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高烧不退”的社会学分析——一个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公务员考试“高烧不退”的社会学分析——一个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摘要： 2006年报名已于日前结束。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不论是报考总人数还是报考比例都再创新高。越来越多的生选择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因而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动因的不断探讨。本文谨以社会学理性选择的视角对考试动因进行，从微观层面的行为出发，用合理化来说明“热”这现象的原因。   关 键 词：考试；理性选择；社会学分析 一、的提出 自从1994年国家录用考试正式实行以来，全国报考的人数逐年激增。根据人事部发布的最新消息，2005年中央和国家机关考试的报名人数达54万，其中31万通过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高达37.3∶1。而今年越来越火爆的考试再次抓住人们的眼球：由于报考人数激增，其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50：1，远远高于高考和考研。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中央国家机关共有97个部门8662个职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全国的报考人数已接近100万，其中最高的报考省份为山东，报考人数高达3.8万人，而去年的全国报考人数是54万，今年的报考人数翻了将近一倍。全国领先的江苏省的国家直属单位报考热度更是非比寻常，招录比例接近了60：1 [1]。报考热度由此可见一斑。从国家人事部网站上可看到，除海关职位外，在报名竞争8662个中央、国家机关职位的近百万考生中，通过审核的考生接近40万，占报名总人数的40％。合格人数和计划人数比例超过200：1的职位有9个，包括中央办公厅、民革中央、人事部、民进中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计委、财政部驻天津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总局。耐人寻味的是，一些艰苦行业的单位没有达到开考比例。 人民公共管院副教授舒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由衷感叹，本次国家考试已经当仁不让地从昔日被喻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和考研那里，接过了“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的接力棒。一场激烈而残酷的竞争即将上演，越来越多的人员青睐职位，也让人们再次关注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含义。中央、国家招考为何“遭遇”如此激烈竞争？人事部管理司司长刘家林从四个方面对报考盛况的原因进行了剖析:第一、政府机关吸引力不断加强。随着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许多人才开始把政府视为实现抱负、提升人生价值的舞台。同时，新一届政府的亲民理念也给职业增添魅力，继承优良传统、吸收公共管理理念的政府机关，正在吸引各类人才一展抱负。第二、压力大成为主因。2004年有240万高校生，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340万，2006年生人数将超过400万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集中招考，一次性提供8662个岗位，这对于正在寻求岗位的学子们来说，无疑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机会。第三、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考录制度从1994年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打破身份、地域限制，不拘一格选才，坚持公开考录政策、录用计划、资格条件、考试成绩和录用结果，为许多致力于从事职业的有志青年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也为机关选拔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第四、不再对考生来源做区分。所有职位，生和社会在职人员都可以报考。此次社会在职人员的报考人数上升。此次招考首次规定，城市低保收入家庭和特困家庭的考生，可减免考试考务费用。[2]  中山政务学院肖滨教授也认为“热”的原因在于一是它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占据大量资源；二是竞争机制不健全，缺乏淘汰机制。三是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作祟。 此外有人认为热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大众的从众心理使然。有些报考者的能力水平和理想抱负不一定适合的岗位，但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也被迫参加考试。另一方面，认为报考是出于对官本位和权钱交易的追求。在我国的体制下，制度性漏洞给了官员很多寻租机会。这种寻租活动倒未必一定现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根据人的天性，仅仅因为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别人求着自己而产生的那种支配他人的快感本身，就具有很大诱惑力。[3]  上述各方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考试“热”的原因，使人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在此，笔者也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考试“热”这一现象的成因做一些探讨。在传统的社会学中，一直存在着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裂与对立[4]。具体到要分析考试热的问上，整体论者关注的是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认为只有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往往从阶层关系、社会供需关系、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中来探讨考试热的原因；而个体论者则把变迁改变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认为不是社会整体，而是微观上的，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做出的“ 理性选择”。由于目前考试主要是一种“行为”，还没有相对固定的形式，但它又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因此，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使行动层次上升到系统行动层次，进一步对热现象做出规范分析，是十分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了较强的性。本文的分析依据采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微观的行为（参加考试）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宏观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作为研究背景，以合理化来说明考试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动因。为此本文的分析重点将着力在微观层次上分析目前热的根本原因。 二、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的热现象 如上所述国家录用考试制度自1994年正式实行以来，全国报考的人数逐年激增。而今年全国的报考人数已接近100万，由于报考人数激增，其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50：1，远远高于高考和考研。笔者认为考试“热”之所以会持续升温居高不下完全是由于众多考生的理性选择的结果。理性选择行为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交往或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的各种因素；并且在众多理性选择行为中，由于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们实际上无法达到“最优点”，而只能逼近最优点，即“满意解”。满意准则和合理化成为这种“理性选择”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在此，我们可把这种理性假设称为“社会理性”，其最基本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寻求满足，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其中有许多因素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如果再加上根据斯科特“生存伦理”观点引入的“生存理性”概念（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我们实际上就可以把人的理性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是最基本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作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下面笔者就对考试“高烧不退”的现象具体展开分析： 首先，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是生参加考试的一个重要动因。“生存压力”既包括资源环境等条件方面的压力，也包括社会制度等结构性方面的压力。当然，迫使众多考生蜂拥而上参加考试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压力。一般认为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压力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变而成的，这种压力从它诞生时起，就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尽管由于制度规范的强大，人们可能会一时忍受制度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以内良性运作，但这并不等于制度对人们的压力不存在，恰恰相反，这种压力潜伏在社会结构之中，且迟早会爆发出来，一旦结构性压力有所松弛，便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爆发力”。随着我国高等事业的飞跃发展，特别是高校大规模的扩招，每年生的数量日益增多，但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和社会对人才学历的提高，大多数很难找到或找到与期望相符的。造成生尤其是专科生的压力和随之而来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加，在此情况下，众多的生随即冲考试所提供的近万个岗位蜂拥而来。因此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所描述的火爆现象。生存理性选择由此得以充分体现。 其次，如果仅从生存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只是触及了生参加考试最初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普遍化与快速化，仅从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方面来寻找广大考生参加考试的动因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已无法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在相当人在可以顺利升学或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放弃升学或机会而一如既往参加考试，更无法彻底解释一些外企的高级白领甚至是“海归人士”不惜放弃“高薪”也来参加考试。究其原因，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就是他们不仅存在着“生存理性”，而且还具有“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显然，他们是因为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在这里，“社会理性选择”就表现得十分突出，相对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择，社会理性选择更具有多样化，它促使生在参加考试的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经济理性选择，而只是“ 满意”和“ 合理”的标准。（因为“最大”和“最优”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其付出的机会成本往往会更大，在生存压力之下，只要能求得相对的“满意解”，大量考生是宁愿放弃效益的最大化的）。而这种“满意”和“合理”常常是不确定的，它与实力、资源价值、对资源信息的控制分布以及后果有直接关系。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以后，诸如价值实现等其他层次的需要就会凸显出来。参加考试可能带来广阔职业前景、良好发展前途及可观经济收益等预期行动后果，这比起从事别的所带来的生存安全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之所以成为考生眼中的“香饽饽”，除了“铁饭碗”的诱惑，还有“铁保障”的诱惑。在人们眼中，姑且不论各种各样的“明补”及“暗补”，单是、医疗、退休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就是其他职业群体无法望其项背的。因此，社会理性选择比生存理性选择体现得更为强烈，并成为影响生参加考试的主导动因。 此外，从考试的报名的统计数据来看，某些行业却因为报名人数较少甚至达不到开考比例而出现了“冷”现象。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艰苦的行业，从往年的情况看，税务、海关等职位较热，地震、煤矿、气象部门的职位报名人数偏少，今年的报名情况依然没有逃脱“窠臼”。没有达到开考比例的10个职位，几乎全部集中在3个部门：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2.77：1)、天津市地震局(1.67：1)、西藏自治区地震局(0.5：1)、湖南省地震局(2.33：1)、黑龙江省气象煤矿局(2.45：1)、贵州省气象局(0.89：1)、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2.86：1)、青海煤矿安全监察局(1.33：1)、广西煤矿安全监察局(1：1)、青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1) [4] 。二是偏远地区的职位，税务是今年报考最热门的单位之一，然而，一些偏远地区的职位却较少引起考生的兴趣。例如，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国家税务局、葫芦岛市建昌县国家税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四川省国家税务局、青海省国家税务局等。三是“无权”的单位，国家统计局(直属三支调查队系统)在内蒙、辽宁、黑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宁夏、新疆的职位都出现空缺。中国文联办公厅秘处综合文书岗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保监局等这些无权的单位也是少人报考。这些现象都说明考生即使在参加考试中也已经不是迫于“生存压力”而做出的选择了，而更主要是从“理性选择”出发，追业生涯中的较“满意”和“合理”的目标。 因此，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观点和前文所作的主要分析，可将当代中国生及部分在职人员参加考试的根本动因归结为如下： 1、从总体上看，为数众多的生及部分在职人员参加考试是理性行为的表现，并且从他们参加考试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热”是“生存压力”（或者说“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因生存压力所作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是首要的。  2、当代中国生参加考试也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表现。他们最初往往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可随着参加考试人数的增多和火爆局面的形成，社会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生主体性的增加和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 3、生的理性选择行为要变成一种现实，不仅要受生存压力的影响，也要受到制度性安排的制约，而且还要考虑所要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但作为行动主体的生在社会结构面前又绝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们总是有目的的。他们是首先为自身的生存其次为自身的发展而进行理性选择的行动者。因此，生理性选择行动的实现，实际在宏观层面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状况，在微观层面上则意味着生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主体选择能力的提高。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生持续和大规模的参加考试就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行动者由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选择跃迁过程中，是“理性选择”高级化的具体表现。当前，我们要重视公共权力监督体系的构建，推进问责制度的深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打破一些职权岗位的超稳定性。只有这样，报考国家“高烧不退”的现象才可能根本改变，国家选拔制度才能走上良性运作的轨道。 ：  [1]  60：1江苏热考的背后[J] 江南时报  2005-11-01  [2]  缘何冷热不均[J] 潮 2004-23 [3] 吴天 郑瑶三 当前报考热的思考[J]  内蒙古统计2005－4 [4] 全国40.6万余人报考国家[J] 扬子晚报 http://exam.21tx.com 2005-10-26  [5]  周长城 学的三个阶段[J] 国外社会  1995-12 [6]  周长城 理性选择：社会学的新视野[J] 社会科学战线  1997-4 [7]  [美]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M] 邓方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8]  文军 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J] 社会学研究  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