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去阻止孩子跳楼 - 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

拿什么去阻止孩子跳楼 时间:2015-04-08 来源:浙江教育报作者:王东过去的一个月,杭城充满了哀伤,有好几个孩子相继跳楼。当他们无所畏惧地、任性地从高楼上纵身跃下时,整个社会都被那声巨大的闷响吓着了。 这中间有不少还是在校生。其中一名出事的女孩今年才15岁,她丢下了一本疑似写着遗书的日记本。据说,上面写了很多,中文英文都有,诸如“妈妈,我压力大”“我在八点跟你们告别”之类的话。而另一名坠楼的则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女生。事发地周边居民说,女孩可能是没有完成周末作业,老师要求家长把孩子带回家。回家之后,家长又对孩子进行了一番教育,结果稍不留神,她就从7楼跳了下来。 那一刻,没有人会比生他们养他们的父母更悲恸,因为那是好不容易才拉扯大的鲜活生命,怎么说没就没了、说残就残了;也没有人会比教他们读书识字的老师更内疚,如果时光可以倒转,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定不会紧盯着作业不放,无形中给学生那么大的压力。但唠叨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关键是我们能不能阻止下一个孩子奋不顾身地走向窗台,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来排遣内心的焦虑以及向自己看不懂的社会抗争。 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是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分析指出,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这种社会与文化的不稳定状态,破坏了个体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与人际交往,削弱了他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换言之,也就是出现了所谓“幻灭”或者“生不如死”的状态。而中小学生的全部“社会”就是家庭和学校,与父母、师长和同学之间的交往构成了他们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让受到挫折的孩子回到那条正确面对困难、敬畏生命、有责任与担当的道路上来,就必须想方设法调和他们日益严苛的外部环境。而这些年,激烈的应试教育异化了本该亲密无间的亲子或师生关系。我们似乎更愿意与孩子谈考试、作业和成绩,而不是人生、性格与命运;更愿意把奖赏与惩罚与他们的应试技能挂钩,而不是做人与做事的素质。只有当生命逝去时,我们才想起“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其他皆为浮云。 所以,从现在开始,再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无论谁都不能再拿考试成绩、分数排名、升学率来“绑架”教育;从现在开始,要努力用我们的爱去弥补与孩子之间的心灵疏离,让他们少一点憋屈,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长;从现在开始,要尽量与孩子打成一片,多一些代入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喜欢什么、厌恶什么;从现在开始,要建立一种基于尊重,而不是充满威权的亲子或师生关系,用“商量着办”来取代“不行也得行”…… 否则,那些跳楼的孩子就会随时被记忆淹没,无法成为高悬在大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最痛心的是,教育原本应该带给人幸福和希望,而在一些人手里却变成了诱使孩子跳楼的帮凶。这时候,与其高调那些无所不包的、“为了一切”的教育理想,倒不如“为了孩子活着”更具有现实意义。是啊,没有比让孩子坚强起来,学会好好活着更朴实、更接近生命本质的教育哲学了,虽然听上去它一点儿都不漂亮。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他直言,“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一语道破了造成孩子与社会关系紧张甚至冲突的根本缘由。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跳楼悲剧,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今后如何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师,如何能肩住那些功利的闸门,放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责任编辑:浙江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