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的故事

万里长征的故事 　　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发生过很多感人的，本文是YJBYS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万里长征的故事，仅供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万里长征的故事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踏上漫漫的长征之路，但是，根据地乡亲们和红军战士们生死与共了多年，他们哪里舍得自己的子弟兵呢?军民之间难以割舍的依依惜别之情，就像在根据地上唱响的一首首情歌，谁也说不清其中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故事。 　　10月中旬，驻扎在靠近瑞金的一个村庄中的红一师师部即将转移，身为红一师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内心极不平静。夜里，他睡不着觉，一个人来到河边沉思。 　　哗哗的流水声衬托得寂静的夜晚更加安静，空中高挂的一轮明月给大地蒙上一层轻纱。在这样美丽的月夜，谭政的心却无法平和下来，呆呆地看着波涛翻涌、银光闪闪的绵水河，滔滔的河水在月色的映照下滚滚流过，他不禁思绪万千。 　　多年来，在苏区根据地的生活早让他们与当地的人民情深似海、血肉相连，这一走，乡亲们的安全怎么办?如何向一直支持着红军的乡亲们开口道别? 　　这片土地上染着多少革命战士的汗水与血水，这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又如何能割舍得下?军队一离开，这些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劳动人民很可能又要回到受地主恶霸欺压、受反动派压迫的苦难生活中去了。 　　一想到这些，谭政的心中就像着了火，急得几乎流下泪来。但他深切地知道，最重要的还是做通同志们和乡亲们的思想工作，不能让红军战士们的士气低落。 　　一走进会场，谭政心中一惊。参加会议的干部们个个低着头，无精打采，一种压抑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会常谭政还从未见过战士们这种样子，他下意识地调整了自己悲伤的情绪，决心要从思想状态上为红一师鼓舞士气。 　　“抬起头来，同志们!”谭政提高了嗓门，大声说着。可是同志们依然低着头，哭丧着脸，没有一点精神。 　　“怎么啦?这是怎么搞的?”谭政不由得有点恼火。 　　会场内一片沉寂，突然一位营长站起来，大声说：“谭主任，我想先给您提一个问题。” 　　“你问吧!”谭政也大声说，声音有力而干脆。 　　“我想知道，在敌人这么凶狠地进攻我们苏区的时候，为什么上级给我们的命令不是狠狠地反击，却是什么‘准备转移’，我想不明白!”随着这位营长的发言，参加会议的其他战士也都纷纷表示了类似的疑惑。 　　谭政一看会场的气氛渐渐热烈，大家都不再垂头丧气，就顺着大家议论的话题说：“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保存下革命的火种重要呢，还是在敌人进攻最凶狠的现在把我们最后的力量拼个精光，让乡亲们和我们一起死在这里重要呢?” 　　经谭政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谭政的问题正是干部们质疑的关键，这些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很快领会了主任的意思，他们振作起来，打起精神投入对转移的具体任务分工的讨论中。 　　散会后，同志们分头去做各级战士的思想工作。谭政看着这些高水平的好干部，心中的愁云也一点点地散开。 　　第二天黎明，红军的部队整齐列队、整装待发。当地的村民早就聚集在村口送即将转移的红军战士。 　　本来，这是一次十分仓促的紧急转移，主要是中央领导博古和李德在指挥，包括政治局和红军的高级将领也没有开会研究，都不了解转移的计划，只是听命令行动。老百姓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红军要走了。 　　许多战士甚至来不及通知家属，但闻讯赶来的乡亲们还是在路旁排成了队伍为他们送行。许多老百姓、红军家属和走不了的红军伤病员都来了，有的还提着鸡蛋、鞋子和衣物，喊着：“早点打回来啊!” 　　乡亲们一边恋恋不舍地跟着红军队伍走，一边把从家里带来的鸡蛋、饭团往战士们的口袋里装，这些鸡蛋可是他们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在这离别的时刻，他们倾其所有，表达着对红军的无限感激与深深情意。许多村民一边流着泪一边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怎么走得这么急啊?” 　　…… 　　许多曾经受过村民照顾的红军战士也泪流满面，拉着乡亲们的手感动地说：“大娘，别送了。” 　　“大叔，等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孝敬您。” 　　…… 　　一时间，红军的队伍成了军民混合的人流。 　　和乡亲们的心情一样，红军战士也在担忧着红军走后中央苏区人民的安危。谭政和几名干部走在队伍的最后，不停地提醒乡亲们注意安全，劝乡亲们不要再送。这样的场面在每一个根据地都极为常见，根据地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是割不断的。 　　乡亲们不仅仅在背后支持红军长征，从长征开始的第一步，红军队伍就没离开过人民的帮助。红军战士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百姓也各尽所能帮助红军，这才是军民互敬互爱的似海深情。 　　迢(tiáo)迢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深，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渔民李声仁的故事就是这种情感的最佳证明。 　　李声仁出生在于都，全家以打渔为生，他从小就跟着父母漂泊在河上。1934年10月，红军八万多人的队伍集结在于都河南岸，准备渡河进行长征。十月十六日，恰逢重阳节。晌午时分，李声仁和未过门的妻子王九发在于都河鲤鱼潭捕鱼。几个红军战士将他叫到岸边，请求他们：“老乡，我们要过河去打白狗子(国民党反动派)，想请你们帮忙渡河。” 　　李声仁夫妇听说是要过河打他们痛恨的国民党反动派，非常高兴，二话没说就一口答应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立刻回家动员其他老乡帮忙。 　　下午五点钟，李声仁夫妇如约来到鲤鱼潭渡口和几十条渔船会合。许多乡亲们也自发赶来，帮着送水挑担。一个小时后，渡河开始了。大船每次可以坐十个人，小船每次只能坐五人，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来回一次大约要用二十分钟。 　　李声仁夫妇同撑一条船，丈夫在船头撑船，妻子在船尾掌握方向。六百米宽的河面，水流湍急，晚上，四下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此时天公也不作美，河面上刮起大风，河上波涛汹涌，小船在波涛上飘摇不定，稍微不小心就会翻船。 　　由于需要运送的战士非常多，船只又特别少，他们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这样在漆黑的夜晚，忙忙碌碌，不停地工作，直到天色渐渐泛白。当这对善良的夫妻送完最后一批战士时，他们手上已磨出了许多血泡，但他们没有说一声苦，道一声累。 　　10月18日晚上，另一批红军到达了于都河边，也要赶着渡过于都河。只休息了一天的李声仁又赶到最西端的石尾渡口，运送这批红军。 　　这一次渡河从晚上七点钟开始，河上早就一片漆黑了。一片片乌云从月亮前面走过，想把月亮遮住，月亮却透过云片倾泻下皎洁的光芒。借着这一点亮光，李声仁夫妇整整送了一夜。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的心中充满着骄傲与自豪，为自己能帮上红军的忙而感到万分喜悦。 　　分别的时候，过意不去的红军给李声仁夫妇留下一块大洋、几斤大米和一句亲切的承诺：“感谢你们，等我们打了胜仗，一定回来报答你们!” 　　两个晚上，他们不计个人安危，用打渔的小船运送了几百个红军，这是多么深厚的鱼水情谊啊! 　　红军渡河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占领了于都，疯狂地搜捕送红军渡河的渔民，李声仁等船工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在江西泰和县、万安县等地，直到很久之后才回到故乡，连他的大儿子都是在异乡的船上出生的。 　　解放后，人民的政府没有忘记他们，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找到这些渔民乡亲，成立渔业合作社，让这些为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民过上了平安富足的好日子。 　　万里长征的故事二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主要任务是担当军委纵队的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 　　别看干部团人数不多，但兵精将猛装备好，不仅拥有6门迫击炮和6挺重机枪，而且每名官兵配备一长一短两支枪，再戴上缴获敌人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 　　时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道：“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整间隙，对干部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 　　1935年元旦，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干部团奉命在乌江上架设一座浮桥。这是干部团在长征中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 　　时任干部团团长的陈赓亲率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30公里，赶到渡口。 　　冒着对岸敌军的猛烈炮火，陈赓在江边指挥工兵连官兵把用木排搭架的门桥送入江里。但由于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立刻就被狂涛惊浪卷走，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陈赓紧急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有人提议：用大石头做锚把门桥拖住。陈赓立即在现场进行试验，但还是不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渡口边架桥工作仍无大的进展。据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宋时轮回忆：“陈赓跑上跑下急死了。当时有个俘虏叫何涤宙，是工兵学校毕业的，陈赓找他谈话，动员他为人民立功。” 　　何涤宙不愧是科班出身，果然有一手。他和干部团工兵教员谭希林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采用竹子编篓，周围捆上几根用火烤过削尖的竹竿，然后在篓中装入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江底，以此代锚，固定住浮桥。 　　经过36个小时的艰苦搏斗，工兵连终于战胜天险，把浮桥架到了江对岸。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得以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中央红军第一次强渡乌江，陈赓和他的干部团功不可没。 　　万里长征的故事三 　　1952年1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侦察队文罗盛教遇到4个正在滑冰的朝鲜少年。忽然一个名叫崔莹的少年压碎了冰面，跌入8尺多深的冰窟窿里。 罗盛教立刻脱掉棉衣，毫不犹豫地跳进冰窟窿里进行抢救。他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探摸了3次才找到了崔莹。 他竭尽全力用自己的头将崔莹顶出水面，这时战友赶来把崔莹救了上来。但罗盛教由于严寒，体力消耗殆尽，当他被人们救上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时年只有21岁。 　　万里长征的故事四 　　邓秀英和邓玉乾是姐弟俩，那一年，姐姐13岁，弟弟6岁。爸爸是一名红军战士，他要参加长征了，妈妈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也长征!就这样，他们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长征。 　　妈妈背上铺盖卷，邓秀英和弟弟在后面跑，可是即便这样，前面的队伍走得很快，他们根本跟不上队伍，更找不见爸爸在哪里。妈妈背上是沉重的铺盖，怎么办?邓秀英决定背上弟弟邓玉乾，可是，邓秀英才13岁，身高还不到1.3米，她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姑娘。弟弟邓玉乾虽然才6岁，身高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 　　妈妈就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结结实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弟弟很重，邓秀英只好猫着腰向前走去，一开始还不觉得累，可是，走一会儿，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到了休息的时候，赶紧让妈妈把弟弟解下来，这时候，邓秀英才能歇口气。 　　草鞋很不结实，总是走一天就穿烂了，休息的时候，邓秀英发现自己的脚趾头、脚后跟都给磨破了，结成了痂。最难以忍受的是饥饿。邓秀英懂事了，知道哭也没用，可是弟弟很小，在枪声中都没有哭过，却总是饿得哇哇大哭，每次有吃的，她们母女俩总是让弟弟先吃。然而，吃的实在太少了。又一次，妈妈饿晕了，倒在了地上，邓秀英以为妈妈死了，姐弟俩趴在她身上大声哭喊，后来，有个红军叔叔看见他们了，就拿出自己仅有的一把豌豆面，邓秀英就把豌豆面喂到妈妈嘴里，过了好久，妈妈终于醒了…… 　　邓秀英搀扶着身体虚弱的妈妈，背着走不快的弟弟，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土匪把他们带到在一片密林里，把这母子三人当做奴隶卖掉了，而且卖给了三个不同的人。从此，这母子三人身在异处，不知道亲人下落，更不知生死。 　　过了7年，邓玉乾从主人家逃了出来，他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母亲，也找到了姐姐。 　　万里长征的故事五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话音未落，马尾巴就递到我手里，我紧紧抓住马尾巴，踩着马蹄印，跄跄踉踉走了一段，人借马力，才缓过劲来。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滑，好多战士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甚至走一步跌一跤。有的战士摔进了深谷，有的战士滑入了雪坑，还有的战士硬挺挺冻死在路旁。接近山顶时，战士小张突然摔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指导员急忙把他抱在怀中，伸手一摸，浑身冰凉，赶快拿了床棉被盖在他身上。 　　一会儿小张苏醒过来，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焦急的脸庞，气息微弱地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别让我连累了队伍。指导员紧紧抱着小张的脸，哽咽地说：别说傻话，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下山。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死亡威胁，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党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