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成果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批准号为02BZW027），最终成果为专著《地域文学与唐代诗歌》。 该成果重在解决文学创作问题、文学史问题，努力改变过去文史结合过程中文史分论或重史轻文的表述结构。以文学问题立题，在文史结合中解决文学问题，同时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研究。 在过去的地域文化和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中，人们比较重视作家的籍贯和阶层，而本课题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新的分析。首先，以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为基础讨论了文人籍贯的分布状况与文学的关系，认为家族是文化传承和文学传递的一种载体，家族承担某种文化或文学传播责任，并在文学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家的家庭文化背景和家学渊源在文学研究中显示出重要作用；僧诗通俗化与僧人阶层的出身以及他们的文化修养相关，绝大多数诗僧出生在文化落后的地区，出生在贫寒之家，文化知识不多，只是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冥思，用韵语记录下对佛教思想的阐释和理解，他们始终在自己的宗教文化圈子里活动，他们发表诗作也是缘于宣扬佛教，故通俗易懂。其次，以自己建立的《唐五代文人籍贯分布表》数据库为基础，分析不同时段文人分布的状况，指出中晚唐文化呈南移的趋势，但陕西和河南的作家绝对值仍大致始终处于其它地区的前面，或者是前列地区之一。同一区域中，作家分布往往呈现出一个或数个密集点，由这一个或数个密集点左右着这一区域的作家分布密度。即使是作家出现不多的区域，也有一个或几个作家分布的密集点，同时指出唐人的籍贯意识是很强的，但将籍贯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的观念却比较淡簿。 诗歌中的地域文化的呈现固然与籍贯有联系，但和诗歌创作地点相比，籍贯只是对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静态描述，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此本课题于诗歌创作地点和地域文化的关系用力较大，费时一年有余制作《 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唐诗创作的空间分布。诗歌创作地点的变化，其特征是记录了文人空间移动形成的运动轨迹，即移入场和移出场的转换。文人活动地点的变换不仅改变描述的对象，其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京都为创作最集中的地点，这是诗歌创作地点呈现的普遍性规律。全国的政治中心应该成为诗歌最繁盛的地区，唐代陕西、河南占绝对优势，而在国力上升时期尤其如此。初盛唐大量的宫廷应制诗以绝对优势称霸诗坛，而且诗坛领袖也在他们中间产生。其基本形式分别为以文馆为中心的创作、以帝王为中心的创作和以朝臣为中心的创作。中晚唐时期，虽然二京所在之地诗歌创作数量的绝对值还是高于地方，但地方诗歌的快速增长也是事实，其增速已高于二京所在的陕西和河南。地方诗歌数量的增长有其特殊性，文人的流向取决于国家政治、制度以及时势的影响。 地域文化的表述与诗歌创作，这是对诗歌本体的研究，分别讨论唐诗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意识、文学创作的区域重点及其文学表现、文化的历史传统与诗人生存的地域空间以及古都文化在诗歌中的表现和差异。其研究重点是作家的创作，如论隐逸诗人空间位置，以王绩为例，指出王绩处于政治边缘、诗坛边缘。边缘诗人不受主流诗坛的影响，诗歌或许能在保持旧传统上别于时流而独树一帜于诗坛。王绩诗的创作空间相对比较单一，他的表达大致是以自我思想和自我行为为中心的。王绩诗歌在总体上提供给我们特定历史时段某一区域文化的风貌，诗人的活动自身和诗人作品中展现的人物活动，构成了一幅绛州龙门的风俗图景，这和陶渊明笔下的故土图景在区域文化认识上是具有同样价值的。又如论历史文化传统和诗人生存空间的冲突，以李白为例，指出文化或顺承主体或对抗主体，原因之一，地域起了中介的作用,由于地域文化的介入，史、地、人关系的综合体在发生调整,鲁文化传统就是儒学传统，而东鲁则成了李白与儒家文化冲突极端表现的地点。在文化断续论中以陈子昂为例，指出文化断续表现为，由于区域不同，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在同一时间区段中出现差异，交通发达地区文化的传承和时间是同步的，易与时俱进；而偏远地区，则表现为文化承续的守旧和固执。初唐蜀地文人面临的文学传统由于有东晋南朝的空白而可以直取汉魏。蜀地文人，西汉以词赋为主，东汉魏晋渐趋文史而偏重史学，东晋南朝则文学衰落，间有史学问世。蜀学议论的传统，源于史学的修养，构成蜀中自成一统的文化结构。故出川后的陈子昂在风范上有别于时人，他能在汉魏传统中找到医治当时诗坛重形式打造的疾病。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在形式上复兴古调，在表述上重议论，在内容上重史学，这与蜀中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本课题论述弱势文化区域的文学创作，意在提升现有研究成果境界和开拓研究的新领域。认为文化可分为弱势和强势两大区域，也可以划分为更多层次的文化区。安史乱后，南方经济有了发展，文化也得到发展，南方成了经济重心之地，但并非文化中心，故不能说文化中心南移。文化中心仍在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北方区域，终唐之世，文化中心都未能南移，此其一。其二，文化需要积累，本土文士的出现，相对也有一个文化积累期，弱势文化区的文化积累更为缓慢，大致要到中唐时才会有文士出现，初盛唐时文士的出现是非常偶然的。其三，本土作家在表现本土文化时有局限性，他会视自身生活的环境所呈现出的景观为平常现象而不去表现，如果他们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存环境中的物象，并写入诗篇，同样也在不经意中再现某一区域的文化特征。外来作家颇有优势，他们是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环境的，从写作心理来看，他们更乐于展现跟以往经历和经验不相同的部分，而省略去相同的部分。其四，文士的移入带来某一时期的创作高峰。弱势文化区的诗歌创作，因其依赖外来文士的进入，表现为创作中孤峰独立的现象，它的前后基本上是空白地带。其五，弱势文化区的文化活动多由强势文化的介入，其人员输出源于中央，强势文化的介入，势必有两种结果，一是改造落后文化，提升弱势文化的质量；另一点就是使文化纷陈的状态渐趋一致，使原本富有个性的区域文化渐渐失去光彩和魅力。另外，以义净在古印度的创作为例进行分析，义净的写作是在特殊的弱势文化区域的文学创作，这是在非汉语文化区的汉语诗歌写作，他的创作也为研究当时诗坛的诗风诗式的嬗变在空间上提供了一个可作比较的重要例证。弱势文化区相对于中原文化，离开中原文化越远，其差别也越大，其独特性也就越鲜明。 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在几种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著作中，以独特的视角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并对其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作了理论性的分析和归纳。本课题的应用价值、社会效益：其研究的成果当会丰富文学史的表述，其方法也会对同类课题的研究有启发和促进作用，而建立的《唐文人籍贯考》和《唐诗创作地点考》两个数据库不仅为文学史专题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检索和排列功能，也会启发人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如何使用现代化科技手段，使研究更为精确和有效。 本书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主要运用“地域一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赜，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   所谓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这是人文地理学及分支文化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因素的分布结构、形成条件，以及文化景观、文化生态的地域特徵、演化发展等内容，并强调文化集团的空间组合机能和地域系统特徵，指出地表所发生的文化差异对人地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中文化景观、文化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地理区或文化区是研究者最为瞩目的几方面的内容，而文化区域的鉴别、定义和分析，又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基础。   从文学史学科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承认文学和地理环境的相对性。它包括作家诞生的地域风貌、作家分布的地理特徵、作品的地域风格、迁徙流动所带来的旧范式的突破，一定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特殊遭际对作家的综合影响，由方土风气等因素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在创作上的投射，文学的传播交流所导致的地域特徵和空间风格的淡化与消解，由地域性的空间风格向超地域性的时间风格演进过程的规律等等。   所谓“地域一家族”研究方法，是文化史学的一种操作技巧，根据笔者的理解，实际上是将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史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边际研究”。   家族制度或称宗族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徵。家族的演生变化虽然非常巨大，但在整个前现代社会中，草蛇灰线，仍然具有其一贯性，而其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包括文学）的影响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马克斯.韦伯称中国为“家族结构式的社会”，许烺光乾脆以宗族作为中国社会的代名词，藉以比较说明印度的种姓社会、美国的俱乐部社会。   被陈寅恪誉为“清代史家第一人”的钱大昕，曾提出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钱大昕所说的舆地即历史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氏族即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史学中的家族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家族伦理之制度发达最早，在中古史研究中，尤其致力於地域与家族关系的探讨：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驰，博士傅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於家族，而家族复限於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於家族，太学博士之傅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傅授既移於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京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从学理上说，家族是一种血缘性组织，是血缘性纵贯轴的基元。其存在具有地缘特徵，氏族郡望不过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家族既具有血缘与地缘的双重性，所以其与地域实际上是相互重叠、合二为一的。在地域文化研究中顾及到家族的因素，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而陈寅恪先生的一系列论述，与其说是给笔者提供了许多翔实的史料，毋宁说是方法论的深刻启迪。当然，柳诒徵、钱穆、岑仲勉诸位史学大师对“地域一家族”研究方法亦颇多发明，并且都有示范性的成果，本书中多有借镜采录。   根据以上所提及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检视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的研究现状，笔者发现有如下特点：   首先，对文学创作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认识，颇为深入，认为南北地域及其方土风气形成了南北文化和文学的差别，隋唐政治统一促使南北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故文学的审美情趣和风格呈现出一种融合统一状态。政治的统一、文化的交流固然有助於弱化甚至一定程度上消融地域差别，但并不能彻底抹掉地域差别，由不同的 地域特征所造成的作家气质禀赋、作品风格差别不仅在唐代依然存在，就是在此后的宋元明清、甚至现当代文学中依然存在。所以对统一时期地域差别的重视，可以使研究进一步深化。   其次，南北地域固然为重要的文化区分，但这种区分无论是从地理学还是文化学来看，仍嫌笼统。北方区域中关中、陇石、三晋、河洛、燕赵、齐鲁，南方区域中的荆楚、吴越、巴蜀、岭南等文化圈，其间固有相同一致处，但彼此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文学的细微深入影响，在文学史研究中涉猎较少。以隋唐文学研究而言，讨论南北文化的差别和统一固有的价值，如能同时兼顾东西的对峙与缓和，并进一步深入到江南、关东、关西、代北等不同区域中，探讨其与文学演生的关系，将更有意义。尤当指出的是，关中地域作为京畿所在，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徵，又因处於政治文化中心而具主流文化的特徵，所谓贞元之会合，光岳之钟灵，故其对文学的影响也更形复杂。明人李东阳指出：“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丝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霍师松林在《唐诗与长安》一文中，曾有专门阐述，透辟精当，对笔者撰写本书启发良多。   第三，从家族文化的角度观照文学现象，近年来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与文化学术及文学创作的关系研究，涌现出不少颇有分量的成果，其中包括一些硕博士论文。但相形之下，对唐代家族或士族与文学的关系性研究，则显得很薄弱，已经问世的成果很少。其实，对此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很早。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发现唐代父子、兄弟、夫妻以文学并称者甚众，并且分别就父子、兄弟、父子兄弟、父子祖孙、夫妻诸项，举例加以说明。胡应麟还敏锐地指出：“唐著姓若崖、卢、韦、郑之类，赫奕天下，而崖尤著。盖自六朝、元魏时，已为甲族，其盛遂与唐终始。文皇首命群臣品第诸族，时以崔民为第一。嗣后达官朊仕，史不绝书，而能诗之士弥众，他姓远弗如也。”他还随之信手罗列崔氏能诗者近六十人，然后说：“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占籍几十之一，可谓盛矣。”胡氏的具体结论或可进一步商兑，但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所切入的视角，无疑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职是之故，本书试图探讨唐代时期关中地域士族演变与文学发展的种种关联性，并缘此对唐代关中文学进行文化透视，在如下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提出关中文化精神的范畴，指出关中文化精神是指关中地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是关中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终极依据。通过对关中文化精神的建构，试图勾勒唐代关中文学发荣滋长的文化背景。  第二，从方土风气的角度来阐释关中文学趣味──雄深雅健，并具体阐释形成此趣味的原因。从文化地理学的观点来看，文学趣味的形成，实系方土之风气，即地域文化诸要素在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通过“雄深雅健”风尚形成的追溯，描述唐代关中文学特殊的美学氛围。   第三，士族是中古社会的一极重要特徵，但有关唐代士族的状况，在学术界看法较分歧。笔者持唐代处於士族发展的转型期，士族的衰亡沦替在唐末五代的观点。本书侧重对“关中郡姓”和“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两个命题进行阐释，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意涵。   第四，提出关中文学士族（或文学世家）的范畴，并从两个方面讨论唐代关中文学群体的形成。首先，从时间维度来考察关中文学士族的崛兴，认为关中士族经历了一个从文到武，又由武到文，即从经史世家到武力强宗，再由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的演生变迁过程。其次，关中文学群体的构成颇复杂，就地域和族姓来分析， 分别有关中本土作家群，河东著姓和代北胡姓加盟关中文坛，江南和山东士人播迁关中者等几部分组成。这是一个庞大而又松散的创作群体，关中士人与山东士人、江南士人一方面各具特色，呈鼎足之势，另一方面又因迁徙流动，促成交流融合。   第五，指出唐代官学虽衰微，但私学仍有新发展，关中士人重视家族教育，尤其强调文学教育。   第六，循此，对中晚唐政坛上的“牛李党争”这一重大事件进行检测，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牛李党争”中两派核心人物的郡望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徵。李党成员主要是山东郡姓士族，而牛党成员基本上属於关陇士族，牛李党争并非是庶之争，而是士族之间的“圈内之争”。   第七，分别就苏绰文体改革、柳宗元古文与关中学术资源、窦叔向家族贯望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试图通过文学现象个案的管锥，使人们对唐代关中文学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本书前七章为总论，力求从大处著眼，宏观把握。八、九、十章为分论，不求面面俱到，仅就所涉及的问题从一点开掘，尽理深入。附录则是相关问题及材料的考证。拟议中尚有讨论关中韦氏与杜氏文学各一章，因仍未最后定稿，留待将来本书订时再补入。   本书虽偏重历史文化研究，但仍努力追求理论概括、文本分析与史料考证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在材料的运用上，除注意基本文献的考订外，还颇多留意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使课题的确定和观点的提出，既避免重复雷同，又防止学术失语症，试图通过这一有关地域文学的题目实现与国际隋唐史和隋唐文学研究界的衔接对话。 当然，因笔者僻处西北一隅，获取国内外学术新成果和资讯难免受到局限，所以，笔者的这种努力，与其说是一种成果展示，毋宁说是一种希望和追求。   关中地域水深土厚，关中文学渊远流长，博大精深，笔者虽然颇早就留意於此问题，且进行了数年的资料准备，力求排除各种干扰和诱惑，但因资质愚钝，学殖有限，只能将这一初步的成果提交出来。对於这一课题的研究而言，本书虽然只截取唐代一段，限定在与士族相关的文学现象中，但仍然只是问题的精浅提出，而并非完满圆融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