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一夜书董桥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里有一则故事说：陈句山移居一宅，搬运家具时先把十多箱书堆在庭前。突然，树后传来人语说：“此间不见此物三十多年了！”忙去查看，阒无一人。或曰：“那一定是狐仙。”陈句山掉头说：“会说这样的话，狐亦大佳！”书者，法力无边之利器也，既可娱人，也可伤人，连狐仙都敬畏三分。我爱读书几十年，蛊毒日深，彷彿中了狐媚之术，夜半人静幽会，不知东方之既白。见了陈句山新宅里那狐仙久旷，更觉得自己身在福中要知福，题此《英华沉浮录》第十卷为《博览一夜书》，以志不忘。　 政治语言盗用文学语言其实是政治成熟的表徵，应该鼓励，大可提倡。彭定康借傑克·伦敦的诗句骂人，果然让人怀念到如今。周南吟诗引诗效果没有那么彰显，主要因为典故深奥加上卖相迂腐。周先生其实不妨降低境界，多引些“庙小猢狲大，水浅王八多”一类的草根谚语，自必深入民心。文学语言是政治语言的糖衣，正如政客偶然必须化装扮演一下圣诞老人，制造美丽的“割禾青”景象。乔志高说：一百年前，美国一位八岁小女孩维琴尼亚写信给《纽约太阳报》，问编辑先生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该报以一篇经典社论答覆她，说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是狭小的心眼想像不到的，像爱心和慷慨和忠诚，把我们的生活带到最美丽最快乐的境界（“Yes， Virginia， there is a Santa Claus. He exists as certainly as love and generosity and devotion exist， and you know that they abound and give to our life its highest beauty and joy.”）　　 　公文难写，中外皆然。难在语气的分寸，难在语汇的贴切；既要人情练达，却不可虚应故事。卑而不贱，严而不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什么事用什么笔调，大有讲究。可文言，可白话，只要写得好就好。我父亲那一代是清末民初成长的人，会写引经据典绉得不得了的公文。我这一代人五十出头，民国还在，中共建政，海峡两岸的公文都看得不少，一边偏“白”，一边偏“文”。还是应该先多看“文”的那一边，好歹打个根基。 樊崧甫说，一九四○年初夏日军西犯荆襄，张自忠在宣城殉国，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蒋介石以敌人逼近陪都大门，特派陈诚帮助指挥，蒋也亲自用电话掌握，结果战斗失利，宜昌沦陷，参政会提出要惩办负责将领。其实部队由蒋介石亲自布置，李宗仁、陈诚不过转达而已。大家不敢攻击蒋，又不愿责怪李，责任於是都落在陈诚身上。蒋不得已免去陈诚所兼各职，让他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另议处分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郭忏以谢国人。法庭要判郭忏徒刑，蒋也批了“重审严办”，陈诚几次呈请从轻发落，蒋都不理。郭忏大窘，到樊崧甫寓所告别，说他这次死定了。樊说：“不但能免死，且将来能重用，你愿意吗？”郭问他计从何出？樊说：“你把宜昌沦陷责任承认下来，就能起死回生。”樊崧甫是官场老手，深谙化解危局之道，也摸清蒋介石的脾性，他对郭忏说，蒋不会惩办自己，李宗仁他不敢惩办，陈诚他舍不得惩办，不惩办你惩办谁？你肯承认，他会放过你，替死有功。樊崧甫接着说：“至於承认也只承认一半，抽象的承认，不要具体的承认。辞意我替你拟，大意是：『承蒙钧座不次提拔，委以江防重任，理应感恩图报，建树功勋，无如职能力浅薄，指挥乏术，致使宜昌名城沦陷敌手，树戾昭彰，百身莫赎。但职报国有心，尚欲再接再厉，效命疆场。承蒙钧座俯念追随多年，不无微劳足录，发往军前，戴罪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胜待命之至。』你看怎么样？”郭忏恍然大悟，马上照这辞意拟稿。不久，蒋介石批下来了：“交军法总监核办”。有这七字，一切好办，当局说准备判郭忏七年徒刑，发往第六战区军前效力，戴罪立功。惩处宜昌沦陷有关人员一案，就此敷衍了事。 　都说时代进步，公文宜白不宜文，我也相信合该如此。只是白话文写郭忏这样的上行求情信，道行不够立刻肉麻兮兮的，变成什么“侍候您那么多年了，总有一点点苦劳吧，请您发配我到前线去，让我揹着我的罪建立一点功劳，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情愿。我多么希望您赶快下命令来啊”，都成了郭沫若了。下行公文写白话反而好办，清朝皇帝朱批“知道了”，神气十足；毛泽东也写得好。批公文大见文采高下，查先生批得长爱用文言，批得短常用“同意”、“甚是”。不知道港府高官怎么批？ 遇到敏慧而通文墨的晚辈，我常常忍不住希望他们多写作，却又常常免不了担心他们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感受过深，年轻的岁月像轻轻的扁舟，载不动那超重的愁。我想人老了都会这样。我当初发表过一些作品之后，几位长辈总是关怀我的心愿：又怕我误入浮华的陷阱白白断送了那一丝灵气，又怕我沉迷在文苑书楼之中，错过了谋稻谋粱的机缘。到了我有一份安定的职业，他们又担心生在福中的人写不出深刻的作品。慢慢的我发现人生的浮沉由不得自己作主，走哪一条路子甚至会走多远根本不在自己的计算之中。我於是总是安於埋头做完眼前的工作，不敢相信明天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环境和心情去做好一件事。台静农先生一句“人生实难”，我每一次看到想到都心疼：八十几年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老人家留下的四字总结竟带那么无奈的憾意。 张爱玲在美国几十年，逗逗转转想找一处安静的栖身之地以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和精神去写作，到底并不容易。幸好还有那么几个古道热肠的朋友用尽方法替她求一个安顿。她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本来在中西部与加州的事，都是济安的学生照应我，等於济安在遗嘱上添了一笔，给一个朋友一份遗产，完全意想不到的。其间你出的力当然更不必说了，也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只有比较小的事才可以道谢。”也许作家、美术家、音乐家都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快乐才能够创造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不朽”是千秋万代人的事情，轮不到创造不朽作品的人刻意追求。新加坡报纸问金庸怎样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他答道：“找到不少错别字。”浅浅的话，深深的道理。 有一位大陆的新闻工作者也跟我谈起中国面临重组价值观的问题，说到知识界担忧和企盼的複杂心情，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那天下午谈得很纵横，他甚至认为香港的特区政府很幸运，不必面对这样辣手的问题。我说他们要面对的是另一套价值观的重组问题：洋为中用的问题。他问我说：“你最担忧的是什么？”我说我最怕的是看到特区政府高官的两种表情：一脸茫然和一脸狡黠；茫然，怕的是他们真的看不清利害；狡黠，怕的是他们低估了利害。他笑弯了腰。 雷颐是副教授，是中科院《近代史研究》的副主编，深沉的学术训练虽然束缚了他灵动的文采，所议所论却不是象牙塔里的幻象，现实之处沉痛得教人沮丧。他不忍心责备要用菲薄的薪金吃饭、住房、养家的学者，知道他们必须靠稿费和职称谋求一点宽裕，很难不顾人情建立一套客观、科学、公正的学术系统。“为公平计，只得以铅字的多少、码字儿的高低作为评定学术水平高低的”，因此，“『着书不立说』成为新的人文景观，『着作等身』一词正在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而渐渐成为物理意义上单纯的物体对比”。认识了这样的人文景观，看到了开发商逼走中科院图书馆的珍本善本古籍，雷颐自然不觉得惊讶，却有权表示他的感伤甚至是愤慨。他欣赏温文尔雅的朱自清先生偶然发作的脾气，一言不合命令一个来访的学生滚蛋；宴会上不耐烦大家互相让座，径自坐上首席，有了这样的另一面，朱自清才真正称得上是“最完整的人格”，雷颐说。我常想，中国也许真需要朱生先这样宁静的噪音。 胡适之写的白话文书信我很喜欢，清楚明白之余还很有感情。这样的文字固然不适合写公函与报告；胡先生写公函、写报告另有一套文体，是浅白的文言，那是最值得香港官府参考的范本了。不久前《传记文学》连载的傅安明遗稿《回忆胡适之先生》里有一些胡先生写的信件和报告，都很值得看。蒋介石一九四二年夏天免去胡适之驻美大使之职，特聘他为行政院高等顾问。那次调动突如其来，使馆同仁起初以为是宋子文的傑作，后来才看出与宋美龄有关。胡适之当然不会接受行政院高等顾问的任命，他写了一封这样的电文给蒋介石：适自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次致公书以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蒋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并闻。 忻师是遗老，歧视革命党人，对章太炎也带轻蔑的口吻说：“何谓太炎？”但并没有禁止学生读章太炎文章。有一次，他冲口而出问老师顺治太后下嫁事，以为老师一定责怪他为什么要问这些事情，没想到老师竟回答说：“入关初期，也说不定。”他觉得老师的头脑真开通，师生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些。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开通。 清王朝统治中国以来，男女秘事沿满族习惯逐渐神秘，但皇上家闺女出嫁，都先派个机灵的丫鬟跟额驸睡觉，试试额驸能不能房事。大家闺秀出阁前没有性知识，嫁妆中於是备有春宫，以供借鑑。那些春宫有画卷，有扇面，还有炕上床上铺的瓷砖，用意都一样。听说早在康熙年间就有这类嫁妆货，不算什么艺术作品，只是个别画卷、扇面会是出自名家之手。到了清末民初，春宫图渐渐泛滥，成了诲淫之物了 老古董商邱震生对着陈重远回忆说：“我少年学徒时，虹光阁有春宫图，掌柜的不让小孩子看，放在柜子里锁起来。我长大后做古玩字画生意，见到清代的遗老、老翰林来淘换春宫，当时我认为这些老东西真不知好歹，那么大岁数还好色！后来听了一些有学问的老人讲，才开了窍。” 春宫秘戏确实可以引发古今中外士大夫的雅兴，也许是为了满足窥秘心理，也许是纯粹的审美享受，只要没有危害个人的道德行为，从纸上的合法远观发展成床上之非法近狎，当也无害。比较值得警惕的是这里面的性别岐视意识：男的可以，女的不可以。《笑赞》中赵世杰半夜睡醒对妻子说：“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接，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其妻曰：“男子妇女有甚差别？！”世杰打她一顿。京剧《红梅阁》说奸相贾似道宠爱歌姬李慧娘，一日同游西湖，慧娘见岸上斐姓少年英俊，赞曰：“美哉少年！”贾似道游罢回府杀慧娘。这是天生的心理障碍。徐树丕《识小录》说，有一位官至司成的人，儿子娶妇於郡城，妇美而才，爱上一少年，事露，司成要致少年於死，其子反而帮少年，司成气得病了。书上说那美妇人能画，人物绝佳，春宫尤其画得精。真了不起。 ，右上角刻“霁月难逢卿辈人”，空三字位刻小小“晴雯”二字，喜欢极了 我一向相信文化人的结社交往必须建基於学术的交流和性情的陶冶，可以偏激，可以乖戾，可以愤世，却不可抱太深的门户之见，应该鼓励豁达的胸襟以容纳异见。“百花里”文化圈中人人各有不同的成就，各有鲜明的个性，价值观基本一样，却好像从来没有一致的主张和宣言。这样的知识分子流派，正是一个开放社会不可没有的景观。 吴宓的腿打断了，眼睛瞎了，最后年迈的妹妹把这位着名的老学者护送回到陕西泾阳老家。他含冤在家养病一年多，终於神志昏迷，不断低声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他的学生赵瑞蕻就用老师那最后的呼喊做题目，在九月号的《收穫》上写文章纪念老师辞世二十周年。他借左拉的名言“我控诉”为老师凄凉的晚景鸣冤：“谁能想像得到在解放了的祖国大地上，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一个那么爱国、那么热诚率真、正直不阿的学者、诗人和教育家，竟遭受如此灾难，如此摧残，如此侮辱！”看到他的老师在文革期间拍的照片，鬚眉全白，容貌变了，衰颓得很，他回想起当年跟老师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情景，不禁热泪盈眶。季羡林先生说吴宓是一个奇特而矛盾的人。他古貌古心，表里如一；在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的时代里，他写古文、写旧诗；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白话写成的《红楼梦》；他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些浪漫史；赵瑞蕻说，他们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叫金丽珠，很漂亮，吴老师点名点到她，总会说：“这名字多美！”（“Very beautiful， very romantic， isn t it？”）他笑了，同学们也笑了，金丽珠脸红了。赵瑞蕻说：那时，外文系教室大部分在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专科学校原址，主楼外面有一个大草坪，当中和左右是长长的平坦乾净的人行道，草坪尽头两扇绿色铁栏杆大门外，穿过长年翠绿的田野，可以远望滇池那边的西山峰峦。课余，吴老师拄杖跟同学们在草坪边上散步聊天。 吴宓用红墨水的钢笔写了几段Matthew Arnold的 Culture and Anarchy里的名言：“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then， is the pursuit of sweetness and light.... Culture looks beyond machinery， culture hates hatred； 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 the passion of sweetness and light.... We　must 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我也读过这段话，中间还有一句是：“He who works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united， works to make reason　and the will of God prevail.”阿诺德在牛津教过书，一生鼓吹文化教育，指望人民群众“获得知识，情操高尚，富於美感”。我查出他的“甜蜜与光明”之论，典出Jonathan Swift的The Drapier s Letters： "Instead of dirt and poison we have rather chosen to fill our hives with honey and　wax； thus furnishing mankind with the two noblest of things， which are sweetness and light.想不到吴宓高尚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竟在他心爱的祖国土地上活活给尘垢和毒药埋葬，再也尝不到一滴蜂蜜的甜味，看不到一点良知的光明：“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奉中央命，政府将西移；国事至此，更当自勉。终夜不寐，起而为汝写数字。我每感痛苦者，即所学不足以应变，欲报国家，有心无学，皆涉空想。我常说，学无用之学，等於癡人吃狗粪。汝此后将自己所学，要切实检查一遍。以后用功，要往切实处做才是。汝所学告段落后，我是盼汝等归国。目前无费，故嘱多住几日。倘路费寄到，回国后广州如不好走（因粤港敌人轰炸），即到上海家中蛰伏，多做东西，国中多少事，也可以明白。我少担任一分学费，在工作上可以加增力量，国家总账上也可减少几文支出。我前途如不幸，民族复兴之大业，望汝弟兄两媳两孙继承。 右任　　十一月十六日早五时於南京 这样的高官，这样的胸怀，全封信不涉“爱国”二字，而家国之情流露无遗，甚至替国家省几文钱也都挂在心上，难怪今年九十八岁的徐伯璞先生感动不已。 狐”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精怪，也称狐仙，称狐狸精。相传狐狸能修炼成精，化为人形，处处神通广大，一旦触犯，必受其害，民间尊为“大仙”，清朝各官署中常常供奉“守印大仙”之位，以防被盗。狐善魅人，中文乃有“狐媚”之说，骆宾王所谓“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因称阴柔手段迷惑他人为“狐媚”。 《阅微草堂笔记》之《漈阳消夏录》有一则狐的故事最特别。京师一幢老房子贴近一处空园圃，园中多狐仙。有一位俏丽的妇人夜逾短垣，勾引邻家少年私通。妇人担心奸情泄漏开去，起初诡托姓名，不说真话。后来欢昵难忍，实在舍不得分开了，只好假冒身分，说自己是园中的狐女。少年太迷恋她了，既不怀疑也不害怕。过了一段时日，妇人住处屋顶上忽然传来扔瓦片大声叫骂的声音，说：“我居园中那么久，小儿女游戏扔砖石惊动邻居是难免的，我却从来不冶荡，不做迷惑人家的事，你凭什么要诬蔑我？”少妇与少年偷情的事从此传开了。纪晓岚说“异哉，狐媚恆托於人，此妇乃托於狐。人善魅者比之狐，此狐乃贞於人。” 纪晓岚常常讥笑人不如狐，男人女人都不中用。他说，有个读书人夜坐纳凉，忽闻屋上有噪声，骇而起视，但见两个女人自檐际跳下，厉声问道：“先生是读书人，姊妹共一婿，有这道理吗？”读书人噤不敢言，那两个女的催他快说。他战憟嗫嚅说道：“我是人，只知人礼。鬼有鬼礼，狐有狐礼，我实在不知道。”两个女人骂道：“此人模棱不了事，我们另找个了事的人吧！”纠结而去。纪晓岚认为模棱不敢下断语，原是自全的善计，可是，世故太深，自谋太巧，不必回避的都回避了，应该做的都不做，往往坐失事机，留为祸本，终致不可收拾，“此士人见诮於狐，其小焉者耳” 台静农先生说袁子才刚进中年便抽身於官僚生活，固属高人一等，可是他却不是甘心寂寞的人，卖文卖书，未必维持得了随园的山林大架子，於是结交公卿，互惠互利，袁子才过着诗一样的生活。他给朋友的信上说：“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於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罗先生没有袁枚之山林际遇，自然也无缘效袁枚之爱诗爱色。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事实上更没有抽身官僚架构的选择，“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此《燕山诗话》之所由作也。 他的《前言》一上来就说博览群书，梦寐以求（“To be well-read is surely highly desirable”），而生也有涯，书也无穷，总不能放弃电视节目放弃酒馆啤酒去死啃名着。他说想当年散文家蓝姆早就想出简化名着的绝招，编写《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后人於是纷纷续貂，有的狗尾，有的貂尾，弄到后来，明明是正襟危坐的作品，都作兴羼入非非之想了（“It is now the fashion to seek for sexual meanings and pornographic undertones even in passages where almost certainly the author intended nothing of the kind”）。 这本一夜致博的指南倒是黄黑红白依样画葫芦，不太加油添酱。吴霭仪引过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给缩成两行诗：Smart girls make passes At the working classes.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司马迁辑录司马相如《自叙传》的篇章，其中涉及他窃妻卓氏之事，钱锺书先生《管锥编》里说相如於琴挑卓文君私奔之事“纵未津津描画，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例，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有些学人并不同意钱先生此说，认为司马相如的《自叙》只是“大胆的夸耀”，不可误以为“深刻的反省”。我读完《管锥编》中评论《司马相如列传》的长文，还是觉得钱先生引用的大量贯穿得很有趣。他说：“人生百为，有行之坦然悍然，而言之则色赧赧然而口呐呐然者。既有名位则於未达时之无藉无赖，更隐饰多端；中冓之事，古代尤以为不可言之丑，相如却奋笔大书，『礼法岂为我辈设』，『为文身大不及胆』，当二语而无愧。”据实讲出来即是重估道德观念的勇气表现，容或没有丝毫忏悔之意，却说出了古今许多《忏悔录》都未必敢奋笔大书的隐私。钱先生用了“中冓”一词，说古人都不外扬。查中冓指闺门以内，《汉书》所谓“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冓之言”，后来讥人闺门不谨为“遗讥中冓”或“中冓之羞”。 历代读书人或骂相如背礼伤风，或讚相如有胆有识，各执一词。阮籍《獮猴赋》取相如好色以拟猴之淫欲。《全唐文》郑六微深斥其“凉德汙行，既不胜诛；誾誾烈女，世未乏诸”。李贽则说当时卓文君如果先去问父亲，父亲必不听，“徒失佳耦，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王湘绮在日记中说，司马迁的《史记》都收了私奔的故事，何以垂教？“此乃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一奇局，使皆能自拔耳”。湘绮楼弟子陈锐受老师影响，也说：“读史传，窃疑相如、文君事不可入国史，推司马意，盖取其开择婿一法耳。”钱先生似乎很同意这种开明的观点，说是“目光如炬，侈谈『自由婚姻』者盖亦知所本”。司马相如风流倜傥没有什么了不起，卓文君夜奔相如，才是胆到识到的大举措。 老尚风流虽说是寿徵，究非养生之上策。七十九岁老人得此纸上美妇，倒是恰如其份了；万一来个真人捧一缸春酒，难免多事。钱锺书先生《管锥编》说，虬髯客平视红拂梳头，红拂对他说：“妾亦姓张，合是妹。”那是为了先正名定分，防其萌生非份之想。又说，《水浒传》第八一回李师师看上浪子燕青，“把言语调他”，燕青心生一计，问师师年龄，然后说：“娘子既然错爱，愿拜为姐姐”，虽煞风景，好过越礼。又说，《警世通言》里的《宋太祖千里送京娘》，公子有一句话是：“俺借此席面，与小娘子结为兄妹”，即为后文“兄妹相称，岂可及乱！”伏笔。钱先生《管锥编》好看之处是博学而不迂腐，纵笔上下古今中外千百年而毫无隔阂，况乎亦庄亦谐，每一页都是一个惊喜。红拂、宋祖、燕青固然百虑一致，钱先生为了进一步说明“兄妹之约”的苦心，还引用David Garnett的The Familiar Faces中一段轶事：“当世英国一小说家撰自传，记曾识一女小说家才高而貌寝，恐其锺情於己，乃与书约为兄妹（“I asked Dorothy Edwards in a letter if she were willing to adopt me as her brother，and allow me to adopt her as a sister. I hoped that if we adopted each other in this way， we should be able to avoid a sex　entanglement.”）”貌寝是相貌丑陋之谓。 古今文学作品不仅离不开痴男怨女之情事，尤其多涉男女外表美寝影响气数之情节。林文月有论《潘岳的妻子》，说是提到西晋文坛与陆机并称的潘岳，予人印象最深刻者是他的美貌与卑下的品格。她引《世说新语》一则潘岳的故事，说他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沖则绝丑，也学潘岳游遨，群妪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余嘉锡替古人避嫌，说那些妇人亦不定是少艾，在大道上也断不顿起他念，说明那只是老年妇人之爱怜小儿，乃人之常情云云。林文月认为《世说新语》只用潘岳和左太沖的美丑对比遭遇叙述当时赏美好恶而已，并不牵涉任何“他念”或“嫌疑”等问题，余嘉锡“替古人担不必要的忧”，“又破坏原文的浪漫气氛，可谓大煞风景！”《世说新语》同篇中说到另一个有名的美男子卫玠身体羸弱，不堪众人围观如堵墙而病死。林文月说，若用学者立场解释，围观者又须限制性别、年纪，“如此读书未免劳神”；“看杀卫玠”虽然夸张，“倒也证明了当时社会上对於美男子的仰慕好奇及直视不避之风”。 些古色斑斓的匾额之中，我只记得章炳麟那对“寻君千载后，而我一能无” 少年爱买书，青壮嗜藏书，中岁多读书。我少年时代爱追买流行期刊和流行文艺，逐月零用钱入不敷出。三十之后受英伦书香社会迷惑，钻研版本之学，省吃俭用专找二十世纪初叶的文学初版书，踩入book collecting的锦萃之园，玩书丧志。四十好几到五十开外，阅尽江湖风景，百味攻心，省悟人生虚浮不得，终於踏踏实实读书谋生，不敢怠慢。说书癡、书缘、书话，那是清闲岁月中的风雅情事，有固甚佳，无也何妨。坦白说，人老了读书越来越挑剔，翻两页毫无聪明，毫无实学，当然不看。此事不必客气，关在自己书房里自有充份的隐私权，尽管放手判决各书命运，担保无人上诉。 我常常觉得老一辈读书人确比我这一辈用功，人情也甚练达，偶有遗老气、头巾气，毕竟耍得出傢伙，不失风度。那跟我们的浮躁浅薄是不同的。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曾请冒鹤亭到中南海会见，临走送他上车，半路停步请冒老先生临别赠言。老先生引用佛经故事，说狮子是百兽之王，什么猛兽都不怕，只怕自己身上长蝨子。毛泽东闻后连声说道：“老先生高论极是！”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曾请冒鹤亭到中南海会见，临走送他上车，半路停步请冒老先生临别赠言。老先生引用佛经故事，说狮子是百兽之王，什么猛兽都不怕，只怕自己身上长蝨子。毛泽东闻后连声说道：“老先生高论极是！” 在左风炽热的时期，文体简白的新体诗和白话小说一样不容易闯过统治者的审查关口；引经据典的旧体诗含意缥缈玄虚，寓意的转圜空间反而拓大了，影响力又不致太过普罗，所以，罗先生说，“新文学家写旧体诗的特别多”。当然，新体诗能够写到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境界，还是值得击节的：“我拾起一块石头/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不要惹我/让我在这里躲一躲』”。从事外国文学的纸壁斋主人荒芜称讚这首诗“是傑作，形象地刻划了文革留在中国人心理上的恐怖。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卒以此疾至死。” 古代女人美不美全靠历代笔墨渲染而定，未必可靠。“二乔”之“乔”，陈寿《三国志》本作“桥”，《三国演义》作者巧借这段故事自作附会才改为“乔”。曹操筑铜雀台，命曹植做《登台赋》；《演义》作者安排诸葛亮计谋，把曹植原赋的“连二桥於东西兮，若长空之虾蝀”，改为“揽二乔於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周瑜受此一激，终於完成孙刘破曹之局，杜牧因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名句。 文章最难是得体。得体即得当，也指恰当，恰如其分。《礼记·仲尼燕居》有“官得其体”之句，孔颖达说是“设官之职，各得其尊卑之体”，后来因称言语行动恰合分寸为“得体”。《菜根谭》里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这“恰好”与“本然”正是“得体”。中国人红白两事都不可马虎；红事喜庆，吐属吉利并不太难；白事沉痛，措辞得当最考功夫。曾国藩自诩最会写輓联，有门生死了妻子，他写的輓联云：“亲见夫子为文学侍从之臣，虽死无憾；观於人言谓父母昆弟无间，其贤可知”，人人称讚深得老师口吻，言得其体。 李芋仙刺史輓名伶联云：“参不透絮果兰因，结局竟如斯，逝水年华悲梦断；抛得下舞衫歌扇，逢场今已矣，落花时节送春归”，人称确切不移，的是才人之笔。柏文僖公葰因戊午科场事被诛，有人輓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愚衷”，张祖翼说“於无可着墨之中而落落大方，不着痕迹，可谓得体” 做文章是这样，做人也合该是这样。听说古早京城盗风虽盛，盗亦有道，来去之间都很得体。坐观老人光绪年间住在北京友人家中，半夜忽然听到更夫与人说话，但闻他说：“不白借”三字，另一把声音答说：“晓得”二字。黎明时分，忽又听到院中有物堕地之巨响，天亮后友人对他说：“今日请你吃贼赃。”问他何故？友人说：“昨夜有贼屋上过，更夫喝他，贼说借道而已，更夫说，不白借。天亮於是有了这一包借道费扔在院中。”打开一看，玉田盐肉十多斤，相与大笑，即煮来吃了。那大盗依着规矩办事，得体得很。 得体的文章最忌冗长；长则本来得体也变为不得体了。B.L. Taylor说：世上闷人真多，你问他好，他真的一五一十告诉你他好不好（“A bore is a man who when you ask him how he is， tells you[哎，怪不得呢，我就是这样啊，比如人晓琼客气的一问how are you咱就大讲特讲满口shits]”）。文章一闷，当然就不会得体矣！千万不可相信喋喋不休的高谈之士说“总而言之”；那不是结束语，是重新开讲（“Beware of the conversationalist who adds 'in conclusion'. He is merely starting afresh”），Robert　Morley说的。　读文章不妨先瞄一瞄收尾的部分，一见“总而言之”、“最后”等语，此文必闷，也难得体。 还有一种文章写得得体却未必可以得分；人生毕竟有许多话实在不必多说。唐玄宗先迷江采苹后迷杨玉环，江采苹入了冷宫之后，唐玄宗有一次秘密赐她珍珠一斛，她不受，作小诗一首嘱使者与珍珠一并还给玄宗，诗曰：“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江采苹这首诗不可说不好；更不可说不得体，却可以不写，只把珍珠退回去反倒得体了。那才应了《红楼》里平儿说的那番话：“何苦来操这个心？……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 余先生为柳公《和风堂新文集》所写的序文引用陈援庵关於现代学术论着的一段描述：“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我很早以前也读过《陈垣来往书信集》里的这段话，每读学术着作，总是以此为度量高下之标准，果然大有启示。搜集材料、考证材料乃至联缀成文，那都是非常磨人的事情，但是，最艰难的还是陈援庵说的“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或新解释，方於人有用”。 钱锺书先生说，法国俗语嘲笑无智者说：“渠头中有屋招租”。有不晓人事者，亲表戏於其头巾上帖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英国一文人自负好头脑，狂言说：“吾将大书额上曰：招租”（“I will write upon my forehead in legible characters， 'To be Let'"），他父亲听了说：“儿乎，莫忘加『空屋』两字也”（“And under that write ﹣ 'Unfurnished’”）。然则卡莱尔若说麦考利额上应大书“招租”二字，麦氏可建议卡氏帽子上大书：“床位招租”，喻其心胸之狭窄也。 　张融歎道：“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又说：“不恨臣无二王法，只恨二王无臣法”。钱先生说，后来仿此说法者大有人在：“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不恨子未识和仲，但恨和仲未识君”；甚至辛弃疾《贺新郎》也说：“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今人当然应该比古人进步，说人家是“今之古人”，似非恭维，洵属挖苦。纯从语文的技巧上说，嘲人容易自嘲难。卡莱尔骂麦考利那番话既不够机智也搔不到痒处，麦考利在史学上的成就怎么说都比他大得多。黎泽济写《王湘绮笺启饶情趣》，说到过去谋职找事要强有力者写荐信，湘绮广交督、抚、府、道，因此常有人求他写八行书。写八行书是要送人情的，湘绮《致马生》书中说自己“用度浩繁，专靠出卖风云雷雨。一信百金，久出笔单”。道士做法术是出卖风云雷雨，王湘绮於是说写荐信全靠吹嘘，简直出卖风云雷雨。骂自己骂得好。 思果先生是散文家，始终主张文字不容渣滓，推崇Virginia Woolf说的“散文容不得不纯净的文学成分”（“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impurities of literature in an essay”）。我好几年前听到思果先生反对中文滥用冠词，下笔不禁格外小心，生怕随时会犯脱裤子放屁的毛病。有一回，我为一幅选美彩照写说明，前面用了“万般风情”形容一位参赛者的神韵，后面用了“一种媚态”描述另一位参赛者的风姿，自觉对仗巧妙，绝非冗文。这当是思果也可以接受的《白雨斋词话》里的说法：“另有一种伤心处说不出处”、“一种悲惨慷慨，郁结於中”。我从此常常提醒自己“一个人在纽约”和“独自在纽约”的不同之处。 Robert Fulghum在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说：他持有一张说故事的人的执照，是朋友起草、打字送来贴在写字桌边的墙上，列出说故事的人的信条：“我相信想像力比知识有力。神话比历史有说服力，梦比事实强大。希望永远战胜经验。欢笑是解忧的唯一灵丹。我相信爱比死亡健壮”（“I believe that imagination is stronger than knowledge. That myth is more potent than history. That dreams are more powerful than facts. That hope always triumphs over experience.That laughter is the only cure for grief. And I believe that love is stronger than death”.）他说他下笔尽量小心遵守这份信条，免得执照给吊销。 《传记文学》说这篇长文“其中有部分字句类似小说情节，并无损历史的真实性”。那其实是大陆上许多传记和报道文学惯用的笔调，叙述小说化，对白戏剧化，文字功力虽然深厚，个别词句和段落却完全符合Robert Fulghum的信条：“神话比历史有说服力。”在那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里，毛主席在月色朦胧的中南海院落里读书治国，运用想像力的时候比运用知识多。他是第一等的文词家，绝对会相信“梦比事实强大”。在“松柏苍翠，鲜花放香”的院子里，他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写文章也和大自然的花草一样，必须有自己的风格。那些四平八稳、夸夸其谈的东西我最不爱看。”当他问彭真“吴晗这个人怎么样？”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中的吴是怎么样的人。揪出吴晗斗死他的《海瑞罢官》正是毛泽东具有自己风格的政治手腕。他的“希望”永远战胜任何人的“经验”，包括他自己的“经验”。 陈毅适到上海，关心其事，到饭店看望诸人，其中一位学者为此赋诗纪事，心急慌忙求报纸发表，首句云：“忽报元戎从天降。”唐先生说：“全诗所写，无非表现受宠若惊之状，有失学人本色。”本色”是中国人评价书生学人操守的一种标准，非关作奸犯科的罪状，只讲雅俗优劣的品味，应付“非我族类”的“人种”尤其不可失去本色。陈寅恪那句“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当然包含了几层读书人的价值判断：共产党是政党，不是学术团体；共产党是打游击出身的下层组织，党人霸气有余，秀气不足；一向瞧他们不起，没想到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得太扁了。陈先生这样说，是对共产党的适度的恭维，正是唐先生说的“得体”，更是不失学人本色的说法，一旦受宠若惊就无足观矣。 同样是亲情，同样是别绪，《背影》营造的是文学环境中的文学景象：紫毛大衣、茶房、月台、橘子、“我走了；到那边来信！”以及“进去吧，里边没人。”《父亲和我》展示的是科学氛围中的科学寓意：巫家坝机场、公共汽车、飞行路线、气候变化、美国人的手势，虽然两位父亲的衣着都同样是中国的：一个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一个穿着长袍；一个身子肥胖；一个身材瘦削。朱自清的父亲老境颓唐，给儿子的信带着中国文人典型的悲情：“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杨振宁的父亲是留美的科学家，大学教授，传授给儿子的是无数的西学新知，跟儿子讨论set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um Hypothesis等观念。从朱自清到杨振宁，中国经历了无数的忧患。荷塘月色下的叮咛温暖了旧文化的沧桑心田；史坦福大学中国同学会小洋楼的木箱里珍藏着西学为用的脐带。“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杨振宁说。到了今天，中西文化的冲击还在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但愿政治开明，教育开明，无数的朱自清和杨振宁的父亲都在送孩子出去上学深造，到北京，到美国，到世界上任何一个知识的堂奥。 台先生给李先生寄了两个条幅：一幅写李霁野的旧体诗《幽居》，一幅是台先生画的梅花，题了宋代诗人的两句诗：“孤灯竹屋清霜夜，梦到梅花即见君”。李先生说，“我很理解他对老友思念的深情” 王小航就很沉痛的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胡适认为，“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得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胡适觉得王小航在《贤者之责》一文里说的八个字最教人感动：“朋友，朋友，说真的吧！”胡先生相信一个人要有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威权、不学时麾的精神才敢说真话；前三者易辨，最后一关最难过，多少聪明人都怕人家说他们落伍，转而努力学时麾而不肯说真话。 闲最难得。闲和趣相似，袁宏道说是如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现代人慕闲之名，求闲之似，於是品茶赌马以为怡情，逛街打牌以为减压，浪迹欢场以为悦性。那只是闲的皮毛，沾不到闲的神情。闲，得之内省者深，得之外骛者浅。内省是自家的事情，常常独处一室，或读书，或看画，或发獃，终於自成一统。外骛是应酬的勾当，迁就别人多过自得其乐，心既难静，身亦疲累，去闲愈远矣。袁宏道说趣，其实还有一句说“趣如山人之色”；我不信，只好不引。古代掌管山林的官员叫山人，即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也；那倒是实实在在的职务，有事可做。袁宏道的“山人之色”指隐士，爱竹林山水，烟岚与居，鹿豕与游，衣女萝而啖芝朮，大半是些适应不了现实社会的人，只得避世，只得隐居，摆出山林大架子，染出一脸清高色。这样的人既无真趣，心也甚忙，有什么色好看！我反而很想见识一些旧时从事卜卦算命职业的山人，好歹帮人避凶趋吉；也想亲近几个归田种菜的大学问家，他们起码还事生产。 今人之迹，什九市廛，既无陵薮可以小隐，大隐於朝市也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修养，求闲於是只剩了追求大忙中的一点闲忙而已。大忙是俗务，身不由己；闲忙是雅兴，浮生之中偷来的。所谓善琴者不弦，善饮者不醉，善知山水者未必真要一头钻进青山绿水之中。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说：客持文徵明着色山景帧，渲染虚浑用赵孟頫家法，画的是古柏、草亭、竹筱、涧流，上系一诗曰：茗杯书卷意萧然，灯火微明夜不眠；竹树雨收残月出，清华凉影满窗前。那是值得偷闲看看的景緻。李日华是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却不喜仕进，一旦通显，志在谦退，归田园居，杜门却扫，好收藏，善鉴赏，跟董玄宰、王惟俭一样醉心金石书画。虽说李日华性格落穆怡淡，经济条件还是好的，不然也不可能看破放下。他在人家家里看到文承寿草书二诗，有“寂寂寥寥无个事，满船风雨满船花”之句。那寂寥无事的境界，一般人殊难受消；朝市忙人惯见的是满船的风雨，追慕的是满船的繁花，得此片刻之闲，於愿足矣。 “闲”字其实最怕惹上太多的正气和太多的霸气。王家凤写桂花，说到刚刚归属阳明山国家公园的阳明书屋，原本是国民党党史会的所在地，其中中兴宾馆则是蒋介石生前最后一处行馆。宾馆里处处桂花，既有两层楼高的几株四季桂，后花园还有一株稀罕的丹桂。问满脸风霜的老花匠：是蒋公生前偏爱此树？他说：“贵气临门啊！”不巧“桂”与“贵”谐音，闲闲几株瑶草琼花，竟都披上了满枝的使命。再问他：如此香甜的丹桂，当年可曾採下来做江浙人最喜爱的桂花酱？老花匠指一指楼上一角，说那是“总经理”孔二小姐的房间，她在楼上可以看到这株树：“谁敢碰她的花！”汉宫秋老，佳人迟暮，终归不许人间过问一树的荣枯。 我怕清高，也怕圣贤，更不相信后花园的丹桂碰不得，平日谋稻谋粱之余，不忘寄意画中的山水，涉猎乱叠的杂书，求的正是忘却韁人的头巾，拾回片刻的闲散。月前孙立川提起我劝董建华读点闲书的旧作，说是“天地”也正在编印一套闲书系列，要我写序。我倒觉得闲书不必有序，免得撩起正气，一下子驱散了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谁敢碰她”？因此，是不为序。 梁实秋的结论说：“然而最令人心里惊异的是，早已到了该出『象牙之塔』的年龄的人，偏偏有些位还不出来，还在里面流连迷恋着！还想把所有的人都往这塔里招！”这样的立论我是同意的，这样的“文艺中年”现在也还有，但是，我不觉得这种现象值得梁先生花大气力去写。梁先生后来当然也省悟过来了，《雅舍小品》没选这一篇。 《英华沉浮录》是以语文为基石的文化小专栏，既有旧时月色的影子，也有现代人事的足迹，走笔之际，往往妄想自己一下子脱胎换骨，变得才隽而识高，采博而鉴细，小题文章也能透入神窍。结果当然是办不到了。都说语文水平普遍降低，我也的确天天看到许许多多虚弱失调的文字，自己於是加倍努力写得认真一点，希望文字多两分血色，少三分苍白。学问无涯，人生无师，那是相当可怕的处境；这两年里，我常常怀念我的老师。袁中郎说过一则故事：昔有书生携一仆入太行山，仆见道上碑字，误读为“太形山”。书生笑说：“杭也，非形也。”仆固执不信。两人於是决定等路上遇见识者请教，谁输了罚一贯钱。行数里，见一学究授童子书。书生上前发问，并且说明两人打赌的事。学究说：“太形才对！”仆大叫大笑，书生拿钱付给他。走了数十步，书生越想越不服气，转身再找学究说：“向为公解事者，何错谬如是？”学究曰：“宁可负使公失一贯钱，教他俗子终生不识太行山。”袁中郎说，“此语极有会。”我没想到读书可以读到这样势利，这样狡黠，故意要那仆从一错到底。知识人的心胸沦落到这样狭窄的景况，也真败兴 ，这么多年来，我的确也读过很多很多好书，那些书自然也就成了我的老师。世事多变，价值多元；文章有道，文人有心；这期间，是非黑白、入世出世的牵扯始终是一门值得探讨的课题。吴雨僧先生说他两足分踏在两匹并驰的马背上，两手分握两匹马之韁，硬要使之并肩同进：“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观事势之艰难，怡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於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着作，此又一道也。”这两匹马的确常常背驰冲突，很难并行，而吴先生竟不甘罢休：“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又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吴雨僧清楚知道万一“吾力不继，握韁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所以，“此宓生之悲剧也。”我没有吴雨僧百分之一的学问，却不难体会吴雨僧二马之喻的困惑，两年来所写的《英华沉浮录》，自然也就处处流露出浅薄的疑窦和深沉的偏执了。我始终无意掩饰这一层不足之过，正如我从来无意掩饰我心中的两匹马。学问原是这样进步的。我会非常怀念这两年来灯下沉浮的苦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