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翻译原型

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4 “翻译”是翻译学最核心的概念，但对于“翻 译是什么？”“什么是翻译，什么不是翻译？”“我 们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翻译和非翻译”之类 关涉翻译本质的问，在翻译研究领域至今存在 诸多争议。人们难以达成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源 于人们对翻译有着不同的认识，或者说是由于人 们对翻译的认识或多或少受着传统的“非此即彼” 经典范畴观的影响。即将出版的由龙明慧撰写的 《翻译原型研究》一书，把认知科学的原型理论引 入翻译研究，为如何认识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 度和解释途径。本文围绕“翻译原型”这个主题， 就翻译范畴属性与翻译本质方面的几个核心问题 展开讨论，阐发一点个人认识，以期引起学界对翻 译原型研究的关注。 一、原型理论与翻译范畴属性 认知科学的原型理论是一种范畴化理论，即用 来解释人类如何通过分析、判断、归类等对客 观世界进行认识和定位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起源 于对传统经典范畴观的置疑和挑战。两千多年前，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经典范畴观认为，一切范畴皆由 范畴成员共有的一组充分而且必要的特性来界定。 这些特征是二元对立的，一个物体如果具备某个范 畴成员的所有的重要特性，便可认定它属于该范 畴，否则不属于该范畴。因此，不存在“好像属于 该范畴、又好像不属于该范畴”的情况。即是说， 不同范畴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在同一范畴中，各 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即不存在典型成员与边 缘成员之间的差别（Ungerer and Schmid，1996: 23- 24）。到了现代，由认知心理学家在实验研究基础上 提出的原型理论则认为，范畴是围绕原型（即范畴 的中心成员）构成的，要判断某个物体是否属于某 个范畴，依据是看它和原型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家族 相似性；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的地位并不相同， 典型成员具有特殊的地位，被视为该范畴的正式成 员，非典型成员则根据其与典型成员的相似程度而 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非正式成员地位，范畴的边界是 模糊、开放的。（同上：14-19） 两千多年来，传统的经典范畴观一直影响着哲 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翻译研究也 一直深受其影响。现之一是，翻译理论中出现了 无数的二元对立观，如直译与意译、形式与意义、 形似与神似、异化与归化、忠实与不忠实、可译与 不可译、翻译作为艺术与翻译作为科学等等互相 冲突的思想与方法。当然，经典范畴观对范畴进行 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自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因为 这种对立现象在实际经验中可以观察得到而易于 理解，就如自然界的光与暗、天与地。然而，更多 的时候，它却又是一种单向化和绝对化的认识方 式，给人们带来两极化或者极端化的思维模式，使 人们在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时，容易各执一端，争 论不休，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原型理论则与之相反， 它跳脱对范畴认知的二元对立模式，强调范畴的 原型性和范畴边界的模糊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 克服了二元对立观非此即彼的认知缺陷。此外，在 原型理论视角下，范畴同时具有开放性和稳定性 翻译与翻译原型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摘 要：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一直受传统的经典范畴观影响，翻译理论中盛行着无数的二元对立观，如直译与意译、形式与 意义、形似与神似、异化与归化、忠实与不忠实、可译与不可译、翻译作为艺术与翻译作为科学等等互相冲突的思想与方 法。对翻译本质的这种认识方式，使人们在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时，容易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原型理论则与之相反，它跳 脱对范畴认知的二元对立模式，强调范畴的原型性和范畴边界的模糊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二元对立观非此即彼的认 知缺陷。本文立足于近年认知科学领域甚为流行的原型理论，围绕“翻译原型”这个主题，就翻译范畴属性、翻译标准、翻 译本体及其本体理论等若干关涉翻译本质的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相关研究课题的关注。 关键词：翻译认知；翻译原型；翻译范畴属性；翻译本体；翻译标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1) 04-0014-04 2011年　第4期 No. 4　2011 1515 的特征。一方面，由于范畴边界是模糊的，所以它 有极大的灵活性，能不断适应新的信息和资料，使 边界不断得到修正或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原型的 存在，所以范畴结构又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因为范 畴边界的变更而使其内涵发生本质变化。对传统 范畴来讲，新的资料常常要求建立新的范畴或重 新界定已存在的范畴，而对原型范畴而言，新的实 体与新的体验很容易与特定范畴联系在一起，我 们只需将其作为范畴的边缘成员即可，而无须从 根本上对范畴进行重新建构（Taylor, 1995: 52-53）。 因此，原型范畴观可以使我们以一种更为经济、更 加有效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包括翻译世界。 根据原型理论对于范畴的解释（Berlin and Kay, 1991），我们不难发现，翻译范畴刚好呈现出 原型范畴的特点。首先，翻译虽然有诸多属性，但 几乎没有哪一个属性对翻译而言既是必要的又是 充分的，这也是对翻译的本质难以界定的主要原 因之一。其次，翻译范畴具有模糊的范畴边界，即 是说，翻译活动和生成文本的其它活动如改写、改 编、创作之间，有时并无泾渭分明的界线。其三， 如原型理论对一般范畴所阐释的那样，翻译范畴 的各个内部成员也各具不同的成员地位：虽然翻 译有多种形式和类型，有各种各样的变体，但各种 可以被称为翻译的活动，在翻译范畴中并不具有 同样的成员地位。例如，不同的翻译实例，虽然可 被同样归为翻译范畴，但并非是“同样好的”翻译 实例；即使可被视为“同样好的”翻译实例，其“好” 的程度又可能各不相同。如此一来，翻译研究中如 果将翻译视为一个原型范畴，那么，它一方面可以 使翻译保持其作为范畴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可 以随着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翻新和深化，使这 个范畴的边界不断修正和扩大，这无疑十分符合 翻译和翻译学的发展实际。因而，翻译原型观的提 出，有助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科学认识，使我们能对 翻译活动作出更具说服力的阐释。 二、翻译原型 在广义层面，“翻译”是一个“可以以许 多方式理解的、宽泛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概念” （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谭 载 喜，2005: 246）。例如，翻译可以指过程或产品；可以涵盖语 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可以为文学翻译、 科技翻译、新闻翻译、广告翻译、电影翻译、字幕 翻译；可以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工翻译或电子时 代的机器翻译；可以指笔译或口译；可以分字译、 句译，音译、直译、意译；等等。在如此宽泛的范 围内，到底有没有一个为大家共有的“核心”呢？ 按照《翻译原型研究》一书所提出的理论假 想，翻译是一个具有原型的概念范畴。而既然属于 原型范畴，就必然存在一个翻译原型作为翻译范 畴的核心和基础。这是原型范畴得以存在的前提。 但翻译范畴的原型是什么呢？从原型理论的视角 来看，一个范畴的原型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它具有 认知上的优先性，二是与特定范畴的各个内部成员 相比，人们对范畴原型的认同度最高（Rosch et al., 1976: 382）。例如，当人们举例说明什么是“座位” 的概念时，最先想到的，一般会是“椅子”，然后再 想到“凳子”、“沙发”等；在解释什么是“椅子”时， 最先例举的会是“靠背椅”，然后是“扶手靠背椅”、 “摇椅”、“吊椅”、“躺椅”、“睡椅”，等等。又如， 在谈论什么是“鸟”的范畴时，人们往往会例举“燕 子”或“麻雀”，而不是“鹌鹑”、“企鹅”或“鸵鸟” 等等。这说明，前者比后者更具认知上的优先性， 更接近相关范畴的“原型”，更易得到认同。 从这个意义出发，就翻译而言，最先为人们认 知以及认同度最高的翻译原型，无疑是狭义的翻 译。但狭义翻译又如何界定呢？黄忠廉（2000）认 为，可以将狭义翻译界定为“全译”，即完全保留 原文内容和形式的翻译；杨晓荣（2005: 10）指出： “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原作与译作之 间对等或相似程度比较高，即不论客观效果是否完 全如此，至少译者主观上希望在各个方面准确度都 比较高的语际转换活动及其成品”。总括而言，所 谓狭义翻译，也可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抑或一 般意义上的翻译，它有两个基本所指：一是指不同 语言之间的转换，即语际翻译，也就是在一般情况 下，人们听到“翻译”二字时所立即想到的、无须 “额外标记”的那个概念；二是指“各个方面准确 度都比较高的语际转换活动及其成品”。 自古至今，无论在国外或是国内，译论传统中 人们最关心且讨论得最多的，始终都是诸如“什么 是翻译”“什么样的翻译才是最好的翻译”之类的 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讨论其实就是对狭义翻 译，尤其是对狭义翻译上述第二所指的讨论。换言 之，学者们所定义的所谓狭义翻译，也就是译论传 统中翻译者或翻译理论者所崇尚和追求的那种“好 的翻译”、“忠实的翻译”或“理想的翻译”。 斯坦纳认为，忠实的译者能“创造一种有效转 换的条件。文化和心理施予上的意义之箭都是双 向运动的。最理想的情况是，在转换时不遭受任何 损失”（Steiner, 1975: 302）。严复心目中的“译事 楷模”，是做到“信”、“达”、“雅”的翻译（罗新 璋，1984: 136-137）；马建忠提出的“善译”，是指 “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 文后能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的翻译（同 上：126）；其他不少当代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 如周兆祥提出：“理想的翻译要使受意者完全理解 原来的信息里面每一个单位，在语音、语法、语意、 上下文的文义等各方面都正确地明白授意者的本 意，既没有遗漏，译者也不会加进原来信息没有的 东西”（周兆祥，1981: 43）。无疑，在译论传统中， 只有这样的翻译才称得上是“好的翻译”、“忠实 的翻译”或“理想的翻译”。 当然，“在转换时不遭受任何损失”，“与原文 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6 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 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的“理想的”翻译， 其实是不存在的。然而，有一点却又是可以肯定 的，即：没有人会认为完全传达出了原文各个层 面意义的那种“理想式”翻译会不是翻译。也就 是说，当人们谈起翻译，心目中首先想到的不会 是改译、写译、拟译、编译、节译、选译、摘译等类 别，而会是能“准确”传达出原文思想的完全翻译。 当我们判断某种活动是否是翻译时，也总会自觉 或不自觉地把它和完全的、理想的翻译进行比较， 正如莱科夫所说，“我们是按照理想化的情形而 不是非理想化的情形来对事物的特性作出判断并 为未来制定目标的”（Lakoff, 1987; 梁玉玲，1994: 123）。因此可以说，我们在谈论、评价具体的翻译 时，总避免不了以一种理想中的翻译作为参照。 传达出源文本各个层面的意义，没有对源文本 进行任何增、删或篡改的理想翻译，虽然在具体的 翻译现实里并不存在或难于找到，但在抽象层面 它却是存在的。这种理想的、存在于抽象层面的翻 译，具有明显的参照功能。“理想”本身暗示着“不 可及”，并内含“不等于现实”或“与现实有距离” 的意蕴。换言之，现实的翻译是允许对“理想”进 行偏离的，而各种被称为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如 改译、写译、拟译、编译、节译、选译、摘译等，实 际上都是对理想翻译不同程度的偏离。所以，按照 原型理论的思路，虽然此类“语际转换活动”并非 “理想”的翻译活动，却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归入翻 译范畴。有学者将改译、编译、节译、译述等称为 变译，即翻译的变体（黄忠廉，2000），但没有“本”， 何来“变”？“变”总要有一个“本”作为基础， 作为参照，这个基础、这个参照，正是人们心目中 的理想翻译。也就是说，“理想翻译”是构成了翻 译的本体，以理想翻译为本，我们才可以发展出无 数的“变体”。同时，理想的翻译也最能将翻译和 其它范畴进行区别，因为其它任何一种“语际转换 活动”，改译、写译也好，编译、节译也好，都不可 能具有理想翻译对原文的那种程度的“忠实”传 达和再现。所以狭义的翻译，或者说理想的语际翻 译，就是翻译原型的形态表现，而所谓翻译原型， 就是“在各个层面和特质上忠实于源文本的、符合 目标语规范的语际转换”。 三、关于翻译的几个基本问题 如前所述，将原型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翻 译原型的理论概念，以此对翻译范畴属性进行新 的阐释，并通过典型译例来对翻译原型的形态表征 进行详细论证，这无疑是对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 献。在具体层面，采用原型理论视角对翻译原型的 研究，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对翻译定义、翻译标 准和翻译本体几个涉及翻译本质问题的讨论上。 首先是翻译的定义问题。对研究对象进行定义 是所有理论研究的起点，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也总是离不开对其核心概念的界定。翻译学是一 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独立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翻 译”的界定“必须具有充分的限制性，以便能将翻 译和其它不属于这一范畴的活动区别开来，但同时 也必须足够宽泛，能够将其所有的实现形式包括进 来，不要将属于该范畴的相关活动完全排除在外” （Kimissàrov, 1996）。龙明慧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翻译定义的分析发现，现有对翻译的界定都未能 达到这个要求。大多数翻译定义要么过于狭隘，要 么就是过于宽泛。然而，如果采用原型理论的考察 视角和方法，把翻译看作一个原型范畴，就无需执 着于给“翻译”范畴划下绝对、固定的界限。我们 可以围绕翻译原型，将翻译界定为：“翻译是以‘翻 译原型’为典型成员的一种活动”。该定义意味着 翻译包含有多种形式，既包括作为典型成员的翻译 原型，也包含与翻译原型有所不同的其它形式的翻 译活动。而这样的定义模式既能保持翻译范畴的 独立性和稳定性，也能使其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可 扩展性。另外，翻译原型具有和其它原型范畴最少 的相似性，将其作为翻译的代表可以比较容易地将 翻译活动和其它活动如创作、编撰等区别开来。即 是说，对翻译进行原型定义，可以很好地突出翻译 自身的独立完整性。 其次是翻译的标准问题。翻译标准一直是翻 译理论研究的关键任务所在，是翻译本体理论的 重要部分。可以说，不谈标准，我们根本无法谈 论翻译。例如大多数对翻译本质的论述其实就是 对翻译标准的讨论。翻译标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所要坚持的准则，也是翻译完成后对译品进行 衡量必不可少的尺度。显然，翻译标准对于“翻 译之所以为翻译”是具有规约作用的，但同时翻 译标准又需具有足够的“弹性”和涵盖力，允许 不同阐释的存在，这样才能适用于现实生活中复 杂多样的翻译活动。 我们都知道，一般而言，大多数翻译标准首先 都与翻译的“忠实”相联系，而“忠实”则是一 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它既可以指“全面忠实”， 也可以指某一方面的“忠实”，如忠实于源文本形 式（其中包括语言的各个层面），忠实于源文本内 容，忠实于源文本表达的思想感情，忠实于源文 本的写作风格，忠实于源文本的神韵，忠实于源 文本的功能，忠实于源文本的效果，忠实于源文 本的意图，等等；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尤其是在 翻译实际中，“忠实”又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特征 的概念。即是说，所谓“全面忠实”并非指百分 之百意义上的“全面”，因为在翻译现实中，在各 个层面（从形式到内容）的、“百分之百的忠实” 并不存在，而“百分之百的不忠实”即从形式到 内容的“零忠实”则不属于翻译范畴。实际存在的， 是徘徊在大于零、小于百分之百区间的各种不同 程度的、形形色色的“忠实”或“对等”。换一 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也可以说某一方面的 2011年　第4期 No. 4　2011 1717 忠实，可能暗含着另一方面的“不忠实”，例如内 容忠实可能意味着形式上的不忠实或欠忠实；某 种程度的“忠实”也就暗含着某种程度的“不忠 实”，例如当我们说某个目标文本在百分之八十的 程度上“忠实”于源文本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 目标文本对于源文本有百分之二十的“不忠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忠实”也就包含在“忠实” 的语义范畴中。这种传统式的阐释方式，其实可 以覆盖在现代原型理论的框架之内。用原型理论 的视角来判断，“忠实”是一个具有弹性、涵盖多 元翻译标准的范畴。 最后是有关翻译本体及其本体理论的讨论。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指出，当前译界颇为流行 的受解构主义影响的多元化翻译理论，虽然为翻 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其对权力、政治、 意识形态、文化等文本外因素的过分强调又使译 学研究面临翻译范畴过度泛化、翻译本体无所适 从，进而导致翻译学“归结”为“无学科”属性 的危险（吕俊，2004；王洪涛，2006）。因此， 翻译学要构建合理的学科框架以保持独立学科地 位，就需要解除这种危险，对外围研究进行适当 的限制，加强对翻译本体的研究。虽然国内已有 不少学者开始呼吁回归翻译本体的译学研究，但 对于翻译本体到底是什么，却缺乏充分的说明。 因此，将翻译本体定位为翻译原型，围绕翻译原 型的研究也就是翻译本体理论研究，是较为合理 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的。 参 考 文 献 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 [1]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Komissàrov, Vilén N. 1996. Assumed translation: Continuing [2] the discussion [J]. Target, 8 (2): 365-374. Lakoff, George. [3]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Rosch, Eleanor and Carolyn B. Mervis, Wayne D. Gray, David [4] M. Johnson, Penny Boyes-Braem. 1976.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 [J]. Cognitive Psychology , 8 (3): 382-439. Shuttleworth, Mark and Moira Cowie. [5]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04. Steiner, George. 1975. [6]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Oxford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ird edi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01. Taylor, John R. 1995. [7]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 in Linguistic 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gerer, Friedrich and Hans-Jörg Schmid. [8]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96. 黄忠廉 .翻译变体研究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9] 2000. 梁玉玲（译）、顾晓鸣（校），女人、火与危险事物 : 范畴[10] 所揭示之心智的奥秘 [M].台北：桂圆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吕俊 . 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11] 向”的反思 [J].外国语，2004 (4): 53-59. 罗新璋 .翻译论集 [C].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 1984.[12] 谭载喜（主译）. 翻译研究词典 [M].北京：外语教学与[13] 研究出版社 , 2005. 王洪涛 .超越二元对立的致思模式——当代译学格局之[14] 批判与反思 [J]. 外语学刊 , 2006 (3): 98-10. 杨晓荣 . 翻译批评导论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15] 2005. 周兆祥 . 汉译《哈姆雷特》研究 [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16] 1981. [作者简介] 谭载喜，香港浸会大学翻译课程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中西翻译比较与翻译 教育。 2011年国际翻译日：翻译之桥，沟通文化 想象一下：如果世界上没有翻译工作者，我们将如何相互沟通？面对全球近 7000种语言，贸易和 文化交流将无法开展，国家首脑不能对话，科学发现难以分享，书籍仅限作者语言，跨境贸易趋于中 断，重头新闻受众有限，奥运会不可能举办，身处困境的国家也无法获得他国支援。 国际译联会员组织所代表的专业口笔译工作者和术语学家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设桥梁，促进沟通， 从而创造了繁荣的经济和丰富的文化。他们是促进相互了解的和平使者；他们将本国文学介绍给全世 界；他们促成灾区的国际援助；他们传递政治、宗教、文化领袖以及所有其他具有影响力人物的声音； 他们是信息守卫者，是文化使节。他们绝对不可或缺。 正是由于有口笔译工作者和术语学家，世界各国人民才得以在维护自身文化遗产的同时积极参与 创建“地球村”。文化多样性让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我们必须相互了解，才能避免国际冲突，并在患难 时刻互帮互助。我们必须相互了解，尊重文化差异。“沟通文化”（Bridging Cultures）是今年第 19届 世界翻译大会和国际翻译日共同的主题，也是国际译联所有会员组织的终极目标。 国际译联鼓励其会员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庆祝国际翻译日，例如，突显协会内部所代表的不 同文化，举办讲座介绍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适应性挑战，探讨口笔译工作者和术语学家在国际事 件中发挥的作用等。如此，一来可使公众进一步认识到口笔译工作者和术语学家的重要作用，二来也 给予了从业者一个庆祝所从事职业的机会。殊途同归，让我们同庆 9月 30日！ （翻译：付蕾，审定：黄长奇） 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96 Toward a Harmony-promoting Theory of Translation by Wu Zhi-jie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Centre for Linguistic and Strategic Studies, Nanjing, China) p.5 Abstract: To harmonize the discordant is both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 central ideal being pursu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Within China’s socio-cultural framework, we seek therefore to develop a harmony-oriented theory of translation with yi (meaning), cheng (sincerity), xin (empathy), shen (spirit), and shi (adaptation) as its foundational categories.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ethical, aesthetic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aspects of this proposed model, arguing that its formulation is going to make available to us a new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 fresh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relevant phenomena, and many insights into the process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in general. Key words: harmoniz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ology; tradition; Chinese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Its Prototype by Tan Zaix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p.14 Abstract: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has been under the infl uence of Aristotle’s conception of categories, and translation theory continues to be structured in binary opposi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turn to the prototype theory, developed in cognitive science since the 1970s, for the basis of a more rational account of transla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light of the core notion of “translational prototype”, the author takes a fresh look into translation’s categorical properties, and addresses various other ontological issues concerning its nature and criteria. Key words: translation; cognitive theory; ontology; prototype; translational criteria Censuring the Absent Other: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glo-American Realist Literature (1949~1966) by Lu Yul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p. 18 Abstract: Cultural confl icts often give rise to a tendency to subject the absent other to a willful misrepresentation and reprehension, preventing people from getting at the real other. This tendency asserted itself in the 1949~1966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nglo-American realist literature. As a result of China’s confl ict with the West during this period, such translations tended to be manipulate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y showed the absent Other in a negative light and distorted both the literary and the real-life world of the West. Key words: cultural confl ict; the other; critical realism;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Nord’s Model for Measuring Translator’s Competence and China’s MTI Training Programs by Ge Li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ina), Luo Xuanmin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 Dong L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ina) p.31 Abstract: Based on fi ndings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3 MTI programs in China, this paper calls for incorporating Christiane Nord’s theory of translator’s competence to the curricular design for training MTI students. Directing attention to the fl aws of the pedagogical mode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currently adopted by China’s MTI programs, the authors also discuss how we can further develop such programs by text-analytically addressing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properly adjusting the diffi culty of translation tasks, keeping a close eye on practical curriculum building, and laying down a specifi c procedure for targeted tests. Key words: translation teaching; translator’s competence; MTI; translation tests; training modes 英文摘要 English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