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燕军-南宋中晚期军事布防的空间调整与李全楚州之乱

南宋中晚期军事布防的空间调整与李全楚州之乱 南宋中晚期江淮战区的空间调整与李全之乱 熊燕军 摘要：南宋宁宗、理宗之际，国防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为此南宋调整了相关战区的防务部署。就江淮战区而言，在嘉定十二年将江淮防务一分为三，并将淮东制置司的治所放在极边之地楚州。这样一种空间结构虽然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却导致南宋政府坐视李全发动叛乱而无力阻止。随着李全之乱愈演愈烈，南宋政府不得不再次对江淮防务的空间结构作出调整。宝庆三年，淮东制置司放弃楚州，建阃扬州；绍定三年九月，置江淮制置大使，合江淮防务为一。这一调整很快即见成效，绍定四年正月，李全被擒杀，李全之乱平定。 关键词：李全之乱 江淮战区 忠义人 南宋 南宋宁宗、理宗统治之际，蒙古崛起于大漠，金朝从此处于南宋和蒙古的南北夹击之中，处境艰难，国势日渐衰落。为挽救危亡，金统治者不断强化对中原汉民的剥削和压迫，各地民众不堪其命，纷纷起义，投向南宋。与此同时，南宋对金也日益强硬，不但放开了忠义人1南来的限制，而且将逃归南宋的忠义人单独编为“北军”，供给粮饷。一时间，忠义人蜂拥而来，形成南宋历史上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人南来浪潮2。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全及其领导的忠义武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李全，山东淄州人，出身农家，善使铁枪，为人豪爽仗义，为众推服。后加入山东反金武装，并成为重要领导人。嘉定十年（1217），李全率众南归。李全归宋后，成为南宋抗金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不久后，李全持续作乱，祸害淮海。宝庆元年（1225）二月，李全指使部将刘庆福在楚州发动兵变，次年十一月，北军另一头目夏全与李全妻杨氏合谋，再次在楚州发动兵变。宝庆三年，李全投降蒙古。是年六月，李全之兄李福第三次在楚州发动兵变。十月，李全攻占淮安（即楚州），绍定三年李全正式起兵伐宋，不久攻破盐城及泰州，十一月，攻杨州，四年，李全被擒杀3，李全余众在其妻杨妙真的率领下，退回山东，持续十余年的李全之乱平定。 李全之乱是南宋中晚期政治军事领域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关于李全归而复叛的原因，学界已有较多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南宋政府的责任，黄宽重先生指出，“到宋末，抗金武力增强，宋廷恐义军难制，实施众建政策，分散义军势力，并利用正规军来镇压义军。由于政策执行者的昏庸无能、处置乖方，使宋与义军之间的猜疑日深，加上‘济王案’发生以后，宋臣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政争，朝廷内外不协，边帅互相倾轧，义军问题也成了政争的工具；以致政策迭变，对义军疑信并用，拒纳兼施，使义军无所适从，积疑成衅，积衅成仇，积仇成叛，驯至纷投蒙古”4。一种观点强调李全自己的问题，傅衣凌先生谈到，“宝庆三年，全为什么叛宋而降元呢？对于这个事实，我有两种解释。其一，为全有企图独占蒙古贸易的野心。我们知道，蒙古为塞外的政权，对于供给其领域内的消费的茶、丝之类的南货，极感需要。但在当时能够供给蒙古人以这些南货的，不是宋人，而为金国的商人。全为谋取这一部分的商业独占权，颇有降元的必要。……其第二个理由，我认为全或看出南宋的腐败，已不能负起统一中国的使命，故去而转求于蒙古，这亦与其前之去金降宋同出一辙。”5黄宽重先生不久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李全之乱是李全在宋金蒙政局变动的情况下，就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作的抉择。思路与傅先生大体一致，内容上则强调南宋财赋对李全的重要性6。第三种观点则综合上述两种观点7。 上述结论，粗看似皆符合史实，但细细体味，却令人颇生困惑。比如南宋对忠义人尤其是北军的猜忌和防范。我们知道，“重文轻武”是有宋一代的祖宗家法，因此对武将和武力的猜忌和防范并非仅仅针对忠义人和北军，纵然南北有别，猜忌和防范也并不必然导致叛乱。换一个角度讲，李全能够发动叛乱，不也表明南宋对忠义人的防范还不够吗？尤其是允许忠义人单独组成北军8。再如李全为了政治、经济利益归宋或降元。是不是过分突出了李全在宋金蒙三方中的地位，以至于他说归宋就归宋，说降元就降元。 笔者以为，上述观点均偏重于结果而非过程的解释与说明，即它们主要是说明李全之乱为什么一定会发生，而不是李全之乱为什么在此时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种解释框架，虽然视野比较宏大，也容易忽略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南宋政府在李全发动叛乱前后，相关政策有否调整，效果如何等等，而这些对于理解李全叛乱的相关问题不无裨益。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李全之乱实质上是一场军事叛乱，因此，我们应该首先以军事而非政治、经济的眼光看待李全之乱及相关问题。可以想见，如果军事条件不许可的话，纵然李全野心再大，对南宋的猜忌与怀疑再不满，只怕也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即使发动，结局亦当不同。事实上，南宋中晚期江淮防务与前期相较，的确发生了相当的变化，有兵员构成上的，有兵力部署上的，也有指挥体制上的，还有战区9划分上的……本文仅就南宋中晚期江淮战区空间上的变化与李全之乱的关系谈一点粗浅看法，不当之处，尚祈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一、南宋中晚期江淮战区的空间调整 南宋立国东南，为抵御北方强邻的入侵，沿长江一线布置军队，形成四川、京湖、江淮三大战区，分别负责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防务。三大战区中，江淮战区的空间变化最为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江淮战区分合不定。南宋时期，江淮战区有时是一个单独的战区，有时又分为沿江和两淮两个小战区，而两淮战区有时还会进一步划分为淮东和淮西两个更小的战区。第二，江淮战区主要是淮东的军事指挥中心变动不常。南宋战区来自宣抚司、制置司辖区，其军事指挥中心即为宣抚司、制置司的治所，治所的调整往往意味着战区军事指挥中心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全发动叛乱之前，上述两方面均有所调整。 （1）“江淮分阃”：南宋中晚期江淮战区空间调整之一 与四川、京湖战区相较，南宋江淮战区的概念比较笼统，一般指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的全部以及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西路的一部分，有时是独立的战区，由一个独立的宣抚司或制置司负责；有时则被划分为几个小的战区，由几个独立的宣抚司或制置司负责。 建炎初，金人发动大规模灭亡南宋的战争，高宗赵构害怕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不敢留在北方，遂于建炎元年十月自商丘南逃扬州。由于江淮一带兵匪林立，十月辛巳，以刘光世为滁和濠太平州无为军江宁府界招捉盗贼制置使10，一个月后，刘光世升任江淮制置使11。这是南宋在江淮地区设置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开始，也是江淮地区第一次以独立战区的形式出现在南宋军事舞台上。不过，江淮合一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在金军的全面进攻下，建炎三年，南宋王朝又将江淮战区拆分为沿江、淮东、淮西三个独立的小战区，由制置司或宣抚司主持，分兵阻击金军。此后，宋金关系虽有缓和，江淮地区由沿江、淮东、淮西三战区分兵协防的局面则大体未变12。 宁宗开禧年间，江淮地区三司并置的格局才发生改变。开禧年间，宋廷计划用兵北方，遂复置两淮宣抚使。开禧二年四月甲子，以邓友龙为御史中丞、两淮宣抚使，置司建康府。六月甲寅，韩侂胄以师出无功，罢两淮宣抚使邓友龙而以丘崈代之。北伐失败后，韩侂胄意欲向金求和，为表诚意，撤销督视府和宣抚司的建制，以沿江制置使叶适兼江淮制置使。江淮虽然再次合一，但江淮制置司的职能却被限定为“专一措置屯田”13。宋人虽首先向金求和，但金人要求追究韩侂胄的战争责任，韩大为不满，又重新恢复了江淮制置司的军事职能。 嘉定年间，宋金关系再起波澜。嘉定十年，金宣宗为挽回对蒙战争的损失，发动了对南宋的“取偿”战争，于是南宋王朝再次对江淮地区的指挥结构进行调整，嘉定十二年二月庚戌，以曾从龙同知枢密院事兼江淮宣抚使，三月乙巳，升曾从龙为参知政事，江淮宣抚司结局。九月丙午，“罢江淮制置司，设沿江、淮东西制置司。以宝文阁待制李大东为沿江制置使，淮南转运判官赵善湘为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淮东提刑贾涉为主管淮东制置司公事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军马。”14贾涉、赵善湘因官卑资浅，第以副使为名，非副职也。至此，江淮战区再次一分为三。 理宗年间，为了应对李全的叛乱，宋廷再次调整江淮战区的结构。绍定初，李全再起叛宋之心，伐冢取材，炼钱为钉，打造战船，招沿海亡命之徒为水手，练水兵于射阳湖。为便于水军活动，开通马罗港、寿河，引淮船入湖。绍定三年九月，宋廷以熟悉水军的沿江制置使赵善湘为江淮制置大使，江淮再次合一。绍定四年正月，李全被擒杀，六年九月，赵善湘落职提举宫观，江淮制置司结局15。十一月，以赵葵为淮东制置使，端平元年正月，以沿江制置副使赵范兼淮西制置副使，江淮战区再次一分为三。端平元年五月，以赵范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军马兼沿江制置副使。三个月后，改赵葵知应天府、京湖制置使兼淮东制置，江淮战区再次一分为三。淳祐十年左右，淮东、淮西合并为两淮战区，咸淳十年十一月，应两淮安抚制置使李庭芝的要求，分两淮制置为淮东、淮西制置。此后，一直至宋亡，江淮地区三司并置的格局都未再发生变化。 （2）“楚州置阃”：南宋中晚期江淮战区空间调整之二 “楚州置阃”涉及的是南宋淮东军事指挥中心变动的问题。扬州是淮南东路的首府，淮东安抚司所在地，淮东军事指挥中心最初即在扬州。绍兴元年（1131）三月辛亥，以刘光世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治扬州16。此后，由于战争进程的缘故，指挥中心也多有变动。绍兴三年三月壬午，以韩世忠为淮南东西路宣抚使，置司泗州17。五年正月壬戌，以韩世忠为淮东宣抚，驻镇江18。 楚州首次成为战区指挥中心是在绍兴六年。是年正月，张浚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视察荆襄两淮，并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大举北伐，收复伪齐所占之中原诸地。三月已巳，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楚州置司19。绍兴七年，宋廷决定与金议和，下令韩世忠退驻镇江，楚州作为淮东军事指挥中心的地位结束。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六月乙卯，宋廷任命刘锜为淮南、江东西、浙西制置使。十一月丁亥，刘锜以疾罢。六天后，复置淮东、淮西制置司，以成闵为淮东制置使，李显忠为淮西制置使，分驻镇江、建康，镇江成为淮东的军事指挥中心20。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加成闵太尉、主管殿前司，李显忠为太尉、主管马军司，淮东制置和淮西制置复罢。七月癸卯，以抗战派领袖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置司建康。 宁宗嘉定年间，江淮再次分置。嘉定十二年九月丙午，罢江淮制置司，设沿江、淮东西制置司。以宝文阁待制李大东为沿江制置使，淮南转运判官赵善湘为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淮东提刑贾涉为主管淮东制置司公事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军马。淮东、淮西分别置司楚州、庐州，楚州再一次成为淮东的军事指挥中心。宝庆三年六月，由于楚州军卒叛乱不止，遣帅必毙，遂改楚州为淮安军，楚州不复建阃，以淮东安抚使杨绍云兼制置，淮东制置自此移司扬州。端平入洛师溃后，淮东制置移司泗州。端平三年五月甲申，改赵葵淮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淮东制置驻地再次移至扬州21。一直到南宋灭亡，扬州都是淮东军事指挥中心。 二、“体贵合一”：江淮分阃与李全之乱 战区的分与合，属于军事防御体系的重大调整，影响巨大。一般来说，导致战区调整的因素主要来自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虽然如此，战区的调整也不能随意而为，它必须综合考虑地理的限制以及指挥体制延续性等问题。此外，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战区调整的效果亦不相同。就本文主旨而言，南宋中晚期“江淮分阃”无法有效防范并制止李全之乱的发生。 一般认为，南宋中晚期“江淮分阃”与嘉定十年金人发动的“取偿”战争有关。但为什么金人南侵南宋就要将江淮战区一分为三呢？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在南宋军事史上，凡是北方大举入侵南方的时候，江淮多被分割为几个小战区；凡是南方反攻北方的时候，江淮往往以独立战区的面目出现。笔者以为，这一现象首先应与金人在沿淮一带的进攻路线有关。南宋偏安江左，隔秦岭淮河与北方对峙。淮河自河南固始县而东流入界，经安丰、濠州、盱眙、楚州而入海。长淮南北大小群川，无不附淮以达海，而涡、颍、汴、泗诸水，则尤为要害也。涡水、颖水为淮河上游主要支流，涡水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颖水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泗水为淮河下游主要支流，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三口分在淮西、淮东，为两淮军事要害，金人南侵时，江淮方向往往由此三口分道南下。辛弃疾《美芹十论·守淮第五》：“虏人之来，自淮而东必道楚以趣扬；自淮而西必道濠以趣真，与道寿以趣和。”魏了翁《鹤山集》卷69《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今淮东要害在清河口，敌之粮道所出，而淮阴无城无兵，徒以山阳可恃。然山阳虽大，前无淮阴之蔽，后无宝应之援，若敌以重兵遮前，奇兵断后，则高邮维扬之路绝，而山阳之形孤，山阳不守，则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涡、颖口，亦敌之粮道所出，而濠梁安丰城卑池狭，兵备单虚，徒以庐和可恃，然有安丰，则敌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则敌始不得以走溧阳，藉有他径可由，而吾以庐和当前，濠寿断后，则彼有腹背之虞，其能长驱深入乎？故欲固两淮，先防三口。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金人在江淮方向上有淮东、淮西两条入侵路线，则南宋自然要以淮东、淮西为基础，分道阻击。 实际上，“江淮分阃”主要应与江淮自身的地理条件有关。第一，江淮战区中的“江”指沿江，“淮”指两淮——淮东和淮西。与两淮不同，沿江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并不是一级行政区划，而南宋战区往往建立在一定的行政区划上。这样，江淮战区中的“江”与“淮”就比较容易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的战区。第二，两淮首尾千里，边面辽阔，而且两淮的地形也不相同，淮东多水，淮西多山，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别集卷23《边防门·淮》： 两淮山势由少室而来，至于桐柏而愈大。自桐柏而至，危冈断堑，累累相属，接于巢湖，几一千里。淮东水寨，淮东川泽之国，凡小洲、大渚、沙屿、石碛，水势环绕，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谢杨县杨石镜老鹳新开诸湖而言，凡四十余处，而相通之寨九。淮西山寨。淮西山林之地，凡嶂岭峭拔，上平下险，无路可登，无阶可陟，人所难到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阳、舒城、南巢、庐江诸沿边而下，凡有九十四处，而外有无水之寨六。 由于地形相异，故两淮在布置边防时亦采取不同方式，淮东以水寨，淮西以山寨。两淮地形的不同，既是淮东路和淮西路分置的地理基础，也是淮东战区和淮西战区分置的重要条件。 要强调的是，南宋中晚期“江淮分阃”还与宋朝军事指挥体制有关。北宋建立后，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枢密院——三衙体制，将军权一分为三，“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军，率臣主兵柄”22。进入南宋后，由于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枢密院——三衙体制遭到破坏，但南宋对武力的紧张一仍其旧，“事权分割”的传统统治之道也继续沿用。三大战区中，江淮处于京师的正面，权任极重，若不分置，容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嘉定十二年六月，也就是“江淮分阃”三个月前，李楠上奏，要求罢江淮制置司，沿江、两淮各置制置司。《玉牒初草》卷2： 　 前江淮制置使李珏权重谋疏，泗上之役，实珏逼行，损国家威重，启夷狄轻心。乞候服阕夺职。仍乞沿江两淮各命制置使，其有官序尚卑、资望犹浅，则姑命以副使。23 《宋会要辑稿》职官75之22亦载此奏，文字稍异： 适残虏寇边，付以重地，既得边报，不亟启行，迁延畏缩。俟虏既退，仅至维扬而返。泗上之役，实珏逼使，损国威重，启狄轻心。 此奏为目前所见唯一明确提及南宋中晚期“江淮分阃”原因的材料。嘉定十年，李全率众南归，宰相欲图边功，诸将皆怀侥幸，遂有泗上之役。此役宋军大败，都统刘倬全军覆没，数百里之间，荡为丘墟。虽然泗上之败的直接责任人为刘倬，但李珏作为江淮制置使，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4。李楠认为，泗上之败，江淮制置使权任过大实为原因之一，故建议将江淮一分为三，沿江、淮东、淮西各置制置使。 南宋出于“事权分割”的原因调整战区设置的例子并不少见。理宗淳祐年间，李曾伯、贾似道分任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两淮制置大使。对于这一权力安排，牟子才上书反对，要求分置诸司： 首蜀尾吴,几二万里。今两淮惟贾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为寒心。……宜于合肥别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别立荆湖制置司,且于涟、楚、光、黄、均、房、巴、阆、绵、剑要害之郡,或筑城、或增戍以守之。25 贾似道听说后，怒曰：“是欲削吾地也。”“削吾地”正是牟子才建议分置诸司的真实目的。由于此类事例较多，吴潜甚至将之视为南宋中晚期军政败坏几大特征之一：“……三、不信制阃而信牵制。两淮金陵，断而为三，鄂与荆襄，裂而为二。金陵常为文具，两淮各不相通。”26 南宋，江淮分置的情况曾经多次出现，但从时人的言论看，更多的人还是支持两淮合一、江淮合一。主张两淮合一的理由有二：第一，淮东、淮西虽地形有别，但长淮相连，仍然具备自成地理单元的条件，所谓“长淮千里，中间无大山泽为限，击首尾应，正如常山蛇势，首当并两淮为一制阃之命是听。”27汪纲也说：“淮地自昔号财赋渊薮，西有铁冶，东富鱼稻，足以自给。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诚能合两淮为一家，兵财通融，声势合一，虽不假江、浙之力可也。” 第二，两淮分置虽可收到分兵阻击之效，但也容易导致诸司不顾大局各自为战。泗上之役后，朝议将姑阙两淮制置，命两淮帅臣互相为援，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崔与之上奏朝廷曰：“两淮分任其责，而无制阃总其权，则东淮有警，西帅果能疾驰往救乎？东帅亦果能疾驰往救西淮乎？制阃俯瞰两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来，朝发夕至，无制阃则事事禀命朝廷，必稽缓误事矣。”28在两淮分置的情况下，淮东、淮西帅臣难以保证互相救援，则淮东、淮西制帅亦当如此。理宗时人张虙在《转对论边事疏》中也说：“朝廷惟虑独任之难胜，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禀属，制置但存虚器，便宜反出多门。盖体贵合一，而今而病乎分也。”29认为“体贵合一”，分置将帅则指挥不统一，将帅之间容易不相扶持，人人各自为战。 主张江淮合一的理由则相对单一，主要是强调淮防、江防唇齿相依的关系。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30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宋这种言论尤其多见，比如吕祉就曾说道：“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是故轻重之权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险者也。”31王德也说：“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为唇亡齿寒。”32宝庆三年，李全据楚州，赵范言：“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33 南宋宁宗后，南北关系日益紧张，先是南宋“开禧北伐”，后是金人“取偿”南宋，接着是宋蒙联合灭金，再后是蒙古入侵南宋，在攻防关系的快速转换中，一些人对江淮战区的“分”与“合”有了更深的认识，转而主张在江淮分阃的前提下，通过兼任的方式解决各司之间协调不灵的弊端。吴泳《边防札子》：“淮西系襟要之地，近闻敌兵俶扰，侵犯数州，所合亟图救援。窃见沿江帅臣陈韡累尝讨伐，威望素著，合使之兼制淮西，增重其权，随宜控扼，庶几可蔽遮江淮。”34杜范《清献集》卷7《上边面事宜》：“目今敌兵抢攘，深入吾境。自固始一破，散兵攻攘，此不过使我师自备之不暇，我若随其所攻而救之，则力分势弱，何以为要害之防？不若使诸郡各自坚守，令淮东及沿江二帅选良将精兵，会合淮西兵，屯聚于蕲黄间要害之地，以备其不测窥江之计。来则与战，去则不可深逐，以堕其奸谋，仍精间谍体探敌人重兵所在，严为之防。然非事权统一，则彼此异心，亦难倚仗，须令沿江帅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权，庶体统归一，可以运掉。”要说明的是，上述诸人都主张以沿江帅臣总领江淮防务，这应该是出于对江防淮防关系及位置的双重考虑。 要强调的是，当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做法。淳祐二年二月，宋廷以李曾伯为淮东制置使，四年正月，李曾伯依旧淮东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李上书朝廷，认为自己不应该兼任淮西。其理由是：其一，淮西、淮东在情况紧急时很容易发生情报不通的情况，导致实际上的各自为战;其二，淮东方面本身比较吃紧，故必须专心御敌，所以淮西方面就应该另外派人致力经营。李曾伯从战争实际出发，认为两淮还是分立制置使比较适宜。35事实上，自此以后，江淮制置使即很少设置。 虽然有种种不同的声音，并且江淮“分”“合”亦各有利弊，但就李全之乱而言，笔者还是倾向于“合”。如此规模的叛乱，必须合江淮之力才能平定。事实上，宋人也认为江淮合一是李全之乱被平定的重要原因。吴潜《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臣谨按绍兴、隆兴之间，率以重臣开督府宣司于金陵、姑苏，其他两淮、荆襄，但以民事付守帅，兵事付军率，大阃居中，四面禀受，得体知要，气势雄浑。比者江淮合一，以建大司，于时逆全在太（泰，笔者注），闻而色变，未几授首。盖以其权重势尊，指撝轻利，无掣肘不一之患。”“闻而色变”虽未必为事实，“未几授首”却着实不虚。 三、“坐贼窠中”：开阃楚州与李全之乱 战区指挥机构置司何地，也是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内容。置司地的调整，同样影响巨大。一般来说，战区军事指挥机构通常都会设置在战略地位突出的军事要地。但并非所有的军事要地都适宜做战区指挥中心。除战略地位外，战区指挥中心的选择还必须考虑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以及指挥的效率和安全等问题。笔者以为，嘉定十二年淮东制置司“开阃楚州”，是南宋中晚期军事防务体系调整的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源自南宋统治者对军事斗争环境的误判。“开阃楚州”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最突出的就是，淮东制置司坐视李全发动叛乱而无力制止。 楚州能够成为淮东战区指挥中心，首先得益于自身位处冲要，战略地位突出。楚州（今江苏淮安），一名山阳，位于淮河、运河交叉处，是山东南下的必经之地，为两淮屏障。《读史方舆纪要》：“府阻淮凭海，控制山东……南北有事，辄倚为重镇。”宋人十分看重楚州的战略地位，留下了大量相关的言论。比如“江淮诸郡，其间扬楚最曰冲要，水陆两途咽喉，数国务穰事众，地广民繁。”36“楚州实淮南控扼之地。”37“山阳俯临淮海，清河口去郡五十里，实南北必争之地，我得之则可以控制山东，一或失守，彼即长驱，先据要害，深沟髙垒，运山东累年积聚，调发重兵，使两淮动揺。” 38“山阳要地，屏蔽淮东，无山阳则通泰不能固。”39“楚州为南北襟喉，彼此必争之地。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颍、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耳。北人舟舰自五河而下，将谋渡江，非得楚州运河，无缘自达。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凿老鹳河，通战舰以入大江，南唐遂失两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实为南朝司命。”40 南宋中晚期，淮东制置司置司楚州，还与南宋统治者调整对金政策有关。自章宗末年始，蒙古大规模滋扰金朝，到宣宗即位初期，金已丧失黄河以北大片土地，“金自宣宗时凡大河以北，东至于山东，西至于关陕，不一二年陷没殆尽。”41宣宗担心中都被围，不久南迁汴京，蒙古以金违约为名，于嘉定八年发兵南下，中都、辽东、河北、山东等地很快沦于蒙古铁骑之下。由于蒙古军队大肆劫掠，两河、山东一带的人民纷纷团结自保，竞相归附南宋。一些宋人看到金人遭到蒙古进攻，且内乱不断，产生乘机报仇的想法，积极主张停止向金人输纳岁币，并招纳忠义人反金。嘉定八年，宁宗派人赴金商议减少岁币事宜，遭金人拒绝，于是以“漕渠干涸”，无法运输为借口，停止向金人输纳岁币。虽然如此，宋廷并不想过分开罪金人，因此对于那些大规模南下的忠义人武装，宋人只是暗中接济，并不敢公开招纳。嘉定十年，金宣宗为弥补对蒙战争的损失，发动了对南宋的“取偿”战争，宋金由和转战。于是南宋遂调整对金政策，大力招纳来自北方的忠义人武装。 虽然如此，南宋王朝却并不信任忠义人，“忠义民兵利在战斗，缓急之际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贪利，犯上作乱，则又不止于大军而已”，为了达到既利用又防范的目的，一些人提出指挥中心前移的主张，“今日之领帅权者，必当近边境，必当拥亲兵。”42指挥中心前移，既能够就近弹压抚御忠义武装，又能将忠义武装的活动范围限制在边境一带，这样一种空间安排，既实现了利用忠义人为南宋拓土守疆的目的，又避免了他们对南宋腹地的骚扰和破坏43。南宋中晚期淮东制置司“开阃楚州”，深层的原因即在于此。 南宋基于对金蒙关系的审慎，利用山东“忠义”控鲁蔽淮，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对于改善南宋的国防形势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其一，忠义人的南来，使得宋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忠义人的帮助下，宋人屡次挫败金人对江淮地区的进攻，“金不敢窥淮东者六七年”44；其二，伴随着忠义人的南来，南宋政府名义上收复了大片旧疆，尤其是山东地区，“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45。 上述成绩的取得与淮东制置置司楚州自不无关系，但就李全之乱而言，南宋中晚期淮东制置司“开阃楚州”，则绝对是一大失误。事实上，宋廷当时有许多人反对淮东“开阃楚州”，其中以刘克庄的批评最为严厉： 高孝二祖画淮立国，守淮固密，守江尤严，观戎帅置司之所则此意可见矣，然则虚江面以实次边且不可，况又虚次边以实极边乎。夫润帅在盱眙，升帅在安丰，马帅在濠江，池帅在浮光，此向者调发之误，猝有缓急，盱眙高枕而真扬横溃，浮光安堵而蕲黄失守，安丰濠滁坚壁而秣陵之人为之荷担而立，十年祸根乃在于此，执事者块守死法，莫肯变通，又并移制帅于山阳(楚州)，其误甚矣。近闻忠义人大掠舶舫相衔出境而去，此犹虎入人家搜食牛畜，主人姑幸其去而不暇计其复来，一旦突然而至，楚无兵扬又无兵，江面必致震动，是时沿江制置使外何以待敌、内何以固困?所谓水军果可以防托、蒙冲战舰果可以遏飞渡乎?然则建虚名而受实祸，其必沿江制置使当之矣，为今之计，惟有还戎帅于次边，还统府于江面而巳。维扬者，淮东一路之根本也;合肥者，淮西一路之根本也，今盱眙安丰浮光各屯二三万人，而维扬、合肥仅有些少人马，爱极边而不爱内地，忧偏垒而不忧重镇，独何软?盖调发之初，诸贤气锐，但欲为摧锋渡河之势而不知鹜鸟将击，政不如此，今者锋不可摧，河不可渡，重兵贵将块坐淮头，智勇俱困，孰若稍徙于内河，维扬实则淮东安矣，合肥实则淮西安矣，两淮安则江面安矣。极边诸郡只合付之守臣，仍令戎帅各留统制官以轻兵守之，昔人有守兵必有救兵，惟今日无救兵，还戎帅于次边则有救兵矣，夫三军诸将所以察畏统帅者虽系德望亦由兵威，若兵威可恃则铃辖总管亦足以弹压，若兵威不立虽都督宣抚可得而玩弄，山阳南兵万人而北人多至十余倍，计国者乃欲以制置使虚名傲之其及宜矣。历考前代，未有开大幕府于山阳者，往时朝廷误倚山东人为重耳。呜呼!目盗猾为忠义，认群盗为遗黎，撤去藩援引入堂奥，导之以北兵可以来之涂，示之以官军不足畏之状，边帅误国之罪上通于天矣，今忠义叛矣，遗黎扫地而去矣，山阳空空一垒，不知制置使束手城内制置何事哉!重兵尽在江北，江面荡无一人，虽杜充、王权之时局面亦未至如此危急，谓宜倚阁辟国拓地之虚谈，讲行保境卫民之实务，罢两淮、沿江制置，别于江上建大帅，尽护江淮，聚精兵数万人使自将，时时以轻骑巡行次边，使次边江面旗帜之容金鼓之声隐然相接，则奸雄不肖之心可以少杀，国家必至之祸可以少纤。46 大将不当在极边，今并制帅在极边矣。夫婴城固守，守臣之事也;提兵出战，军帅之事也;发踪指示，制帅之事也。今制帅处军师之地矣，又兼守臣之事矣。自昔制帅必居形势之中，以应接四面事机，料敌而不临敌者也，解围而不受围者也。设自临敌，使谁料敌?设自受围，使谁解围?譬如下棋，必安排数着，制帅在极边，是有第一着而无第二着也，猛虎出入无常，所以可畏，若弃山林而即城市，则人将烹食而寝处之矣。自移司以来，天下之势偏重于一郡，帐卫单寡，手足尽露，壤地孤绝，气脉不接，知爱极边而不知爱次边，知防边城而不知防江面，极非长算，令盖少徙于内乎。不特制帅当徙内，润帅当在维扬，不当在盱眙;升帅当在合肥，不当在安丰;骑帅当在滁，不当在壕江;池帅当在薪、黄，不当在浮光。极边诸郡，城坚粟多，只合付之郡守，极边有守臣，次边有军帅，江面有统府，自然国势奠安。47 刘克庄对淮东制置司置司楚州的失误作了详细。他认为，“自昔制帅必居形势之中”，“极边诸郡只合付之守臣，仍令戎帅各留统制官以轻兵守之”，楚州为极边之地，若置司楚州，不惟“重兵贵将块坐滩头，智勇俱困”，更严重在于，“重兵尽在江北，江面荡无一人”。敌围楚州，沿江无兵可援，楚州一旦攻破，则沿江可为束手。刘克庄进一步指出，自嘉定十年广开招纳后，楚州已成为山东忠义人集结的中心，兵力对比严重失衡，“南兵万人而北人多至十余倍”，置司楚州非但不能弹压北军，更有羊入虎口之忧，所谓“兵威不立虽都督宣抚可得而玩弄”是也。 刘氏所言绝非耸人之语，在单纯防御的情况下，指挥中心过于突前确有“坐困”之忧。嘉定中期，随着金蒙关系日益紧张，宋金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为防止可能出现的宋金或宋蒙冲突，南宋不断抽调军兵北上48，但大量军兵屯集边境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宋会要辑稿》兵6之10：嘉定十年九月，镇江都统刘倬言： 窃见盱眙新垒，屹然山巅，下视泗州，动息毕见。一望彼界，百里坦平，是我先得要害之地，若措置得宜，孰敢侵犯！今泗之东西两城屯兵不满三千，我据险阻而屯，反令众宿滩宿港，暴露经时，士卒良苦。是我之兵日夜不得休息，而彼泰然自处，贻笑于敌，非良策也。宜备要害，察彼己，审虚实，少加通变，庶几备御两全。今斟量减戍，诚可省总计，宽民力，养全师之锐气，以俟大举。今欲于盱眙山城见屯守把及捍御人内共减三千人外，有天长、六合连营相属，数舍相望，亦欲各减千兵，才计减去戍兵五千，乞行下殿步司照应施行。 盱眙为南宋极边之地，隔淮水与泗州相望。虽然盱眙新城得地利之要，“屹然山巅，下视泗州，动息毕见”，且泗州军兵寡少，南宋仍屯驻重兵于盱眙，结果“众宿滩宿港，暴露经时，士卒良苦”，刘倬不得不建议撤减戍兵。楚州亦为极边之地，其成为淮东制置司治所后，周边集结的军兵会更多，“坐困”的情形当更严重。 必须指出，南宋集结楚州一带的军兵有北军（忠义军）和正军（南军）之分，正军主要用于国土防卫以及平衡北军势力，并未参与收复山东的战争，因此受“坐困”之扰的是正军而非北军。这样一来，在北军势力大增的情况下，正军不仅不能相应增兵，相反还得撤减戍兵，结果正军和北军力量对比日渐失衡。《宋史》卷403《贾涉传》：“忠义诸军在涟水、山阳者既众,涉虑其思乱,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合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余,使主胜客,朝廷岁省费十三四。”则嘉定十年左右楚州一带有正规军七万余，而北军裁减后只有六万人，仍然是“主胜客”。 此后，由于南宋公开招纳忠义，忠义南迁再掀浪潮，北军人数不断增加。嘉定十二年秋，宋廷任命张林为京东安抚使，刘庆福、彭义斌为统制，并增加两万名忠义军的钱粮，将他们移驻楚州。于是，连同原来的六万人，楚州一带的忠义人武装达到了八万人左右49，开始超过正规军的人数。嘉定末年，据叶适观察，达到10万人50。 在北军势力不断壮大的同时，楚州一带正军人数却在不断减少。南宋驻在楚州的屯驻大军主要有武锋军和镇江兵。宋孝宗初年，张浚以陈敏为神劲军统制，不久改为都督府武锋军都统制，后“分武锋为四军”，“移守楚州”51。乾道时，宋廷将镇江御前右军三千多人并入武锋军52，定兵额为一万一千人53。淳熙五年八月，“镇江武锋军都统兼知扬州郭杲言：‘已降指挥，将楚州屯戍武锋军左、右两军官兵老小移戍扬州西城。’”54武锋军共四军，左右两军移戍扬州后，留驻楚州的武锋军估计只有五六千人左右。嘉定年间，武锋军全部移屯扬州，楚州防务改由镇江都统司每年派五千人轮戍55。理宗初年，魏了翁指出，襄阳军屯“数年前正军犹是四万余人，而北军三寨之在城外者不及三千，……今正军日阙，北军已增近二万”，北军超过正军人数，“宾主不敌”。“荆鄂旧军二万余人，粗若可用，然仅存六七千人，虽有外五军，亦不满数千。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匹，嘉定覆实，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覆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藉者又未可计。”56魏氏虽未言及两淮，两淮之情形恐亦如是。《宋史》卷476《李全传》：“初，涉屯镇江副司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统之；分帐前忠义万人，屯五千城西，赵邦永、高友统之；屯五千淮阴，王晖及于潭统之，所以制北军也。”则嘉定晚期楚州至少有正军万八千人，而据前引刘克庄言，则宝庆元年（乙酉年）只有正军万人。宝庆二年九月，刘琸继任淮东制置，刘以三万镇江兵自随，但十一月，李福等人发动楚州兵变时，琸精兵只有万人57。 要指出的是，楚州北军只是名义上屯驻楚州，实际多在山东一带活动。事实上，楚州历次叛乱中，北军的人数都不足十万人。但对比城内的宋军，仍占据有绝对的优势。正是由于“正兵”人数不足，李全才敢于公开挑战淮东制司的权威。《宋史》卷476《李全传》：“（嘉定）十六年二月，（贾）涉劝农出郊，暮归入门，忠义军遮道，涉使人语杨氏，杨氏驰出门，佯怒忠义而挥之，道开，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嘉定十七年，淮东制置许国檄召淮西安抚司参议官赵葵商量军事，赵葵指出当时的情形是：“君侯欲图贼，而坐贼窠中” 58，要求许国抽调三万精兵以为帐前亲兵，可惜未被采纳。“坐贼窠中”形象地道出了淮东制置司置司楚州的窘境。置司楚州导致的军事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是李全能够发动叛乱的根本原因。 要强调的是，由于楚州为极边之地，南军又主要用于国土防卫，不能出境作战，因此南宋根本不可能派出大军剿灭在山东及楚州一带活动的李全。也正因为此，南宋王朝开始时不得不容忍了李全在楚州一带的叛乱，对李全采取羁縻投降政策，甚至不惜放弃楚州，将淮东制置司的冶所内迁至扬州。宋人的软弱大大刺激了李全的欲望。绍定三年，李全决定离开楚州南下攻宋。实际上，离开楚州，李全败局即定。由于少了“重兵贵将坐困滩头”的顾虑59，南宋政府迅速调集大军讨伐李全，数月后，李全即告殒命。 南宋宁宗、理宗之际，国防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为此南宋调整了相关战区的防务部署。就江淮战区而言，在嘉定十二年将江淮防务一分为三，沿江、淮东、淮西分别置司，并将淮东制置司的治所放在极边之地楚州。这样一种空间结构虽然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却导致南宋政府坐视李全发动叛乱而无力阻止。随着李全之乱愈演愈烈，南宋政府不得不再次对江淮防务的空间结构作出调整。宝庆三年，淮东制置司放弃楚州，建阃扬州；绍定三年九月，置江淮制置大使，合江淮防务为一。这一调整很快即见成效，绍定四年正月，李全被擒杀，李全之乱平定。 作者简介：熊燕军（1978- ），男，湖北鄂州人，广东省潮州市韩山师院政法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联系地址：广东潮州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 邮编：521041 电话：0768-2318846 e-mail:xiongyj001@sohu.com；xiongyanjun@yahoo.cn 1 宋人对南来的北人有归正、归明、归朝、忠义等不同称呼。赵升《朝野类要》卷3：“归正，谓原系本朝州军人，因陷蕃后来归本朝；归顺，谓元系西南蕃蛮溪峒头目等，……归明，谓元系西南蕃蛮溪峒，久纳土出来本朝，补官或给田养济；归朝，谓元系燕山府等路州军人归本朝者；忠义人，谓元系诸军人，见在本朝界内或在蕃地，心怀忠义，一时立功者。”尽管这些人都可以泛称为归正人，本文仍倾向于使用“忠义人”这一称呼。一方面在于李全本身就是忠义人；另一方面，笔者也以为，虽然很难讲忠义人是归正人的主体，但毫无疑问，归正人对南宋政治军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忠义人身上。 2 南宋北人南来概况，可参黄宽重《略论南宋时代的归正人》（载《南宋史研究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和《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版）二书。 3 李全之乱的详细过程，可参《宋史》卷476《李全传》，《宋史纪事本末》卷87《李全之乱》。 4 黄宽重《从坞堡寨到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载氏著《南宋史研究集》，第377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5 傅衣凌《宋元之际江淮海商考》，载《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第103-10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 黄宽重《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李全、李璮父子》，见氏著《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自卫武力的探讨》，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7 段玉明《李全与李全叛宋》，载《宋蒙（元）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事实上，宋人也认识到单独组建北军，有养虎为患之忧。开禧间，名将毕再遇知扬州兼淮东安抚使，将扬州北军“分隶建康、镇江军，每队不过数人，使不得为变”。见《宋史》卷402《毕再遇传》。 9 所谓战区，指的是“四面都有掩护因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整个战争空间的一部分。这种掩护，可以是周围有要塞或大的地形障碍，也可以是这个部分同战争空间的其余部分之间有较大的距离。这样一个部分不仅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的整体，因而其他部分发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部分不致发生直接的影响，而只发生间接的影响。”见（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第360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辛巳。《宋史》卷24《高宗一》记其职衔为“滁和濠州江宁府界招捉盗贼制置使”，少了太平州和无为军。 1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一月。《宋史》卷25《高宗二》载于建炎三年二月庚戌、《续资治通鉴》卷100载于建炎元年十二月丙寅、《中兴小纪》卷2载于建炎元年十月乙丑、《宋史全文》卷16下载于建炎元年十月庚申。按：建炎元年十月辛巳为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乙丑为十月初九，十月庚申为十月初四，刘光世十月辛巳才为滁和濠太平州无为军江宁府界招捉盗贼制置使，其任江淮制置使时间不可能早于此，《中兴小纪》和《宋史全文》所载当误。考虑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资料考订较为审慎，似应以建炎元年十一月为准。 12 江淮合一的情况曾多次短暂出现。建炎三年七月辛卯，命杜充兼江、淮宣抚使、守建康。但为时极短，建炎四年正月，宣抚处置副使、江淮宣抚使杜充投降金朝。不久，江淮战区又一分为三。孝宗初年，三司再次合一。绍兴三十二年七月癸卯，以抗战派领袖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置司建康。隆兴元年正月，改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兵马，具体负责对金用兵事宜。六月，因符离之败，降张浚为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七月，诏江淮都督府官属并改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司。八月，复改江淮东西路宣抚司为江淮都督府。 13 《宋史》卷38《宁宗二》。 14 《宋史》卷40《宁宗四》。《宋会要辑稿》职官40之19记为六月二十日。 15 《景定建康志》卷14。 16 《宋史》卷26《高宗三》。 17 《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27，《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宋史》卷27《高宗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记韩世忠职衔为“淮南东路宣抚使”。按：綦崇礼《北海集》卷7有韩世忠充淮南东西路宣抚使的制书，此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4、66也有多处“淮南宣抚使韩世忠”的记载，以《宋会要辑稿》所载为准。 18 《宋史》卷28《高宗五》。 1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9；《宋史》卷28《高宗五》。《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六年，授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三月，除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节制镇江府，仍楚州置司。”记载重复。 20 《宋史》卷32《高宗九》。要说明的是，镇江行政上属于浙西路，并不在淮东境内。 21 《宋史》卷42《理宗二》。《宋史》卷417《赵葵传》记赵葵嘉熙元年知扬州。 22 《宋史》卷162《职官志》。 23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44。 24 泗上之役发动的直接原因是李珏轻信人言，他自己也说：“此吾之罪也。”见《宋史》卷430《黄干传》。 25 《宋史》卷411《牟子才传》。“江淮别立荆湖制置司”意思殊不解，中间应有阙文。 26 吴潜《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27 《宋史》卷416《王万传》。 28 《宋史》卷406《崔与之传》。 29 《宋史》卷407《张虙传》。 3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9《江南一》。 31 《山堂群书考索》卷58《江淮形势》引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32 《宋史》卷368《王德传》。 33 《宋史》卷407《赵范传》。 34 《鹤林集》卷20。 35 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5《乞免兼淮西制帅状》，《再乞免兼状》。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太宗淳化二年九月庚子。 3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甲申。 3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1，绍兴三十一年七月 3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癸丑。 40 《宋史》卷402《陈敏传》。 41 《宋季三朝政要》卷1。 42 《宋史》卷410《曹彥约传》。 43 魏了翁《鹤山集》卷31《丁制置》：“近日失襄之后，督府虽能募士复樊城，而襄为北人所据，江陵亦多北人，随赵帅来，如夏全、黄国弼之类，情伪皆未可知。比遣别宋才代赵，然此一交割甚非易事，领事后又未知作何区处，难哉！难哉！史子申已到九江近地，亦遣人往倴盏处，而识者滋以为忧。今幸江南无北人，恐置司鄂渚，自此又引北人而南也。”端平三年三月，襄阳北军发动兵变，京湖制置使赵范南逃江陵。时议欲移京湖制置司于鄂州，魏了翁担心，一旦置司鄂州，则北人亦将随之南下。魏氏的这一担忧，应该是当时南宋士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反映了南人对北人的不信任。 44 《宋史》卷403《贾涉传》。 45 《宋史》卷403《贾涉传》。 46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45《乙酉与胡伯圜待制》。 47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45《乙酉答真侍郎》。 48 比如嘉定七年九月十七日，抽调步军司军兵出戍六合县；嘉定十年四月十八日，再次抽调步军司后军军兵二千五百人出戍六合县；同日，抽调殿前司选锋军军兵二千五百人出戍天长县。见《宋会要辑稿》兵6之9、10。 49 《宋史》卷476《李全传》。 50 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6《后总》，第846页。 51 《宋史》卷402《陈敏传》。 52 《宋会要辑稿》兵5之24。 5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乾道内外大军数》。 54 《宋会要辑稿》兵6之2。 55 袁说友《论楚州屯戍》，载《历代名臣奏议》卷337《御边》。 56 魏了翁《鹤山集》卷19《被诏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 57 《续资治通鉴》卷163。 58 《宋史》卷417《赵葵传》。 59 绍定三年八月，李全攻破盐城，并拒绝退出，宋廷决定讨伐李全。通常以为，宋廷改变态度主要是因为李全灭宋的野心已经暴露，但从军事布防的角度考虑，宋廷若不能调集重兵围剿，是断然不会对李全用兵的。而宋军能够围剿李全的关键，就在于李全离开了楚州，宋军不再有“重兵贵将坐困滩头”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