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是靠郑和的航海图才发现新大陆

哥伦布是靠郑和的航海图才发现新大陆 如果说在1500年之后，世界上果真存在过韦伯所说的“宗教的理性化”运动，那么，与韦伯的结论恰恰相反，我们只好说：“宗教理性化”改革运动，不是率先发生在欧洲，而是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家族和宗族制度实质上是经济制度，家规、乡约的基本内容也主要是经济性的。家和族首先是劳动分工协作的共同体。——怀着庄严的、近乎宗教般的情感和心态经营家计、特别是经济生活，这种所谓“实事求是”的宗教，可以说恰是明代以降中国文明的实质，它特别现在发生于江南富庶城市地区（扬州、泰州和苏州）的“心学”思想之中。 事实上，与贫困、落后的欧洲比起来，当时的中国——明朝，确实就是一派世俗生活的光明景象，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这样写道： 1404年，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2180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4000卷的百科全——《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八本还都是宗教著作。 1421年2月2日是中国的春节。这一天，来自亚洲、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洋周边地区的使节和统治者们，麇集于“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这些被中国惊世骇俗的航海技术制造的超级巨轮载来的使节们，有幸成为访问世界上最伟大的宫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过28个国家的首脑和使节获得了此项殊荣，但却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诸国的国王。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被邀请，只是由于他们作为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的元首，在中国皇帝朱棣的眼里尚不入流。[ ① Gavin Menzies：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文中所提的“巨轮”并非夸张之词，因为郑和宝船最重的一条有7800吨，这已经接近万吨轮的水平，它比19世纪之前英国最大的军舰还大两倍。明英宗时代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国际笑话，说是明朝廷宴请各国元首和使节，结果宴会所用580件官窑瓷器全部被使节们顺手牵羊盗走了。实际上，直到今天，明代的家具和瓷器，依然还是豪华的世俗日常生活的完美象征。 与韦伯所描述的不同：“世界的发现”也与新教伦理的精神作用没有关系，因为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Jr指出的：要想“发现世界”，欧洲那些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宗教知识只会起反作用，对于“发现世界”而言，“精神”的力量毫无意义，这里的关键在于天文学和地图学的世俗知识，具体地说就在于绘制地图特别是海图之技术以及历法技术的先进，而在15世纪唯一拥有这种先进技术的是中国人。[ ① 丹尼尔·布尔斯廷·Jr：《发现者》，吕佩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 当欧洲开始航海的时候（1470年），这离明朝结束国家主导的大航海，已经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的航海在人类历史上本来就没有任何开创意义。 布罗代尔提出了假如“郑和船队于1419年绕过了好望角”的假设，但是，他却并非是唯一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英国皇家海军出身的“业余历史学家” [ ② “业余历史学家”系加文·孟席斯的自称。]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根据自己多年的航海经验，通过阅读大量航海历史的资料，又结合星象学、地图学、古代文物和人类学进行研究，将已被明代道学家焚毁了的郑和当年航海的路线图再次描绘了出来。据此他确定：中国人确实绕过了好望角，到过非洲西海岸、南美洲和澳大利亚，并且进入加勒比海和科蒂兹海；1421——明成祖永乐十九年，中国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澳洲，先于库克船长350年；中国人到达麦哲伦海峡的时间，比麦哲伦出生的时间还早一个甲子；中国人解决计算经度的问题远远领先于欧洲三个世纪；他的研究使得郑和成为完成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 孟席斯说，他的新理论的形成也源自于一次“意外发现”。即他偶然发现了1428年葡萄牙人的一张海图。该海图相当准确地标明了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岛屿的位置。尤其是，图上还标明了好望角的位置（而众所周知，葡萄牙人是到1498年才发现好望角的）。孟席斯的研究最终表明：这张海图只能是根据中国人的地图和地理知识来绘制的，[ ① 参见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引言部分。] “如果它不是由欧洲人的上帝绘制的话”。据他考证，这张航海图是从意大利旅行家尼古拉·达·康提那里取得的，根据这张海图，西方航海家在出发前就对目的地的航行路线有了事先规划。孟席斯因此提出疑问：在不断宣传欧洲人独立发现了新大陆的500年间，为什么没有人解释过欧洲航海探险家当时已经有了完整的海图？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需要大批大型的船只才能完成测绘工作，在当时又是谁能绘测出这种海图？他得出的是很自然的，——当时拥有世界最大船队的只有中国人，是航海家郑和及其船队完成了远程航海，是他们而不是“上帝”绘制出这些海图。孟席斯研究显示，郑和的海图大约在1428年前后由尼古拉·达·康提带到葡萄牙。此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麦哲伦和英国航海家库克都曾使用这些地图的复制品，孟席斯奔波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找到了这些海图的各种抄本。他还证明：事实上，包括哥伦布在内的航海家都曾在日志或书信中承认，他们拥有航海图，因此，在出发前都已知道自己的航线。 像“资本主义”一样，“科学”也被韦伯和桑巴特解释为西方“理性精神”的产物。但是，我们也确实早就应该像布罗代尔那样问一问：究竟什么才是“理性”呢？布罗代尔说，当他们（韦伯和桑巴特）声称“这种理性在其运动中孕育着现代国家、现代城市、科学、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他们究竟想说什么呢？一句话，他们想说理性与科学和资本主义是一回事，都是上帝和物自体的产物。正如孟席斯所讽刺地指出的：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的欧洲，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世界观”的产物。认为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自己也不会相信。 本文选自韩毓海新著《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