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灵不会写作，他们舞蹈和唱歌

神灵不会写作，他们舞蹈和唱歌 当地时间12月10日下午4：30，2016诺奖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在典礼上，诺奖评委霍拉斯·恩格道尔发表了对鲍勃·迪伦的授奖词。Bob Dylan如之前消息所言没能出席，而是提供了一份获奖致辞。 授奖词和获奖致辞真美啊，读起来都像一首诗。 鲍勃迪伦的好朋友帕蒂·史密斯，在诺贝尔文学奖现场翻唱鲍勃·迪伦的《暴雨将至》，几句后，紧张到忘词……仿佛又回到了她的少年时代，独自来到纽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朋克，而实际上，只是孩子。  以下为授奖词全文：（翻译：吴永熹 崔莹） 国王和王后陛下、王子殿下、在座女士们和先生们，是什么带给了世界文学伟大的转变？通常是某些人抓住一个简单的、被忽略的艺术形式（它并不被认为是高深的），并将其改变。如此一来，在某些时刻，轶事和信件就发展为现代小说，街头圆桶板台上的杂耍就发展为剧场演出，地方语的唱腔废黜了拉丁诗歌，拉·封丹把动物寓言发展成诗歌，安徒生把童谣发展为高蹈文学。每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就此而言，一位歌手和词曲作者现在来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应该成为令人惊讶之事。在遥远的过去，所有的诗歌都被用来演唱或配乐吟诵，诗人被称为史诗吟诵者、民谣歌手和吟游诗人，“歌词”（lyrics）一词出自“里拉琴”（lyre）。但是鲍勃·迪伦所做的并非是回到希腊、普罗旺斯时代，相反，他将他的全部身心投入20世纪美国流行音乐，即那类在电台播出的音乐，以及为普通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录制的唱片：它们包括抗议歌曲、乡村音乐、蓝调、早期摇滚、宗教音乐和主流音乐。他日日夜夜地听歌，用他的乐器尝试新的创作，他一直在学**。而当他开始创作类似的歌曲时，这些歌曲变得俨然不同——在他的手中，这些素材发生了变化。从别人的传家宝或是被遗弃的废物，从平庸的韵律和机灵妙语，从脏话和虔诚的祈祷，从空洞的蜜语和粗劣的笑话中，他淘出了诗歌中的金子。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偶然？这并不重要。所有的创造都始于模仿。 即便在50年不间断的聆听后，我们还需要开始领会《漂泊的荷兰人》在音乐世界中的对应物。“他制造了美妙的节奏。”一位评论家在解释他的伟大时说。这是正确的。他的韵式如炼金术一样化解旧内容，创造出人类大脑几乎无法容纳的新内容。这让人震撼。在公众惯于听到流行式乡村音乐时，一个抱着吉他的年轻人站在舞台上，将街头语言与《圣经》熔于一体，制成一种让世界尽头看上去如无用的复唱一样的混合物。 与此同时，他以一种如此确信的力量歌唱爱，让所有人都希望拥有这种力量。突然之间，我们世界里的许多呆子气的诗歌让人觉得贫血，而与其相比，他的同行所写的那种例行公事的歌词就像老式火药比之炸药发明。很快，人们不再将他和伍迪·格思里、汉克·威廉姆斯作比，而是将他与布莱克、兰波、惠特曼及莎士比亚并列。而且这一切是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完成的——在商业化的留声机唱片时代——他将一种升华的形式回馈给诗歌语言，这种形式自浪漫主义时代就消失了。不是为了歌唱永恒，而是为了讲述围绕于我们身边的事物，就好像德尔菲的神谕在播报晚间新闻。 通过授予鲍勃·迪伦诺贝尔奖来认可这一革命，这是一个仅在事前看来大胆的决定，现在已觉顺理成章。但是他获奖是因为他撼动了文学体制吗？不完全是。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这一解释，我们与所有那些带着悸动的心，在他永不停歇的演唱会舞台前等待那个富有魔力的声音的人共享。尚福说，当一位如拉·封丹一样的大师出现时，文类的等级——关于文学中孰大孰小、孰高孰低的评价——便失效了。“当一件作品的美隶属最高等级时，作品的等级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写道。这是对于为何鲍勃·迪伦属于文学的最直接的回答：因为他的歌曲之美隶属最高等级。 以他的成就，鲍勃·迪伦改变了我们关于诗歌可以是什么，以及诗歌可以如何作用的观点。他是堪与古希腊的歌手，与奥维德，与浪漫主义幻想派，与蓝调之王和王后，以及那些被遗忘的优秀大师们相提并论的歌唱家。如果文学界有人发牢骚，要提醒这些人的是，神灵不会写作，他们舞蹈和唱歌。瑞典学院的美好祝愿将伴随迪伦先生未来的演出。 鲍勃迪伦获奖致辞全文： 大家晚上好。我向瑞典学院的成员以及今晚其他在座的嘉宾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很抱歉我无法亲自前往，但我的心和大家在一起，也很荣幸能够获得如此有声望的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我从未想过的事。年轻的时候，我熟读过吉卜林、肖（乔治·伯纳德·肖）、托马斯·曼、赛珍珠、阿尔贝·加缪和海明威这些杰出获奖者的著作，被它们深深吸引。这些文学巨人的著作在学校里被教授，在全世界的图书馆中被收藏，被人们用虔诚的语气谈论，这总让我印象深刻。而我现在也是这个名单中的一员了，真是难以言表。 我不知道这些先生和女士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会得诺贝尔，但我猜世界上任何一个写书、写诗或者写戏剧的人都在内心深处悄悄地想过吧。这种想法被掩盖得很深，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不明了。 如果有谁告诉过我，我有一丝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那我想这大概会跟我登上月球的几率没什么两样。实际上，在我出生以及随后的那几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空缺的。所以，我想，至少可以说，我现在位列一个非常少数的群体。 收到这个让人惊讶的消息时，我正在外演出。我花了好几分钟才确定它没弄错。我开始想到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文学人物。我想，他会认为自己只是个剧作家，而不会考虑自己所写的是文学。他的文字是为舞台表演而写的，是要被说出来的，而不是被阅读。他写《哈姆雷特》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在思考一大堆事情：“谁来演这些角色才合适？”“舞台场景该是怎样？”“我真的该把这些戏设置在丹麦吗？”他首要考虑的肯定是创意方面的东西，但也会想很多琐碎的事情。“钱到位了没？”“观众有足够的好座位么？”“我该去哪儿弄来人类的头骨？”我打赌，他最不可能会想的问题就是“我写的是不是文学？” 当我还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年轻人时，甚至开始因为自己的才能而小有名气时，我写歌的期望也不过如此。我希望在酒吧和咖啡馆能听到我的歌，也许后来在卡耐基大厅、伦敦帕拉斯剧院能听到我的歌，那样就不错了。如果这梦想再大一点，也许就是我还能发唱片，然后在电台里听到自己的歌。那对我来说就是中了大奖了。能发唱片，能在电台听到自己的歌，那就意味着你会有很多听众。这样也许你就可以继续去做那些你起初就想做的事了。 当然，做自己起初就想做的事，我如今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我出了很多唱片，在世界各地演出了很多场。而我的歌才几乎是我所做的一切的中心。它们似乎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生活中都找到了一个位置，对此我心怀感激。 但有一件事我必须说说。作为一个表演者，我为50000人表演过，也为50个人表演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给50个人表演要更难。因为50000个人会有单一人格，而50个人不会。每个人都会是一个个体，有独立的身份和对世界不同的看法。他们会更清晰地感知事物。会检阅你的真诚，以及你如何用自己的才华将其表达。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人数不多，我没有忽略这个事实。 然而，就像莎士比亚一样。我也经常忙于创造性的工作，而且也要处理生活里的种种平凡琐事。“这些歌谁来演奏会更合适？”“我录唱片的录音室对不对？”“这首歌的调子对么？”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变的，即便是在400年后。 我从来没时间去想，“我的歌是不是文学作品？” 所以，我要感谢瑞典学院，不光是愿意花时间去想了这个问题，并且，最终还给了一个如此美妙的答案。 衷心地祝愿大家好运， Bob Dylan 帕蒂·史密斯在诺贝尔文学奖现场的翻唱视频 这首歌的背景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在美苏争霸的冷战中，这是最有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以美苏核战争的方式毁灭世界的一个重大突发事件。迪伦与所有美国人一样都对此事件十分关切，他担心一旦战争爆发，自己对世界和未来的思考将无从表达，于是从危机一开始，他就开始写这首长诗（即《暴雨将至》的歌词），曲调则借用了一首古老的英国童谣。 这首歌以问答的形式，以孩子的口吻向听众描绘了一个诡异的、犹如噩梦般的世界，画面感和既视感极强烈，每一个诗句都可以借用后现代的绘画方式表达出震撼人心的效果。从文学形式上来说，这首歌词是不折不扣的现代诗歌，迪伦有意或无意地开创了一个迥然不同于传统民谣的时代：以现代诗入歌。迪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没有因此损伤诗歌的完整性和尊严，反而利用了商业和现代民谣的形式来推广自己的“诗歌”作品，无怪乎美国民谣界的元老皮特·西格（Pete Seeger）称此歌为“迪伦最出色的作品”。 歌中对不义、苦难、环境污染和战争的描绘，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时光流逝并未带来时代的进步，甚至是倒退，人类在毁灭的边缘徘徊多年，至今仍绝无信心对“孩子”们说：“我们已经能够远离战争和苦难，为你们留下一个更适合生活的世界。”多少人心里大概想的是：“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但还好，我们还有诗歌和音乐，还有鲍勃迪伦和更多让我们能多喜欢这个世界一点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