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摘要：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总和生育率，人口模拟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了多少人？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对于这种“反事实”的问题，无论如何推测，其结果都难免会引起质疑，因为我们无法让中国的生育过程在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条件下重新试验一遍。然而，以尽可能科学的和尽可能准确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一个尽可能趋近于真值的估计结果，从而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控制方面的作用程度作出一个量化的估计和评价，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国家生育率就已开始下降，到降至更替水平，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邬沧萍，1982）；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则迅速得多。在导致我国生育率下降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究竟是计划生育政策起主要作用，还是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和环境条件等经济社会因素起主要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效果有多大，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的谜题。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流传最广也最具争议的一种说法是“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随着亚洲其它国家人口转变的加速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人开始怀疑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控制效果，认为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人口自然转变的过程，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本文试图用一种不同的方法，通过国际数据建立模型来测算中国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生育水平，并据此进行人口模拟，从定量的角度去考证中国的人口转变到底有多大程度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作用的结果，换言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到底使中国少生了多少人？ 　　1.2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对生育率变化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由其带来的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Blake，1965；Davis，1963）；二是计划生育政策及计划生育工作（Berelson，1963；Kirk，1969）。尽管人们在上述哪一项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有所争议，但都一致地将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归结于这两个方面。 　　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除了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控制人口增长之外，最大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良好的计生服务和普及避孕知识，大大提高了我国妇女的避孕率。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生育率的转变与避孕和节育技术的推广应用是密切相关的（赵细康，2002）。自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伊始，我国就建立了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及办事机构，加大避孕药具的研制、生产和供应力度，在城市和农村开展节育技术服务，免费进行节育手术和供应避孕药具，极大地提高了我国避孕技术和手段的普及率（路遇、翟振武，2009）。至2009年，我国15-49岁已婚妇女避孕率已高达90%，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2%，也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8%。因此，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帮助育龄妇女实现了调节生育的愿望，控制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的过程，成为人口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关于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总量的影响，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学者探讨过，主要研究概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较为丰富，各有优劣，结果也因采用的方法、数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细究起来，这些预测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欠缺。首先，很多预测仅仅是对以往的人口状况直接进行外推，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没有将计划生育因素和非计划生育因素的效果区分出来。其次，有的预测虽然将计划生育因素和非计划生育因素的效果区分开来，但所采用的方法是利用实行计划生育前的数据来测算计划生育后的数据，用人口变量来测算人口变量，未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之后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次，有的预测起始时间过晚，从1979或1980年开始预测，其起点处已经蕴含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巨大成就，在此基础上进行预测会明显低估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 　　上述国内研究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广泛影响的是2000年国家计生委“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对我国计划生育效益进行的研究。该研究分别以粗出生率和年龄别生育率作为测量生育水平的两种指标，求出1971-1998年两套方案的推测值，再根据推测值计算得到不实行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推测人口总数，并将其与实际人口总数进行比较，计算出两套方案下的少生人口数。在计算推测指标时，两套方案均采用了趋势分析法，将计划生育实行之前21年（1950-1970年）的粗出生率或总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进行拟合，并将此趋势外推到1971年以后的各个年份当中。无论是用年龄别生育率还是用粗出生率作为测量指标，计算出来的1971-1998年我国计划生育的人口效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基本一致的，即在这28年间一共少生3.38亿人（杨魁孚、陈胜利、魏津生，2000）。这种趋势分析法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方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的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都较低，因此对生育率的作用程度也低；而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之后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对生育率水平有重要影响的各种经济社会条件，例如，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等，发展都非常迅速。用改革开放之前的数据所预测出来的趋势能否合理的代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还难以确定。另一方面，不考虑生育水平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仅单纯以1950-1970年生育水平变化的趋势，用直线方程外推1970年以后直至1998年的生育水平（假定直线变化趋势），显然也缺乏有力的证据。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看作是对社会过程的干预，在时间序列模型中引入干预因子，以检验在干预前后时间序列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异，从而测度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陈卫、庄亚儿，2004）。本文将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测算。 　　2000年国家计生委“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研究的总体思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行计划生育后的一定时期，因实际生育水平变动（基于计划生育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因素的共同作用）而造成的实际出生人数与假定该时期未推行计划生育、在推测生育水平（基于非计划生育因素的单独作用）下形成的推测出生人数之差，就是真正属于计划生育的人口效益。本文的测算也基于这个总体逻辑，但推测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总和生育率的方法与其不同。他们的研究是用计划生育以前（1950-1970年）的拟合方程来外推计划生育后各年（1971-1998年）假如无计划生育作用的情况；而我们是通过世界大量国家29年来的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建立方程，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充分考虑到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1.3 概念界定 　　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文中所提及的一些概念进行界定，以免产生混淆。 　　首先，文中所指“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指从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起至今所产生的效果，具体时间跨度为1972-2008年。1971年7月，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把城市人口净增率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路遇、翟振武，2009）。以此为我国全面实施计划生育的标志，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我们将1972年作为考察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计划生育条件下不同效果的起始年。 　　其次，本文所预测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指在排除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之外的净效果。中国生育率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下降的过程，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策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人们一般讲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70年代初的5.8降至2008年的1.7左右，其实是包括了政策、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本文所讨论的计划生育效果和作用则是指单纯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 2  数据和方法 　　尽管每一个国家的生育水平与该国的地理环境、人口背景、知识结构、民族习俗等传统意识等有关，从而使得各国生育率的变化有各自特殊的原因；但就全世界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育观无不受到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使得人口生育率与社会、经济等因素的相互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的普遍性（何林、袁建华，1989）。基于这一点，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利用除中国和其它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以外的世界各国的数据，将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经济社会变量与总和生育率建立回归模型，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各自变量与总和生育率的对应关系。模型建立后，再将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量值代人，测算出在假定没有开展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状况。然后，分别利用实际生育率和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生育率计算实际人口总数和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人口总数，两者之差则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少生的人数。     2.1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利用1980-2008年来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通过一系列对样本进行逐步筛选，构造一个大样本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变量与生育率变量的相关关系。在这样的模型下，将中国置于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下，测算出的假设值里已经充分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具体利用美国人口咨询局出版的1980-2008年的《世界人口数据表》，选取其中的4个主要经济社会变量为自变量，选取“总和生育率”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2.2 样本筛选     2.2.1 按宗教文化的不同剔除伊斯兰国家     一般说来，大多数宗教都鼓励人口增殖，因而对生育率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由于伊斯兰教反对人工流产和节制生育，因此，许多信仰伊斯兰教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明显高于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类似国家的出生率。所以，在我们回归方程所使用的样本中删除了这些生育率非正常偏高的伊斯兰国家，包括亚洲的马来西亚、非洲的几内亚比绍、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乌干达、加蓬、文莱、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马尔代夫、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土耳其、巴勒斯坦、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塞拉利昂、马里、乍得、吉布提、索马里、科摩罗、尼日尔和西撒哈拉，共45个国家和地区。     2.2.2 按研究目的剔除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 　　由于模型模拟的是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因此所选取的样本也应该是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即没有实行控制人口数量政策）的国家。根据《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中有关材料的统计，在13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政府支持民间计划生育活动的19个，有官方计划生育规划的53个，共占55.4%。而在这53个国家中，政府起一定推动作用的31个，实施有力措施的只有4个一中国、印度、泰国和新加坡。因此，在样本中将中国、印度、泰国和新加坡四国剔除。     2.2.3 按奇异值剔除阿拉伯国家 　　在大多数国家，高的经济收入水平需要通过一定时间和一定的过程达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观念等都会发生变化，即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都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而在一些“一夜暴富”的高收入石油输出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文化进步水平并不匹配，导致这些国家虽然经济收入水平很高，但生育率却还没有发生相应的转变。因此，我们参照“OPEC”（欧佩克）成员国，将2009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高于10000美元的5个国家剔除，分别是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利比亚。可能由于战乱的原因，《世界人口数据表》中伊拉克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多年来一直缺乏，故也将其剔除（其实在这6个国家之中，有5个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已经被剔除，在此剔除的只有委内瑞拉）。     2.3 变量筛选 　　由于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对自变量与总和生育率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所以我们只是选取了一些重要的、与总和生育率存在显著相关的自变量来建立模型，并对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模拟。     2.3.1 出生预期寿命（岁）或婴儿死亡率（‰） 　　出生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都能反映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人口转变理论表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是影响总和生育率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指假若当前的分年龄死亡率保持不变，同一时期出生的人预期能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它表明新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可存活的年数，是度量人口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其他条件（如生育意愿）一定的情况下，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与生育水平有直接的关系。毫无疑问，在医疗条件差，婴儿死亡率高的地区，假使人们的生育意愿是2个孩子，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恐怕就只能通过多生几个去补偿已经夭折的孩子，并防范未来可能的风险。而在医疗条件好，婴儿死亡率低的地区，人们的心态可能更为平和，不太可能因为害怕未来孩子的成长风险而多生孩子。 　　但是，出生预期寿命与婴儿死亡率两个变量高度相关，所以我们只选取了拟合效果较好的婴儿死亡率作为自变量来建立模型。     2.3.2 人均国民收入（美元） 　　这一指标旨在反映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会造成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也会形成不同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文化，从而影响到实际的生育水平。经济水平在不同层次上的发展，不仅仅使人们在生活上得到较大的改善，而且促进了人们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妇女就业率、妇女地位的提高，从而引起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也涉及到人们生育观、生育行为的改变。所以，从不同层次上经济收入水平的国家来看，它们的生育水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何林、袁建华，1989）。虽然存在着某些例外，但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水平有着重大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生育水平越低。     2.3.3 城市人口比重（%） 　　这一指标旨在反映各国或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其内涵在于，它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化。所以，城市化对人口生育率有着巨大的影响。 　　现有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对生育水平有很大的影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反映国家（地区）商品生产发展的程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反映居民中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程度，因而可能是间接反映生育水平的一个因素。从总的趋势看，城市化程度越高，总和生育率与多孩率越低；反之，城市化程度越低，总和生育率与多孩率越高（朱冬梅，2003）。     3  模型预测结果     3.1 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 　　首先我们对每一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做散点图，并作一元回归，以探讨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从散点图来看，人均国民收入和城市人口比重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呈现出了一定的曲线关系，因此，我们将其分别取对数。此时可以看出，婴儿死亡率、人均国民收入对数、城市人口比重对数这3个自变量与总和生育率确实都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     3.2 多元回归模型结果 　　将婴儿死亡率、人均国民收入对数、城市人口比重对数与总和生育率进行多元回归，结果见表2： 　　模型结果显示，整个方程的显著性很强，全体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整体解释力度也高达77%，且各个变量包括常数都十分显著。婴儿死亡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依然是正向的，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将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水平，这与以往的研究相符。而人均国民收入对数和城市人口比重对数则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人均国民收入和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也有助于降低生育率水平。总体来讲，模型效果较为理想。   3.3 模型测算全国总和生育率 　　上述模型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变量与总和生育率水平的对应关系，用模型所测算出来的生育率变化曲线，实际上是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总和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的轨迹。 　　在测算全国总和生育率时，婴儿死亡率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黄荣清（黄荣清、刘琰，1995）、明艳（明艳，2009）关于我国部分年份婴儿死亡率的研究成果，其它年份的数据是通过已有年份数据内插得到；人均国民收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是以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国民收入；城市人口比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将中国1972-2008年的婴儿死亡率、人均国民收入和城市人口比重代人上述多元回归模型，得到我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见图2）。也就是说，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1972年到2008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一直处于较为平缓的下降过程中，从1972年的4.98平稳降至2008年的2.5左右。它的水平一直高于中国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又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我们将部分年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总和生育率的预测值与中国实际生育率和世界部分地区实际生育率进行仔细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在假定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我国2008年的总和生育率将达到2.52，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低于不含中国的不发达地区生育率水平3.2，远远低于非洲和南撒哈拉地区的水平（分别为4.9和5.4）。从与世界平均水平和不含中国的不发达地区的对比来看，预测值是比较合理的。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生育率的自然转变，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972年的4.98降到了2008年的2.52（这一水平较同时期不含中国的不发达地区平均水平还低0.7，这表明模型已对我国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作了足够大的估计）。而2008年的预测值2.52与实际总和生育率1.8之间的差值，则是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     3.4 模型模拟的因计划生育政策而少生的人数 　　我们利用spectrum人口预测软件对我国因计划生育政策而少生的人数进行估算。 　　模型的参数设置如下：（1）起始年份年龄性别结构。模拟的起始年份为1972年，由于缺少1972年性别年龄结构的直接数据，我们利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为起点进行人口模拟，得到1972年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2）ASFR选择UNAsia。（3）出生性别比部分年份来源于统计局公布数据，其它年份通过内插得到。（4）分性别的平均预期寿命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5）模型生命表选择UNEast Asia。（6）国际迁移假设为0.（7）真实的TFR。1990年以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于学军的研究成果（路遇、翟振武，2009），2002年以后一律假设为1.8。（8）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TFR来源于我们的测算。 　　首先，将我国历年真实的TFR代入模型，得到利用模型计算的历年真实人口数量结果。我们发现，通过模型计算得到的历年真实人口数量与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量十分接近。这说明这个模型的参数设置比较合理，拟合效果好，可信度高。 　　然后，在其它参数设置不变的前提下，将通过回归方程计算得出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历年总和生育率代入模型，得到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历年的人口数量。 　　最后，将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历年人口数量减去模型计算的历年真实人口数量，就得到了1972-2008年间历年由于计划生育因素少生的人口数量。结果如表4所示：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从1972年到2000年这28年的时间里，计划生育政策累计使中国少生3.2亿人，到2005年累计少生人数达到4.1亿，到2008年累计少生人数则达到4.58亿。虽然计算方法不同，所采用的数据和模型构建方法也不同，所得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不同。但大体上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与2000年国家计生委“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1971-1998年间少生3.38亿）十分接近，也与30多年来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提法比较一致。 　　4  结论与探讨 　　计划生育政策对促使我国生育率水平下降、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通过借鉴世界各国总和生育率与经济社会变量的相关关系，我们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从1972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都将远远高于中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即使到了2008年，我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仍为2.5左右，比目前实际的总和生育率（1.8）高0.7。 　　在其它参数不变的前提下，将估算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代入模型，可以分别测算出我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人口数量和实际人口数量。两者的差值反映了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少生的人口数量。结果表明，从1972-2008年，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累计少生了4.58亿人。 　　由于我国计划生育已成功实施了很长时间，所以作为自变量代入方程的中国1972-2008年的人均国民收人对数、婴儿死亡率和城市人口比重对数的值均已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婴儿死亡率水平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迅速下降，但可能不会降到目前那么低的水平；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一直上升，但可能没有现在那么高；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城市化也会蓬勃发展，但城市人口比重可能会低于目前水平。由于方程中婴儿死亡率的系数为正而另外两个自变量系数为负，也就是说，由于自变量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使得我们估计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较为保守。因此，我们所得出的1972-2008年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少生4.58亿的测算是较为保守的。模型对中国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已给出了足够的估计，结果是比较合理和可信的。当然，探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中国总和生育率的水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对“反事实”命题的探索。我们进行探讨的目的也并非追求量化的精确性。到2008年为止，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到底少生了多少人？是4.8亿、4.5亿还是4.2亿？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大体上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在控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Blake， Judith.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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