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人物对中国历史影响

晚清人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纵观古今，改变历史的决策多由朝廷重臣商议。尤其是晚清，谈判桌前便是历史的翻天覆地。。。。。。 清朝（1616年－1912年，1644年－1912年），是继明朝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对外称大清帝国、大清国、中华大清国等，或简称中国。统治者为出身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有一史观认为，满人入关之后，作为异民族统治中国，使中国继蒙元之后遭到异民族第二次亡国。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王朝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定都于赫图阿拉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称帝。1644年，清军由明朝将领吴三桂引领入关，打败李自成的顺军，随后多尔衮迎顺治帝入关，并迁都北京，清朝从此取代明朝成为实质统治者。 历经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中国的综合国力及经济文化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为中国历史上一盛世（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以武力迫使清朝开港通商，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起事严重打击了清朝国力，19世纪末的义和团排外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庚子赔款后清朝已无力再振。清朝在后期虽然尝试变法，但在极端守旧主义的反弹声浪下变法失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末代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清朝正式灭亡。清朝若包括后金，共有十二帝，历时296年自入关并迁都北京以来，共历十帝，268年。 慈禧 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名杏贞[1]。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清文宗咸丰皇帝的妃子，清穆宗同治皇帝的生母，以皇太后身分或垂帘听政或临朝称制，为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为期仅次于清朝康熙帝和乾隆帝。生前，外人有以“慈禧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太后”、“西太后”等称之者；自光绪年间，宫中及朝廷开始以“老佛爷”尊称之；死后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慈禧太后出身叶赫部（今四平附近），那拉氏，父惠征，原为吏部笔帖式（八品），咸丰二年（慈禧选秀入宫之年）升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员（四品）。清文宗逝世于避暑山庄后，治丧期间，大行皇帝皇后“母后皇太后”以及新皇帝生母“圣母皇太后”分住烟波致爽殿之东、西暖阁，故得“西太后”之称谓。 由于在其48年的统治期间，中国除了太平天国之乱外，还饱受外国侵略，中国国力日渐衰败。其执政能力颇受争议，加上中国传统对于女性执政的负面意见，过去对慈禧的几乎是完全负面的。近来，史学界逐渐开始有人从历史条件局限的观点，对慈禧当政提出多元化的评价。但她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依然是一位负面人物。 正面评价分析 慈禧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为因应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叛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也有人开始认为，慈禧的改革手段其实非常高明，百日维新改革速度过快，根本只是一场闹剧，不可能成功。 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庚子后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荦荦大者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禁止妇女缠足等。 总结慈禧执政四十八年中，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 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负面评价 个人的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慈禧太后素有残忍和狡诈之名。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的操控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峻。 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许多人对慈禧皇太后当政的结果做出负面评价。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皇太后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皇太后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以上列举的数次丧权辱国的战争结果，并非一定如此，其中镇南关大捷后的乙酉清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都是继续战争比接受议和的耻辱条件要更加有利，但继续战争的结果虽然会在乙酉时击败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法国，或在甲午时拖垮当时国力即将穷尽的日本，使中华民族有个更好的结果，却很可能会让满清中央政府因为持久战乱而失去权威垮台。慈禧皇太后的选择，一直是议和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 甲午战败之源 马关条约 http://zh.wikisource.org/wiki/马关条约 在“同治中兴”的太平象下，慈禧皇太后的铺张浪费，以及对于国际时局缺乏认识，允称导致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之一。其中最显著的事例为花费巨资扩建颐和园用以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给包含海军军费在内的国家财政带来无建设性的负担。修建颐和园是光绪为讨好慈禧所为，有部分原因是让慈禧颐养天年还政于光绪。所用款项和海军军费冲突，使北洋海军无法购买已订购的快速巡洋舰（后被日本买去成为“吉野号”，此舰后击沉“致远号”，在甲午海战中有决定作用，但此为野史，不足信），并且导致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的连续数年经费严重不足。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鱼雷艇和二千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意图超过北洋海军。1886年，法国海军工程师白劳易(Louis-émile Bertin)受雇建造4700吨级大型铁甲巡洋舰“松岛号”和“厳岛号”。1890年时，中国北洋舰队的总排水量为27000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在17000吨以上。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舰队总排水量为72000吨，并且多有配置速射炮的新式舰艇。相反，北洋舰队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再未添加任何船只。1891年后，又停购枪炮弹药，后来海军军费挪用修了慈禧的颐和园。甚至在战败签约、割地赔款之后，1895年，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自己的陵墓，整个工程长达13年之久，直到她死前才完工；重修的慈禧陵虽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皇家陵寝，然而耗资巨大，放在清季国事日非的历史脉络下加以检视，更突显出慈禧皇太后重视个人虚荣以及清廷威仪，甚于国家兴衰的贵族心态。 阻碍维新变法 许多批评者谓，慈禧皇太后对于李鸿章等汉臣的重用，以及对于洋务运动的接受，均乃出于维系清廷统治的现实需要，而非出于真心支持。慈禧皇太后表面上虽让光绪皇帝于1894年起亲政，并容许皇帝及一班主张维新的臣僚在1898年实施变法，实际上对于政局的掌控及干涉却从未放松。终于，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场帝党方面仓皇筹划的流产政变中爆发；皇太后大权在握，在守旧派亲贵朝臣以及近畿军权的支持下，顺势从皇帝手中收回政权，实际上等于后党政变成功。于是，史称百日维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实验，尚未及实施，即嘎然中止；嗣后朝政愈趋保守，对于当时中国的近代化革新造成强大的阻力。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此一新发现，打破了以往对戊戌政变的解释，使得戊戌时期正反两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讨论之必要。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政治评论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2]。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与康有为等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后主笔于《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协助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并担任广学会总干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 1896年离京抵沪，与黄遵宪等筹办《时务报》，梁启超任总撰述，汪康年任总经理。撰写《变法通义》等书并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影响巨大。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开民智、伸民权。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皇帝于7月3日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授六品卿衔，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得日本公使林权助相救，逃亡日本。于执教鞭时期，曾教育过多名学生，其中之一就是著名文学家--徐志摩。据考证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3]，同时梁启超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在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学术贡献。 李鸿章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 戎马功劳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和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和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总督直隶及洋务运动 李鸿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清季筹办北洋舰队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 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 1868年－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18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天津机器局 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津在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 “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目，可以筹运”。 1866年10月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轮船招商局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余洋务企业，如电报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等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参与。 甲午战争 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舰队覆没，淮军亦蒙受重创。战争中，李鸿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在陆地上，清军武器装备并不弱于日军，平壤一战，当时驻守的清军三十五营共一万七千人，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人数相当。左宝贵料知叶志超贪生怕死，故以下犯上派人监视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日本联合舰队于黄海击溃清朝北洋水师 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也无发射鱼雷打击日舰的战绩。传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虽实际状况是，日本的海军指挥原先也只是陆军军官，因此双方实际指挥皆为“副帅”——刘步蟾与东乡平八郎两位海军军官，而未用爆炸弹的原因是，当时并未携带足够爆炸弹）。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但经史学家唐德刚的查证，麦氏不过是个拖船驾驶）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 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爆破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 “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北洋水师当时原有军械普遍陈旧，购置新军械又苦于经费不足。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梁启超为此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在黄海海战前半个月李鸿章上书光绪帝要求“保舰”的秘折上陈述中日军事实力时，写道：“查北洋海军可用者，‘仅定远、镇远两艘’……”，另外他致电驻英公使龚照瑗“急速抢购四千吨以上的大型巡洋舰”与“抢购智利铁甲舰两艘”，显示出了焦虑。但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李鸿章的政敌，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稣以慈禧太后大寿为由，克扣了海军衙门的军费去修缮颐和园。学者肖一山认为，“海军衙门所用于颐和园工程之款，大约为白银三千万两。系时人所周知者，必非捕风捉影之谈也。” 而时人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尚存在争议。虽然存在着种种争议，但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一战，但客观上用人不当导致了战争进程的改变。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 http://zh.wikisource.org/wiki/马关条约 李鸿章委任争执 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日本下关的“春帆楼”展开和谈 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汉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甲午兵败后，李鸿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夺。不久，李氏受命赴日本讲和，在赴马关前向朝廷要求而再获三眼花翎。 李鸿章遇刺事件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银，因此背上卖国罪名。[21] 身后哀荣 李鸿章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另付一遗疏：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残酷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1864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 “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 “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巨，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宗棠亲自去找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李鸿章等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 左宗棠力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新疆，则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新疆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以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绝不可行。 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光绪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 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1876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军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3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摄政的西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尔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和摄政的西太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新疆正式建省 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1871年，沙皇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实力并不强大，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摄政的西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阿克苏道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战争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陆防海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两人意见就完全相反。1884年6月，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 1885年正月，属于左宗棠的湘军系统的黑旗军[1]和恪靖定边军在“镇南关之战”中取得了陆地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之后，李鸿章却罕见地在世界外交史上搞出一个特例，以签订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中法新约结局。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战局对中国不利时，法国和越南签订的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 左宗棠对李鸿章这种在1885年战局大逆转的情况下，却要去签一个对1884年才成立的条约的自伤行为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2]、台湾兵备道刘璈，使他们失去兵权。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但因为一个月后就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从此，左宗棠系的湘军人马不振，以至于李鸿章的淮军自此在清廷的派系斗争中压倒湘军，控制了军事大权，一直到北洋军，都是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 评价 一般评价：认为左宗棠之功远高其过，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史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左氏是湘军骨干，汉之民族英雄，亦为清廷认为是国家栋梁，谥号“文襄”，取其襄赞国家之举。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谱名传豫，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中国清朝时期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同治时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 儒学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 “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 国藩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著作有《曾文正公全集》遗世。 军事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战败，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后重整军备，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两湖。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曾国藩入南京后，湘军大肆焚掠，“……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记》）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屠城之后10多年，到光绪登基时，南京只剩不到50万人。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巧言上书“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曾国藩就地处死太平军降将李秀成，原因可能是李秀成想效法姜维诈降。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清朝廷令曾国藩剿捻。曾国藩采取“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的方针，在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安徽临淮关分置四镇，驻淮军和湘军八万，将捻包围在苏、豫、皖边区。又在淮北捻军的根据地修筑墟寨，清查户口，实行保甲连坐法。但捻军突破湘军、淮军的包围，进入湖北。又突破开封、朱仙镇间的贾鲁河防线，东走山东。曾国藩被撤钦差大臣，李鸿章继任。 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成为晚年的一大心病，事实上，这时湘军大部份裁撤，曾国藩只能用李鸿章的淮军，不如湘军容易差遣。各部协调不力，被张宗禹率捻军在贾鲁河一带突破，进入山东。 评价 曾国藩死后的评价，随时间的推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对照。有人批评曾国藩不但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也经常在胜利后屠杀：即有人责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曾屠户”。也有人认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势力，对于保卫满清政府具有重大贡献。 曾国藩处理天津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但自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不乏赞誉之声。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曾国藩已患重病，李扬帆认为“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导致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能如彼之完美乎”。即使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事业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用“忠君报国，文武兼备，兴学清廉”作为对他的评价是比较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