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与研究概述

诗歌创作与研究概述关于诗歌现状和未来的大讨论   随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越来越技术化、商品化，诗歌一方面呈现出孤独无援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拒绝生存的态度。在过去的两年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怀疑和质问纷纷扑向诗歌，只有极少数人还沉湎于自我以幻想构筑的象牙塔里，还认为诗歌是文学乃至文化诸成分中最耀眼的明珠，如陈所巨说：“诗是一部分人或者可以说是极少数一部分人的特异功能艺术和崇高的享受方式。诗是人类最崇高的艺术。”〔1〕其实在今天，能够坦然承认诗歌是文学大家庭中具有平等权利和地位的一员，也需要十分的勇气，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诗歌已成为各类文体中最不受欢迎的一类，已有被驱逐出艺术殿堂的危险，诗歌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段钢在《诗歌神话的终结》一文中描述道：“如果你介绍某人是个诗人，那感觉就好像是在嘲笑他”，“在今天这个‘诗人不自杀还有什么用’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在辩白自己不是诗人。”〔2〕读着这两年的诗歌，我们总感觉诗歌好像被抽空了底气和锐气，断失了进取的精神和创新的勇气，只是拖着绵软的双腿，絮絮叨叨地在为自己寻找生存的依据。基于此，诗歌的生存状况问题日益成为96—97两年中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   这方面的议论可以分成三种：一是悲观的，二是乐观的，三是客观的。   有人以为，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泱泱诗国。他们有数据为证，今天国内官方和民间的诗歌刊物约有170种，全国发行的比较有影响的刊物计有18家。其中《诗刊》发行四万份左右，《星星》三万份左右，又纯又专的文学刊物能卖这么好，是比较罕见的。并不十分起眼的《诗林》杂志每年发现写诗的新人达200之多。全国每年出版的诗集约有500部，各类刊物上发的诗作约有一百万首。还有大量在其他渠道发表的以及未发表的。所以有人估算，全国写诗者近千万〔3〕，这可能是高估，但说每年有一千万首诗的产量，恐怕是个保守数字。   对诗歌说好话的，大多是圈内人，而且多是些有所成就的诗人、诗评家和编辑。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年、几十年，肯定乃至赞美诗歌，都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也不乏自我安慰、互相鼓劲的成分。如李景冰在某次“诗歌现状及创作问题研讨会”的综述中说，由于“某些貌似先锋的诗败坏了某些读者的胃口”，还由于现代诗“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政治功能，同时又不能像卡拉0K或通俗小说那样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因此，就从一般的世俗社会退出，像哲学或其他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精神产品一样，成为少数人探求和享有的产物”，所以，“诗的读者面在缩小”。但他转而又宣称：“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处于黄金的发展期，中国新诗在经历了80年代的裂变之后，渐趋成熟，如果说前几代很少产生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那么这一代和下一代在今天已形成的诗歌语言基础上，必将结出硕果”，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当下诗坛的写照”。〔4〕1997年在葫芦岛由中国诗歌学会和《诗潮》社联合举办的全国诗刊诗报协议会，与会者一致批驳新诗灭亡论，说新时期以来，新诗有长足的进步，从艺术质量到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都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这就是所谓空前繁荣论。〔5〕不过，他们的乐观似乎更寄希望于未来，反正未来什么都可能，而且没有时间限定，对未来的虚设永远不会授人以把柄，可以信口开河。如吴开晋说，到了21世纪，“大诗人和优秀作品必将大量涌现”。〔6〕再如老杰宣称：“跨世纪的伟大合唱”正“与日俱来”。〔7〕还有如张同吾说：“中华民族诗的太阳将会光华灿烂的。”〔8〕也许最乐观的要数西部狂人——获奖诗集《狂雪》的作者王久辛，他说：“我相信，下个世纪的诗歌的地平线上，将升起诗的人格的太阳!”并且高喊：“看啊!太阳升起来了!”〔9〕   持悲观论者多为圈外人，他们只是偶尔光顾一下罢了，对诗歌、尤其对诗歌的迅速变化缺乏了解的能力和耐心，所以他们的攻击总是围绕着“看不懂”。他们认为，当代新诗的繁荣是表面的繁荣，或者说是繁荣中的萧条。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从量上来说，13亿人人均占诗数并不多，而且，在这个充斥着伪劣产品的时代里，我们多的是伪诗和劣诗，大多数作品要么平庸，要么奇怪，将会被时间淘汰，一千三百年后，恐怕只有一小部分能被后人所阅读。圈内人如果承认诗歌不景气，他会将责任推给社会、时代，与之相反，圈外人喜欢将诗歌不景气的原因归罪于诗人。如钱玉林说，当代诗之所以让人们“从热烈爱好到怀疑失望，再到疏离反感”，是因为“诗，如今是散文写不顺畅的人们最体面的一种玩具”。“诗人，也常是不学无术，会写几句昏话，而又死缠着文学不放的一种人的代称。”他还骂当代诗是皇帝的新衣，连遮丑的作用都没有了，还列举了先锋诗患有韵律全无、感情冷漠、哲理成灾等十大病症。〔10〕最悲观的论者认为，诗歌将会而且正在消亡，必然会被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电影等其他艺术类型所替代。   如果持悲观论者只是圈外人士，问题也许并不致命，可怕的是圈内人也对新诗现状表现出了失望、忧虑乃至愤怒。80年代初，曾为“让人看不懂”的朦胧诗大声辩护的谢冕和孙绍振等人也在说当代诗让人看不懂，“正在离我们远去”。〔11〕林染认为，目前诗歌正处于社会转型猛然加速而导致错位的生活板块的夹缝中，“诗歌对读者乃至诗人自身的吸引力一直处在不断减弱的境遇中”。〔12〕   越来越多的诗人、诗评家趋于忧喜交加，他们一方面坚信当代新诗中不乏佳作，而且明天会更好；另一方面也有忧患意识，他们承认读者冷淡、市场疲软，也承认诗歌发生了危机，染上了重毒。如西川富于分析性地认为，就市场而言，中国诗歌在走下坡路；但就质量而言，中国当代诗歌已经取得的成就要远远高于“五四”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13〕有人开始热衷于为诗界开列方子，出谋划策。如郑敏几乎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求诗人们补文化课，遍读经典；王家新要求“使我们的写作成为一种与时代的巨大要求相称的承担”。〔14〕袁忠岳主张要同时抓两手，即坚守与顺应。要在坚守中顺应，否则会滑向庸俗；亦要在顺应中坚守，以免流于顽固。〔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