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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历史1班梁大年15100135 遣隋使与中日文化交流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曾给予周围各国以积极的影响,同时它还广泛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但是,作为唐文化的开创者与奠基者的隋朝,则是这种对外文化交流的起源,这一时期,以遣隋使为标志,揭开了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序幕。 一、遣隋使来华的目的 根据中日历史文献记载分析,求佛法和学习隋文化,是遣隋使来华的主要目的;但从客观方面观察,为确保其在朝鲜南部的利益,也是日本人来华的目的之一。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地缘关系也逐渐引入了遣隋使来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学习和输入佛教 佛教交流一直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遣隋使作为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常态化的一个开端,佛教文化的交流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隋书·倭国传》记载了607年小野妹子率遣隋使团来华用意:“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东汉时逐渐传播开来,并与我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民族宗教之一,成为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周武帝推行极为严厉的废佛政策,毁坏佛寺佛像,强令僧尼还俗,许多僧尼扫地出门。隋朝建立后,重兴佛教。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虔诚地在三宝(佛、法、僧)之间忏悔北周废佛之罪;还多次下诏各地兴建寺院、佛塔,招请和剃度僧侣,组织翻译佛经。据说,隋朝有寺院3985所,僧尼236200人。①遣隋使小野妹子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这明当时日本圣德太子为首的执政者们,已经十分了解隋朝的情况。6世纪后期,日本国内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推古天皇即位初,苏我马子势大。在此形势下,圣德太子只能谋求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抑制豪族权臣以实现天皇主政的中央集权统治。在此过程中,日本统治者发现由大陆移民传入的佛教,是统一思想的极其有效的工具,于是把佛教提升到政治的高度,用政府的力量大力推行,使之成为国①杨曾文:《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版第53页 教。圣德太子在其制定的《宪法十七条》第二条中就规定:“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②可见,圣德太子崇佛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他急欲从隋朝引进佛教,也是为了以此为手段,用神权伸张皇权。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派去数十名僧侣学习隋朝复兴的佛法。推古天皇十六年,为护送隋使裴世清而派遣第三次遣隋使时,小野妹子带去的8人中,僧俗各半,足见日本使团中佛教色彩之浓厚。 (二)学习中国先进的社会文化 当时,日本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时期,急于借鉴中国政治、经济和,以形成自己的律令制度。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中国优秀文化,遣隋使中的成员,大多是留日汉人的后裔,即“归化”汉人。第三次遣隋使所带的8名成员,他们或系指定居日本的汉人后裔,或系指那些“熟悉汉字,稍通华语”③的日本汉学家。 这一遣隋使团在华时间较长,为他们充分汲取中国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留学生(僧)返日后,对于移植中国文化以及改革日本政治均作过重大贡献。高向玄理、僧和南渊请安等3人对于645年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曾起过领导核心作用;他们带回去的隋唐律令制度(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移植为日本的重要制度,从而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的“律令时代”。 (三)稳定东亚局势,攫取在朝鲜半岛的利益 日本为打破封闭和孤寂,武力争夺朝鲜半岛,遣隋使与隋朝修好。从历史事实来说,公元598年隋朝的隋文帝征伐高句丽;无独有偶,600年,圣德太子出兵朝鲜半岛,攻打新罗,收复任那。但日本撤军后,任那再度被新罗占领。同年,圣德太子摄政的日本官方派遣第一次“遣隋使”。这几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历史的偶然巧合,但结合当时的史实,可以看出是日本为了同隋朝争夺朝鲜半岛,企图夺回任那,稳定在朝鲜的根据地,扩大势力采用的策略。一方面用武力干涉;另一方面,为使局面对日本有利,极力与国力强大、同朝鲜半岛有密切关系的隋朝加强联系,以取得理解和支持。 况且,对手新罗早从兼并任那的第三年(654),便开始向北齐王朝派去使节, ②坂本太郎等:《日本书纪·推古天皇纪》岩波书店1983年版 ③藤家礼之助:《中日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受其册封,继而又多次派使者到南朝的陈朝,对中国开展频繁的外交活动。这一信息传到日本,以圣德太子为中心的当政者们就开始寻找重新派遣大型外交使节团的机会。589年隋统一中国后,便促成了这种时机的到来。 (四)地缘因素与岛国心态 日本列岛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其主要岛屿相距朝鲜半岛110多英里,与中国大陆相隔450多英里,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海洋造成的障碍是难以逾越的。日本列岛与大陆的相对隔离,一定程度上造成日本社会早期发展的滞后性。地理上的相对隔离性,造成日本早期对外缺少交往,日本早期文明的发展水平比中国和朝鲜都落后就是明证。地理上的隔离效应,也深刻地影响着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环海封闭和狭小的岛国地理环境,造成了岛国之民特有的压抑和孤寂感,使大和民族长期保持着对外部刺激强烈的好奇心和敏感性,一种渴望打破封闭和孤独的愈向,成为推动日本吸取异质文明成就的内在条件。 从历史上看,因地理的因素,狭小的日本列岛内部,始终存在着向大陆扩展其生存空间的欲望和冲动,其原因是日本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同人口增长的矛盾。这是困扰日本的千年难题,也是基本的生存问题。④伴随着日本岛的一与分裂、强盛与衰落,这种欲望和冲动时起时伏、千年不息。历史上的日本一直对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大陆采取主动的态势,而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一直采取守势。日本派出“遣隋唐使”,不单纯是为了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也不单纯是为了友谊,其中就有搜集中国情报、便于侵略朝鲜的因素在内。 二、遣隋使来华的次数 学术界对于遣隋使来华的次数一直颇具争议,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都有论述。近代以来,四次说以及五次说渐成主流。 关于第一次遣隋使,个人较为倾向于开皇二十年(600 年),相当于日本推古八年。理由是《隋书·倭国传》中记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⑤《北史·倭国传》也有相同记载。事实上,隋文帝建立隋朝励精图治,国力昌盛,598 年文帝征讨高丽,而当时的朝鲜半岛上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新罗百济乘隋朝进攻高丽之际,纷纷向隋朝进贡寻求外交上的保护,借隋朝的国威来与高丽抗衡。恰巧在此时,也是圣德太子第一 ④《旧中新闻报》2002年2月3日P25 ⑤《隋书·倭国传》卷81《东夷传》 次征讨新罗期间,日本政府非常可能为了维护在朝鲜半岛上的利益,而派遣使节,以便了解隋朝的态度和看法。 关于第二次遣隋使,在日本和中国的史籍中都有记载,且记载吻合。《隋书·倭国传》记载说“大业三年(607 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⑥还是那个多利思比孤,这也证明了前面提到使节是代表日本天皇而来的。日本史书《日本书纪》中也说“(推古天皇十五年)秋七月,戊申朔,庚戌,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以鞍作福利为通事”,“十六年(戊辰)夏四月,小野妹子臣至自大唐(隋),唐(隋)国号妹子臣曰苏因高”。⑦ 第二次遣隋使由隋文帝派遣裴世清护送回国。隋大业四年(608 年),隋使裴世清起程回国,日本朝廷又派了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为通事,以及倭汉直福因、高向汉人玄理等四名留学生,志贺汉人惠隐等四名留学僧同行赴隋。⑧《隋书倭国传》有“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记载。《日本书纪》中也有相关记载,因而此次遣使是被确认的事实,即为第三次遣隋使。 关于第四次遣隋使,《隋书·炀帝本纪》记载,“大业六年(610 年)春正月己丑(二十七日),倭国遣使贡方物。”在《日本书纪》中并未有相关记录,在《隋书·炀帝本纪》中也只有这一句。但《隋书·倭国传》同样记载“(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因此,610 年被看作是最后一次遣隋使记录。 关于遣隋使的次数,一直颇有争议,就本国史料而言,较为赞同四次说。 在中国隋朝三十多年的统治期间,有史料记载日本遣使多达四次,加上隋朝的回访,两国交流的频繁程度,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望尘莫及的。 三、遣隋使的影响 日本遣隋使的派遣,不仅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开辟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时代,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遣隋使的派遣,是日本大规模学习中国先进文明的开始。中国的先进文明不断传入日本,对日本历史发展,特别是对日后的“大化改新”产生了重要影响。6世纪以前的中日交往史,是完全循着自然演变,并非有意识的人为努力。其间日本为数不多的遣使访华,仅是一般的修好,并不具有政治的和文化交流的 ⑥《隋书·倭国传》卷81《东夷传》 ⑦《日本书纪》卷22 引自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⑧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遣隋留学生、留学僧一览表》 意义。随着中国先进文明的逐渐渗透,以及对日本民族从物质到精神生活两方面影响的日益加深,当时略通中国典籍、粗知中国文化的日本先觉者们,例如当政的圣德太子,于是产生“无宁深入到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本土,直接汲取优秀文化的念头”。⑨因此,遣隋使的贡献,首先在于标志着日本民族不满足于自然传播,而采取派遣使团直接汲取中国先进文明、改造国家的积极行动的肇始。 其次,遣隋使作为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虽然史学研究者多认为是日本学习中国的文化,但是,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更加勃发,遣隋使在客观上是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 最后,日本遣隋使的派遣,揭开了中日两国平等交往的历史,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并为唐代中日关系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到遣唐使时期,由圣德太子建立起来的外交上自主、平等的范例被长期保持下来,这无疑有助于中日两国间的交流,促进了唐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在中日关系史上,隋朝是继汉开唐的重要时期。由于日本多次遣使与隋朝通好,使中日之间交流远远超过了前代,在中日关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⑨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富山房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