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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沈从文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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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沈从文123第1页共1页 第1页共1页 中国民族报/2009年/11月/27日/第007版 理论周刊·时空 沈从文与侗乡吊脚楼 蒋国经蔡新萍 走进侗乡,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侗族民居屋舍——吊脚楼。木质结构的楼体,青瓦白脊的屋顶, 由杉木板或松木板夹装而成的屋壁,而有钱人家的屋壁还要用桐油或清漆涂漆,黑里透红,油光 锃亮,显得古色古香。 在著名的侗乡——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龙津桥东头、依傍舞水河沿岸,约有一千多米 长毗邻相连的吊脚楼,当年,青年沈从文就将这里作为他创作的首选地。 沿河而上的吊脚楼群是芷江古镇的一大景观,吊脚楼群索子街,始建于...
文章沈从文123
第1页共1页 第1页共1页 中国民族报/2009年/11月/27日/第007版 理论周刊·时空 沈从文与侗乡吊脚楼 蒋国经蔡新萍 走进侗乡,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侗族民居屋舍——吊脚楼。木质结构的楼体,青瓦白脊的屋顶, 由杉木板或松木板夹装而成的屋壁,而有钱人家的屋壁还要用桐油或清漆涂漆,黑里透红,油光 锃亮,显得古色古香。 在著名的侗乡——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龙津桥东头、依傍舞水河沿岸,约有一千多米 长毗邻相连的吊脚楼,当年,青年沈从文就将这里作为他创作的首选地。 沿河而上的吊脚楼群是芷江古镇的一大景观,吊脚楼群索子街,始建于宋朝。街道狭窄,街 面铺着整齐的青石岩板,两旁全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吊脚楼群。这条街为明清时期竹木运输、集散、 加工的场所,最主要是以加工棕绳索出名,因而得名“索子街”。这条街下有西关渡、上有西门 码头两个极为热闹的码头,从云南、贵州、武汉、长沙等地来的客商船,无不在这两个码头弯(停 靠)船。来往客人极多,这条又小又窄的索子街自然热闹非凡,饭馆、茶馆比比皆是,布满每一 个角落。正因为有索子街、西门码头和西关渡这些繁荣、热闹无比的场所,各样的人物汇集在这 里,各异的风土人情的存在,为青年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1919年,沈从文随母亲举家搬迁来到芷江,投奔时任芷江县警察局长的五舅,并在警察局谋 了一份差事,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抄写违警处罚条子。警察局在旧县衙门,隔墙便是典狱所(看 守所)。每天傍晚,他与巡官到典狱所清点犯人,并针对不同程度的“罪状”,上镣或套枷,甚至 系上横梁铁环。此后不久,警察局又接管了征收屠宰税的工作,沈从文便从事起“税官”这项工 作。 当时,芷江每天要宰杀数十头猪、牛,当时每天猪征税640文,牛征税2000文。为防止宰 杀猪、牛漏税,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常常要跑遍索子街的每一个屠宰摊点。由于从事征税工作要与 各式人物交往,沈从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尤其是 那些屠户。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当时的职业,倒容易去和那些专诸、要离(古代刺客)后 人厮混。如喜欢喝一杯,差不多每一张屠桌边都可以蹲下去,受他们欢迎。想不到的是其中有一 次,我正在那些脸上生有连鬓胡子,手持明晃晃尖刀,做疱丁解牛工作的壮士身边看景时,忽然 看到几个假期中回家,新剪过发辫的桃源女师学生,正从街上走过。她们是芷江县大小地主的女 儿,这些地主女儿的行为,从小市民看来是极其不切现实的派头,自然易成笑料。记得面前那位 专诸后人,一看到她们,联想起许多关于学生的传说,竟放下屠刀哈哈大笑,我也参加了一份。 不想10年后,这些读不多但热情充沛的女孩子,大都很单纯地接受了一个信息,勇敢地投身 革命的漩涡中,领受了各自命运中混有血泪的苦乐。” 1922年,沈从文在芷江投靠的这位警察局长因患肺病去世,沈从文随之失去了依靠,他的生 活和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的余波推到湘西,沈从文在新书报的影响下,抱着对新观 念、新文化的强烈追求,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依依离开了芷江。他沿着侗乡吊脚楼下的沅水, 孤帆远影,穿过那茫茫无际的洞庭,只身闯入陌生的北京,开始寻求真正的人生。而他笔下的那 些船古佬和女人们,却长久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人民法院报/2003年/01月/07日/ 沈从文百年感怀 本报记者孔献之   2002年12月28日,是文学大师沈从文诞 生100周年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沈从 文作品与生平展”也如期开幕。九十多岁高龄 的张兆和先生因病没有到场,沈先生的两个儿 子沈虎雏、沈龙珠则早早到了文学馆。展出的 两百多张照片,珍贵、难得,几乎反映出了沈从 文先生坎坷、寂寞而又辉煌的一生。 一张窄木床,一张老式书桌,一个简易书 架,一把藤椅,两张木椅,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 间:一切现代生活用品,一件也没有。这是沈从 文1979在北京东城区的寓所;最近,1000多万 字的《沈从文全集》出版,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 一件盛事。从一间陋室联想到作家罕见的鸿篇 巨著,令人感慨与沉思。 沈从文先生1922年从湘西到北京以写作 求生;1928年到上海,与丁玲合编《红与黑》并 参加新月社。此后历任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 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20世纪30 年代,是沈从文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出版了中 篇小说《边城》、短篇小说集《虎雏》、传记《胡也 频》、散文集《湘西》等大量作品,成为中国文坛 影响颇大的京派小说家。1948年,沈从文被人 点名批判,一度使他因神经过度紧张造成疾病, 幸自杀未遂。解放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 馆、故宫博物馆等单位从事工艺美术和物质文 化史的研究。 文人毕竟是文人。沈从文离不开写作。 1981年,时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沈从文,撰 写、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引起了轰 动。此后,社会上开始出现的一股股“沈从文 热”,对他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作品的评价也 越来越高。近年他的书信集《从文家书》初版 后,更引起学界广泛的研究兴趣。沈从文塑造 了一个独特的湘西艺术世界,在那个恬淡静谧 的氛围中,现了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而他至 善至美的文学理想,探求人性的文学立场,在当 时喧哗的时代中迟迟不能得到理解。 沈从文从长期被冷落到重新变得热闹起 来。但从文先生对此表现出惊人的平静。一位 朋友在谈到他的文学成就时,他只是挥挥手说: “那些都是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了。我只 不过是个‘出土文物’。”一位在当年西南联大读 书的学生,有过一段难忘的回忆。那时,朱自 清、闻一多、杨振声、陈梦家等文学大师都在西 南联大任教。“从文先生用心关怀学生的成长, 他对我们的作文批改得特别好,有时他批改的 字往往比学生的作文还长,字又漂亮,所以很多 学生把习作珍藏了几十年。”他感叹地说。 从文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 缩影。沈从文去世前不久,曾对老友汪曾祺和 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沧 桑的经历给了这位老人以宽容与豁达的心态, 但这句话隐含了多少无奈和心酸!沈从文的后 50年,终止了文学创作,却在文物考古方面做 出了卓越的成绩。一位钟爱他的学者曾不无悲 愤地说:“想想从文先生在死亡线上挣扎以及之 后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可不要他考 古学上的成绩!” 从文先生的墓地前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 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在沙场,便是回到 故乡。”这是从文先生的表侄黄永玉的手迹,代 表着凤凰人对沈从文的温情。让人感慨的是, 沈从文以“一个士兵”的身份离开故土,以一介 文学大师的称号立足北京,以一个文物研究专 家的称呼结束一生,最后回到了故乡凤凰城。 我想起郎费罗的话:“生命是真实的,生命是诚恳的,坟墓不是它的终点。”沈从文就是这样,他虽已过百年,但他的精灵是永存的。 中华读书报/2003年/02月/12日/ 沈从文与北大 温儒敏李宪瑜   北大海纳百川,没有学历而有学问的人也可以在北大施展才华,担任教职。沈从文便是其中之 一。他是湘西“行伍”出身,几乎没正经念过书,13岁便开始独立讨生活。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他曾 自述自己的早年生活是:“做过许多年补充兵,做过短期正兵,做过三年司书,以至当流氓。”但他经 过艰难生活的历练,特别是经过北大风气的熏陶,终于成为现代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成为北大 的教授。 沈从文一生中在大学里待的时间,大约有16年,其中在北大(包括西南联大时期)的时间便有 12年,关系可谓深矣。沈从文在北大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而作为一个“北大人”,他也 为中国现代文学(包括文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沈从文到北平的时间大约是1923年夏天左右,他到北平来的目的很明确:投考大学,以便实现 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在免租金的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后,便听从表弟黄村生的建议,搬到当时北大 的校址沙滩附近,以多接触些“五四”新文化气氛,并且可以在北大旁听些课程,以备应考。 那时虽然“五四”热潮已有所减退,但北大仍然是新思潮活跃的中心,办学方针兼收并蓄,各种 学说均可得以传播,各派人士也频登讲坛。而且,北大欢迎一切有志于学的年轻人,允许旁听生自 由出入北大选课,以至“旁听族”的人数比正式生还要多;而他们自己也常在意识上把自己当作“北 大人”,共同领受并参与造就着北大的民主科学精神。在北大的这段旁听生活是沈从文的新文化启 蒙时期,他的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许多以前在乡下毫无所知或迷惑不解的东西,至此豁然开朗。 他一边旁听,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书籍,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因是“旁听”,反而少了些正式 生的约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也可以在他所经历的生活背景之下,更为自由地思索。和一般大学 生不同,沈从文并不一味追逐新潮,他更多地关注新的文化冲突以及传统的延续与转型等问,对 姿态稳健的文化守旧主义,他也不轻易高喊“打倒”,而总是认真思考,发掘其中的价值。比如从北 大最为古怪的“保皇党人”辜鸿铭那里,沈从文就得到非常生动的教益。 有一次听说有辜鸿铭的讲演,沈从文与许多好奇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殊料辜老先生一进门,全 场哄堂大笑。只见这位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 根蓝色腰带,更妙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沈从文也忍俊不禁,同时心里非常诧异:即 使在湘西那样偏远落后的地方,也早已不见这样奇怪的遗老装束,更何况在这首善之城的最高学 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辜鸿铭却仿佛对学生们的讪笑充耳不闻,从容不迫地正言道:“你们 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 去掉可很不容易。”辜鸿铭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影响特别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困 顿。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是将其作为一个富 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沈从文在北大,旁听最多的大约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 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甚至有一次,沈从文假冒正式生坐 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这都是沈从文旁听生活中的有趣插曲。 沈从文在北大结交了许多朋友,大部分是同乡或文学青年,其中不乏后来的文学星斗,如刘梦 苇、黎锦明、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杨晦等。他们与沈从文相处极好,彼此间有经历、性情的不同处, 也有文学识见、审美趣味的趋同处。他们常在一起聚会,探讨文学,互相展示各自的文学创作,讨论 文坛的热点问题等等。这个与北大相关的文学“小气候”,在沈从文创作的起步阶段,显然有着决定 性的促助作用。 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因生计问题去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住在 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便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 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且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 大有山林隐士的雅趣。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到沈从文晚年,陈 翔鹤已作古,沈从文作《忆翔鹤》提及旧事还颇为神往,只是感叹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 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自己却是为稻粱谋。 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在北大那样一个文学圈子的熏染下,沈从文不懈地写稿投稿,并终于步入 文坛。 与当时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沈从文开始也受到难堪的冷遇,他的稿件大多被扔进了废纸篓。 他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到军队去混碗饭吃。但有一件事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 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11月13日,下起了大雪。“窄而霉小斋”里,沈从文只穿了两件 夹衣,用棉被裹着腿在写作。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我就是。” “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 沈从文吃惊之余,才想起自己前些天曾给大名鼎鼎的作家郁达夫写过一封信。但这信与其说 是求援,不如说是倾诉,只想把他的苦水一吐为快,哪里会想到郁达夫竟会冒雪前来呢? 当时郁达夫在北大教授统计学课程,但在无数年轻人眼里,他无疑是文坛领袖之一。郁达夫本 人也有过困窘的学生时代,因此非常能够体会沈从文的境遇。他和蔼地与沈从文交谈,看他身体单 薄,衣衫破旧,便解下自己的淡灰色羊毛围巾为他系上;请他吃饭,并将会账找回的3块多钱留给 他。两人道别之际,郁达夫还殷殷叮嘱: “好好写下去……” “好好写下去”,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给了沈从文莫大的力量。 1925年的5月份,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沈从文得以结识另一位北大名人。 一天,一位朋友拿来一张5月4日的《晨报副刊》“五四纪念专号”来找沈从文,说有人在报纸上 评论他的散文;这是一篇署名“唯刚”的文章《大学与学生》,谈的是大学教育中存在的弊端,学生们 的艰难挣扎。其中引了一段沈从文发表于3月9日《晨报副刊》的散文《遥夜》(署名休芸芸),并说: ……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 佳———实在能够感动人。 “唯刚”哪里会想到,“芸芸君”读了这篇文章。心中会愈发悲苦呢? 5月20日,沈从文写作的 《致唯刚先生》发表于《晨报副刊》,说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大学生,而不过是一个为生计所苦的流浪 者,“只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沈从文当时写这篇小文,或许只为一吐苦衷,他恐怕没有想到,这因此会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 的一个契机。“唯刚”非等闲之辈,而是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林宰平先生。林先生托人找到沈从文, 请他到自己家里谈天,并深为他的才华及求索精神所打动。为了使沈从文有个安身之处,林先生请梁启超帮忙,把沈引荐给熊希龄,从而谋到一个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员的差事。后来,熊希龄还曾送 沈从文到北大图书馆,向袁同礼教授学习编目学和文献学,这是后话。林宰平先生还一再向徐志 摩、陈西滢等人称许并推荐沈从文。这样,沈从文又陆续结识了闻一多、丁西林、吴宓、胡适、凌叔 华、叶公超、杨振声、朱光潜、林徽因等人,进入了一个以北大、清华为中心的文人圈子。他的文学才 华得到展示的机会,他的作品也开始较多地在刊物上发表。当然,不能据此认为沈从文的文学地位 是靠名人“提携”得来。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迟早会脱颖而出的;但毋庸讳言,当时的许多 刊物都有“同仁”性质,沈从文进入文坛多少得益于此。 1938年,沈从文辗转来到昆明,初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第二年转入北大任教授。汪曾祺 回忆他曾在联大开过3门课:各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 沈从文擅写以湘西忆旧为题材的田园牧歌式小说与散文,文笔自然、优美。在联大的几年,随 着时世的磨砺,对人生思索的加深,他作品中的哲理化成份逐渐浓重。如《烛虚》等作品,灌注了对 宇宙、生命的冥想,有一种超离现实却又不失人生价值追求的韵致。也许联大那段生活的确深刻地 改变了沈从文的浪漫气质。但在教授学生写作时,可能怕自己的悲观焦虑的情绪过多地影响到年 轻人,他主张学生习作语言要素朴平实,不要为了追求“哲思”、“深刻”而丧失了青年人的本真。有 一次,他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对其中的对话进行了细致的雕琢,自以为很富有诗意与 哲理。但沈从文看后,既没有夸赞,也没有严厉的批评,只是温和地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 脑壳打架。”这一句话点醒了汪曾祺,使他明白什么是写作的精髓。以后他正是沿着这种平易冲淡 的写作路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品格。 1946年夏,西南联大三校各自复校后,沈从文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这时他的工作较 忙,除授课外,还担任4家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即《益世报》、《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这 几个报刊影响很大,也成为文学青年发表作品的阵地。例如原来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郑敏、杜运 燮、袁可嘉(后来“九叶派”的主要成员)等,就经常在这里发表诗歌。 但这段时期,沈从文自己的作品写得少了。内战在继续,社会依然动荡不安。沈从文毕竟是一 介文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太多的困惑纠缠着他。为了摆脱这些,他把自己的精力、兴趣投注到文 物研究、瓷器收集上,这是他多年以来的嗜好,也是他可以放松精神、神游八荒的一块自由领地。 1947、1948年,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并着手从公私各方收集展品和资料。沈从文对此事表现 出莫大的热情。他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一些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博物馆筹备处, 并积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不仅本人热心,他还动员别人也这样做。周定一就回忆沈从文说服他 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但沈从文企求的宁静生活终归是保不住。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赫然有一篇 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并强调“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 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当时郭沫若文章的分量之重,是不言而喻的。沈从文将如何 承受这沉重一击?他将何去何从?许多人都暗暗注视着。 中老胡同沈家,一时也颇为热闹。北大校方当局有人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 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则劝说他留下来,为新中国的文化教 育事业出力。其实,沈从文自己已经作了决定,照他看来,与其逃避,不如采取积极的态度,做些对 新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不也正是他年轻时候的理想吗? 但事实却不像沈从文估计得那样乐观。不久,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他的激烈 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下来,上面醒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 沈从文”,并全文抄录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在校内张贴,一切都那样的触目惊心。沈从文的目光从来没有这样茫然,内心从来没有这样孤独,他格外想念他记忆中的湘西,“田园 将芜胡不归?”还是归去吧,归去吧……沈从文的精神崩溃了。 1949年春的一天,沈从文试图切脉自杀,被人发现后送往医院抢救,幸而不死。病愈后,他去 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 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 沈从文就这样离开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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