单元。在恩登布人中的田野工作，特纳提出，社会戏剧是发生于破裂、转折、调整行为、重新整合等可以观察到的四个阶段的社会行动。第一个阶段以公开的、明显的破裂或蓄意违反通常调节人们交往的某些重要规则而引人注目，打破现有社会关系，扩大和加深人们之间的分离；第二阶段不能以通常的策略，由于处在社会过程或多或少的稳定阶段之间而具有阈限特征；第三阶段位于过渡和解决之间，是阈限特征表现最明显的阶段，通过矫正最初的问题，或者重现调整和建立社会关系，以某些调节和调整机制限制了转折的范围；在重新整合阶段，通过将被扰乱的群体重新整合到社会中，或通过承认哪些已经发生的裂变，并使社会安排的改变合法化，冲突得以消解。“公共域”是阈限阶段的一个特征。在阈限阶段，社会的等级关系和矛盾得以化解，甚至等级关系发生颠倒，或等级的象征发生颠倒，成为一种反结构的状态。公共域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非结构的模棱两可的界域，具有阈限性、边缘性、从属性和平等性。特纳认为，社会处在一种公共结构和结构之间的辩证过程中，公共域是平等个体之间没有差别的领域，结构则是社会地位差异和等级化的制度。这一辨证过程出现于一个循环往复的历史中，公共域最大激发了结构的最大化。特纳区分了在社会公共域的三种类型：存在的和自发的公共域，摆脱了所有结构的束缚，是完全自发的和直接的；标准化的公共域，或存在的公共域，有机地存在于社会制度之中；意念的公共域，与基于存在的公共域的乌托邦模式有关，也存在与结构领域之中。二、仪式理论与非遗保护基本的相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整个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四条确认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这是由非遗的本质特点和属性所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积淀下来、其本身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它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形式，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是一种活态文化。而特纳的仪式，即“适合于与神秘物质或力量相关的信仰的特殊场合的、不运用技术程序的规定性正式行为”，实质上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象征符号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种基本要素。而根据其仪式中的基本理论构成，对于我们理解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所谓的真实性，是指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或原真性。也就是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要真实、准确、客观的记录和反映非遗的形态、内涵和其他信息。特纳的仪式研究中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象征符号的关注。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象征符号指的是仪式语境中的物质、行动、关系、事件、体势和空间单位。”同样的我们在保护非遗过程中，要记录非遗中的各种基本构成要素。其次，整体性原则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理念，即要求文化遗产保护要涵盖非遗的全部内容和形式，包括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特纳仪式理论中“强调仪式过程与其它相关事件或者说文化整体之间的互动性关联”并指出其中包含支配性象征，即概括仪式本质的象征。这与非遗保护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非遗整体性保护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文化整体，指非遗项目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强调项目本身主要构造与特征的完整性。二是生态整体，要求在对某一非遗项目进行保护时，不能只顾及该项目本身，而必须连同与它的生命休戚相关的生态环境一起加以保护。第三，所谓传承性，是指非遗是“世代相传”延续至今的。非遗是一种活态传承，虽然有物质的因素或载体，但其价值主要依靠特定民族、群体、个人的行为活动表现出来的。但是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改变甚至是不可控制的变异，即非遗传承过程中会发生破裂、转折、调整行为、重新整合等社会行动。总之，知识是相通的，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象征主义者的基本理论同样在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适用性。而更进一步的思考，我们会发现特纳的经验性描述实质是哲学原理在现实社会的反映，如此我们也不难以理解其中的相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