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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

2011-11-13 11页 doc 50KB 8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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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 作者:曹文轩  没有口吃,就没有一个作为作家的毛姆。   口吃从少年始,一直跟随毛姆,直到他人生终了。     据说,口吃是因为舌头长得太长的缘故,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医学界并不从心理角度去挖掘原因而奉行外科手术,即将舌头割去一块。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传说?这个手段总让我觉得不大靠得住。   若靠得住,毛姆何不去接受这一手术而让这一缺陷苦恼了他一生呢?   口吃让毛姆总是尴尬。当他开口“像打字机的字母键一样发出一种啧啧的声音”时,我们不难想象自尊心很强的毛姆,是一番什么样的心情——怕是一口咬掉舌头的心...
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
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 作者:曹文轩  没有口吃,就没有一个作为作家的毛姆。   口吃从少年始,一直跟随毛姆,直到他人生终了。     据说,口吃是因为舌头长得太长的缘故,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医学界并不从心理角度去挖掘原因而奉行外科手术,即将舌头割去一块。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传说?这个手段总让我觉得不大靠得住。   若靠得住,毛姆何不去接受这一手术而让这一缺陷苦恼了他一生呢?   口吃让毛姆总是尴尬。当他开口“像打字机的字母键一样发出一种啧啧的声音”时,我们不难想象自尊心很强的毛姆,是一番什么样的心情——怕是一口咬掉舌头的心思都有。   残疾,成了一枚羞辱的徽记。   毛姆少年时,时时都能感觉到的是一双双嘲弄的眼睛。这种目光像锐利的冰碴一样刺伤着他,使他早在成长时期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毛姆并没有想要成为一个作家。他想的却是成为一个律师。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律师。而他却口吃——这太具喜剧意味了。律师要的就是巧舌如簧、雄辩滔滔、一泻千里。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经典场景之一就是法庭。这一法庭要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律师是如何显示他超凡脱俗的语言才能的。语惊四座,一片肃穆,语言之流竟冲垮了一切阻碍与防线,于是从屠刀之下救出一个个生灵或是将一个个生灵推到屠刀之下。让人不禁感叹:真是张好嘴。   造物主跟毛姆开的玩笑太淘气亦太残酷——哪怕给他另样的残疾呢?   毛姆绝没想到口吃成全了他,也成全了文学史:世界拥有了一个大师级的小说家与戏剧家。   残疾给了他一份敏感。   作为一个普通人,也许并非一定得有一份敏感。木讷、愚钝、没心没肺,倒也省去了许多烦恼。事实上,许多人就是这样活着的,虽说少了点境界,但活得却是十分的自在。但作为一个作家,则绝不可少了这份敏感。走到哪儿,察言观色,虽未必是一种有意的行为,但却是必须的。一有风吹草动,心灵便如脱兔。他能听出弦外之音,能看到皮相的背后。他们是世界上神经最容易受到触动的人,因此也就最容易受到伤害,而伤害的结果是心灵变得更加敏感。心灵便成了蛛网,它在万古不变的寂静中,张开于夕阳之中,任何一点震颤,它都能迅捷地感应到。接下来就是捕捉,于是就有了诗和小说。   毛姆的敏感常常是过分的。因此,他的生活中很少有亲人与朋友。草木皆兵、四面楚歌,到了晚年,他竟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算计他。   一颗敏感的心灵,沉浮于无边的孤独,犹如落日飘游于无边的旷野。敏感给毛姆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却毁掉了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千疮百孔,最后就只剩下一颗寂寞的灵魂和一幢空大的屋子。   但我们却要永远感激这份敏感,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雨》、《月亮和六便士》、《人性的枷锁》、《刀锋》等上佳小说和好几十部精彩戏剧。   当毛姆不能用嘴顺畅、流利地达世界时,他笔下的文字却在汩汩而出、流动不止。他是世上少数几个长寿作家之一,一直活了九十二岁。这也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当那些人进入高龄期而实与痴呆并无两样时,毛姆却一直在不停地写作。他的生命在日趋衰竭,但他的文思却一直到最后也未见老化的迹象。他的许多重头之作,竟是写在他的晚年。从毛姆的写作笔记看,还有大量绝妙的小说与戏剧,被他带进了棺材。   口语的滞涩、阻隔,却成全了文字的不绝流淌——流淌成一条长长的河——毛姆之河。   当回到毛姆的每一部作品来看时,我们看到的也还是那番让人舒心的流淌。毛姆的叙事从来就是从容不迫的。他找准了某一种口气之后,就一路写下来,笔势从头至尾,不会有一时的虚弱和受阻。侃侃而谈、左右逢源,言如流水,遇圆则圆,遇方则方,将一个口吃的毛姆洗刷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   望毛姆,近看是一条河,远看也还是一条河。   残疾,还直接成了他创作的素材。他有几个刻画得尤为成功的人物,都是残疾之人,如《人性的枷锁》中的菲利蒲,如《卡塔丽娜》中的卡塔丽娜。   与人、与社会,毛姆在他的作品中留给人的形象始终是一个旁观者。   这不是一个介入型的作家。他总是闪在一旁看着——毛姆的一生就是这样一旁地看着,打量着人类,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   而这一姿态,又是与口吃造成的自卑、由自卑造成的离群独处分不开的。   毛姆的传记作者特德·摩根在《毛姆传记》中曾写到这样一个场景:   二战期间,毛姆等人正在参加一个宴会,伦敦上空突然响起空袭警报的声音。出于对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安全考虑,毛姆提议由他陪她走一段路。当他们走到大街上时,正是敌机飞临伦敦上空之时。高射炮从各个角度向空中射去,天空如被礼花照亮了一般,场面恐怖而壮观。毛姆高叫让伍尔芙掩藏起来,但伍尔芙却置若罔闻,一步不挪地站在大道中央,并舒开双臂仰望燃烧的天空,向炮火致敬。   毛姆默默地,一旁站着。   这就是毛姆。   旁观者的毛姆,获得了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的获得,使他的观察变得冷静而有成效。数十年时间里,毛姆以“一旁站着”的打量方式,看出了我们这些混在人堆里不能旁出的人所看不到的有关人性的无数细节与侧面。   也许只有毛姆本人最清楚口吃与他和他的作品的关系。他向一位他的传记人一语道破天机:“你首先应该了解的一点,就是我的一生和我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我的口吃的影响分不开。”   当我写到此处,偶然回想到给《十月》的这个专栏已写的几位作家时,我吃惊地发现,在已写的四位作家中,竟有两位也有残疾——博尔赫思的失明、普鲁斯特的枯草热。我脑子里跳出来一个长长的名单:驼背侏儒波普、跛足人拜伦、身材矮小的济慈……。于是,我就觉得,“补偿说”还真是有几分道理的。   造物主是个公平主义者。他竭力要做的就是将一碗水端平。对他的子民,不厚一个,也不薄一个。当这个人有了缺陷时,他是会心中有数的,总会要在暗中给予补偿。因为缺陷,使这个人饱尝了痛苦,因此补偿往往还要大于缺陷。   毛姆对于这份丰厚的补偿,应该是无话可说。     毛姆是一个职业作家。   一个人一辈子不干其它工作,只是写作,不一定就是一个职业作家。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少这样的作家。他们拿政府的津贴,不干别的事,任务就是写作。他们被称为“专业作家”。国家拿钱养活一大批写作的人,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一大景观。他们虽然也一辈子伺候文字,但他们只能叫“专业作家”,而不能被称为“职业作家”。   职业作家是一个专有的概念。   职业作家是独立的,他不依附于某个组织,不是某个组织的成员,在行政方面,他不受制于任何一个部门。用中国话说,他们没有单位。有单位与没有单位,其情况是大不一样的。单位意味着你有一种归宿,你必须接受一整套的规则与纪律。单位在给了你生活上的保障的同时,你也便在无形之中与单位签了一份无字的契约:你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你是单位的一分子,你不能只是享受种种好处,还得有所回报。你对单位得有一种责任,而单位对你则有一种本能的制约。尽管今天的专业作家已有相当的自由,但单位感总是抹不去的。单位在使他获得一种心灵的踏实与安全感外,同时也给了他许多禁忌,甚至是威慑的力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单位”应该成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有许多重要含义。而职业作家由于没有单位,因此,最初时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带有冒险的性质,因为他无法知道写作能否使他的生活获得保障。他必须很认真地对待他的选择。比起专业作家来,失败给职业作家带来的恐惧感要强烈得多。但,职业作家的心灵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他只对社会、只对自己负责。他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但却惟独没有单位的制约。他有更大的可能自己安排自己而不必有什么顾忌。时间、空间都属于他,他可以完全根据他的实际需要与内心的欲望来加以处理。   他是他自己的单位。   与专业作家相比,职业作家是孤独的。他会有一种深刻的悬浮感与飘零感。因为,他时刻感觉到了一点:他是脱离组织、脱离人群的。他属于哪儿?哪儿也不属于。我们在回顾毛姆的创作生涯时,随时都能感受到这种没有依托、没有管束的孤独。尽管他有秘书,有那么多的佣人,但没着没落的感觉却始终纠缠着他。由于如此,他似乎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集会,喜欢面对人群,尽管一旦他真的进入人群时又觉得烦躁不安、厌恶难忍。他在法国里维埃拉的那幢有名的别墅里,经常举行盛大的宴会与晚会,并经常性地留一些人在那里长期吃住。他总是在喧闹与寂寞的抉择中犹豫、彷徨。   作为职业作家所特有的孤独心境,无疑是有助于他的创作的。孤独只能使他变得冷峻和深刻。   中国有必要对专业作家进行反思。   中国文学的前景有赖于一批没有单位意识的职业作家的出现。   作为职业作家,他必须学会推销自己。因为他自己不为自己推销,就没有人为他推销。而他既然选择作家作为终身职业,就不可能不想方设法地推销自己,因为写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的生存。毛姆在推销自己方面,无疑是个天才。在他一生中,他无时无刻不在琢磨推销自己的策略。这是一个在世界文坛上非常善于制造效果的作家。为了扩大他的声誉与影响,他搞了许多名堂。他知道,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坐等、清高、侈谈什么尊严与诚实,是愚蠢的。他活到八十三岁时,早已功成名就,然而,他还要耍一些花招。1957年7月11日,他给所有朋友发了一封公开信,吁请他们将收藏着的他的信统统销毁掉。这一着的效果是奇妙的。美国费城的一家报纸看出了毛姆的心机:“毛姆采取了妙不可言的措施。使那些散存在许多人手中的私人信件得以珍藏下来并流传后世,最妙的办法就是公开声明将他的书信销毁。……毛姆是太聪明了。从他声明之日起,谁要是真正销毁一封毛姆写给他的信,便会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即使毛姆真心真意是想毁掉这些信件,其目的也还是为自己树一块碑——无字碑。   毛姆连自己死后的形象都考虑到了,将死后的推销提前做了。   都说当下文坛经常会有一些轰动性新闻,稍微平静一些时间,就会有一两个作家往这泓平静之中猛地掷两块石头,使文坛不再寂寞,闹哄哄地又是一阵。殊不知,这是中国有了职业作家的缘故。只要有职业作家,就会不断地制造新闻,而制造新闻的动机既可能是高尚的,也可能是实际的:推销自己。   职业作家就是作坊主,他对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推销,岂非怪事?世界上,又有几个职业作家不推销自己?区别无非是一些人冠冕堂皇一些、聪明一些,而另一些恶俗一些、赤裸一些罢了。   职业作家,十有八九都有商业头脑。他们既想千古流芳,又想做畅销书作家,一时暴发。毛姆认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都是成功的畅销书作家。在说到金钱问题时,毛姆认为“为钱写作的作家,就不是在为我写作”的言论“愚蠢之极,只能说明他对文学史一无所知”。他说:“约翰逊博士就是为了挣钱偿付母亲的殡葬费才写出英国文学中的不朽之作的,他还说过:‘除非是白痴,没有一个人愿意写作,除非是为了钱。’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也都不耻于为钱写作。”在阅读有关毛姆的资料时,我有个印象:毛姆将许多精力用在了与出版商的交涉方面。他对版税从来是很在意的。有些出版社之所以在几十年时间里始终与毛姆保持密切的关系,正在于这些出版社讲信誉、格调不俗又有营销手段,使他总能有丰厚的市场回报。他与海因曼出版社的长期友谊就是一例。他丝毫也不掩饰这一点:我是一个职业作家,我当然在乎市场与利润。   诚然,毛姆从未怀疑过艺术的神圣性。他对艺术的伟大还有过浪漫的夸张。我们都还记得《月亮和六便士》中那个最精彩的场面:以高更为原型的思特里克兰德勾引了三流画家施特略夫的妻子勃朗什,后又将她抛弃了。勃朗什自杀后,施特略夫重回他和勃朗什一起住过的屋子。他发现了一张画:画面是一个裸体的女人躺在长沙发上,一只胳膊枕在头底下,另一只顺着身躯平摆着,屈着一条腿,另一条腿伸直。这是一个古典的姿势。当施特略夫终于看出这就是勃朗什时,歇斯底里发作了。他嘶哑地喊叫着,并操起一把刮刀,“像擎着一把匕首似的向那幅画奔去”——然而当他就要将刮刀刺向画布时,刀子却在空中停住了:这是一幅伟大的、奇妙的绘画,他一下子被震骇住了。“它有一种纯精神的性质,一种使你感到不安、感到新奇的精神,把你的幻想引向前所未经的路途,把你带到一个朦胧空虚的境界,那里为探索新奇的神秘只有永恒的星辰在照耀,你感到自己的灵魂一无牵挂……”。施特略夫为自己差一点犯下一桩“可怕的罪行”而直打冷战。   这里的艺术具有高度的纯粹性。然而从事艺术的人却可以不具备这种纯粹性——也不可能具有这种纯粹性。毛姆笔下的这位天才加疯子的思特里克兰德,作为人,几乎是一个浑蛋。毛姆得出一个结论:艺术是伟大的,但艺术家却可以是渺小的。   毛姆在给世界制作一部部至今仍然充满魅力的艺术品时,他从来也不避俗。书中的内容,他要尽可能地使其成为高雅的艺术,绝不让其沾染一星铜臭,但作为书——他很明确,它们是商品,是物质,它有价格,出版商与作家都得留意它的码洋以及被卖出后的总码洋。   职业作家是又一种意义上的商人。   但必须有职业作家。对于中国而言,它最大的意义也许在于:它将在无形之中养育出一批自由知识分子。     “爸爸老是不在家。”日后,毛姆的女儿寂寞地说。   毛姆的一生,许多时间是在路上。在文学史上,像他这样热衷于周游世界的作家并不多。在他的年表上,我们不停地读到这样的记载:“往西班牙、意大利游历”、“赴南太平洋游历”、“赴锡兰、缅甸游历”、“往西印度群岛游历”、“赴远东游历,先后到达日本、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开始旅游远东、美国、欧洲和北非,前后达十年”……直到八十六岁高龄,他还进行了一次长长的世界之旅。   对于毛姆的这一“癖好”,批评界的解释说:毛姆天性好动,喜爱旅行。   如此解释,差矣。   他绝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家。   他在精神上是极其孤独的。与其说是他在旅行,还不如说他是在流浪。他不知道他到底应该呆在什么地方,他究竟属于哪儿。他除了在里维埃拉的“毛庐”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住处,我们总是看到他在不停地搬迁。这是一个没有“本宅”的人。毛庐的辉煌与隆盛(一时间门庭若市),并未改变他没有本宅的事实。因此,他只能不停地游走。“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他可能在冥冥之中觉得在前方的恍惚中有他的本宅。但他总是无法接近它。等真的走到它跟前时,他除了扫兴就是一片怅然若失。因此,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归来——出走——再归来——再出走的毛姆。   我们经常的感叹是:毛姆又出发了。   毛姆没有故乡。   从形而下的角度上看,毛姆甚至没有祖国。我们将毛姆说成是一个英国作家,那仅仅是因为他的国籍是英国。这是一个没有国家、民族色彩与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取材于世界——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写作资源。我们在有关毛姆的评论著作中,经常看到的分类是:西班牙题材、北非题材、热带题材、远东题材。   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他似乎在向世界寻找创作的素材。但作为一个人来讲,毛姆又在寻找什么?   他一路都在苦苦地寻找,但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倦了,他就返回天堂般的毛庐,但过不了多久,他又被远行的心思所纠缠,觉得自己又该上路了。   他确实从“异域”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灵感,猎取到了奇妙无比的写作素材。没有这些远行,就没有《月亮和六便士》、《刀锋》、《湖畔恋情》、《患难之交》、《雨》、《同花顺》、《带伤疤的人》。但,我们总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远行,绝非仅仅是为了获得这些作品。也就是说,给他带来更大快意的并非是这些作品和这些作品的巨大成功。   毛姆在体味孤独——没有归属的孤独。   也许,他已经知道——像他这样智慧的人肯定已经知道——他的远行是徒劳的。他永远也不能使他的灵魂找到泊地。   但,他还是要上路。   因为,除了寻找的欲念在驱动着他而外,他发现,走在路上,是体验人生的一种最佳方式——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文人以这种方式来体验人生的。   杰克·克鲁亚克在《在路上》一书中描绘道:“我醒来的时候落日正红成一抹晚霞……我远离家园,在漂泊中神情不定,精疲力竭……我只是另外一个人,一个陌生人,我的一生也是屡遭忧患的一生,是一个幽灵的一生。”但,“只是一瞬间,我就到达了盼望已久的狂喜,这是完整的一步,它掠过编年时代进入无始无终的阴影,掠过对于生死王国之荒寂的惊奇,掠过紧追在背后的死亡之感,自己悠然坠入一片空白之中,天使从那儿扑腾起双翅,飞入永久虚空的渺茫之中,不可思议的强光在大脑精髓里闪耀,无数的安乐乡像来自天国的大群飞蛾神奇地飘落下来。”   只有走在路上,见烟树寒林,见煌煌大日,见云气滃溢的原始林莽,见朴拙愚真的人群,才会有如此富有意境的人生感悟。   走在路上,是人生的审美活动。   毛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升华,是在路上完成的。他已将这些出神入化的感受渗透到了《月亮和六便士》以及《刀锋》等作品里去了。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游走的毛姆不仅发现了世界,也发现了生他养他的西方。   西方世界都说毛姆作品的一大特色是“异域情调”——当然这毫无疑问,却难得有人看到西方的发现才是毛姆作品更重大的发现。他置身于异乡,发现了西方的“他者”,而这个“他者”最终使他清楚了他的来处究竟是什么。没有深渊就不知何为高山,没有大海就不知何为长岸,“此者”是依“彼者”而得以显现并得以存在的。毛姆周游世界,看到的却是西方。在几乎全部的西方作家中,只有他一个人在孜孜不倦地追问着一个问题:西方是什么?   毛姆手抓一块取自“他者”的石块,对着涂满斑驳油彩的西方巨屏猛地一旋身体,狠劲地砸了过去。随着哗啦的破碎声,藏匿于巨屏背后的一切丑陋都袒露在了阳光下。   毛姆经常扮演一个角色:回戈一击,将西方巨人挑下马来。   在《雨》中,他刻薄地揭露了西方宗教的虚伪。他一生都在嘲讽西方宗教。当那个全心全意地要使妓女汤普森弃恶从善的传教士出人意料地自杀、并使我们隐约感觉到他才是一个道德败坏者时,毛姆给出了一个结论:堕落的正是西方文化本身。   《月亮和六便士》中有一个对比,并不被太多的人觉察:思特里克兰德在西方世界时,是一个魔鬼,一个恶棍,一个卑鄙无耻之徒。在这个世界里,他的人性恶得到淋漓尽致的张扬。但,当他到了塔希堤岛上与土著人生活在一起之后,却变得平和、安静、不再欲望焚身,并在这里达到了他艺术上的登峰造极。毛姆在他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新鲜而锐利的发问:究竟是人性恶还是文化恶?   对于作为西方参照的“他者”,毛姆不再像那些西方文化优越论者那样,总是将其表述为贫穷落后和愚昧无知,他的感受是独特的:“他者”具有神秘莫测的魔力,犹如散发着酸甜气息的沼泽诱惑着来自于远方的生命,他们在迷乱中,充满醉意,充满触摸毁灭的快感,即使可能会遭灭顶之灾,仍然痴迷地走向这片美丽而寂静的沼泽。《湖畔恋情》中的罗逊,企图挣扎出来,重回他的西方世界,但最终却又心甘情愿地作为陌生人毁灭在那个“云蒸霞蔚”的热带雨林中,就是一例。   “他者”文化的神性与奥义,也是毛姆所心醉神迷的。西方文化在毛姆眼中,是直白的,机械而僵硬的,即使优雅,也显得矫揉造作。它没有太多的蕴籍,没有多大可被解释与玩味的空间,它是那样一种很容易被看穿的没有含蓄与底子的文化。而“他者”看似简陋、天真,却高深莫测、意味无穷,只有在这里,在茅屋、雨林、渡船、寺庙,在渔夫的言谈与牧羊少年的笛声中,才真正存有基督教教堂所没有的天界风景与神圣的召唤。《刀锋》中的那个美国青年拉里在西方文化中走投无路,于是开始和毛姆一样周游世界,最后来到了印度,是印度的吠陀经哲学给了他人生的方向。“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毛姆的得意之作《刀锋》,便来自于《奥义书》的这一格言。拉里正企图越过刀锋——而倘若能够越过,西方文化则完全无能为力,而只有求助于“他者”之道。   毛姆的晚年,仍有许多时间在路上。但那时吸引他注意力的已经是他的荣誉。他闻名遐迩,成了世界性的公众人物。他没有亲人,却有读者;没有朋友,却有崇拜者。到处是鲜花与颂词。在日本,就有一千二百人参加的毛姆学会,为期十天的毛姆作品展,竟有四万参观者。演说、受勋……年迈的毛姆风尘仆仆,在一路收获荣誉。   毛姆是一位在生前就充分享受了成功的作家。与生前只卖出去一幅画的梵·高这样的倒霉鬼相比,他实在太幸运了。   这里有一串数字:《刀锋》稿酬50万美金、一篇短篇可以卖到1000英镑、短篇小说《雨》的改编权以15万美金卖给电影制片厂、26年里有29部戏剧上演、在同一时间里伦敦竟上演他4部戏剧、为庆祝希特勒的灭亡一次性预订两万个郁金香花球、毛庐共有13个仆人、送给女儿的结婚礼物是一栋房子和一大笔股份、他有数十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他的戏剧都要演出几百场而其中《雨》一剧竟上演648场、他收藏有数十幅世界名画……   坐落在海边的毛庐,占地20英亩,生活与娱乐设施应有尽有,曾在很长时间里门庭若市,并“谈笑有高朋,往来无白丁”。曾到毛庐拜访与看望过的人,有瑞典国王、暹逻国王、温莎公爵夫妇、西班牙废后、丘吉尔、吉卜林等。毛庐风光,一时传为佳话。   毛姆俨然一番领主的神气。他要求这个领地上的所有人遵守爱德华时代的礼仪。   毛姆一直财源滚滚,雄厚地支撑着五花八门的开销。毛姆在笔记中写道:“我讨厌贫穷,讨厌为了量入为出而不得不节衣缩食、精打细算。”他直言不讳:金钱能够创造自由。金钱在他眼中,是阳光下飘飞的金箔,他一生将它追求,从未有过一时的犹疑。在前往法国的轮渡上,当同行的一位夫人向他炫耀刚刚换得的法郎时,毛姆对他的秘书说:“去,将我们的拿出来让她瞧瞧!”公文包打开了,露出了成捆成捆的美金。此时的毛姆心满意足地欣赏着那位夫人的惊羡,那一刻,他既领略到了金钱的美感,也领略到了他的身价。   阿诺德·本内特在致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信中说:“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需要他所能得到的一切舒适。”也许,毛姆最能同意这种说法了。   毛姆挑战了一个传统的见解:舒适对于创作是有害的。   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毛姆的存在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中国作家总喜欢在那里讲窘迫、苦难的环境对创作的种种好处:惟有窘迫与苦难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品。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竟有那么多的作家在那里津津乐道地说他的最好的一部作品是在厨房里或是在阴暗的仓库之类的地方写出来的。中国有太多的诸如“萤入疏囊”、“雪映窗纱”、“凿壁偷光”的和《陋室铭》一类的文章。这些故事和文章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动情讲述与流传,形成了一种文化暗示:穷困即是美德,穷困造就栋梁。它使许多作家养成爱说自己不幸和希望苦难的习惯。也许真的不幸与苦难久了,舒适反而使他们感到不自然了。居然有恐惧大房子而喜欢蜗居斗室的作家。   我不知道一个失去驾驭大房子能力的人,是幸还是不幸?   反正毛姆喜欢大房子,大大的房子。他钟爱他的毛庐,因为,他在这里为世界文学创造了十分光彩的文字。   事实上,文学史上——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有许多杰出的文学家是在大房子里度过的,他们并没有应那个“陋室出杰作”的“规律”。   “文学与房子”应成为一个话题,而对这个话题,毛姆有毛姆的看法。   “我有好仆人,好饭菜。”毛姆说。   “有仆人”——“有好仆人”,这太奢侈了,而“有好饭菜”,则是应当的。且不说一口好饭菜会带来一番好心情,而一番好心情会给你带来一篇好文章,即使从营养角度去讲,一个作家也该有一口好饭菜。我们却有一种病态的看法:一脸菜色、一脸憔悴之色、一副皮包骨头之相,仿佛才是一个作家,才与杰作有缘,而一个满面红光、体魄健壮的人,看上去就不像是一个作家,自然更与杰作无缘。孱弱的白面书生,居然成了我们从古至今赞颂不已的最优雅的理想形象,这大概是算不得健康的看法。   毛姆讨厌贫穷,认为贫穷是罪恶的根源。他意味深长地写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决定将一大笔继承而来的财富分给富人,而不是穷人,理由是富人得到这些财富,不再会受到金钱的腐蚀。   毛姆绝不贬抑富有。马瘦毛长,人穷志短,虽不是定律,但人穷志不短,总归要比人富守志困难许多。富有,无生活之虞,不需救助于别人,不必为自己的寒酸而经常失于窘境,人才会有一种正常的心态。他在攻击曾也无情攻击了他的劳伦斯时说:“穷困把他的个性弄歪扭了,嫉妒成癖。”他甚至将自己过得舒适看成是对他的敌人的复仇。   优渥的毛姆,无疑是常规观念的一个极大反例。   那年,毛姆来到了印度的南端。在一座山脚下,他见到了一位印度哲人、圣者。这位在小屋中修行数载的哲人、圣者,已洗净俗念与肉身,而进入了无我之境。老人说他已经像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虽然形式还在,但却已不能用它捆扎任何东西了。   毛姆在等待这位哲人、圣者的接见时,晕倒了。   他醒来时,老人已拄着手杖立在他身旁。老人见他无力言语,说道:“沉默也是对话。”   从此,这一道骨仙风的老人便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毛姆腰缠万贯、紫袍加身,名利双收。然而,从毛姆留下的大量笔记以及他在作品中的主题、人物身上所流露出来的思想与情绪来看,毛姆的灵魂一刻也没有安静过。他在承认世俗并享受世俗时,并未因此而堕落。他一直在苦苦修炼自己,以图超脱。他对文学老人哈代口出不敬之辞、对已经死去的前妻还加以诅咒、对唯一女儿的绝情以及随时发作的无名暴怒,实际上都反映着在他内心席卷着的激烈风暴。他无时无刻不看到那副散发着汗臭与血腥气息的人性枷锁,他要让他的全部文字聚合为一股力量以粉碎这副枷锁。   他修改笔记、他让人焚烧信件,固然是沽名钓誉之举,但从中也可看出,他的内心是希求高尚和纯粹的。他企图抹去一切人性的污点。作为西方人,他也许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位印度老人关于绳子的隐喻,但他能够感受到,那根燃烧尽了、不可触摸、随风而逝的黑色之绳,是无比美丽的。   1965年12月,距离毛姆的92岁生日只剩下两个月。   “天堂之魔”毛姆,终于在弥留之际看到了虚空中的那根活生生的绳子。    (引文取自波伊尔《天堂之魔——毛姆传》、特德·摩根《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毛姆文集》等)     二000年六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大学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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