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育]纵乐的困惑

[中学教育]纵乐的困惑 姓名:钱婷婷 学号:1310200802 简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进步通常被视为是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的。没有人会无视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更少有人会拒绝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然而,商业的发展通常会成为社会多种结构及因素的变动,甚至是社会振荡乃至堕落的原因，这一情况也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中向我们展示了,在明代中国(作者认为与现世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商业力量的膨胀使社会生活日益繁复多彩,同时绚烂的商业文化外表下掩藏的是因社会多种方面的改变而导致的不安情绪,纵乐与堕落成为商业文化的两面,伴随商业的发展,矛盾困惑的情绪也愈加炙烈,正是这样的一种情绪引发了作者 “我清楚地意识到它与我自己所处时代的相似之处„„每一个历史的今世情结: 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带着对现世社会的迷惑不解,作者开始回眺五六百年前那个相似的时代。 《纵乐的困惑》一书描述了有明一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全景。在本书中作者将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巧妙的以四季的方式向我们展现，明初是安详静谧的冬季,明中期是喧闹的春季,明晚期是疯狂而燥热的夏季,最后一个季节是秋季,一个混乱的季节。在每一篇章中又有多个既有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子目构成。作者沿着从交通到商业、从商业到文化的轨迹向我们展示了明朝时期“财富所带来的快乐和这一快乐所触发的困惑”。 张涛,明代历史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但他却成为了本书中的主导人物。书中他被作者赋予导游的身份,引领我们遍览明代的社会生活风貌。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上至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至无名无姓的土匪;有时代变迁的敏锐观察家,也有迷恋往昔的怀旧者;有极力维护旧制度的顽固士绅,也有苦心钻营试图挤入上层精英圈的商人。瓦匠、商人、官员、妓女、织工、书商和土匪,在书中均纷纷亮相,透过这些人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热闹的明代社会。在他们眼中的明代社会各不相同,有的将它视为道德沦丧的黑色末日，有的把它视作充满活力与挑战的缤纷舞台,而历史的事实则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理解。砖块、桥梁、集市、寺院、邮件、饥懂、时尚、印刷、激情和凶兆,这些看似毫无关系的琐碎事物被安置在旅途的不同阶段中。然而这样的安排并非漫不经心或随心所欲,正如一滴水也可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即使是墙砖这样不起眼的事物,也可以被作者加以利用从而引发我们对当时的赋役政策、人口状况、交通运输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提到的,关于这些经济事物及其所造成的深层影响,经济现象本身“尚未很好地给予解释”,然而这些现象背后体现的“商业化不断加剧的大背景和它带给明人的与日俱增的不安和恐惧”却是相当明显。 在张涛的心目中明朝的历史是一部无情的衰落史，明朝从奠基者太祖所强力推行的稳定的道德秩序最终变为了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并且在张涛的眼中还是道德堕落的社会。张涛似乎敏锐地觉察到了商业才是将曾经安定有序的中国改变为一个无序而躁动世界的罪魁祸首。在这个社会中，商业使人们不断地奔波，欲求不断地升级，从而使社会禁忌彻底的倾覆。通过放任消费去推动生产，是商业瓦解了张涛认为的只有在纯粹的农业社会关系下才能实现的道德团结，引起了竞争，正是这种竞争破坏了社会的共同准则。 明王朝是在冬季的安详和静谧中开始的。明代前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理智秩序和安定生活的图画:男耕女织，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 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到了明代中期，王朝静谧的冬季开始让位于喧闹的春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为喧嚣狡诈的商业世界所代替:“出贾既多，土田不重”;“互相凌夺，各自张惶”。于是，社会分化，世风日下。明代晚期，王朝进入疯狂的夏季，商业资本空前活跃:“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在商业的喧闹声中，明王朝进入了它的秋季。在这个季节，明王朝继续向商业社会演变:“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也正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明王朝走到了它的尽头。而在叙述和分析过程中作者指出张涛并没有抓住历史发展的主流，事实上有明一代，“中国的人口增长一倍多，商人们正在将生产者和消费者引向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而没有这种网络，生产者和消费者谁者无法生存;商业出口将日本和西班牙的白银吸引到中国市场，使明朝经济得以良性运转;新的财富影响着资讯传播和知识储存的方式”。张涛看到的仅仅是一种富人对穷人，贸易者对耕种者，利润对美德的令人痛心的掠夺。 对于明代商业的发展，作者主要是通过对商业中的商品、市场、商人等的叙述来说明的。例如作者对粮食的叙述。粮食关系到了国计民生，是明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虽然按照明朝的开国设计,在代表着“自给自足、勤劳和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精神的冬季,政府倡导的粮食储备制度是主要的备荒手段,但商人及其支撑着的商品粮市场的存在,仍不失为缓解因粮食供应不足造成混乱威胁的补充方式之一。不过到了明中叶,明政府逐渐放弃了利用粮仓去影响食物供应的努力,粮食开始商品化。最终,粮食成为明后期最广泛的贸易性消费品,而日渐发达的粮食市场也促成了其他物品的商品生产,例如纺织品。在市场贸易方面,则经 历了从明初的以奢侈品贸易为主,到明中叶的海上贸易,以及明后期使得大量白银流人中国,从而日渐繁荣的对外贸易的过程。作为商业贸易的主体,商人的活动保证了明朝经济的顺利进行,但在谨守严格“士农工商”的明代初期,商人是备受压制的,其数量也并不是很多。随着明代中期交易网络规模的扩大,参与商业活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后期,商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提高。在拥有了成功与财富之后,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大量的商人热衷于获得士绅的身份，以此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对于明代文化方面的叙述，士绅的言论行为和书籍的出版印刷贯穿始终。书籍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而拥有知识则是进入士绅阶层的重要条件。在明朝前期，印刷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知识尚未能转化为书籍形式，大批量印刷书籍一般是属于政府的行为。而刊印最多的则是国家为了净化思想而希望人们阅读的书籍。明中叶起,由于商业的介人,印刷业得到了发展,从而使得知识的获取与传播更加容易。到明后期,书籍印刷更具商业的目的和本质,带动了如刻书的地区化、藏书家的出现、丛书的刊行以及国家禁书政策的失败等社会文化现象。也是得益于知识的日益普及,以及日益繁荣的商业经济,越来越多的平民得以通过科举考试进人上层的士绅阶层。随着国家力量在明中叶开始衰落,他们成为维持地方社会儒学化的主导,而面对日益崛起的商业和商人集团,一方面士绅们在享受着商业发达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文化上的型塑,保持其在社会文化上而非经济上的地位。例如从明代中期开始,日益知识化了的士绅文化消费和鉴赏行为,象征资本化的服装和性的时尚等等。面对日益远离儒家的社会秩序,士绅的批评与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这本身也成为明代文化的表征之一。此外，通过作者对南京城墙墙砖上窑匠的考证,对波斯使团和遭遇海难的朝鲜人穿行中国经历的描述,关于包括妇女和游民等繁荣社会边缘的平民的考察等等,我们了 解到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之外丰富的明代社会图景,拓展了传统文化史的视野。但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始终是交融在一起的,就如同批评商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的那些士绅们,他们同时也是商业繁荣主要的受益者一样。 另一方面，作者在叙述中始终关注着国家与商业、士绅与商人、消费与生产。关于明初商业兴起并逐渐繁荣,作者发现洪武统治时期和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商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朱元璋本人恢复经济的努力。尽管私人商业的兴起并非政府初衷,但正如书中提到的,“一旦明政府恢复了贸易所赖以发展的交通系统,从而改进了人与物流动的速度和环境时,商业只会变得更为活跃”。而与儒家学者一向所抱怨的商人贪婪习性相反的是,商人们的获利事实上是源自于财产的可让渡性和交易的自由度,只要国家不禁止买卖,丰歉之别和贫富不衡就会带来物品的买卖,并最终导致劳动的买卖。作者并不同意传统史学家所提出的掠夺性而又“反商”的明代政府阻碍商业经济发展的论点。他认为国家与商业的关系摇 却没有将它系统地纳入国家的财政策略,“明代摆不定,有时忽略它有时利用它, 政府可能并没有按欧洲中产阶级的理想去促进商业,但至少它在相当大程度上,让商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 士绅与商人的矛盾贯实际上是儒家理想中的旧秩序与商业新秩序的对抗。最理想的儒家社会模式,即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 ,尽管这种融合的过商业强大的渗透力使得处于上层和底层的两方势力逐渐融合 程是充满对抗性的。对于明代商人而言,在文化上从士绅圈子孤立出来并没有好处,因而他们努力跨越商人与士绅的身份隔阂——商人们热衷于获得士绅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两个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虽然大多数士绅仍然无法接受这种推崇商业的态度,但商业贸易已渗透进他们的生活,最直接的是扩大了士绅生活圈里的货品种类,对此,他们无力且无心抗拒。这种状态也正是儒家传统旧秩 序面对商业带来的新景观时的挣扎。洪武时期描画的静谧的农村生活蓝图并不能抑制城镇生活对传统习俗的侵蚀。作者认为,那些极力想恢复这一蓝图的士绅们大多处在一种无奈的状态。作者发现,颇具矛盾色彩的是,尽管士绅中的大部分都对儒家理想中恰当的公共行为从视觉中消失而感到惊恐万分,但新的商业秩序、新的经济繁荣的最大得益者却正是他们自己。这或许是明后期这两支力量能够融合在一起的内部原因。通过对明代后期这两股社会势力的观察,作者指出,明后期具有决定因素的并非士绅与商人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的爆发,而恰恰是两个社会集团的微妙交合,也就是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的紧密结合。 消费与生产的冲突,其实是一个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到商业化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首先最基本的是粮食的消费与生产。虽然粮食逐渐的商品化，但商人们经营的是地主的地租,而不是商品,这就限制了粮食市场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为市场从事生产的经营性地主在明代后期确实存在的时候,“将粮食的商业流通看作是一个余粮收集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严格来讲,大多数投人市场的粮食或许不是作为商品被生产的,但是商人们是抱着它可以被出售的目的收购粮食的。更重要的是,这成为粮食欠乏区的一个稳定的贸易粮来源地。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依赖市场取得粮食”。这样一来,粮食市场就促使其他物品的商业生产成为可能,其中最主要的是纺织品生产。 纵览全书，作者通过一些我们可能认为微不足道的东西，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有明一代的社会风貌，使我们对明代的商业和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一些看似毫无联系、毫不相关的的事物都能够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