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现实中的“荆生”-

徐树铮-现实中的“荆生”- 徐树铮:现实中的“荆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小说的主人公“荆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个迷恋旧文化、手握重权的军阀政客徐树铮。小说是在暗指?是在求援? 【“荆生”是谁】 徐树铮虽是民国初期北洋军阀中皖系的骨干,但毕竟不是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一类头面人物,知名度不算很高。我对此人却一直有些兴趣,首要原因,是此人与“五四”时期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有些关系。 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人士以《新青年》、《新潮》为主要阵地,将新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也就遭致保守、顽旧势力的憎恨和反对,而林纾(琴南)则是这一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大概是“忍无可忍”,接连做了几个动作: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以影射的笔法攻击陈独秀、胡适等北大新文化人士;又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以论述的语言,对新文化人士和新文化运动尽情诋毁、谩骂。 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必定要说到林纾的《致蔡鹤卿太史书》和蔡元培的《复林琴南书》,对二人的基本观点,也总会有最低限度的介绍。这当然很是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这确实是极重要的事件。但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编撰者却往往三言两语、略略提及,并不对其内容作多少介绍。而有些文学史著作,对这两篇小说干脆连提都不提。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概普遍认为林纾的这两篇拙劣的文言小说,并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而美国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周策纵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在那本也堪称“学术名著”的《五四运动史》中,周策纵对林致蔡的信和蔡复林的信,都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在摘录各自基本观点时,汉译本中都有数千字的篇幅。不仅如此,对林纾的《荆生》和《妖梦》这两篇小说,周策纵也非常重视。对《妖梦》的基本观点,介绍得很详细。至于《荆生》,周策纵则摘录原文近千字,几乎是全文引用了。坦率地说,当我初次读到这里时,始而惊讶,继而叹服。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五四运动”进行总体性研究的书。周策纵面对的问题比单纯的“五四”文学或“五四”文化研究者要多得多,他要处理的资料自然也远为庞杂多样,但却如此重视林纾这两篇文言小说,不能不让我惊讶。惊讶之余叹服,因为这两篇文言小说,比那些论说性文章,更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林纾这一类保守、顽旧人物对新文化运动是如何的切齿痛恨。读林纾这两篇小说,我们实实在在地认识到:在1919年春季,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月四日事件发生的前夕,文化上的保守、顽旧派,对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新文化人士,对这一批思想启蒙者,真愤嫉到了必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的程度。这当然同时让我们明白,这时期,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处境,其实是颇有些凶险的。 《荆生》发表于1919年2月17、18日的《新申报》。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尤其是他的这篇《荆生》,与本文要说的徐树铮大有关系。《荆生》中首先出场的是“主人公”“荆生”:“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简”者,“锏”也,是一种兵器。林纾告诉读者:这位“荆生”文武双全。虽是“薄游”,但仍随身带着一竹箱书和一具铜锏。接着是另三人出场:“时于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从小说发表始,直到今天,人们都认为田、金、狄三人,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似乎未见异议。周策纵对此作了说明:“田其美是指陈独秀。根据中国古史,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二字意义相 近。田其美一名大概也是摹仿民初革命党人陈其美的名字。金心异影射钱玄同。‘金’与‘钱’同义,而‘异’与‘同’则为相反词。‘胡’与‘狄’都可指野蛮民族。以‘莫’代‘适’是据《论语》《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或《左传》昭公三十年:‘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惠。’”(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版,第90、91页注释部分)田、金、狄三人坐定后,把酒纵谈,诋毁孝道、“力掊孔子”。谈兴方浓,“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俱碎。”继而“一伟丈夫”从破壁跳至三人面前,戟指怒斥。“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于是,三人“鼠窜下山”,而“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俯视,作狞笑也”。 林纾让田、金、狄三人被这“伟丈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伟丈夫”骂之不足,动起了手足,三个文弱书生,当然只能“屁滚尿流”。小说一发表,人们在意识到田、金、狄分别影射陈、钱、胡的同时,也意识到这“荆生”是暗指其时的皖系军阀徐树铮。“荆生”实指徐树铮,此点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等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谈及。周策纵也认可这一说法。在《五四运动史》中,论及《荆生》、《妖梦》时,周说:“虽然林纾本人并不完全同意军阀政府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些的目的是向军阀求援,要他们干涉北大行政,尤其是隐含着徐树铮,因为他是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物,又是极崇拜林纾的人。” 然而,近年却有人作文为林纾叫屈,认为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是厚诬了林纾,甚至强调新文化人士在“荆生”与徐树铮之间划等号,是一种“运动之术”。换言之,新文化人士其实也并不相信林纾是按照徐树铮的形象在塑造荆生,他们之所以要说“荆生”实指徐树铮,不过是一种斗争策略,是陷林纾于不义的一种手段。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应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中国学者陆建德则步樽本之后尘,也热衷于为林纾翻案。陆建德发表于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的《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表达的就是与樽本照雄同样的观点。 但这样来谈论这一问题,我以为是有些不妥的。 【徐树铮凌驾于总统、总理之上?】 林纾是否有意识地以“荆生”暗指徐树铮,是一回事;新文化人士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从“荆生”形象认出了徐树铮,又是一回事。我以为,即便林纾主观上并没有以“荆生”暗指徐树铮之意,新文化人士也有足够的理由,从“荆生”想到徐树铮。说新文化人士将“荆生”认作徐树铮是一种“运动之术”,那才真是厚诬了新文化人士。 在那时期的北洋军阀中,徐树铮的确算得上一个独特之人。 1880年11月11日,徐树铮出生于江苏省萧县(1955年,萧县划归安徽)。徐树铮字又铮,又曾自号则林。“徐则林”显然是表示要效法“林则徐”。徐父是个乡村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徐树铮因此从小受到较好的旧式教育。庚子事变后,徐投身军旅,与段祺瑞相遇而深受段之赏识。1905年至1910年,徐树铮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从日本回国后,又回到段祺瑞麾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宣布退位后,袁世凯继孙文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则先后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军马司司长,兼管总务厅事。1914年,徐树铮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段祺瑞自遇徐后,便对徐极为倚重和宠信。曾在北洋政府中枢担任要职的张国淦,在回忆文章《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中说:“段一生事业,固由徐助其成,亦实败于徐一人之手,此公论也……民元段任陆长,徐管理总务厅事,一切公牍批阅指示,即由徐代为主持。及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国务院,段保徐为秘书长,袁不允,段怫然大不悦,对袁个人之不肯尽力帮助,此其原因之一。黎元洪继任,段仍保徐为院秘书长,黎亦不同意,经中间竭力疏通,始勉允任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北洋时期活跃着的军阀和政客中,徐树铮有两点颇异于他人:一是很有文才,传统文化的修养很不错。张国淦在上面所说的回忆文章中,也说徐树铮遇段祺瑞后,“段赏其才气纵横,始加重视”。这里的“才气”,首先指“文才”。张国淦又说:“徐之为人,非久甘寂寞者,其精力强干,下笔千言,恒辈之所不及。段对之言听计从,即事未关白,亦引为己责,可谓任之专而信之笃。”这就是说,身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这秘书长到了“溺爱”的程度。在军界和政界角逐的同时,徐树铮还以他自己的方式,重视文化教育。在文化建设上,在教育事业上,徐树铮也有着自己的理想、抱负。这样,就与林纾携起了手。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说。 徐树铮另一异于他人之处,是极其专横跋扈,极其敢作敢为。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虽然对段祺瑞提议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但终拗不过段祺瑞,徐树铮于是成了国务院秘书长。而身为秘书长的徐树铮,却往往视大总统黎元洪如小儿。地方军阀,本就是土皇帝,皇帝一般行事,不难理解。徐树铮是在政府中枢担任秘书长这样的职务,虽是要职,但毕竟只是在总统和总理身边办事。权再重,也是高级管家、高级听差的角色。但徐树铮往往凌驾于总统、总理之上,常做些先斩后奏、斩而不奏的事。这一时期的所谓“府院之争”,名义上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是黎元洪与段祺瑞之争,实际上是总统府与徐树铮之争。张国淦在《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一文中说:“徐每日进府盖章,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是何原因……徐竟率对以‘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章,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其跋扈可想。”一个国务院秘书长,拿着公文请总统盖章,竟不许总统过问公文内容――这种事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干? 说到徐树铮,不能不说到所谓的“安福俱乐部”。1917年7月,张勋的复辟闹剧收场后,原来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安福俱乐部”最初的成员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一文中说,这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办法,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而“安福系之产生,就是由这个临时参议院而来的”。简单地说,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达到控制国会、操纵选举的目的,才成立了这样一个“议员俱乐部”。而“俱乐部”的当家者,就是徐树铮。“俱乐部”一开始设在北京西城的安福胡同,后来,聚集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安福胡同的房子已嫌狭小,便迁到太平湖新址。“安福俱乐部”虽是皖系军阀创设,但目的是要掌控国会,所以其成员必须来自“五湖四海”,各省议员都有。有些是被诱而来,有些是投奔而来。随着皖系的势力迅速壮大,想挤进这“安福俱乐部”的人自然不少。刘冰天在《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一文中说:“安福俱乐部列名的议员,每月受津贴三百元,确系事实,支票上钤有‘任重致远’图章一个。”(中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三百元可不是小数目,那时的北大教授月薪也就此数,但已是高薪了。所以,仅以此为诱饵,就可以招来许多人。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安福系挟官府之权威,加之以金钱的补助,那(哪)有不获全胜之理……所以全国大选揭晓之后,绝大多数议席,皆为安福系所占有。而这些议员既然是由安福系一手包办而来,当然也就不能不俯首帖耳,甘愿服从其驱使了。”选举结束,国会成立,这国会便被人们称为“安福国会”。 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控制国家政权两年之久。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两年。“安福系”在政界呼风唤雨、耕云播雨之时,也正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新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界翻江搅海、除旧布新之时。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当是时,徐树铮势焰熏天,炙手可热。”徐府自然门庭若市。刘振生说,“此时奔走北池子徐宅之人士,约为四类”。第一类便是“老学究”。“徐树铮幼受书毒,咬文嚼字;他最得意的一部书就是《古文辞类纂》,每日有暇,即圈点讽诵,不离手也。因此之故,他 对于世所谓文学家,颇能推崇优礼,最著者为柯劭,、王树,、马其昶、姚永朴、林纾、王式通等。”这让我们明白,当新文化运动蓬勃高涨之时,在北京的一些保守、顽旧人士,则聚集到了徐树铮身边。换言之,在那几年,“安福俱乐部”不仅是北京的政治中心,也是思想文化上保守、顽旧势力的一个据点。如果说,北京大学内部也聚集着一批思想文化上的保守、顽旧人物,那“安福俱乐部”则是大学校园外保守、顽旧势力的中心。 几乎所有徐树铮的同时代人在回忆徐时,都说此人极有政治野心。而在政务、军务缠身之时还分身于文化教育,与其说是兴趣使然,毋宁说是受政治野心驱使。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徐虽系武人,颇喜文学(作者按――此处“文学”当指广义之文史哲),具有政治野心……对于新时代的潮流和进步思想毫不注意,也可说根本不了解。他曾在福建利用王永泉的军队推倒福建督军李厚基,组织什么军政置制府。这个置制府的名词,就可见其守旧之一斑。他知道搞政治没有枪杆子不成,完全依靠枪杆子也不成,所以他在北京创设成达中学,并改为大学。这一点在北洋派的军人中是罕见的。”徐树铮迷恋旧的思想文化,林纾等人便逐臭而来。在政界军界以狂傲著称、连“大总统”都可以不放在眼里的徐树铮,对林纾这类人却十分礼遇。组建“安福俱乐部”之前,徐树铮出面购买美国军火,拿了一笔不小的回扣。徐便用这笔钱,创办了“正志中学”(直皖战争后,改名“成达中学”)。“正志中学”之创设,无疑是与新文化运动对抗、与新文化人士争夺下一代的一种措施。据王彦民《徐树铮传》说:徐树铮自任校长,并且亲自遴选教员,亲自制订教学计划。这也可看出徐某在文化上颇为自信、自傲。不用说,那些保守、顽旧人物,在这里有了“用文之地”。姚永概任教务长,兼授《孟子》、《左传》和《尺牍选钞》;林纾教授《史记》;姚永朴教授《论语》、《文选》等;马其昶教授《春秋左氏传》等。王彦民说:“徐树铮非常尊重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几位老先生。他往往亲自搀扶几位老先生进入教室登上讲坛。每逢星期三晚上,还约请几位老先生,及吴,生(辟疆)臧荫松(,秋)等,一起吃馆子……林纾最为健谈,往往是他一个人说话。”(黄山书社1993年版)五四运动爆发后,徐树铮严禁正志中学学生参加运动。当其他学校的学生在街头热血沸腾时,正志中学的学生列队走过而目不斜视,以致被市人称为“冷血团”。徐树铮觉得,仅仅禁止学生参加运动还不够。只要学生在北京,耳濡目染,思想心灵总要受到影响。于是,徐不惜耗资在北戴河租借房屋,把学生带到那里“度假”,以便彻底避开运动。 在众保守、顽旧人物中,徐树铮对林纾尤其崇拜。徐树铮对林纾执弟子礼,世界书局1949年出版的《林纾弟子表》中,赫然有着徐树铮的名字。徐每见林,“必称以师”,致林书则“皆称琴师,而自署弟子”。(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徐树铮确实扮演了“荆生”的角色】 《荆生》发表于1919年2月17至18日,《妖梦》发表于3月中下旬。当《妖梦》还在上海连载时,林纾又于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上发表著名的《致蔡鹤卿太史书》。而《公言报》,正是“安福系”的机关报。公开信当然不仅只表达了林纾个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痛恨,也可认为是代表整个“安福系”发言,更可以认为是为“安福系”首领徐树铮代言。这期间,针对新文化运动,《公言报》不仅发表了林纾的这封公开信,还刊出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文,与林纾同一腔调,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严词厉色地攻击。为林纾的公开信配发这样的文章,既是在为林纾壮声势,更是在向世人表明:林纾的公开信,并非只是表达他个人的观点,更是代表整个“安福系”的立场。这一时期,《公言报》还发表了其他保守、顽旧人物的文章。 不仅仅是发表文章,这期间“安福系”已经对北京大学、对新文化运动,开始采取 现实行动了。1920年11月,蔡元培经上海赴欧洲,陈独秀及旅沪北大同学会设宴送行。陈独秀于致词中说:“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周天度《蔡元培传》)1940年3月,傅斯年在重庆写了《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其中说:“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2月版)。 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对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当然必欲扑灭之而后快。周天度的《蔡元培传》依据北京大学档案,叙述了1919年三四月间,北洋政府怎样对蔡元培施加压力。而这可以理解为“安福系”假政府之手而对北大施压。这期间,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见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对陈、胡等人加以管束。3月26日,傅增湘又秉承徐世昌旨意,致信蔡元培,对北大师生的新文化运动多有微词,表示“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周天度《蔡元培传》)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蔡元培也不得不有所妥协、退让。这天晚上,蔡元培等人在汤尔和家中开会,商量对策。会上,蔡无奈地作出了免去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一职的决定。 仅仅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当然不能让“安福系”敛手息舌。幸亏一个多月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使政治局面有了巨变,“安福系”也难以对新文化运动有更大的作为了。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要是‘五四事件’没有发生的话,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就会被军阀政府镇压下去了。”这个判断,并非信口开河。 说了这么多,是想表明:林纾小说《荆生》中的“荆生”,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到徐树铮。最大的理由,就是徐树铮已经在现实中扮演“荆生”的角色了。小说《荆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写实。如果当时的人们没有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我们今天也应该补充一句:“荆生”真像当时的“安福系”头领徐树铮。 (作者系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