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doc】“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 现代学术意义 "义","事"之别与"今","古" 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路新生 提要在经学史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今 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因此,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 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今文经古文经"义""事" 一 ,清代以前对《春秋》之 "义"和"事"的认识 据孟子所说,《春秋》这部系由孔子所作.《孟 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 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离娄下》载: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 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 其文则史,孔子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在中国学术史上,孟子不仅是第一个指出孔子 系作《春秋》的人,同时也是第一个指出《春秋》有着 "事"和"义"分别的人.根据上述《孟子》的文意,《春 秋》之"事""则齐桓,晋文",因此,"事"亦即"史";而 孔子对《春秋》之"义"有所"窃取",这个"义",也就是 "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是指孔子在叙述春秋 242年的史事时,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修辞方法来 132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表示他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春秋》之"义"和"事",孰 重孰轻?孔子自己没有作过说明,根据孟子的话,我 们也还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孔子在作《春秋》时,的确有对"事"亦即"史" 的隐讳,《春秋>>----~均有这方面的记载.例如,《公羊 传?闵公元年》日:"《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 贤者讳."《谷梁传?成公元年》载:"《春秋》为尊者讳 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左传?僖公元年》 在论《经》何以不书"即位"时说:"公出复人不书,讳 之也.讳国恶,礼也."此外,太史公在《史记?匈奴列 传》中也说:"孔氏着《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 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从实例来看,《经?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 阳."如单从字面上理解,而没有《公羊传》,《谷梁 传》,《左传》的说明,我们真以为周天子在河阳狩猎. 而不可能知道这是晋文公将周天子召了去的历史真 相.这样说来,在《春秋》中,孔子对于"事"的处理确 实存在着"曲笔"而非"直书"之处.可以不顾史实的 真相而随"意"叙"事",这都是为了表达某种"义".因 此,孔-y=修《春秋》,事实上存在着"重义轻事"的倾 向.对史实随"意"取舍,掩盖事实的真相,这是一种 非实事求是的不良倾向,比起"南,董之杖气直书,不 避强御"来,孔子缺少那种"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的 良史精神.然而,在孔-y=的思想体系中,也有主张"直 笔",主张实事求是的另一面.最着名的例证就是《左 传?宣公二年》载董狐不畏强御,据事直书,孔子赞 日:"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再如,《论语?卫 灵公》云:"子日: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 矢."史鱼是卫国的史官,无论政治黑暗还是清明,史 鱼都据实直书,孔子以"直哉"评之,十分赞许史鱼的 做法.《论语?为政》有孔子答子张问如何求福禄,孔 子说:"多闻阙疑,审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审行 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多闻 阙疑",这样一种人生态度,贯彻于史书的撰写,应当 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精神,孔子 在这一方面的确有欠缺,但也有某些闪光的思想. 但是,到了西汉,今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并没有 对孔子思想体系中主张据实直书,实事求是的一面 给予必要的表彰,而是对《春秋》重义轻事的倾向给 予强调并进行了总结.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指 出,《春秋》有"正辞",有"诡辞".以"正辞"与"诡辞" 相对待,要在一讳一不讳.《春秋繁露?玉英》载: "《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 其名,以有讳也."因为要回避些什么,所以有话也不 直说,而是隐晦地说,曲折地说,这就叫"诡其实". "诡其实"也就是"讳",即掩盖事实的真相.例如,晋 文公称霸,两次召见周天子,而《春秋》因要替周天子 讳,不说周天子被召,而是说周天子在河阳狩猎.于 是,《经?僖公二十八年》载为"天王狩于河阳".董仲 舒《春秋繁露?玉英》对此解道:"晋文再致天子,讳 致言狩.""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这 里,董仲舒将晋文公召见周天子的史实予以揭露,这 当然是一种"求真"的态度.但是,这种对史实的揭 露,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意义不大.因为董仲舒的 本意并不在于揭露"史实","还原"历史的真相.换言 之,董仲舒并不以探讨历史原貌为己任,他的视域重 点是落在对孔子为周天子讳的方法论的总结上的. 对于"讳",董仲舒不仅不认为这是孔子的败笔,缺 陷,反而认为这是孔子的微言大义,是《春秋》的思想 精华所在,这是董仲舒解《春秋》问的要害.这样, 董仲舒就大大突出了孔子思想体系中原有的非实事 求是的一面,并使得讳言史实成为今文公羊家普遍 认同的孔子作《春秋》的重要"义法".所以,尽管公羊 家对于史实作了部分的揭露或澄清,在这方面他们 也有着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毕竟是"讳"重于"不 讳",比起"讳"来,"不讳"也就显得苍白无力.要言 之,从董仲舒开始,"春秋重义不重事"有了"理论"上 的总结与说明.何休撰《公羊解诂》,继续发挥《公 羊》学的"非-g-.~议可怪之论",他对公羊义法进行疏 理,提出《春秋》有"文致太平"的原则.所谓"文致太 平",是指春秋242年"本然历史"并不太平,而孔子 以"理想"的太平世"文"之亦即描绘之.这样,何休就 进一步强化了公羊家"春秋重义不重事"的倾向. 然而,《春秋》之"义",毕竟要靠齐桓,晋文之 "事"为其骨干的,它毕竟是离不开"史"而"独立"存 在的.如果没有史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春秋》 之"义"又从何"谈"起?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论 孔子撰《春秋》是"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 次《春秋》,上纪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 重,以制义法",那么,孔子之"论"史记旧闻,这个 "论"离不开"史";孔子有"义法",但这个"义法"也是 通过自隐至哀的"所纪"才体现出来的.既然《春秋》 一 书已经与"史"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也就容不得 治《春秋》之学者可以不顾史实,信口解说.所以,尽 管《春秋》外罩着孔子和"经"的光环,尽管《春秋》本 身就有着重义轻事的倾向,但是,在中国的学术思想 发展史上,今文《公羊》一派的"春秋重义不重事"之 论依然受到了有史学意识的学者的抵制与批评.特 别是西汉后期,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和古文经学的 勃兴,相信"义从史出",因而重视《春秋》之"史"的意 义,并批评今文一派"春秋重义不重事"的学者愈来 愈多.唐代刘知几撰《史通》,其中有《惑经》篇,刘知 几站在实录的立场,认为《春秋》有十二义"未喻",其 根本的缺陷,就是孔子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刘知几 指出,史家撰史,意存警世.即使从这个原则出发, 《春秋》的文过饰非也违背了孔子修《春秋》欲使乱臣 贼子惧的初衷.对于这一矛盾与悖论,刘知几反问 道:"《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自夫子之修《春 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 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 '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这 中国学术史研究133 里,刘知几指出了《春秋》的文"讳"之短,自悖初衷, 逻辑矛盾,致使乱臣贼子不仅不"惧",反而"篡贼其 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这种批评可谓 一 针见血.正是站在史家的,-y场,刘知几撰《申左 篇》.他认为,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有"三长",而 《公羊传》,《谷梁传》有"五短".《左传》的"三长",根 本的长处是《左传》"博总群书,每事皆详";而《公羊 传》,《谷梁传》"五短"中,致命的短处则在"于内则为 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刘 知几的这个"三长五短"论,是对"春秋重义不重事" 的治史方法论的严厉批判.《史记?太史公自序》载 有董仲舒的话:"子日: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 事之深切着明也."司马贞《索引》解此一语道:"孔子 言我欲徒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 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着明 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这是说,孔子作《春 秋》,立褒贬,是以"事",也就是以"史"为根据的.若 不以史事为褒贬的依据,那就是"载之空言"了.而 "载之空言",是"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的.司 马贞的《索引》,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春秋重义不重 事"的公羊义法而发,但却是X'-t这一公羊义法的否 定. 要言之,自东汉以降.伴随着古文经学的兴盛和 今文经学的逐渐衰落,"春秋重义不重事"的公羊义 法日益失去了学者层的信任,相反,相信《春秋》义从 史出,重视《春秋》的"史"的意义的学者则越来越多. 至清朝,受弃虚蹈实学术思潮的制约,这个倾向就越 发明显了.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有"鲁之《春秋》"条, 将《春秋》分为自惠公以上和自隐公以下两段.他认 为,前半段《春秋》事涉西周鼎盛时期,又因为保存了 周礼,因此,孔子修《春秋》时对这一段历史采取了述 而不作的态度,全盘照搬;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 失其官,孔子惧,而以己意作《春秋》.依顾炎武之说, 经孔子~-=g-修订的《春秋》,其叙事之上下限原来远 不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仅及242年,它的叙事年限 要长得多,至少要长一半,只可惜孔子的前半段《春 秋》没有流传下来.顾炎武的这一说法在文献中并没 有足够的根据,他说孔子所修《春秋》自隐公以上的 上半段已经亡佚,这种说法大概是出于推测.顾炎武 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 "史"与《春秋》的相关度的重视与强调:一则说因为 134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有了良史,周礼才得以成,因而,也才有了孔子的"述 而不作"的,现已亡佚了的《春秋》;二则说,孔子是因 见"史失其官"才惧而"作"《春秋》的,换言之,孔子作 《春秋》是为了继续业已中断了的史官的事业.对于 顾炎武的这一释读,阎若璩仍觉不满.他要更进一 步,直接以孔子为史家.他认为,孔子修《春秋》,一遵 周公之旧典而无所变,故《春秋》叙事之上限,实际还 不止到伯禽而当至周公(!).这里,阎若璩所突出的仍 然是《春秋》的"史"的意义,与顾炎武并没有本质的 不同.对于《春秋》性质的这种认识,下至乾隆年间依 然如此.例如,钱大昕就指出,《春秋》"其褒贬奈何? 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春秋》有书 "崩",书"薨",书"卒"而不书"死"之"例",《春秋》定 此义例的根据何在?钱大昕认为,"死者,庶人之称", 即"死"是春秋时"庶人"的特有称呼,因为"庶人不得 见于史",所以,《春秋》也就必须遵循"史"对于庶人 的"未有书'死"'之义例."此古今史家之通例,圣人 不能以意改之也".在春秋242年韵历史上,兄弟阋 墙,互相残杀,淫乱腐化,特别是篡政弑君的恶徒屡 见不鲜.按照"篡弑之恶,罪莫大焉"的道德标 准,对于这些篡弑者,在他们之后,可以不可以"以庶 人之例斥之日死"呢?钱大昕认为不可以.原因就在 于"论其罪,当肆诸市朝,仅仅夷诸庶人,不足以蔽其 辜;论其位,则彼固诸侯也,大夫也,夫人也,未尝一 日降为庶人,而我以庶人书之,非其实矣!纪其实于 《春秋》,俾其恶不没于后世,是之谓褒贬之正也".即 是说,对于春秋间为非作歹的恶人,即便以庶人之 "死"称贬之,也"不足以蔽其辜".然而,那些作恶的 诸侯,大夫,夫人,他们毕竟"未尝一日降为庶人",所 以,也就不能用只配称呼庶人的"死"来加以讥贬,而 只能对他们书"崩",书"薨",书"卒".易言之,孔子对 于诸侯,大夫,夫人书"崩","薨","卒"而不书"死". 并不含褒扬他们的意思,而只是遵循了史家"求真纪 实"的原则而已.因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 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 也"?. 要言之,以《春秋》为"史",从求真,求实的角度 肯定《春秋》中"史"的意义,这在清代的学术史上是 ?《日知录集释》卷四. ?《潜研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O页. 一 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春秋重义不重事"的西汉 义法,并没有得到清代前期汉学主流的遵循与认可. 至常州今文一派出,湮坠二千年的今文经学死灰复 燃,"春秋重义不重事"的今文义法才又得到了重视. 二,清代早期今文家的 "义'',"事''之论 首先祭起"春秋重义不重事"这一方法论的是庄 存与.其《春秋要指》云,《春秋》有单辞,两辞,复辞, 众辞的记法,这都是为了"示义"而非为了"记事"?. 庄存与又谓《春秋》众辞之"可凡",复辞之"可要",两 辞之"可益",单辞之"可殊异",但这并不是说读者可 以对《春秋》自立新解,而是说,隐藏在《春秋》之"辞" 背后的是《春秋》的微言大义,读者必须"意会",意会 者是谓"可凡","可要","可益","可殊异".但"意 会"之终仍须回到《春秋》之旨,所以说,《春秋》之众 辞,两辞,复辞,单辞又不可凡,不可要,不可益,不可 殊,也就是不能以史事去深究,去铺陈《春秋》,"故 日:游,夏不能赞一辞",也就是游,夏不可以史实去 深究孔子的记法.我们再来看庄存与为顾炎武《日知 录》卷四《鲁之春秋》条所作的评语,庄存与写道: 《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 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辞有据正,则 不当书者皆书其可书,以见其所不可书;辞有诡 正而书者,皆隐其所大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 后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辞若可去可省而书 者,常人之所轻,圣人之所重.《春秋》非记事之 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 不书. 这里,庄氏对"春秋重义不重事"作了具体而微的治 学方法论上的解释:《春秋》有"辟","隐","去","省" 的"书法",在面临不同的价值评判时,对于史实的 "处理"是不一样的.这个处理的原则就是:历史上虽 然确有其事,但因为"不可书","不忍书","不足书", "不胜书",那就可以"辟",可以"隐",可以"去",可以 "省".在这里,"不可书","不忍书","不足书","不胜 书"都带有"书"者的主观选择甚至主观情绪(如"不 忍书").而"书"的目的并不是希望读者了解"事实" 真相,而是为了"明义",也就是通过"可书"来理解 "不可书";通过"所不书"来理解"所书";通过"隐"来 理解其所"大不忍","大不可",然后再由这"大不 忍","大不可"来理解圣人的"常不忍","常不可"之 义.总之,不能将《春秋》视为记"事"之"史",而必须 看到在所记史事背后的微言大义,甚至要透过"所不 书"知"所书",看到在"所不书"背后的微言大义.这 样一种对"春秋重义不重事"的阐释,就为阐释者的 任意附会开启了一条方法论的途径. "《春秋》重义不重事"的信条被常州一派今文家 作为他们治学方法论的核心理论.庄存与的弟子宋 翔凤尤其是刘逢禄对此均信奉不渝.刘逢禄指出: 《春秋》之托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 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真黜周哉!.„??就十二 公论之,桓宣之弑君宜诛;昭之出奔宜绝;定之 盗国宜绝;隐之获归宜绝;庄之通仇外淫宜绝; 闵之见弑宜绝;僖之僭王礼,纵季姬,祸曾子;文 之逆祀丧娶不奉朔;成襄之盗天牲;哀之获诸侯 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殊,绝,而免于《春秋》之 贬黜者鲜矣!何尝真王鲁哉! 周因衰敝而需"新","新周"之义,在今文家看来就是 "黜周"的别解.《春秋》隐有黜周之义,但周天子仍 在,王室仍在,系称号名义于周,即系称号名义于一 个有着久远渊源的精神王室和文化统绪.所以,《春 秋》有黜周之义却并非真黜周;鲁十二公多有为恶 者,《春秋》贬黜之不假辞色,但却仍须保持一个"王 鲁"的外观,是故《春秋》名为"王鲁"却并非真王鲁. 这就叫"实不予而文予",即所谓"《春秋》因鲁史以明 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犹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 取义.故虽以齐襄,楚灵之无道,祭仲,石曼,姑叔术 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讨贼复仇行权让国之义,实不予 而文予.《春秋》立百王之法,岂为一事一人而设 哉!"? 这里,刘逢禄将《春秋》之撰述旨意视为与六书 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同,他已严重违背了《春秋》 之"史"的意义."实不予而文予",是说"名"不必自 "实"出,也就是价值判断不必自"史"出."名"不符 "实",不仅不是孔子的败笔,恰恰是《春秋》的微言大 义所在,是《春秋》的精华所在:一边是《春秋》有"黜 ?《皇清经解》卷三八七. ?刘逢禄:《释三科例中》,载《刘礼部集》卷四. ?刘逢禄:《春秋论下》,载《刘礼部集》卷三. 中国学术史研究135 周"之义,一边是《春秋》系名号于周之实;一边是《春 秋》"王鲁"之"文",一边是鲁十二公作恶多端,《春 秋》讥贬之"事".但如果仅仅看到《春秋》之"实",之 "事",看不到《春秋》之"文",之"义",那就不能算是 真正读懂了《春秋》,真正理解了《春秋》的大义微言 所在.因为《春秋》系为百王立法,而不是为一人一事 所设,所以,《春秋》便可以而且应当对"实不予"之史 事,对不应褒扬者给一个"文予"的,褒扬性的价值评 判,反之亦然.这就好比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 义.这里,我们当问,为什么《春秋》为百王立法,非为 一 人一事所设,就可以而且应当"名不出实","名" "实"不符?难道"名"副其"实",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 出实事求是的评判,反倒不配或者说有碍于"为百王 立法"吗?"为百王立法",这是"鉴古知今","知来藏 往",是用历史的结论服务于当前和今后,那么,"史 以真为先",如若离开了真实,历史就变成了一堆虚 假的谎言,失去了人们对它的信赖与期待,历史也就 死亡了.历史既亡,"义"也就无从立,哪里还谈得上 "为百王立法"? 三,康有为对"春秋重义不重事" 方法论的改造与运用 在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早期今文经学家那 里,他们虽然"不重事"也就是"不重史",因而已经有 了任意附会,臆断史实的倾向,但是,早期今文经学 家毕竟还受到了乾嘉考据学的熏染,因此,在他们的 身上多少还残存着严谨之处,他们多少还曾着力于 史实的考订就是明证.因而,早期今文经学家的"不 重事"也就是"不重史",还没有发展到完全否定"事" 也就是"史"的地步.到了康有为,他对于早期今文经 学家的"春秋重义不重事"进行了改造,"春秋重义不 重事"在他那里变成了"春秋在义不在事". 康有为"春秋在义不在事"的认识,有一个形成 的过程.1891年当他讲学长兴,撰《长兴学记》时,康 有为一直以《论语》为宗?.但到了1894年他作《桂 学答问》时,康有为已变尊《论语》为尊《春秋》了.正 是在变尊《论语》为尊《春秋》的转变中,康有为提出 了"春秋在义不在事"的观点.他说: 然则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 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136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 学《春秋》从何入?有左氏者,有公羊,谷梁 者,有以《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者.果 谁氏之从也?日,上折之于孟子,下折之于董子, 可乎?孟子之言日:"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 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故学《春秋》者,在其义 不在其事与文.然则公,谷是而左氏非也.? 1896年他撰《春秋董氏学》,仍然坚持"《春秋》在义 不在事"之论,并说他曾撰有《春秋改制在义,不在事 与文考》云云?.对于"春秋在义不在事",康有为举 例说:"缘鲁以缘王义,孔子之意,专明王者之义,不 过言托于鲁,以立文字.即如隐,桓,不过托为王者之 远祖,定,哀为王者之考妣,齐,宋但为大国之譬,邾 娄,滕侯亦不过为小国先朝之影,所谓其义则丘取之 也.自伪左出,后人乃以事说经,于是周,鲁,隐,桓, 定,哀,邾,滕,皆用考据求之,痴人说梦,转增疑惑, 知有事而不知有义,于是孔子之微言没,而《春秋》不 可通矣."? 按,《春秋》十二公,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都认 为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他们的臆断和附会,还 只是对于这些他们确认存在着的人和事的一种"诠 释",一种"理解".而到了康有为,这些人和事却全都 变成了子虚乌有的"托",这就使得早期今文家的"不 重事"被康有为改成了"不在事",《春秋》的"事"也就 是"史"的意义遂被康有为完全否定了.康有为之所 以要将早期今文经学家的"春秋重义不重事"改成 "春秋在义不在事",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早期今文经 学家还多少孑遗着乾嘉考据学之"毒",他们的"重 义"还不够彻底,也就是在他们身上还残存着"事"的 影响."事"不考不明,这种"考据"在康有为看来是 "无用"之学;考据学以"实"为先,既难逃"泥古不4-1=" 之讥,对于康有为任情附会孔子,以达到利用孔子的 护身符来推行他的维新变法的主张来说也就是一重 羁绊,一重障碍.因此,必须彻底否定《春秋》之"事" 也就是"史"的意义.这样,对于公羊学来说,康有为 这一字之改,遂大大发展了公羊学任情附会的方法 论;"六经皆史",从"经"亦即"史","史"必求"真"的 ?《长兴学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页. ?《桂学答问》,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页. ?《春秋董氏学》,载《康有为全集》(--)"自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第634页. ?同上书,第670页. 角度看,康有为此举,真是一字之改,严于斧钺了!历 史学的求真精神,被康有为的这一字之改阉割得荡 然无存了."春秋在义不在事"的方法论,运用到《孔 子改制考》中,一方面,使得康有为借助这个方法论, 凭空虚构出了一个孔子为了济世救民而"托古改制" 的神话.另一方面,康有为构架的孔子的"托古",却 大大损害了孔子的形象,将孔子推到了一个凭空捏 造史实的泥沼和深潭之中,从而为后来"五四"新文 化运动中疑古思潮的兴起,为"打倒孔家店"以及全 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埋下了胎苗. 康有为"疑古"的主要着作是"两考"."两考"中 《新学伪经考》判定二千年来文人士大夫所信奉的儒 学典籍文本为伪学,是一堆由刘歆伪造的废纸,目的 原来是要求人们返回真正的孔子儒学,返回今文经 学;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又将孔子说成是一个 为了"改制"可以任意"托古",也就是可以任意捏造 史实的人物,这就又将由孔子修订的"真经"也推到 了"伪书"——实质上也同样是"伪经"——的泥沼. 从康有为的主观立场来说,他当然是拥戴孔子,神化 孔子的.然而,恰恰由于康有为用"考据"的手段撰写 的"两考",用了使人们信以为"科学"的方法,来触及 儒学的所有文本结晶;他既论证了古文经学的不可 信,同时又论证了孔子的"托古改制"以后的产品 —— 《六经》同样的不可信.《六经》中的历史成分在 康有为的"考证"下已经荡然无存了.孔子创立的儒 学原典中所有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已是完全不 可信赖.在康有为的"考证"下,孔子成为一个"造 伪"的专家.而孔子的"造伪",正与"五四"新文化运 动所崇尚的"科学"精神处在一种严重的对立状态. 这样,"孔学"就不仅在一般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上 与"民主"的时代精神不相容;而且,在学术层面上也 与时代精神相抵牾.因此,当新文化运动清理了孔子 不民主或反民主的思想以后,也就不得不更进一步 地触及到对孔子,以及对以孔学为中心的传统儒学 的清理,从而引发全盘否定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思潮的高涨,引发疑古思潮的高涨. 四,余论 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在如何看待孔子及 《六经》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今文经学家将 孔子视为一位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古 文经学家则视孔子为一史学家.因对孔子的定位有 如许不同,遂使今古两家围绕着这一定位表现出不 同的学风;今文家眼中的《六经》特别是《春秋》,那是 孔子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蓝本.因此,今文家重《六 经》,《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这就使得今文经学中多 "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古文家则信奉孔子在修订《六 经》时遵循了"述而不作"的原则."述而不作",在学 术层面上是谓孔子尊重历史,对于史实不增减,不篡 改,仅"述"之而已.据此,古文家重"事"亦即重"史", 古文经学看重对《六经》中史实的考订,通过音韵训 诂,典章制度的考据手段,古文家企图恢复的是"本 然"的历史,缘此发展出中国学术史上的考据一派. 按照今文公羊家如董仲舒,何休的阐发,《春秋》 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将春秋 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 世",即所谓"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 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 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于所传闻之世, 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于所闻之世,见治 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着治太平,夷狄 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 仁义,讥二名"?."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 极太平"?.今文家这种对于历史运动的认识有两点 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 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顾 颉刚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 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使孔子而果修《春秋》,当不至扬乱世指为太平 也."?因此,"三世说"实际上是汉儒之杜撰而非《春 秋》的本义.从"史以真为先"的角度看,今文公羊家 的诬妄是显而易见的.撇开今文家对于历史的虚构 不谈.我们也应当看到,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 已经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富有想像力的 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篡弑 杀戮,礼崩乐坏的"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 ?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 ?刘逢禄:《释三科例中》,载《刘礼部集》卷四. ?参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 版,第14,15页. 中国学术史研究137 "升平世",再到四海归仁,天下重义,讲信修睦的"太 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 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 的思想胚芽.第二,今文家信奉的"三世说"在本质的 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三世"循环的范围内,据 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又是一个不断地"向 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我 们不妨可以将这种历史观称之为"循环的进化论". 如果将其中循环的成分剔除,它就有可能成为进化 的历史观.所以,今文公羊家的理论,是具备将其改 造为近代社会所需要的历史观的思想基因的.到了 康有为的时代,进化论已经成为人们所熟知并被普 遍接受的历史观,康氏遂对"公羊三世说"进行了改 造,取其进化而弃其循环,建立起了符合近代社会所 需要的进化论. 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致用"与"无 用","改革"与"守旧",这是学术实践和政治生活领 域内贯穿始终的两对矛盾.倘若将今文经学和古文 经学对孔子及其《六经》的不同认知"泛化"为一种政 治理念,恰恰能够清晰地折射出上述两对矛盾在中 国近代社会的演化轨迹.今文家重"致用","更化", 他们强调"改制","改革"的必要性;而古文家的音韵 训诂之学,与社会实践比较隔膜,因而在近代被视为 一 种"无用"之学.古文经所信奉的"述而不作"原则, 在政治实践中也往往表现出一种"恪守祖训"或"泥 古不化"的保守主义倾向.近代以前.古文经学始终 占据着压倒今文经学的优势.近代以降,国势日蹙, 内忧外患催逼重重.这时,颟顸守旧,不思进取的政 治惰性愈来愈被激进的改革派看做是古文经学遗留 给中华民族的一个思想毒瘤.因"变法","维新"之 亟,今文家不得不对古文经学痛下杀手,今,古文经 之争遂不可免.按照龚自珍的说法,近代社会,那是 一 个需要"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的时代. 而汉学(古文经学)考据学的偏枯,艰涩,少通贯,难 发挥,有"考"而无"论",有"事实"而无"义理",提不 出问题,"议论"不了问题,当然也就更解决不了问 题.汉学考据学的这种学术局限性,显然难以承担社 会所需要的"议论",所需要的"处士横议"的新功用, 史学则庶几当之,今文经学亦庶几当之.因此,到了 近代,学术便主要向着两个方向——史学和今文经 学发展:史学和今文经学是近代学者两种主要的治 138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学取向.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在治 今文经学的同时无不重"史".而在他们那里,无论是 今文经学还是史学,都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工具. "公羊三世说",既是一种今文"义法",同时也是一种 "史学理论",一种历史观.正是在对"公羊三世说"的 强调中,龚,魏,康,梁的经学和史学"合流"了.也可 以说,在近代今文家那里"六经"首先"皆史"了.在近 代改革派们的政治实践中,"公羊三世说"始终是一 柄思想利器.因为这种学说直接参与了政治运动,它 已经跃出了"史学理论"的范畴而成为改革家的"政 治信仰".中国近代的改革借助于"公羊三世说"而 行,这种历史观在社会舞台上掀起的巨澜,对于社会 和民众造成的激荡与震撼,其能量也要大大超过仅 靠几个"读书人"在书本上对之进行的"理论探讨". 这样,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的"近代化"作为 一 种时代的命题摆在了中华民族的面前时,以梁启 超为代表的那样一批由"政治实践家"转入学术领域 的"史学家"便很自然地将"公羊三世说"糅入了进化 论的框架内.这就为"史观派"在中国的诞生奠定了 一 个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思想基础.在历史学范 围内,当人们越来越认为以"规律性"的认识来看待 历史的运动是历史学"科学化"的表现时,"公羊三世 说"便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 了相应的贡献.与此同E~,-j-,在今文家的打击下,古文 经学虽日益衰落却仍然不绝若缕,并没有消亡殆尽. 古文经学所胎育的学风,考据学直质无华,求真务实 的治学精神,在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学术系统中仍然 保留.到1905年科举制正式废除,经学寿终正寝以 后,经学也就分化为两个部分分别影响着现代学术 的基本进程:今文义法较多地融入了以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为代表的,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的学 术营垒;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论则强烈地影响着以 求得"历史原貌"为指归的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发展.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2l1建设项目"中国的现 代性与人文学术"基金资助项目. (本文作者:路新生 授,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 责任编辑:王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