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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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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王苏喜  张  欣 Ξ (西安工业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 ]  徽商和晋商二者之间在商业道德、政治态度、历史结局三方面既具有共性 ,也有相异之处 ,即对儒与贾的认识、对 财富的认识不同。通过比较研究徽商和晋商的异同得失 ,总结其兴衰的经验教训。 [关键...
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王苏喜  张  欣 Ξ (西安工业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 ]  徽商和晋商二者之间在商业道德、政治态度、历史结局三方面既具有共性 ,也有相异之处 ,即对儒与贾的认识、对 财富的认识不同。通过比较研究徽商和晋商的异同得失 ,总结其兴衰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  徽商  晋商  儒商  伦理经济 [中图分类号 ]  K20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4 - 6917 (2005) 11 - 0120 - 03   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 ,实力最为雄 厚 ,几百年雄视海内、阔步天下而不衰。清末民初 ,由于社会 动荡 ,这些商帮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而逐渐式微。比较研 究徽商和晋商之间的异同得失 ,总结其兴衰的经验教训 ,对于 现代商业的健康发展 ,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一、徽商和晋商的相同之处 (一)相同的商业道德 ———诚信为本 ,以义为利。徽商在 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中 ,能从仁义道德出发 ,追求正当的 商业利润 ,把诚信的商业道德推向更高层次。明时 ,有婺源桃 源乡人詹景端 ,经商运米四千二百石至饶。时值岁歉 ,民饥 饿 ,景端尽捐其米以济 ,活人无数 ,江右人勒石铭颂其德[1 ] 。 为了社会与人民的公利 ,徽商能做到抛千金而不惜。在日常 经营中 ,徽商讲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互惠互利、拾金不昧等 美德 ,反对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等不义行为。商海泛舟 ,时常 会遭遇各种风险和困难 ,徽商之间十分注重互助共济 ,“义”成 为维系和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大商扶植小商 ,小商支持大 商 ,谋求共同发展。徽商阮弼经商芜湖 ,“诸宗族亲戚闾右交 游至者 ,辄推赤心而纳之交。业儒 ,则佐之儒 ;材可贾 ,则导之 贾 ;能独立 ,则授赀而薄其息 ;能从游 ,则授糈而冀其成。有过 则规 ,有善则劝 ,有难则赴 ,有急则蜩 ,有违言则解纷 ,讼则为 之平”[2 ] 。以义为利的商业原则促进徽州商帮的巩固和发展 , 除了血缘、地缘之外 ,“义”成为徽商之间精神上的纽带。 晋商中的良贾 ,诚信笃实 ,“以诚待人 ,人自怀服”的现 比较突出。如由于晋商商号货真价实 ,礼义经营、信用卓著 , 贸易双方便采用了一种由信用交易产生的特殊结算方式 ——— 标期 ,标期每季一期 ,届期结算旧债 ,再生新债 ,有借有还 ,体 现了商人与顾主间建立的互相信任和依赖关系。晋商认为诚 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 ,因而把商业信誉看得高 于一切。他们认为经商虽以盈利为目的 ,但凡事又以道德信 义为标准 ,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 样。对待顾客、商家 ,无论大小 ,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 ,绝不 缺斤短两 ,货真价实 ,童叟无欺。他们深知 ,只有讲信用 ,重承 诺 ,不欺不诈 ,人们才乐于与他们交易。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 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 ,永保信誉 ,才能成功。一旦信誉丧失 , 商业就必然招致失败。晋商在经商活动中总结出了许多有关 经商诚信的商谚 ,如“宁叫赔折腰 ,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 义在”;“售货无诀窍 ,信誉第一条”。可见 ,诚信不欺 ,利以义 制 ,是晋商在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循的一个信条。 (二)相同的政治态度 ———攀附权贵。徽商素有“官商”之 谓 ,其成功的捷径之一就是攀附权贵 ,通过钱权交易 ,获得垄 断经营权 ,从中牟取暴利。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 ,又受到政策 保护 ,把两淮盐引的特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使之成为他们取之 不尽的财源。当时盐商有总商与散商之别。总商是由官府指 派的盐商首领 ,一般由资重引多 ,办事干练者充任。每年征课 办引时 ,都以散商分隶于各总商的名下 ,由总商督征盐课 ,查 禁私盐。朝廷有关盐政大计也与总商协商。总商的这种半官 半商身份 ,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牟利机会。清代扬州的八大 总商 ,徽人就占其四。乾隆时 ,徽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 志道等都是显赫一时的两淮总商。江春为两淮总商前后达 40 余年 ,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乾隆帝每次南巡 ,他 都大肆铺张 ,徘徊接驾。清廷对他也屡赐宴赏 ,优礼有加并授 以布政使之衔。有一次还特拨帑银 30 万两 ,以供他周转资 金。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现象 ,充分反映了徽盐商的财 雄势大。康熙、乾隆多次南巡 ,都得到两淮盐商的竭诚报效 , 捐献百万巨款 ,承办南巡差务 ,博取皇上欢心。徽商重视教 育 ,而教育是为了学优而仕而官 ,即徽籍仕进官员 ,他们成为 徽商的政治后盾。 清代的晋商也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他们大力支 021 2005 年第 11 期 (总第 125 期) 广西社会科学 GUAN GXI SOCIAL SCIENCES NO. 11 ,2005 (Cumulatively ,NO. 125) Ξ [收稿日期 ]2005 - 06 - 13 [作者简介 ]王苏喜 (1963 - ) ,男 ,陕西白水人 ,西安工业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张  欣 (1977 - ) ,女 ,北京人 , 西安工业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及财政。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 历朝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 ,大多得到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的 财力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山西介休富商范氏。据记载 ,范 氏先后为清政府运送军粮百余万石 ,出私财支援军饷 ,为清政 府节省费用 600 万两[3 ] 。晋商为了解决当局财政困难而经常 给政府垫借款。大体上从同治开始 ,各省及税关应解京协饷 , 往往因款项不备 ,常由山西票号借支垫汇。庚子事变 ,慈禧太 后挟光绪帝逃出北京 ,在外逃期间开支费用一时无有着落 ,相 当困难 ,又由山西票号借给清廷白银 40 万两 ,帮助清廷渡过 了难关。晋商千方百计地结交官吏收到了“投之以桃 ,报之以 李”的效果。许多晋商获取官衔 ,尽管大多是虚衔 ,但满足了 其抬高社会地位和名誉的需求。如山西介休富商范氏 ,不仅 当上了皇商 ,而且族中子弟多人出任官职。据统计 ,范氏毓字 辈和清字辈有 20 人出任官职。 (三)相同的历史结局 ———繁荣到衰亡。徽商与晋商纵横 商界数百年 ,当他们步入 20 世纪后 ,昔日开拓进取的优秀品 质丧失几尽。徽商与晋商的“官商”地位 ,使他们对封建官府 的依赖性极强 ,随着清政府的垮台 ,他们必然烟消云散。 徽商崛起于明代中叶 ,由盐业起家 ,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 下发展起来的。道光时期 ,清政府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的 盐法改革 ,加之封建统治的日趋没落 ,课税、捐输日益加重 ,徽 州盐商的处境愈来愈困顿。歙县盐商巨子江春到了晚年 ,已 不得不靠皇币以资营运。靠盐业发迹 ,进而控制盐业专利的 徽商 ,适应不了再度开放、自由竞争的局面 ,开始衰落。茶商、 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商路阻断 ,亏耗 不可胜数。面对帝国主义入侵 ,外来资本渗入 ,以及受近代思 想洗礼 ,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浙江财阀的 兴起 ,徽商求变乏术 ,渐趋衰落。 晋商创建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 牛耳”的辉煌。山西票号完全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 力。但直到 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 以 5000 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 ,注入资金 ,更 名为双福火柴公司 ,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到 1906 至 1908 年 ,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 西矿权 ,创建成为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 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 本家的先行者们 30 年~40 年。清末 ,晋商中的有识之士已看 出 ,山西票号的经营机制不如银行先进 ,改革创新已是当务之 急。但山西票号大多数财东和总号经理却“泄汝沓沓 ,大梦未 醒 ,问以时事之变迁 ,商务之消长 ,皆似隔靴搔痒 ,于己无关”。 从此以后 ,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 ,但因种种 原因均未成功 ,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随后辛亥革命发 生 ,清政府垮台 ,山西票号全无准备 ,放出之款无法收回 ,而存 款却纷纷来取 ,损失惨重 ,“山西票号”这个名称自此成为历史 陈迹。 二、徽商和晋商的相异之处 (一)不同的“儒贾”观。人们评价徽商“贾而好儒、贾 儒结合”,是亦商亦儒的儒商。他们靠读书的优势 ,由儒而商 , 由商而官 ,官商互济。所谓“左儒右贾”的徽商 ,看似儒贾并 重 ,实质却是重儒轻贾。全国各地的徽州会馆中 ,常有“几百 年人家无非积善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楹联 ,这正是徽商 的心志表白。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 ,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 代的培养。他们业贾致富后 ,总是让儿孙读诗书 ,“就儒业”, 不惜代价 ,务求成功。他们兴建书屋 ,购买书籍 ,以重金延师 课子 ;或者亲处督促子弟读书 ;或者兴办义学 ,教育本族子弟 ; 更有甚者则兴建书院或捐资书院 ;也有资助本地本族子弟参 加科考。重教兴学已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 ,这种风尚历经几 百年 ,代代相传 ,经久不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是提高了 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质 ,使他们经商更富于理性 ;二是培养了 徽州莘莘学子 ,他们搏击科场 ,跻身仕途 ,反过来又成为徽商 的政治靠山 ;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学人 ,推动了文化学术的 发展 ;四是将重教兴学的社会传统发扬光大 ,对后世商人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 ,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 ,故四民中以士为 一等 ,商为末等。晋商打破了“儒为名高 ,贾为厚利”,贵贱有 别 ,目标不一的封建观念 ,而提出了“贾可习儒 ,儒亦可贾 ,贾 也可士 ,士也可不失贾业”的儒贾相通观。晋商之所以繁荣 , 就是将儒家思想活学善用在贾道上 ,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 当文化底蕴的商人群体 ,这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 要因素。晋商在儒和贾的选择上 ,与徽商恰好相反 ,认为经商 致富是光耀门庭 ,诗书功名一文不值。山西人想尽快脱贫致 富 ,就不顾商贾末业的封建观念而纷纷进入商途 ,甚者还弃儒 从商 ,趋之若骛 ,这样就壮大了晋商的队伍。晋人摒弃旧俗 , 褒商扬贾 ,以经商为荣。如十三世常维丰 ,幼年从师就读 ,词 章粹美 ,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 ,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 具才能 ,办事干练 ,尤精用人、通变之道 ,凡事一经裁酌 ,立即 决断 ,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 ,是清末举人 ,曾任晚清 法部员外 ,书法艺术名冠三晋 ,诗词也做得很好 ,时人称他是 “书宗李北海 ,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 [4 ] 。 晋商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把儒家教育的诚信、 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 ,从而有了晋商之繁盛。可见 ,把商 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 ,正是晋商经商取得成 功的重要因素。 (二)不同的财富观。徽商在致富以后 ,已见其挥金如土 , 入清之后侈靡之风更甚。他们大造园林别墅 ,如承志堂 ,据 传 ,当时建造承志堂花去白银 60 万两 ,木雕上镀黄金 100 两 , 全屋仅木雕就由 20 个工匠雕刻 4 年才完成。由此可见徽商 富庶后对住宅建设的重视 ,就连建造颇为豪华的山西富商大 院也不能望其项背。扬州园林之所以甲天下也要归功于徽 商。徽商的“婚嫁丧葬 ,堂室饮食 ,衣服舆马 ,动辄数十万。烹 饪有家庖 ,娱乐有内班 ,食客如织 ,姬妾成群”[5 ] 。由此可以看 出 ,徽商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 ,除了追加部分资本用于“扩 121 王苏喜  张  欣/  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大再生产”外 ,大多是在故乡建家祠筑宅邸、修族谱、置族田以 及助修书院上。加之徽商重儒轻贾、“商而优则仕”的“官本 位”意识 ,他们并不明白获得财富有什么社会意义 ,也不把商 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 晋商深刻认识到“不勤不得 ,不俭不丰”的道理。晋商中 的有作为者一生克勤克俭 ,并以此作为自己立业、守业、兴业 的根本。清朝康熙帝南巡时说 :“夙闻东南巨商大贾 ,号称辐 辏 ,今朕行历吴越州郡 ,察其市肆贸迁 ,多系晋省之人 ,而土著 者盖寡 ,良由晋风多俭 ,积累易饶 ,南人习俗奢靡 ,家无储 蓄。”[6 ]这些例子都是晋商善于俭约自律的明证。由于晋商崇 约尚俭 ,所以 ,其资本积累较快 ,但他们的财富大多用于购置 土地 ,乾隆年间 ,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 所以 ,有民谣称 :“山西人大褥套 ,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至清季末叶 ,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劲旅 , 但最终也不能完成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没有也不可能在三晋大地上产生。 三、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的现代启示 (一)市场经济是伦理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秩序 经济 ,内在地包含了相应的伦理要求。这种秩序主要通过法 治和德治来实现。一方面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需要市场的 各种规则用法确定下来 ,以完善的法律和严格的执法维护市 场秩序 ,保障市场机制合理运行 ;另一方面 ,规范与成熟的市 场经济又是道德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 经济伦理 ,并要求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 ,对经济伦理恪守不 逾。 市场经济是按照内在的客观规律运行的 ,它要求市场行 为的不同主体 ,不仅是“经济人”,而且也应是“道德人”和“社 会人”,也就是说 ,都必须按照市场规则合乎伦理地理性地进 入市场。这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一种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 义。但是 ,在市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 ,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得 到强化 ,一些人把个人利益无限放大 ,见利忘义 ,采取反伦理 反社会的方式 ,不择手段地掠取“黑色利润”。对此 ,既要求市 场经济主体自觉 ,又要求社会从外部去规范其行为。否则 ,市 场经济就会逐渐滑向“坏”的市场经济。 (二)诚信为本、义利结合是现代企业的生存之本。“信” 德是儒家“五常”之一 ,“诚信为本”是儒家经济伦理精华内容。 儒商是最讲究诚信的。徽商和晋商视“货真价实 ,童叟无欺” 为生命 ,决不卖假货赚黑钱 ,对待顾客、合作伙伴也以讲信用 为根本原则 ,把“诚信”作为经商取胜之道。现代企业应继承 儒商诚信的企业道德 ,因为市场经济做的不是“一次性买卖”, 而且市场经济的法规、技术检测手段都将对不诚实的行为作 出揭露和惩罚。只有保证诚信 ,合理合法地赚取“阳光下的利 润”,才能赢得良好的社会形象 ,这样的企业就不仅是有道德 的 ,而且是有前途的。 儒商在经济实践中大多能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 ,他们的 信条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摒弃了“奸商”意识。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必须以道义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 以义为利 ,这个企业就会是一个讲文明的企业 ,就会自觉地确 立起企业高尚的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 ,就能建立起企业的 社会良心。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见利忘义 ,以损害 他人和社会利益为手段捞取自身利益的现象 ,不仅使社会道 德和人的自身价值遭受沦落 ,而且也扰乱了市场经济发展的 秩序。这充分说明提倡以义为利的企业道德的必要性和迫切 性。 (三)现代企业家应是“儒贾”结合的现代新型儒商。现代 商人在政治、思维、决策、管理等方面 ,应当高于传统儒商。现 代新型儒商要克服传统儒商的时代和历史局限性 ,应当是传 统儒商的特点按照新的时代标准进行更新改造 ,是克服了传 统儒商缺陷的现代儒商。保留传统儒商“以儒经商”、“以义经 商”和“以智经商”的优秀特质 ,充实进现代的内容 ,正好弥补 目前企业家的一些缺陷。 新时代呼唤着一代新型儒商的出现 ,呼唤着一代新型儒 商成为现代企业家的主体。只有那些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 代经济活动的有关知识、智慧、眼光和文化素质 ,又具备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的新型现代儒 商式企业家 ,才能成为时代的精英。 [参考文献 ] [1 ]郝继涛. 明清时期的商业伦理体系 [J ] . 山西财经大学 学报 ,2004 , (4) . [2 ]周志斌. 论徽商的商业伦理[J ] . 学海 ,2002 , (6) . [3 ] 张正明. 晋商与经营文化 [ M ] . 山西古籍出版社 , 1995. [4 ] [6 ]张正明. 晋商兴衰史[ M ] .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 [5 ]张增强 ,赵振军. 儒商文化与现代企业 [J ] . 河北 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 , (1) . [责任编辑 :梁军涛 ] [校对 :梁军涛  陈丽琴  邓双霜 ] 221 广西社会科学 2005. 11/  古代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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