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美学论文-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分野

哲学美学论文-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分野 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分野 摘要:我国文艺学领域的学术，有赖于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内部的合理分工。这其间，文艺美学、文艺学、文艺心三大学科不仅在上要实现互补，而且在上要实现分工。只有真正明确了这一学科分野，才可能打破长期以来名异而实同、混沌而未分的模式，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 关键词: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 文学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精神活动，其性质的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也便决定了研究视角的多种可能。例如，我们可以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以形成文艺伦理学;我们可以从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以形成文艺教育学;我们可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艺术，以形成文艺传播学„„等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夸张地说，有多少种不同的角度、有多少种不同的，就可以建立起多少种不同的文艺学科。但是，我们唯独不可能从文艺自身的角度来研究文艺，这是因为:第一，文艺不是一种科学活动，其自身不可能提供一种科学的方法;第二，文艺不是一种独特的视角，拉不开必要的距离，以文艺的视角来观察文艺，恰恰形成所谓的“盲点”。正因如此，传统上的“以诗论诗”形不成真正的学科;而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诗学”，恰恰不是从文艺的角度，而是从的角度来看待文艺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文艺学”，所的只是一种研究领域而已，它自身不可能提供一种单一的视角、独特的方法，因而也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完成的体系。所以，那种动不动就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说法，是不够审慎的。 尽管文艺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可能使用一种单一的方法，但在这一学术领域中却可能建立起不同的、各具独立系统的分支学科。从上讲，这种学科的门类可能是无限多样的，但是，根据文学艺术性质和功能层面的重要程度，也根据相关学科在方法论上所达到的成熟程度，在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建立和健全的文艺学科只有三个，那便是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的提出有些过时了，因为在我国，这三个学科早已经存在了。然而在我看来，目前重提这一问题，比十年前讨论这一问题时的意义小不了多少。因为我们的学科建设远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学科分类常常只是名异而实同罢了。由于受前苏联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模式的，长期以来，我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从学模式套用下来的。问题在 于，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却不仅要研究文艺与经济基础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之间的外部联系，而且要研究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内部，甚至还要研究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如此包打天下的企图虽然全面，但却由于无法从一个恰当的角度深入下去而失之空泛。例如，当年学术界有关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不可谓不重要，不可谓不严肃，不可谓没有意义，但是为什么不了了之了呢,这是因为形象思维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必须用心理学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而我们的讨论却仅仅停留在哲学的层面上，或引用名人的语录，或描摹作家的感受，唯独不能用心理科学的方法来揭示文艺创作和欣赏活动的真正秘密。其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尽管有些观点获得了多数人的赞许，也只能从经验上而无法从科学上证明其合理性。又如，对文艺社会效应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由于人们没有进行必要的社会调查 。尽管上述现象在近些年来有和统计，其结果便常常是想当然的推论而已„„ 了一定的改观，但由于缺乏内部的合理分工和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未能实现整体性的突破。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仅需要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进行战术上的探索，而且需要在整体的学科建设上进行战略上的调整。正因如此，在目前的情况下，重新提倡这三个学科之间的理论分野，有助于摆脱传统文艺理论包打天下而又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 在我看来，所谓文艺美学，是美学这一基础学科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所生发出来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美学为视角，以概念的设定、范畴的演绎、体系的建构为方法，来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类型，文艺作品的存在方式和物质媒介，文艺思潮的发展和美学规律，文艺风格的民族特征和审美趣味。在此问题上，我同意周来祥先生的观点:“如果说，相对于普通美学而言，文艺美学是特殊;那么相对于各部门美学来说，文艺美学则又是一般。普通美学研究的是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一般规律，文艺美学则专门研究人与现实审美关系在艺术领域中的特殊规律;文艺美学研究的是各门类艺术共同的美学规律，而部门美学(如美学、舞蹈美学、建筑美学等)则专门研究某一艺术种类独具的美学规律。文艺美学以普通美学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而部门美学则又以文艺美学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美学科学中的不同层次、不同系统、不同学科。”[3] 不仅西方如此，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开篇通过《原道》、《征圣》、《宗经》三章，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主张将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夫子文章”融为一体，综合了前者的自然美学观和后者的社会美学观，以“惟务折衷”的方法将先秦以降的两大美学思想凝聚为“衔华佩实”的审美理想，并以此为基点来解决文艺问题。此后，从《辨骚》到《书记》的二十一篇为文体论，分别论述了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35种文体的艺术功能和美学特征;从《神思》到《总术》的十九 篇为创作论，分别论述了文学构思、文学修养、文学风格、文学演变、文学规则，以及篇章的裁剪、布局的谋划、声律的运用、词藻的搭配等一系列创作问题;从《时序》到《程器》的五篇为批评论，分别从风貌、自然环境、创作才能、鉴赏水准、品德层次等方面论述了文学评论和文学鉴赏中的若干问题。但是，无论是“论文叙笔”的文体论，还是“割情析采”的创作论和批评论，都以“衔华佩实”的美学理想为原则，论《明诗》则赞美“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论《风骨》则要求“风清骨峻”、“情与气偕”，论《通变》则主张“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处处都是两点论，处处都是辩证法、处处都是“衔华佩实”思想的逻辑展开和历史呈现。因此，如果我们说《文心雕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艺美学体系的话，那么前此以往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恰恰为这一体系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逻辑前提。 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学成为西方世界的“显学”，运用社会学来从事文艺现象的渐渐多了起来。这其中以法国波尔多大学教授埃斯卡皮在1958年出版的《文学社会学》最为著名。该书不仅首次从文学的产生、传播、消费等方面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其社会活动的全部过程，而且采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数据。例如，他试图从书籍种类和数量的统计中来确定一个国家的文学生产和消费能力;他试图通过作家的出身、职业、成名年龄和受资助情况的调查之中来文学创作的社会条件;他试图找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戏剧舞台萧条与版税低廉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试图将数据统计转换为图表，以预测不同作家群体出现的年代周期„„。尽管依现在的看，该书的有些琐屑甚至凌乱，该书的论点亦不乏简单甚至幼稚之处，但是从学科的来看，它所使用的方法，它所开辟的领域，在当时确乎给人以耳目一新、甚至振聋发聩的印象。作为对此项研究成果的肯定，当时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乔治?古尔维奇在其主编的《社会学概论》中为“文学社会学”设立了专章;在官方的支持下，波尔多大学文学系正式成立了“文学事实研究中心”，后易名为“文学和大众技术研究所”。显然，前者意味着社会学界已承认了文学社会学作为其分支学科的存在;后者则在“事实”和“技术”这两个关键词中体现出了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社会学的统计和调查方法在文艺研究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在此之后，西方的文艺社会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首先是成果众多，据1973年的统计，该类著作已多达250余种;其次是机构众多，不仅许多高校和地方成立了文艺社会学研究中心，而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国际社会学协会还成立了专门的文艺社会学委员会;最后是学派众多，不仅出现了文学社会学、社会学、电影社会学、戏剧社会学等分支学科，而且出现了一些富有特色的研究手段和学术派别。 受其，我国的文艺社会学在近些年来也有了一些发展，先后有刘崇顺、王铁、马秋风的《文艺社会学概说》、司马云杰的《文艺社会学论稿》、滕守尧的《艺术社会学描述》、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姚文放的《文艺社会学》等专著和一系列文章问世。但与西方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首先，在学科定位上，尚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偏颇。例如，李泽厚1981年在《美学的对象和范 围》一文中就曾指出，美学是美的、审美心和艺术社会学三者的某种形式的结合。这种将艺术社会学隶属于美学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尚处在不够自觉的阶段。或许是受李氏观点的影响，不少从事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人相当轻视全方位的社会视野和统计与调查等实证手段，只是忙着演绎什么命题，建构什么体系。而这一切，恰恰与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社会学相去甚远。最后，在研究手段上，还存在着严重的滞后现象。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家严格意义上的文艺社会学调查机构。以上述论著为例，我们关于文艺社会学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或借助于相当简略的统计年鉴，或借助于翻译而来的国外资料，像花建和于沛《文艺社会学》那样真正从一个地区的文艺社会实践入手，从抽样调查、民意测验、数据统计等做起，然后再归纳、分析、出结论的工作，却很少有人去做。 将上述问题仅仅归咎某种思想的影响，似乎并不公允。这其中，既有条件的滞后，亦有传统观念、甚至科研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既缺乏严格的逻辑 举例说明”式地撰写文章。美其名思辨，又懒得进行调查研究，只是习惯于“ 曰是用宏观的视野来统驭微观的材料，实际上则是用经验的材料来佐证先验的观点。这种研究最简便、最快捷、最容易出成果，但却由于经验材料的多样性和先验观点的随意性而无法保证二者的结合有什么意义。说到底，举例只能说明问题，但却无法证明问题。事实上，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是不可能依靠“举例”来加以“证明”的。例如，对影片中的暴力镜头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这一问题，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暴力镜头的出现会唤醒人们的犯罪欲念，从而诱发社会犯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们的犯罪欲念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电影造成的;影片中的暴力镜头不但不会诱发犯罪，反而会使人们的暴力情绪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得到必要的宣泄，从而减少犯罪。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不仅都能自圆其说，而且都可以举出各自的例证。对此，我们既不能依据某种体系来证明孰是孰非，也不应根据一己的经验和爱好而决定谁对谁错，唯一合理的办法是进行认真细致的社会调查。在调查中我们也许会发现，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传统、不同文明程度、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来说，影片中的暴力镜头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可能是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于是，这些调查结果又反过来引发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以及对电影实行分级管理等社会手段。这一切，正是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在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对比一下文艺美学和文艺社会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关系:在对象上，前者注重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而后者则侧重研究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埃斯卡皮认为，文学社会学不应为此而受到指责，因为“文学”一词原本就是指一种社会文化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存在。因此，完全可以“将作家当作某种职业的人来研究，将文学作品当作交流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作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4](P270)。在研究方法上，前者从抽象命题出发，进行“自上而下”的演绎和推论，它要在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之中体现出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后者从具体的经验事实出发，进行“自下而上”的归纳和总结，它要在经验的真实性和数据的可靠性之中来确证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正像李斯托威尔所说的那样，“社会学派对美学的永恒贡献，不在于它关于艺术和美的一般理论，而在于它对艺术和社会的历史关系所作的勤勉的、详尽的研究”[5](P187)。正是由于上述互补关系，才使得这两门学科各有各的弱点，也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也各有各的发展空间。 文艺心理学是有关文艺心理特征和心理机能的学科，其主要研究包括:文学艺术家的心理条件及其类型，文艺创作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文艺欣赏的心理效应及其标准。 从方法论上讲，诞生于西方的心理大致可分成“实验心理学”和“分析心理学”两大学派。前者是由冯特在一百年前的莱比锡建立心理学实验室开始的，后者是由弗洛伊德在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从事病理学临床研究的结果。相对而言，前者更加重视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企图通过实验手段来进行类似生理解剖式的心理解剖，因而具有实证主义的科学倾向;后者则更加重视心理活动的社会内容，企图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找到意识背后的潜在力量，因而具有思辨哲学的推理性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心理学的方法可被视为一种介于实证科学和思辨哲学之间的中间道路，而这条道路也便决定了文艺心理学在方法论上介于文艺美学和文艺社会学之间的特殊性质。 然而在我国，尽管朱光潜先生早在30年代就撰写了《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文艺心理学》三部书稿(其中前者在国外出版，后两者在国内出版)，并要求“抛开一切哲学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做心理的事实去研究”[6](P193)，但是，由于我国的普通心理学研究比较落后，再加上相当时期的影响，致使“文革”之后重新启动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例如，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尽管一时洛阳纸贵，但究其内容，则无非是用古代的名诗佳句来阐发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术语罢了。在此之后，吕俊华的《艺术创造与变态心理》和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分别用“激情”、“情绪记忆”等范畴突破了金开诚以“表象”为核心的认知范畴，因而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其思想解放的作用却远远大于学科建设的意义。 文献: [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