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期股权投资财务决策的税务问题

论长期股权投资财务决策的税务问 长期股权投资是资本运营和集团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司财务政策的重要课题。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公司财务政策的抉择与税收筹划的结合更为紧密，涉及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由此引发了诸多，在长期股权投资领域尤其如此。长期股权投资的税务问题主要涉及企业集团税负及其筹划方面的理财问题，是发达国家税务和财务学术界以及实务界共同关心的课题。在理论上，发现由负债和权益筹集而来的投资公司负债权益比率的一般情况与MM定理不相符合，关于最优资本结构的学术探讨也从不同方面证实了税收是公司财务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也证实了投资与财务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涉及税收的财务理论的发展和相关问题的探讨，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与税收筹划相关的财务理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对涉税财务理论的发展和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应决策有所贡献，并对税收理论的发展和税制以及税收监管的完善提供某些借鉴。　　一、公司理财理论针对税收的发展　　税收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政策研究的一个方面，是经过一个认识过程的。早期公司理财的权威见解MM定理是将税收排除在公司财务政策之外的。MM定理的前提假设抽象掉了税收。按照MM定理，对于没有税收和破产的既定投资政策而言，公司财务政策是不相关的，公司股东对负债权益比率或股利分派率不感兴趣，其结论是公司不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公司现金流量的改善不能改变其证券的总价值；一家公司的价值取决于其不动产而非其所发行的证券，以致完全可以将其投资与财务决策分离开来。　　然而，在经济中，税收是市场经济的一种伴随现象。在特定的税制下，公司财务政策的作用与MM定理的前提假定相冲突。一方面，由于利息支付额一般可以从税前收益中扣除，因而公司税提供了举债理财的强劲激励；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公司收益上的其他税负，公司也往往试图使这些税负最小化。由于利息收益和股利属于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对象，同时，资本利得一般适用于较低的税率，股东个人和债券持有者在其税负地位上也就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其对公司理财政策的期望可能会有不同。在实行对某些机构减免税和实行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的国家，股东因其持股种类、份额和分得股利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税级上，因而对公司的理财政策可能有不同的立场：享受免税待遇机构的股东更愿意使公司通过举债筹集新的投资；处于较高税级上的股东则更愿意公司通过留存收益来筹集新的投资，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举债经营是一个普遍现象，公司负债权益比率的一般情况的理财意义超越了MM定理，涉及税收问题的最优资本结构的学术探讨从不同方面证实了税收是公司财务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税收、投资与财务政策之间在现实上存在密切关系。　　有关从税负与投资决策关系方面发展公司理财理论的研究，朱利安·奥沃斯列举了一些重要学术成果。Miller1997年指出，包含对权益收益（资本利得）优惠处理的累进个人所得税的存在会导致公司总体上最优负债权益比率的分割均衡。然而，对每个个别公司而言，该负债权益比率则是不确定的。迪，安格鲁和马苏里斯1980年就利得和损失的税务处理方面的不对称现象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由于负债的纳税利益因公司的应税额耗尽而减少（例如因为有利的备抵折旧——即公司为纳税目的而做出的亏损），作为公司税盾的预期亏损可以导致一个最优资本负债率水平。奥拜克和金1983年发的研究成果则表明，税收与风险的联合影响导致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财务政策是相关的。回报形式的变化与本质情形相交叉影响投资者的效用，导致多样化并且决定内部解决。戈登和毛克尔1981年提出的模型可以清晰地显示降低边际债务融资优势的破产成本，并鼓励公司进行权益融资。詹森和麦克林1976年的研究解释了在投资项目上最优债务权益比率在股东与债券持有者之间利益冲突方面的差异。　　上述研究从权益投资的角度揭示了股东累进个人所得税负对财务决策的作用，说明了公司预期亏损的税盾作用，提出了公司财务决策来自税收与风险的交织影响和回报形式与本质情形的交叉影响，并讨论了破产成本和最优债务权益比率的财务后果。这些成果有力地推进了涉及税收的财务理论的发展，为进一步研究财务决策与税务相关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既然税收对财务决策相关且长期股权投资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方面，税收对权益投资的财务政策选择的影响便不言而喻。在实践中，税收对长期股权投资财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关经营地点、经营形式和筹资渠道的选择、投资决策、资本成本、股利分派政策、转移定价政策和外汇及通货膨胀因素及其风险管理等几个方面。本文后面各个部分将扼要探讨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