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转型社会中的精英机会

社会学家已经逐把共产时代的精英分子在经济转型中的命运因不同政治进程而异融合进他们的理论中 转型社会中的精英机会 经济赋予共产时代的精英行政控制和物资的特权，但是严格地限制了收入和私人财富。市场和私有化为公共资产注入新的价值，为这些精英创造了空前的机会。这些机会的大小取决于政体变革的程度和侵占公共资产的障碍。政体变革的程度从整个党政体制的保存到迅速崩塌或在竞争性选举中溃败而不同。侵占公共资产的障碍因私有化的程度、速度、形式和资产的集中程度与流动性而异。上述不同状况的混合共同影响了下列事项的程度：优先精英获得对私有化资产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利用政治职务攫取更大的收入，转入薪酬丰厚的精英职业，或者完全的被甩出精英队伍。政体变革和侵占资产的障碍引起的变化是在国家水平上的，但结果却因经济部门——主要影响因素为组织特征、精英的地位、资产的数量——而异。这个基本原理涵盖了中欧、中国和俄罗斯近期调查的各种发现，同时对其他区域具有预测力。 社会学家已经逐渐把共产时代的精英分子在经济转型中的命运因不同政治进程而异融合进他们的理论中。第一个进程是政体变革的程度：是否独党制随着计划经济一起被拆除。第二个是公共资产的处置：是否公共财产被快速的转移给新的所有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私有化的进程或者资产的特性使在职的精英分子掌握所有权或管理控制权。这些不定的进程在已有的关于从公有制、官僚计划向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转变的内在影响的评估观点的文献中是模糊的。 自从对市场配置作用的疑问第一次被提出（Nee1989）,转型经济体的数量已经从1增长到30以上。在这些国家中市场转变是在极端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在两个著名的亚洲案例中——中国和越南——市场改革的时候党政体制得以保存、没发生大的变化。而其他国家，共产政体被后继政府所代替，不过共产时代的精英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极端是，权力的平衡被迅速建立起选举民主的旧政体的挑战者所把握。另外一个极端是，共产政府从多国联邦中撤出而继续对民族国家专政。在这些极端中间是独裁政体和民主政体的混合政体，它既不被挑战者也不被旧政体精英所统治（McFaul2002）。 在市场改革的过程中这些政治进程独自产生了有利于共产时代精英的机会。是否精英们在市场转型关键的早期阶段失去政治权力有益于确立市场代替计划的政治前提。想有效的预知共产政体的精英们后来的生活机会就必须以详细说明这些政治进程为条件——这些政治进程外生于市场转型。 同样重要的是政体公共资产被剥夺的程度和方式。在中国和越南的改革中，还有前苏联的几个共和国，私有化被拖慢了。1在大多数后共产政权中，私有化进行得更快，有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由于私有化是快速的和缺乏规制的，共产时代的精英在攫取资产的能力上增强了。后共产时代政体公共资产转移到新的所有者手中的方式多样，共产时代的精英的机会也因私有化的进程不同而异。 这些政治环境确定了市场改革过程中的权力和财产的分布。然而最近的调查是模糊的，调查通过分析单一国家的数据来检验市场改革固有地会使政治信任和教育、经验和企业主身份的联系贬值的主张。（Gerber2002;Gerber and Hout 1998;Hauser and Xie forthcomimg; Nee 1996;Nee and cao 1999; walder 2002a;Wu and Xie 2003; xie and Hannum 1996; Zhou 2000）。对这个主张的批评证明了官僚及特权的持续(Bian and Logan1996;Róna-Tas 1994), 但是这也可以解释为局部改革的症状（Nee1991,1996）。跨部门和时间段的数据分析表明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特征导致精英利益以与市场化和私有化无关的方式变化。（Gerber2002;Gerber and Hout 1998;Parish and Michelson 1996;Walder 2002a;wu and Xie 2003;Xie abd Hannum 1996; Zhou 2000）.这些研究意味着市场中心原理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一些争论集中在市场配置本身对精英的利益不具有清晰的含义。（Gerber2002; parish and Michelson 1996; Szelényi and Kostello 1996; Walder 1996; Wu and Xie 2003）.然而还没有人从不同的前提提供替代的原理：市场对权力和财产分布的显著影响是偶然的。 （张宇译） 一个关于精英机会的理论 一个关于转型经济中社会变革的理论，应该注重考察精英在变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所面临的机会和约束。市场变革中，官僚权力的下降并不意味着精英机会的减少。毕竟，官僚权力并没有给共产党的精英们以高的个人收入和显著的个人财富。在计划经济中，除了那些位于政治系统顶端的人外，党的精英的收入和物质性的优待条件是适度的，并且相差很小。物质性的优待条件是和官职的高低相应的，它是建立在对公共财富享有的特权之上的：可以住好的街区里面的较宽敞而舒适的房子，可以使用度假旅馆，可以将公家的汽车作为私家车使用。（Voslensky 1984;Walder 1992）。权力和地位可以让人较快的买到一些稀缺物品，这种特权只有在一个物质短缺和生活较低的社会才存在。简单而言，以市场经济的标准——以及今天转型经济的标准——来看，计划经济模式中精英们的经济特权是相对有限的2。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特权的组织基础——计划经济——的削弱，并不意味着精英们机会的减少。 在转型经济中，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在社会阶层的形成和流动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精英的致富提供了新的机会。这要归因于对于个人财富积累的政治限制的解除、新创造的关于获得或交易公共财产的市场价值、以及新创造的在管制决策和官僚影响力网络中官员自由裁量的市场价值。因为事实上，所有的资本、不动产和自然资源最初都是公有制的，在经济转型开始的时候，这些都是掌握在精英手上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它团体相比，有着天生的优势3。 然而，市场化转型所发生的政治环境是多种多样的。精英获得潜在机会的可能性取决于政权改革的程度以及对精英们侵占公共财产的限制。 政体变革的广度（extensiveness） 所谓政体变革的广度是指，在市场化改革之前或同时，共产党丧失政治上的独占权而必须与其它组织竞争政治权力的程度。在绝大多数的政体变革中，这都以两种决定性的方式改变了政治制度：第一种，原来作为统治者的党丧失了政府、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中的人事任免权。第二种，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了，这导致了全国性的党的体系的消失，这一体系原来与政府和企业体系对应存在，通过这一体系各项事业被组织起来，而且这一体系本身还掌握着大量集中的财产：不动产、汽车、银行帐户等。在这种形势下，就算原来的执政党（共产党）仍然存在，它也只能作为一个小的选举性的政党而存在了，只能提供很少职业机会，并且也只能掌握很少的财产。这种政体变革的最迅速和决定性的例子发生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 在共产党主导市场改革进行的国家（如中国和越南）中，党的统治仍然得到维持，并且它仍然控制着人事任免权和公有财产。但是许多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新国家所进行的政治变革并不比中国和越南多。执政党阶层在新的国家大部分是完整的。在极端的例子中，前共产党变成了民族主义政党，获得了重生，并且其中的很多仍然维持着专制统治（Collins 2002;Jones Luong 2002;Roeder,1994）4。在这些政权中，计划经济被消除了，市场化的改革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得以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党保留了原来的大部分组织结构、任免权和财产。 政权变革最极端的例子是前东德，在那里，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共产党和前民主德国政府都很快的消失了。不那么剧烈的政治变革的情况是，出现了力量强大的反对运动，导致了执政党内部的分裂，并通过早期选举击败了共产党的残余力量。这一过程使程序性民主迅速出现，在程序性民主中，反对派而不是原政府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平衡（the balance of political power）5 有一些新政府采取了明确的反共立场，迅速地拆除了原来的行政构架，并且通过了旨在系统性地将与前政权有关联的人员排除在精英职位之外的法律。6 处于中间状态的政权——最著名的是俄国——在这里，无论是反对派还是共产党时代的精英都无法明确地主导后共产主义的政府。7(姚志伟译) 限制资产侵吞 精英机会并不完全取决于体制变革剥夺在职精英的政治影响和职业机会的的程度，它还共同取决于限制精英侵吞公共资产的程度。当在职精英对私有化的公共资产进行管理控制,或者将他们转为个人所有时,资产侵吞现象就随之发生— 这也取决于政策和监管环境。 第一个显著的政策环境特征是私有化进程的速度,这会因为国家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很多转型经济都抵制国家资产向私人占有形式的快速转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在转型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私有部门的估计份额介于20%到80%之间(见表1)。这个百分比不能直接说明私有化的速度,但却是两个不同步骤的结果：国家资产向私人占有的转变，以及新企业的进入(通过国外投资,私人投资或者小型家庭企业)。如果我们承认处在这个分类的中间范围的某些经济—特别是中国和越南— 已经主要通过鼓励外国投资和小型私有企业达到了这一水平，那么国有资产转变为新的所有制形式的速度的多样性就更加明显了。 推迟私有化的国家政策为资产侵吞设置了障碍。然而，如果私有化快速向前发展,只有存在针对这一做法的有效的监管禁令，资产侵吞才能得到限制。这在那些快速对国家资产进行私有化的转型经济中情况迥异。当然这也取决于资产本身的特征：资产聚集和资产流动性的程度，这在一个国家的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之间也各不相同。这些限制并不直接与体制变革的广度同时变化。 政策和监管环境。当资产侵吞发生在所有的转型经济中时,它就会在两种非常不同种类的政策/监管环境下得到相对的限制。第一种是在改革共产主义体制和后共产主义独裁专政中抵制公共资产的私有化和保留强大的反盗窃国家财产的禁令。在这些情况下的相对较小程度的资产侵吞不是由于法律和监管结构的力度，因为他们臭名昭著地软弱，而是私有化的迟迟未始和缓慢的发展速度。在这些情况之下，国家机构和公有企业都能从事一定形式的资产转移，以此他们将公共资产转移到处于他们自己组织控制的私人实体之中。这些策略使国有企业能够通过获取帐外高额收入的方式去规避国家管制和税收(Lin,2001)。这些收入会被用于追求各种目的,包括高额行政报酬(在工资和额外利益方面)并暗地里将资金转移(腐败)进个人的手中。在这些情况下,在职官员可以从这些安排中攫取高额收入,但是他们不会夺取对这些依旧是公共的资产的所有权。8 资产侵吞也会在这些状况中发生，但是以相对较慢的速度进行，涉及到相对较小比例的国家资产，基本上是在能够暗地里转移财产或犯罪者能够永久逃往国外的情况下发生。(Ding 2000a, 2000b, 2000c ). 对于资产侵吞的相对限制的第二种环境与第一种完全不同：广泛的体制变革伴随着有序的私有化,它在透明的规则之下进行资产的转移。在这些情况下,在职精英们就快速的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以至于无法挪用国家资产,或者私有化进程极度化和得到良好的监控。在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是前东德,，是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也表现出了这些特征(Eyal et al .1998,chap. 4;King 2001a, 2001b )。在那些将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直接卖给外国公司的国家，在职精英不能够持续控制公共资产，永久性的精英管理控制策略被摧毁(Hanley, King, and Janos 2003)。 另一方面,在两种不同种类的情况下,对于资产侵吞的限制是无力的。第一种情况是,当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完整的延续下来时，却在抛弃其对公共财产和中央计划的使命后以一个新的名义进行统治了。这些情况在许多突然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几乎没有内部反对派或政体变革的新兴独立共和国中盛行。这种情形导致国家资产大量转移到官员、他们的家属以及同伙手中,或者从职务的专断权力中攫取巨额收入。.精英们可能继续占据政治席位或者自我决定离开。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问题是资产侵吞的机会是如何被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所垄断的。 当一个处于广泛体制变革中的国家在没有建立阻止内部人士获取控制的屏障时就快速将国家资产私有化时,使得广泛资产侵吞成为可能的第二种情况就会发生。这个过程通常都允许公共事务和产业机构的在职管理者在公共资产私有化时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以现代公司主管人员的身份出现，撇开计划经济的束缚，以此为他们自己分配到大量不断增加的收入和利益,包括股票份额,这是公司资本主义管理实践的典型。这个过程也允许被选出的管理者和经济官僚去直接获取大量的新私有化的公共资产的个人所有权。那些能够完成这些策略的人将会进入一个带有共产主义时代精英血统的新的私有商业寡头统治之中。这种结果在俄罗斯相对普遍, 到1993年体制内人士已经获得了三分之二已私有化和正在私有化的企业中的大部分份额(McFaul 1995:210)还有一小部分富有的寡头统治者夺取了特定要害经济部门的控制权(Goldman 2003:98-122; Hoffman 2002)。9这个过程的一个经济性的破坏副作用就是商业寡头最初出于对后继领导者恢复（财产公有制）的恐惧，试图将资产转移到国外(Tikhomirov 1997)。（陈文琼译） 资产集中及其方式 在特定的政策和管理环境里，由精英负责的经济部门当中，基于资产集中及其方式的变化，对私分资产的监管同样也会发生变化。资产高度集中的经济，为精英肥私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分散的资产则鲜有如此契机。资产高度集中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工业化的城市经济，在那里，产品集中在资本雄厚的大公司手中。另外的例子是广泛的石油保存、矿产存放或者不动产，它们都亟需大量投资（通常来自国外）来发展。如此大型的资产集中，很容易被精英当权者所控制，因为资产已以公司形式组织起来以及在政府掌控之下。市场改革伊始，精英当权者控制着这些资产。在这些部门，对掌权的精英的潜在回报是十分巨大的。 另一方面，资产分散的经济为私分资产者提供的机会则很少。存在大范围的小业主，其收入绝大部分源自于农业，这种农耕型经济，可能是最典型的资产分散的例子。另一种例子是小型企业经济，其中，小规模的私营公司或家庭公司广泛地开展生产和服务。在这些情形中，几乎没有资产被精英当权者私吞，因为资产分布广泛，使操控和私吞的成本和困难增大，并且，从分散的资产中掠夺收入，还需大量的苦功、技巧和风险，使其对精英没有吸引力。但是对非精英而言，却有高度吸引力和可欲性。在社会主义体制有限的市场改革中，允许小型企业繁荣发展，此原理已被证实。（Szelenyi，1988）。 资产持有的方式有着类似的影响：流动资产比有形资产更容易被私分。精英当权者利用对财政手段、资产交易、价格操控、国际交易以及内幕信息的垄断权，转变财产形式和易手高度集中的财富。通过这些方法的资产转移，即使是大宗的转移，先天性似的，难以监控。有形资产，如车辆、工具、成品和土地，没有给精英提供同样的机遇。 俄罗斯的近况为这个原理提供了明确的范例。实力雄厚的寡头执政者在一次经济危机当中，通过金融交易，取得财富。与此同时，普通工人只能采取以物易物或瓜分雇主的有形资产（如车辆、工具或机器）的经济方式，充实他们的收入（Burawoy and Krotov 1992; Woodruff 1999）。另一例子就是，在市场改革初期，以平等主义方式分配国有资产的后果所产生的各种影响。雇员或公民平分可转让的股份或凭单，这种共享所有权的计划所造成的典型结果是，私人资产在短期内高度集中。普罗大众迫于收入压力，以压低的价格，把股份卖给管理者或私人投资公司，并且，一度为政府拥有的资产，在相对短期内被转变为高度集中的私人财富（King 2001a; McFaul 1995）。相反，在中国和越南的市场改革初期，在农耕经济中，有形资产（如农田）的平均分配，已导致了对最重要的生产资产的高度平等和稳定的分配，并且，通过禁止土地买卖、杜绝随之而来的土地占有的集中而使之得到强化。（Oi 1989）。（梁文生译） 经济转型的类型 从国家层面来说，政治变迁的程度、政策与法规环境限定了经济转型的不同类型。图一以简表的形式表明，环境的不同结合方式，限定了四种以粗略的“高”“低”价值向度划分为基础的“纯”政治制度/政策类型。10在描述每一种经济转型类型所给予共产主义时代的精英的各种机会以及我们在不同情况下观察到的精英的不同结果前，我先描述不同国家设置的政治环境。 政治变迁的宽度 高 低 类型1 共产主义极权垮台，失去财产与人事任命权。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并在初次选举中落败。私有化规范而有序的系统推进，精英们私吞财产受到遏止。 类型2 共产主义极权继续掌权。党控制人事任命权，把持组织与财产。私有化被搁置而举步维艰，限制精英私吞财产。 类型3 共产主义极权垮台，失去财产权与人事任命权。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并在初次选举中落败。私有化秩序混乱，允许精英大规模私吞财产。 类型4 共产主义极权继续掌权。党控制人事任命权，但推行财产私有化。私有化由传统政治精英主导，财产私吞无所忌惮。 私吞 财产 高 的 政策/ 法规 低 限制 图一的上半部分的例子显示，财产私吞受到相对高的限制。有两种经济转型类型体现这一特点。类型1的经济转型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变迁，共产主义极权在改革初始垮台，并在初次选举中落败。这些经济系统的推进国有财产私有化，但在实施过程加强规范与监控以防共产主义时代精英私吞财产。前民主德国就是典型。尽管情况千差万别，但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这些中欧国家均属这一类型。11 类型2的经济转型中的财产私吞也受到相对高的限制，但原因完全不同。类型2的经济转型伴随着政治停滞。共产主义极权在改革的最初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毫发无损，精英权位稳如磐石，泰然自若的掠夺国有资产。这种环境下唯一可以限制私吞财产的是，对巨额国有财产的私有化进程被搁置十多年并后续进展缓慢。在这些国家中，私营经济的发展基本上集中在国有经济的外围，如农业和小型企业。因为传统精英大权在握，经济法规脆弱不堪，财产私吞时有发生，只是由于私有化步伐缓慢因而相对于其它国家范围有限。12如同Belarus、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的改革也是清晰的例子。13 图一的下半部分代表对财产私吞的约束相对微弱的经济类型。这些国家的经济也是随着政治变迁而变化。左下角类型3的例子经历剧烈的政治变迁，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竞争性选举迅速兴起。尽管政治变迁剧烈，由于一段时期的政局混乱、或私有化冒进而缺少管制，对财产私吞的约束微弱。在国有巨额财产的私有化过程中，这种体制为在任官员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把持对国有巨额财产的控制（或化公为私），使其在蓬勃兴起的市场经济中拥有巨大的商业优势。俄罗斯也许就是典型。14 类型4的经济与类型3经济的区别在于政治变迁的相对受限程度。如类型2经济一样，共产主义极权并未垮台。反而，他们退出多民族联邦，如前苏联、南斯拉夫，继续独裁统治，同时毁弃其对国有产权与计划经济的。在这些国家改革的初期，共产主义时代的精英依然在位，但他们既不继续履行国家对公共财产的责任，也不对私吞财产实施有效的法规限制。这种情况几乎存在于所有政治上独裁、经济上迈向市场经济与私有化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15 （李文彬译） 精英机会的模式 每一种政治结构的情形都会决定过渡时期的经济，并为共产主义时代的精英提供完全不一样的各种机会。这被简要地描述为图2当中的流动结果。图中的横座标的数字代表各种等级精英的全部流动变量。政权变化的宽泛性越大，精英的流动率就越高。在图2的左边（type 1 and 3）,旧政权的精英们将会离职，被相对更低的旧的阶层的成员或者完全是共产主义精英以外的人所取代。有两个原因，这是图中左边的界定是源于共产主义阶层的瓦解所固有的。第一，政党组织的瓦解导致整个国家享有特权的精英的数量剧减：官僚体系各层级的政党书记以及与之相勾结的在政党控制之下管理人事、任免和公共财产的行政首脑。这些消失的位置的原占有者们将被迫去寻找不同的职位或者及早退休。第二，当旧的政权制度被革除，前执政党就不再任命政府部门和企业中的领导职位。一个新的政府可以自由任命那些在旧政权中没有处于高级位置的个人，甚至可以清除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在图2的右边，共产党的等级体系绝大部分地保持完整，那么精英们的流动就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图2 的纵坐标界定了共产主义时代精英们从他们的组织中的位置到一个新的位置转换频率，新位置涉及到对大量集中的私人资本或个人财富的所有权或管理控制权，不管他们是否在政权变更时所处的位置使他们逼于无奈行此一着。在图2的下半部（type 3 and 4），表明相对缺乏管制的资产侵吞将会导致高频率的精英向这些位置的流动，造就了一个新的、深深植根于共产主义阶级组织的有产公司精英（阶层）。另一方面，图2的上半部（type 1 and 2），这种精英的流动性少得多。在政权转变广泛的地方（type 1），旧精英们将会及早退休或者以更高的比率进入非精英位置。在少有政权转变的地方（type 2），旧精英倾向于保留在他们的现有的公共位置，一旦可能，就把他们和在新兴的市场中新的牟利活动结合起来。 在四种纯粹类型中（参见图2），对共产主义精英来讲最不利的是类型1，在那里精英们以更高的比率失去他们位置的并且遭遇到侵吞财产的强大障碍。这种机会规定是相对严格的：除非精英们拥有管理的或技术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可以在一个公司经济中直接地转换到熟练劳动力市场，要不然他们很可能失去他们的位置，同时，他们也相应地很少机会得到有效的商业资产所有权。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1988年时的政治精英中只有39%到1993年仍然在权力位置上，另外21％已经及早退休了。然而，1988年时那些在管理－技术位置上的精英超过70％的人到1993年还保留在相似的位置上，这也暗示着在精英留存过程中相应的职业经验的重要性(Böröcz andRóna-Tas 1995; Eyal et al. 1998, chap. 4)。在三个同样的中欧国家中，1988年政治精英中1993年拥有产业的人（18.4％）比提前退休的人（20.9％）要少得多，而且极大部分的所有权是小企业中的有限股份。更大一部分地从事技术管理的个人不再出现分享所有权这样的事情。(Eyal et al. 1998:120–23,138–42; also see Hanley 2000a; Szelényi,Szelényi, and Kovách 1995)。16 对共产主义时代精英们最有利的成果存在于类型4转型经济中，共产主义组织体系完全幸存下来但是他们放弃了公共所有权的承诺。在这样的状况下，精英们可以选择保留他们位置，并且在通过市场经济扩张的时候，利用他们制定的规章的或其他任意的权力去榨取收入，又或者通过拥有或控制公共财产参予私人生意。他们还可以选择，在侵吞了公共财产后离职专职从事商业。精英的个人成员会如何选择，以及他们相应的经济的成功，将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占据何种位置和他们在过去所积累的人际关系和影响能力。由于缺乏盛行此类环境的转型经济的相关公开研究资料，阻止了我们对预测的结果描绘出更广阔的轮廓。然而，我还是预期可以找到：在这样的政局下几乎没有精英流动；一个拥有私人生意的精英牢牢地扎根于共产主义时代；还有相对大范围的贪污腐败，因为保留了位置的官员们利用职务攫取收入。 两种中间类型位于Type 1和Type2之间。在两种经济下，精英的机会相对的要多，但机会的构成的却相当不同。近似Type3的是作为政权交替的结果，很多的共产主义时代精英被迫离开他们职位（部分是因为很多机构，尤其是政党组织，被废除）。然而，由于一个时期政权的不稳定性或急速而缺乏规制的私有化程序，对资产私吞的限制相对软弱。这让那些在职的官员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在公共资产私有化时继续控制它们，或者获取资本的个人拥有权，并且以较大的商业优势参与市场经济。俄罗斯好像堕入了这一个类型当中去。精英的流动比中欧所声称的要少，部分是由于政权更替两年后才开始。但是1988年36％的政治精英到了1992年已经被取代了位置。然而，苏维埃时代的管理官员和计划者保持精英位置的能力要比中欧那些失去职位的精英强得多，中欧到1993年未能保持1988年经济官僚体系精英位置的只有18％，反映了俄罗斯精英操控资产的能力。而且，1993年三分之二的私人商业精英都是前共产党的成员 (Hanley, Yershova, and Anderson 1995:654–62)。 Type2的案例中那些在职的官员并不是被强迫离开他们的职位，但是开始较晚而又进展和缓的私有化进程为资产私分提供了更少的机会。这些官员有两种选择。第一是保留他们的职位并试图从中榨取收入。这个策略可以有几种方法：（1）利用影响力获得更好的工作或者为家庭成员获取生意机会，（2）从他们部门的恣意的权力中榨取收入（包括各种例如贪污的手段），还有（3）利用影响力去帮助自己家人的私人生意。第二个选择是离开他们的职位，在私人部门中寻找高薪的职位或者为他们自己打开一门私人生意的门路。因为Type2中的经济私有化步伐缓慢，限制了官员们支配公共资产的能力，所以第一个选择会是占大多数的。精英中低等级的成员相对于小的私人企业主可能会首先尝到失去收入的滋味，而拥有能产生高收入的职位的官员将会做得比那些拥有更高教育和技术技能的人要好——刚好与Type1的转型结果相反。（刘云东译） 资产结构的影响 在任何一种特定的转型经济模式中，资产结构的不同会进一步限制或促进精英的机会。在一个国家经济中最明显的对比发生在工业化的城市部门和乡镇农业部门之间，前者以公司的形式组织管理，资本高度集中，容易被变现为流动资金；而后者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土地和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像中欧和俄罗斯这样经济高度城市化的国家而言，农业部门并不重要，但在中国和越南大量的劳动力依附于农业部门。17 在我第一轮建构市场转型的理论时，中国乡镇数据让我产生诸多灵感，而它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仍然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意识到农业经济资产结构的差异对于解释广受关注的中国案例，以及将它与城市化的俄罗斯和中欧的结果有意义地联系起来时的中心重要地位。 农业经济的资产分散而且大多是固定资产，而城市工业资产相对集中而且以流动资产的形式居多。中国推行改革初期，旨在推迟私有化的特定政策使这些特征得到促进和稳定化。集体化的农业生产解体，代之为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式，土地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承包给农户，每家农户都分到相对公平的土地。（Oi 1989）通过该，农村经济生产完成了最重要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另外，承包制并未授予农户出售土地的权利，因此也阻止了发生在其他转型经济中资本集中的情况——推行“私有化证券”政策，资本被赎买从而迅速集中到少数富翁手中。 限制中国私有化的另一因素来自非农资产，尽管它比较小规模而且分散。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其资产为全民所有，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私有企业的规模受到了法律限制。这一时期农村工业发展由村镇政府拥有和经营的企业来主导，这一进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Oi 1999; Peng 2001; Walder 1995; Whiting 2001）尽管直到90年代后期，这些乡镇企业才出现了类似其他转型经济中的私有化。 由于受到平均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和对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严格限制，更多的收益来自于使农业之外的工资－雇佣企业或家庭私营企业等多样化的经济形式。家庭经济中的干部在这一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干部来经营家庭企业说明工资雇佣已经多样化并发展到了一种更好的形式18。第二，干部能直接为其家庭成员安排有薪工作，或者利用其影响力让别人来安排。第三，他们能利用其影响力来促进自己家庭的私人生意。 尽管精英有如上的潜在机会，但广泛的机会也会光临其他人。经济的迅速增长创造了工资－雇佣和私营企业等多样化的机会（Walder,2002a）。乡镇经济的增长使结构发生了变化，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户收入急速增长。一般农户在这种转变中收益更多（这个结论存在争议），因为比例很小的干部不能垄断机会，（Nee 1996; Nee and Cao 1999）而在普遍存在工资－雇佣关系的城市经济里，普通民众则无法从这样的结构转型中获利。 资本分散同时意味着从事相对高收入行业的门槛较低。经营乡镇企业所要求的技能并不稀缺：开卡车、管帐、说服和领导其他人、组织建设工作、烹饪或者修理设备机器。而且投资办厂的注册资金限额相对要低。高度发展的城市经济设立同样低的准入标准，但小规模企业不容易导致精英收入。存在资本高度集中的大型组织，工资－雇佣普遍流行的经济中，小规模企业的出现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如果成功的话，能够带来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Hanley 2000b） 但是对于农业经济而言，家庭企业小有成就就能迅速使家庭步入高收入阶层。 在中国的第二种转型模式中，政体变迁并没有危及干部的地位。凭借职位可以获得潜在的高收入，而且侵吞国有资产的机会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干部不会辞职下海，下海经商的通常是因为职业并不优越而萌发强烈动机的人，他们所受的限制也较少。事件史分析告诉我们，从1979年到1996年间，中国农村干部是最不可能转作私企老板的。（Walder 2000b）他们并不会比农民更有可能下海经商。从另一方面看，拿死工资的雇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投身私营企业的可能性是干部和农民的3-5倍。（Walder 2000b）19 中国的干部极少辞职下海的原因在最近对农村的调研中得到证实：农村以家庭作为生产和收入的单位，干部可以从经济多样化中获利。从大量农村数据中建立的收入等式，我们可以估算出干部和企业家的所得几乎相等，在多样化的家庭和地区特征网络中两者都具有优势。在讨论干部经济模式时，容易忽略了收入等式中干部与企业家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是浮于表面，强调干部从私营经济中获取个人收入时不具备内在优势。但这只说明干部在这种经济中获得的优势只是附带的：因为干部企业加结合了干部和家庭企业家两者的巨大优势，大致使每一种的优势都加倍了。假如干部辞职下海，那么家庭将丧失多样化经济带来的利益。干部的机会是随着乡镇私人部门的发展而增加的，到1996年，四分之一的农村干部家庭转变为私人企业，但在那些从私营企业赚取最高收入的村子里，两倍—50％—的干部家庭同时经营着家庭产业。20 尽管改革二十年干部占尽先机，但市场改革也同样造就了一个富有的新兴企业家阶层。企业家不仅与没有下海的干部家庭一样拥有净收入优势，而且他们的实力迅速增长，以至于在一个工业化的农业地区，20％均为农民企业，而干部经济只占5％。（walder 2002a）这种变化证明了，市场化和私有化为非精英们开创了机会，最终威胁官员的相对优势。（Nee 1989, 1996） 从这一方面来看，干部优势在旧的体制下是难以撼动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干部特权最终将被削减。 由此我提出一个不同的解释：农村干部收入的优势正是得益于小幅度的政体变动和对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严格管制，而这种小规模的资产和乡镇企业准入的低门槛使大量的企业精英成长起来。 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其他类型的转型经济中并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因此，对正在进行的市场改革的未来影响的疑问主要是关于政体变迁和私有化的未来路径问题。不像其他转型经济已经几乎完成了政体变迁和私有化过程（特别是类型1和类型3），中国到目前为止在这两个领域的改革举措都比较小，步骤比较缓。预测进一步私有化和市场化将危及干部的优势地位，意味着将第一类型的结果指派为所有转型经济的最终归宿。实际上，中国的未来（和其它类型2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接下来政体变迁的过程以及是否是否随着政权对私有化的抵制而同时减少资产私分的障碍。如果缺乏持续的政体变迁和对私有化的严格控制，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滑向第三类和第四类的结果。21 (邹玥译) （译者的补充：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两个著名模式——“浙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浙江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显著差异在于企业所有权构成：前者以私人产权为主，后者以集体产权为主。文中所谓的干部经济指的是“苏南模式”，它本质上是政府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对于这种模式，理论界曾有过多种描述，诸如超强干预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戴慕珍，1999）、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新望，2000）、干部资本主义（cadre capitalism）模式（Herrmann-Pillath，1997），“（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何梦笔，2000），“地方（准）行政经济模式”（冯兴元，2000），等等，都是一些颇为精到的概括。简言之，在苏南地区，村、乡、镇政权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是相当严密和坚实的，在那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 小结 图3提供了精英机会跨国差异的更实际的例证。这里的案例并不是硬套进二元分类中去的。图3提醒我们，原因和结果在一个连续区域中并存。在这种表述方式中，一个案例越与纯粹类型近似，它就越接近图的角落。那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应该是现存的最接近纯粹的第一类型经济的，而中欧的案例将展示出较少的精英流动和某种程度上更高的转变为有产和公司精英的比率。类似地，正如上面已描述的原因，俄国的案例比中欧各国来说经历了没那么剧烈的政体变革，22 因此它在政体变迁的维度上就位于更靠右的位置。在该图中我注意到了经济资产集中和形成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将中国巨大的农村经济和其城市经济区别开来。这提醒我们，国家层面上的结果可以是定义经济的资产结构的形式，就如它是政治变迁和私有化的直接结果一样。在一种经济形态的更高度集中的工业、金融和自然资源之间，也会存在类似的结果性的差异。 对国家内部跨部门差异的意识迫使我们认识到国家层面的变革大多是低层次运行机制的总和，尤其是组织层面。对组织层面机制的更深入探索，对于更加令人满意地解释国家变革的轨迹至关重要。任何精确描述国家变革轨迹特征的努力都迫使我们更深入地发展出定义这一理论的基础性区别。这将要求我们更仔细地考察具体案例中的政体变革和私有化，这无疑将揭示出质的差异，而这一差异通过称为变化“程度”的单个的连续区不可能轻易发现。相对于私有化比率来说，政体变革速度和时机对于区分精英机会的模式将会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私有化发生时权力的分布。23 另一个将要进一步具体化的领域是私有化比率的影响以及对其进行规制的程度和方式。24 这些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引导我们修正这里提出的概念，或者提出可信的替代方案。 结论 关于旧政权精英的机会最终会随着改革的展开而衰落的信念是经久不衰和广泛传播的。社会学家对于十几年前引进的吝啬模型的观点是再熟悉不过了（Nee 1989）。关于一系列转型经济的比较研究已经为我们更详细地描绘了构成各类改革的政策、制度和政治策略，这些改革最终消弱了精英的优势（欧洲银行，1999；世界银行，2002a）。最近一项历时十年之久、政策导向的关于转型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在其小结中指出： 掌权者和寡头们从自由化和私有化中立即获利，因为他们能够将对国家资产的既有控制转化成实质性的利益。另外，掌权者和寡头们可以通过寻租、套利交易和资产抽离而进一步获利……由于纪律的强制执行，进一步的改革鼓励新进入者的竞争和法治，这些最初的获利也就烟消云散了……（世界银行，2002a:92-93）25 作为对社会变革的描写，这一论点包含着两个导致迷惑的潜在根源。首先，这事实上不是关于一直以来共产时代的精英们的机会。它实际上是关于在假设的改革进程中不同（时间）点上现有政策和制度所表达出的机会。这一区分是微妙而至关重要的，它有时还被关于这一主题的社会学论文所遗漏。如果私分资产的机会最终会因为深入改革而降低，这并不会追溯性地没收那些精英们已经侵吞或积聚的巨额收入。相反，这只意味着利用职务之便的进一步的资产私分和收入攫取将会被消减。第二，“改革的程度” 不等同于经历的时间，这是只有通过对“改革低级阶段”转型经济“卡壳”问题仔细讨论才能搞清楚的东西（世界银行2002a：xxiii）。如果一种经济在为现有精英提供大量机会的环境中度过一段可观的时间，然后更彻底的改革才到位，那么旧政权的精英将已经抓住了为他们提供的优势。接下来的改革不会将时钟倒转：被侵吞的财产和被积聚的收入仍将留在拥有它们的人手中。分析演进的制度的变化特征不等于分析社会变革的轨道。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聚焦于转型阶段不同特征的原因。早期和迅速的民主化以及随后的规制良好的私有化将极大地消减精英的机会。其它所有类型的转型为共产时代的精英们提供了种类繁多的经济优势。这取决于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在多大程度上与计划经济一起被拆毁，迫使从一开始就有更高比率的精英流动。这同时也取决于公共财产的分配，这一分配因为政策和管制环境是为私分资产设置障碍还是提供机会而不同。这还取决于在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资产的集中和流动性。这并不意味着转型经济中精英流动的一般性理论是不可能的。这仅仅意味着发展这样理论的努力应当集中于市场转型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如此令人震惊的不同结局。（周霞译） Andrew G. Walder是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以及斯坦福国际研究机构的高级研究人员。他正在写一本关于1966-1968年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书。这本书聚焦于派系斗争的形成和渗透，将为结构性政治社会学探索出替代性的理论。 1 关于私有化，我指的是现有公共资产向新的、非公有的所有制形式转化。这与其它扩大私有部门的进程是有区别的（例如新的国内外投资的私人公司）。 2 3 4 5 6 一个例子是捷克的法律禁止前共产党官员担任政治性的职务，。。。。。。 7 8 资产转移不同于资产侵吞,资产转移不会将占有形式或私人共同资产的有效控制转变为个人或其他私人实体.私有化资产被公共组织和那些继续占据领导地位的组织头目所占有. 9 16 17 1990年，中国农业吸纳了71％的劳动力，同期俄罗斯仅有13％ （世界银行 2002a：35） 18 尽管Parish和Michelson强调，贫困的农村无法补偿城镇官僚精英，但是官员的工资和奖金还是随着本地经济发展而有所增长的。 19 最初的研究（Walder 2000b）并没有考虑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性别这些控制变量。对这些数据的重新分析证明这些变量也没有改变研究结果。如果你对此结果感兴趣，可以向作者索取。 20 21 22 对共产党最基本的挑战来自俄国政党组织内部的反对派，而非外部的精英，因此其政治精英的轮替较少。 23 几个国家调查已经试图测量出精英轮换的比率（Eyal等人，1998；Szelenyi 和Szelenyi，1995年），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在最初的公共资产配置发生之前或过程中精英轮换的程度。 24 这类努力的例子有King (2001a,2001b),Stark (1996), Stark and Bruszt (1998)。这类研究一般是由对市场改革的新组织形式或各种制度路径的好奇而驱动的。这些研究提出了精英流动性的直接涵义，对于理解将控制转变成收入和所有权的微妙程序也非常重要。 25 这一主张还伴有一幅名为“改革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图表，这幅图表将不同集团的“收入所得”作为“改革程度”的函数。“国有部门工人”的曲线某种程度上下降然后趋于平稳；“寡头和掌权者”的曲线急速升到一个高峰，然后稳定地下降；“新进入者”（竞争市场中的企业主）上升地更加缓慢，最终达到一个比“掌权者”的曲线高得多的直线（世界银行，2002a: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