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和阿Q的比较 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

堂吉诃德和阿Q的比较 阿Q和堂吉诃德都具有质朴、直率的性格特点。鲁迅认为，“真正的吉诃德”并非如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他是“十分老实”的。他心口如一，毫无伪饰，往往把自己所思所行，和盘托出，使自己成了没有任何遮蔽的靶标，因而处处受辱、被人愚弄。他不是那种“阴柔人物”，所以总是吃亏。阿Q呢？这是一个具有“农民式质朴”的老实人，老实得简直有些愚蠢，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他不谙人情世故，为人坦率正直，其喜怒哀乐之情总是溢于言，“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这样，他总是未庄闲人嘲弄撩惹的对象、侮辱攻击的目标。 他们在生活中是被欺侮的弱者，但却都希望成为强者，其愿望之迫切，有时竟达到妄自尊大的地步。堂吉诃德自诩是“模范骑士”，阿Q藐视王胡、鄙夷小D；比赵家的秀才还长三辈，即便是对有钱有势的赵、钱二位太爷，阿Q也“在精神上独不外的崇奉”。然而现实使这种自我尊重和自我陶醉最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在备受凌辱、到处碰壁之余，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精神上的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既是阿Q性格和气质的核心，也是堂吉诃德性格和气质的核心。阿Q的“我总算被儿子打了”，“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乃至“ 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使自己“立刻转败为胜”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阿Q精神上获得胜利的法宝。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他在遭到痛打，抚摩伤痕之际，还在“私自庆幸，觉得这种灾殃是游侠骑士分内应有的”；他的“惯技”是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幸，同骑士小说里英雄们的遭遇加以类比，一比便不觉得特别不幸，又何况自己是骑士中的“第一” ，而“‘第一’究竟是表示出人头地的词儿”，于是更加心安理得，甚至有些沾沾自喜起来。因此，他从不垂头丧气，而是继续沉浸于幸福的梦幻中，让精神上的欢愉再次滋润他那受难的心。精神胜利法可以暂时缓解一下失败的痛苦，但最终会将他们导入永久的迷误和虚妄的泥潭之中，沉浸在精神麻木状态而不能自拔。 以假当真，把想象和幻觉当成真实。例如阿Q会把自己的得失荣辱归因于赵家威风的盛衰；堂吉诃德则更是生活在一个心造的幻想世界里，他把从骑士小说中看到的一切虚幻化为自身生存其间的真实世界，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敌人，把商队当游侠骑士，把酒袋当魔鬼的头颅，把祈雨的偶像当作遭劫持的贵妇，把傀儡戏中的打仗当作真实的战争，等等。 然而，阿Q和堂吉诃德并不是始终迷糊的傻瓜，愚不可及的笨蛋。阿Q一旦能够摆脱(即便是暂时的)外在势力(赵太爷等未庄的统治者和闲人们）的直接加害和逼迫，环境容许他多少能够以独立的人格去思索和探求的时候，他也就多少能表现出几分清醒，甚至是聪明机智的。例如他在生计受到威胁而吃完偷来的第三个萝卜的时候，就拿定了进城的主意，因为他清醒地感到未庄已不是他生存之地；对赵太爷传令看货，他用拖延时间的办法对付，对秀才的“价格政策”也表示冷淡，因为他仇恨他们，鄙视他们同样，堂吉诃德只有在谈话涉及骑士小说和骑士道时，才显得疯颠可笑。一旦问题涉及骑士道以外的事，他便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对世风人情、天文地理、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都能发表一套聪明的意见，此刻，他才智横溢，词锋犀利，见解深刻，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达者。 在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既存在着难于混同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也存在着难以区别的类似性和不可分离性。而显著的差异又是和惊人的相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都统一在一个严整而复杂矛盾的性格之中。作为各具个性的典型形象，阿Q就是阿Q，堂吉诃德就是堂吉诃德，谁也不会将这两个形象加以混淆。 他们都是喜剧性格，因为在他们的全部活动中，其行为方式的直接动机和主观意愿都带有荒谬的性质和可笑的特点。阿Q和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他们喜剧性格的重要内涵。他们把虚妄当作可能，把幻想看成现实，把失败作为胜利，从中享受着无穷的乐趣。他们把算不了胜利的事当作了不起的胜利，甚至自以为是了不起的英雄，而实际上他们又都是最软弱的人。他们以嬉谑和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严酷的现实生活，结果往往被现实所嘲弄。 阿Q和堂吉诃德的喜剧性格都有着深刻的内在悲剧因素。被剥夺姓名权利的阿Q曾想获得自己的姓氏，可是，阿Q却因此而遭到赵太爷的痛斥，当一个“你不配姓赵”和一记耳光的细节把阿Q和赵太爷的阶级对立如此尖锐地揭示出来时，读者就不是嘲笑他行为的荒谬，相反，油然产生出对阿Q的同情，在笑声中掺和着眼泪。堂吉诃德为维护骑士作出的种种努力，是那样的虔诚、真挚、而又执着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因此，作为具有喜剧性格的阿Q和堂吉诃德，仍然给人以强烈的悲剧性印象。他们是悲剧性的喜剧人物。 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类似性，以及他们美学性格构成上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为鲁迅和塞万提斯所处的社会状态、他们在政治世界观、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等方面的某些共同性特点所规定的。 首先，两位艺术巨匠生活和创作的时代虽然不同，但社会历史状态却十分相似。十六世纪末的西班牙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都是一个病态的、畸形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在潜滋暗长、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取代这个病态的畸形社会的历史过渡性时期。 其次，两位伟大作家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上的某些共同点，是尤其重要和不可缺少的因素与条件。塞万提斯和鲁迅都通过讽刺和滑稽的形式来表达严肃崇高的思想主题，这是同他们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分不开的。 塞万提斯和鲁迅的创作动机都是积极的，即对旧的否定，对新的催生。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的目的在于否定骑士小说和骑士精神。鲁迅写《阿Q正传》，旨在批判“阿Q精神”，希望中国人民摆脱落后古国的传统“国民性”。他们都采取“ 传记”文学的名目来写作，使自己的讽刺对象具有一个庄严的外观，并反复强调它的真实性、可信性，因而对书中人物和事件都作了某些“考证”。 在作品的文体、语言方面，两位作家也都在作品开头以诙谐的“自谦之词”阐明自己的写法，以便同御用文人和通俗流行作品划清界线。从而显示出他们创作的独创性。 此外，他们还都以讽刺作为主体性艺术手段，因而使作品充满诙谐格调。同时，又都遵循真实是讽刺的生命这一原则，虽经夸张、廓大，但并没有失去生活的真实感，反而使所讽刺的思想行为更具现实的生命力和强大的说服力，在文体和人物性格上也没有丝毫流于油滑使人物成为小丑。两部小说的基本风格是庄谐杂出的，“谐”中有“庄”，寓“庄”于“谐”。在讽刺性艺术形象中包蕴着严肃的社会性主题，使读者在笑声中感受到理性的震动。 最后，在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的艺术构思，塞万提斯和鲁迅也颇多类似之处。两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节冲突的发展，以及人物形象的美学性格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喜剧性格越来越被悲剧性格所排挤，讽刺性的艺术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严肃的剖析所代替。 这种“类似再现”一般是由两种情况所引起的：一是作家有感于那类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现象、刻画的性格特征和提出的社会问题，与他自身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有类似之处，同他的创作意图能相共通，又同他所熟悉的社会心理和他的生活经验等有所吻合。于是，他在创作过程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从构思方向、情节冲突、性格描写、细节安排乃至整个美学倾向和艺术手段上，或多或少地承受他们的影响，形成一种“类似再现”的文学现象，这种现象，一般可称之为“影响性再现”的类型。二是因为客观社会条件的相似，作家的社会理想、美学思想和创作个性的接近，他们被相类似的社会冲突和思想感情所激动，于是不谋而合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相似的社会问题，创造了相似的典型性格，甚至在风格、情调和语言色彩等方面都出现相类似的现象，这种“类似再现”一般可以称之为“平行性再现”的类型。 从阿Q与堂吉诃德形象表面上的共同性特点来判断可作为 “平行性再现” 关于阿Q的形象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影响性再现”这个结论，我们的看法是: (一)鲁迅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也是一位敢于和善于从中国古代文学、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中不断“拿来”，并加以去芜存精地改造，从中汲取养料，“为我所用” 的伟大作家。 (二)鲁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状态，他对“国民性”的探索，以及他的美学观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固然是他创作《阿Q正传》的内部材料和重要根据，它们不但决定了《阿Q正传》和阿Q形象的民族的和时代的特点，显示了它们同《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形象的特殊差异性，而目也决定了《阿Q正传》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这是主要的。但是，《堂吉诃德》作为一个外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它在促进鲁迅完成自己的艺术构思，形成主人公的美学性格，以及运用讽刺艺术手段等方面，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重要的艺术上的冲动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力。这种冲动的具体反映形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整体性的或局部性的等等，但终究是一种外在力量的激发。 (三)从鲁迅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众多评论文字中，可发现他对这位西班牙大作家和他的名著有着深刻的理解。如“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 “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个大当”，“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堂吉诃德式的老实人”30，等等。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比较（基本没什么用） （一）《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单纯，有着高贵的天性，受过良好的教育，品行纯正，善于思索，曾对人性怀有美好的期望，相信世界原本就是善的。然而，命运多舛，正当年的父亲——丹麦国王，被他亲叔叔谋害了。他在父亲去世后，要承当起为父报仇的责任，但由于他是王子，在为父亲报仇的同时必定还要承担起重整乾坤的重任。此时，他蓦然发现，世界原不是他想像那样美好，人性也有及其丑陋的一面。为此，他感到痛心和绝望。他一面准备向仇人复仇，一面思索起人类最终的命运——“去忍受那狂暴命运的无情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除干净？”然而，思虑会阻碍行动，正如善良会遭受磨难一样，哈姆雷特在深入思考中逐渐变得疯狂。他天性是优雅的，而非暴烈勇猛，为此，他在复仇行动的延宕与阻隔中内心倍受折磨与煎熬。戏剧非常细腻丰富地展现了哈姆雷特整个内心变化过程，以及他的人格的转变与发展过程。历来，《哈姆雷特》戏剧被无数人解读。莎士比亚丰富想像，哈姆雷特的高贵英姿（“像降落在高吻苍穹山巅上的神灵那样身姿矫健”）令人们长久喜爱。而最富意味的是，哈姆雷特那复杂丰富的灵魂，犹如使人们进入悠长深邃的丛林，其中林木幽深，小径蜿蜒，绿荫蔽日，经得起人们不断探询、阐发。 （二）《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几乎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他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令人发噱。这位高贵的骑士用锈蚀的盔甲套在枯瘦的身上，头扣水盆，披挂佩剑，手拿长矛，驱使着那匹干瘪的老马冲锋陷阵。他将村妇想像成公主，将客栈当作宫殿，将风车作为妖魔。他深怀信念和冒险精神，在现实的大地上驰骋梦想。而他的仆从桑乔，则正好与他相反，不仅生得肥胖矮小，还贪婪胆怯。他们相互映衬，妙不可言。这是一对奇人。在庞大世界小说史人物谱系中，成为悬挂小说著名人物长廊中一对令人注目的画像。而海涅更是愿意把西方现代小说的头把交椅交给创造这一对人物的作者塞万提斯。他在1837年为德文版《堂吉诃德》所作序言中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纪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个个登峰造极。”并且还独富创见地说，那“两口子合起来才算得上是这部小说的真正的主人公。”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堂吉诃德和桑乔，他们也是一个人的不同侧面的显现；甚至，这俩人在社会学、政治等领域中，都有着喻象层面上的深切涵义。塞万提斯的伟大，就在于他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乔滑稽可笑的形象中渗入了许多深刻的寓意。当某一种特定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后，随着时间的流淌，这一形象就会逐渐演化成一种象征符号，年代越久远，象征符号所蕴藏的涵义就会越突出；再经过后人眼光的审视，会添加出更多的时代所赋予的后缀意义。一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杰作，不光是因为它本身寓意丰富，还因为它是一个容器，能容纳更多后人的阐释。《哈姆雷特》、《浮士德》、《变形记》如此，《堂吉诃德》更是如此。因而，面对这样一部有着巨大阐释空间和启示意义的作品，会忍不住地要去一再关注它。 （三）《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比较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两个典型人物有着鲜明的特性，他们是如此不同。然而，他们性格又都是矛盾的综合体，集合着许多丰富元素。将这两人进行比较会很有意思，在他们身上其实有着许多共同点。诸如，他们命运都具有悲剧性；都对现实中的恶做出激烈反映；他们都有疯狂的一面；又都是特立独行，与现实格格不入；以及孤独、不被人理解等。宛如一首诗中所描绘的：“他们对一切事物彻底蔑视/仿佛已遭受不幸的极点/他们是生者中的异类/思想从另一世界降临”。 也许，将这两人身上的一些优点挑出来重新组合，或可发现新的理想原型。诸如，既富有思想，又勇于行动；能将智慧和勇敢结合于一身等。 共同点： 他们都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充满道德感和责任感，都对现实中的恶做出激烈反映。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在捍卫生命的尊严不受恶俗践踏时，都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胆识和勇气。 他们都是追求理想的孤独者，特立独行，与现实格格不入，孤独，不被人理解。在一个黑暗实力当道的社会，英雄总是孤独的。因为母亲背叛了父亲，并“迫不及待钻进了乱伦的衾被”；他有恋爱中的奥菲利亚，但天真的她不过是父亲争权夺利的一枚棋子；围绕他身边有许多的朝臣和称作朋友的人，但他们都忙着在宫廷斗争中看风使舵，难有真心。霍拉旭是唯一能够交谈的朋友，但却不能交心。比之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的孤独似乎更可悲。堂吉诃德生活在平静的乡村，他身边的人无论桑丘、管家婆和外甥女还是神父、参孙学士都是真心爱他的，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堂吉诃德的追求，他们是一群活在世俗世界的人。连最贴身的师从桑丘，与堂吉诃德朝夕相处，也无法在理想生活的问题上稍极堂吉诃德的思想高度，无法在生活中给予他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这两位主人公，在精神追求穷途末路的时候，最终都关闭其心窗，不再试图与世俗进行沟通与和解，而都义无反顾地选择特立独行地孤身前往自我的理想圣殿。 他们都有疯狂的一面。小说中，这两位孤独的追求理想的斗士在同社会作斗争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疯癫”的行为方式。与其说堂吉诃德是因为读“骑士小说”入迷而“疯癫”，不如说他是对自己理想化中的“骑士精神”入迷而“疯癫”。堂吉诃德的“疯癫”是一种精神境界。然而正是这种“入境”的精神境界让他的行为看起来总是异于旁人并显得不合世俗的可笑。哈姆雷特的“疯癫”是装出来的，所以旁人看他“疯癫”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因为他知道其实“没有人比自己更清醒”。“疯癫”在他的政治斗争中被迫为自己披上保护的面纱。 他们的命运都具有悲剧性。堂吉诃德在通往殿堂的路上身心俱创，而哈姆雷特则更为极端，他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不同点： 屠格涅夫把这两个享誉世界的文学形象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堂吉诃德富有激情、敢于行动，而哈姆雷特则忧郁、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也不做”。然而，尽管他一再延宕，哈姆雷特却不是一个缺乏行动能力的人。 就对待自我和自我之外的信念或者理想的态度而言，堂吉诃德身上表现出的是一种信念，“对某种永恒的、毫无动摇的东西，对真理的信念。堂吉诃德全心全意地忠诚于他的理想，为此他准备忍受一切的苦难，牺牲生命。而哈姆雷特是一个…… （我发现这部分我白打了！！这什么东西，写得一点都不对啊~~~不过这也说明，我毕竟还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是人云亦云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