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个税起征点忽悠民众了

别拿个税起征点忽悠民众了毕业让老百姓花钱最简便的方法是通过加减法的建构，调整居民的“资产负债”结构：用加法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减法减少其实际支出。在刺激内需的大背景下，这两点成了媒体忽悠民众的最大亮点，继所谓的“国家发改委大规模提高居民收入”之后，提高个税起征点又成了媒体忽悠民众的热门话题。炒作的焦点不外乎起征点应该提到多少，什么时候提。在所有权威人士的数字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观点最吸引眼球，继不久前他提出个税起征点调至8000元以上之后，前天在其博客上又将个别地区个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比目前的2000元足足提高了4倍，言曰穷人不纳税。说实话，我对这种动不动以穷人的意见领袖自居的不负责任的言论非常反感，虽然这并不妨碍我对茅老1直给予的尊重。实事求是的说，按照目前我们国家民众的收入状况，将起征点1下子提高到8000甚至1万显然是小概率事件。从居民收入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前3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9731元，如果个税起征点提高到哪怕5000元以上，意味着绝大部分居民将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对财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妄揣圣意，大概茅老认为在居民支出繁重的情况下，穷人没有再向国家交税的理由，但不知道这是那1个国家的惯例，我不知道别的，起码我知道在美国，个人所得税真的不轻。茅老在明知道他提出的数字根本没有制度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依然高调“放炮”，对民众的制度期待显然是1种误导。毫无疑问，个税征收，关乎民生，对个税起征点进行调整，合乎民意，无论从税收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还是与CPI本身的互动而言，都应该提上制度建设的日程。我从来不反对调整个税起征点，但也应该看出，个税虽然在中国的税收结构里虽然占的比例不小，主要原因是因为纳税的人的基数大，个税本身在每1个居民的支出中和教育、医疗、养老3座大山相比，显然并不构成民众的重大负担和消费的最大障碍。高调炒作个税起征点，甚至上纲上线以富人逃税等不合法行为来论证穷人不交税的合理性，更是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对个税起征点的过度炒作，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民众真正负担的关注，以及对个税进行整体调整的探讨。个税调整本身只是刺激内需的之1，不宜过度夸大其意义，更不能将居民消费信心的恢复完全寄托在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上面。我们1直强调，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不足的因素既有收入方面的，收入过低，收入增长和GDP以及物价的增长脱钩，更有制度层面的因素，改革中缺乏民生的诸多举措，让民众对未来缺乏好的预期和信心，而房价、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残缺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所以，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进行系统的“制度性”减负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而“制度性减负”的关键又在于推进改革，降低民众整个“生存成本”。对中国民众而言，其“生存成本”包含了过度的不合理的制度支出，包括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支付的不合理的成本，比如，不合理的收费，亦包括因垄断等原因而支付的不合理的消费，比如，通讯费用、高油价等等，这些属于制度性的不合理支出，必须通过改革，从制度上减负。比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1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这1减费举措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通过消费的传导机制，直接惠及民众的效果，显然比调整个税起征点有意义。就个税改革本身而言，炒作起征点更是忽视了对个人所得税法1些结构性不合理制度的关注。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关键并不在起征点，而在于缺乏1个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架构。比如，中国民众1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支出，应该综合考虑家庭负担，实现由目前的以个人为单位纳税向以家庭为单位纳税的转变。同时，中国民众在住房等领域的支出巨大，应该参照国外的退税制度，对于居民的购房支出及其利息，设置免税或者返税制度。这样的1些制度探讨与完善，比单纯提高起征点更能实现税负合理和提升消费信心指数之义。就此而言，仅仅在起征点上修修补补，对民众刺激和减负的意义非常有限。事实上，目前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即使不是从刺激内需而言，对其按照物价指数进行合理调整，亦属制度建设的常规之举，毫无炒作的必要。建议我们的专家还是提1些真正能为民众减负的真知灼见，通过制度的建构，让他们在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方面对未来不再担忧，这才是专家应该做的，也是最有炒作意义的。（东方早报专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