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还是螳臂当车——浅论张居正改革

力挽狂澜还是螳臂当车——浅论张居正改革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整饬史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救朱明王朝将倾之厦——这就是“救世之臣”张居正。 张居正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但我们若仔细研究明史会发现，他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老一辈改革家的措施，但他的耀眼之处是能将这些措施冲破重重阻碍施行开来，造就了万历最初十年的“海清河晏，歌舞升平”。但这些措施也损害了那些贵族和旧官僚的切身利益，这也成为他死后被清算的原因之一。纵观古今，那些改革家很少有对国家进行彻底变革的，张居正也在此列。因为那样风险太大，一旦失败，不仅自身难保，而且很有可能是整个国家陷入动荡之中。但凡改革肯定会损害旧贵族的利益，被旧贵族所痛恨，最终使自己身败名裂，改革也以失败告终。改革家自己是统治阶级的代，当然还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无论怎么改革，受益最大的还是统治阶级。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对农民的生活了解颇深，亲眼看着元朝这个庞然大物是怎样一步步在农民手中灭亡的，因此他上台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自己的朱家江山，为此他在有识之臣的襄助下，一手擘划了明朝的一切典章制度，以期万年不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发展是不随人愿的。朱元璋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凭借他个人手中至上的权力，可以出明代的一切制度框架，但是他无法扼住历史发展的脉搏。在明代发展的现实中，他所设计的一切制度架构，基本被无情地摧毁。明代的制度也不得不跟着发生变动，虽说明初朱元璋设计的一切典章制度随着明代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必然。 仔细研究朱元璋设计的制度会发现，一切其实很简单，实行严格的海禁，闭关锁国，规定“片板不许入海” 。朱元璋想恢复的只是一个封闭的小农田园社会，这种安定、保守、贫穷、封闭、等级森严的社会最有利于他的江山长久稳固。这套与当时生产力完全背道而驰的制度由于打着“法三代”的旗号，成为困扰以及迷惑整个明代后继改革者们的枷锁。在此后两百多年里的改革都没能突破这个枷锁的束缚，这也使明朝不可避免的最终走向灭亡。 大明王朝经过洪武、永乐几十年的经营，在仁宣时期达到极盛，但此时的明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此后百余年间，明朝发生多次大的动荡，但始终没有威胁到大明统治的根基。原因就是在此期间明朝的有识之士进行了及时而有效的改革。 嘉靖年间杨廷和实行的新政，志在革除武宗时期的弊政，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武宗昏庸，宦官专权，小人得势，杨廷和身为宰辅大臣，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兢兢业业，努力维持危局。虽然他后来因“大礼仪之争”而失宠于世宗，改革也因他的致仕而没能继续下去，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明代中叶著名的改革家，杨廷和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嘉靖新政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就继续实行新政，对嘉靖朝遗留下来的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局面进行变革，对缓解明王朝的衰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韦庆远先生认为：高拱构筑的变革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变”。他说：“作为隆万大改革前一阶段的主要领导人，高拱的主导思想是，承认变动，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革以求治。”二是“实”。他说：“高氏以实学思想抨击理学末流，用以为隆庆阶段改革树立指南，开阔视野，规范工作。”高拱事实上应该算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的吏部尚书，并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每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尤其是当社会矛盾尖锐之时，适时地调整政策乃至组织，都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良方，否则一旦失去主动，受损害的绝不会是少数人。虽然前朝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延缓了大明朝衰落的脚步，但步入中晚年的大明王朝却百病丛生、步履蹒跚，急需一剂猛药使自己振作起来。万历年间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振作，治国能臣张居正在此时登上了晚明波诡云密的政治舞台。此时张居正改革正如一针强心剂，大明王朝由此又延续了数十年。 张居正从小聪颖过人，是荆州地区远近闻名的神童，年仅16岁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而他爹一直考到62岁也没能考上。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在内阁重臣徐阶的引导下，张居正努力学习，力求继承老师的衣钵，这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是主要行使以前宰相的事情，而且有权力驳回皇帝的圣旨，但是官位很低。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行驶宰相职权。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几乎一年一变。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 对于内阁中尔虞我诈的激烈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嘉庆二十八年他给嘉庆皇帝写了他治国的奏章—《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张居正由此心灰意冷，对政事失去了一开始那种为国尽忠尽责的的使命感，除了例行章奏，再也没有给嘉靖上过一次奏章。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张居正，在乡间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促使让他重返政坛，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三年之后，身怀抱负的张居正回到了朝廷，回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舞台。在激烈的政治风浪中，他学习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而国子监司业则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为以后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隆庆元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升职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由此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涯。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终于在三十年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达到了自己儿时的誓言。 笔者认为：万历新政的成功取决于三个人：一个是张居正，一个是皇帝生母李太后，还有一个是大太监冯保。这三人堪称权利的铁三角。因为当时皇帝小，入主乾清宫时李太后作为他的监护人也得同时住进去。在那期间，几乎皇上所有的旨意都要经过她点头。张居正是首辅大臣，朝廷文官系统的一把手，这两个人之间的桥梁就是司礼监掌印冯保。与这两人搞好关系，达成共识对张居正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对待这两人张居正的态度是同流而不合污，既团结又斗争。当然，后世对张居正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张居正与李太后，冯保之间的关系。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张居正要想做事，完成他富国强兵的理想，除了与李太后，冯保合作，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张居正牺牲自己道德上的高尚而选择与他们合作，甚至不停的赞赏他们，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从而赢得他们对万历新政的强力支持，这就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 面对 (2)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下简称《全集》 (3) 《谷山笔* 》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