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训

2003年2月1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金开诚先生《漫话校训》一文。金先生说，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都令人大为激赏。可是作为长期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北大人，金先生竟不知道北大有什麼校训。改革开放以後，记不得从哪年开始，北大大饭厅的东墻上刷上八个大字“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我想，这一定是校训了。”  　　这八个大字是北大校训吗？曾经是不是，我不知道，起码它现在不是。现在没有一个北大人认可再不能比这八个字更没文化的校训了。而且大饭厅100周年纪念时就拆除了，没地方再见这八个俗不可耐的汉字了。去年曾有一位日本朋友透过电子邮件询问我北大校训是什麼，我回答说不知道。“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八个字肯定已经不是（即便仍然是，朕也决不接受），蔡元培先生“相容并包”等八字，虽然很知名，可是据金开诚先生文，它却从来没有被“扶正”为校训。  　　为什麼我说“等八字”呢？因为金先生的文章裏就是这样的半截话。他说：“不论同哪位（北大）老友闲谈，首先提到的总是‘相容并包’，因为这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主张，後来常常受到人们的称赞，故而广为人知。”广为人知的是“相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金先生是文章大家，大家就应惜墨如金，金先生惜墨如其姓，於是把後四字给惜（通“牺”）去了。其实不但是金先生，你几乎见不到北大的大人先生们在“正经场合”不惜掉这後四字的情况。  　　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字）。蔡先生当初真不该跟玩文字游戏似的拼接这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句话，近百年後还让晚辈尴尬，嘴裏半截肚裏半截。  　　下半截截去，仅剩这前半截，金先生还要打对折。“‘相容并包’犹如弥勒佛的‘如意乾坤袋’，见著好东西就收为己有，岂不便宜？然而仔细想想又不能无疑。例如老友某公说：‘相容并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开明主张，恐怕不能绝对化。拿现在来说，分裂祖国的言论，北大岂能容它？歪理邪说，北大岂能包它？’这话很有道理，无可置疑。”  　　这应该是金先生自己的想法，“老友某公”恐怕只是假托。写文章不是写新闻，裏面的who可以造假。这是中国做文章的一个传统。  　　金先生是大家，见多识广，可是这个想法实在未必如听起来那样雄辩。我发现，凡是强调“历史条件”特殊，实际都是说“现实条件”特殊。金先生这里也不例外。其实即便是在蔡元培时代，仍然可以对“相容并包”提出质疑：比如强奸的行为，北大岂能“容”它？轮奸的勾当，北大岂能“包”它？强奸不能“容”，轮奸不能“包”，“相容并包”有漏洞，很不周延嘛。可是当时为什麼没有人这麼质疑？这就体现出对这四个字的感情和倾向。你想淘汰它，你总能找到理由。这就叫“大丈夫何患无辞？”这就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其实即便是在金先生看来“很有道理，无可置疑”的两个例子，“分裂祖国的言论”和“歪理邪说”，换换地方，仍然可以“相容并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裏就非常“相容”魁北克人“分裂祖国的言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上，大量时间裏讲的都是历史上的“歪利邪说”，白莲教、太平道之类，不都是历史上的“歪利邪说”吗？怎麼不可以“容”？怎麼不可以“包”？  　　社会进步是文明与野蛮的博弈，是光明与黑暗的拔河。文明的一方如果连“思想自由”四字都不敢说，野蛮的一方便索性连“相容并包”也像割阑尾炎一样地给你一体挖去。曾几何时，蔡元培先生这八个字就一个都没有留下，全玩“人间蒸发”了。  　　据金先生文，北大校训尚未“挂匾”，“值得北大的同志们来认真考虑”。“假如能集思广益制定出一个既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有助於推动北大与时俱进的新校训来，那就能像清华、师大的校训那样成为醒目的精神标志，增强全校的进取意志和凝聚力量。”  　　笔者作为一个後来的“北大的同志”，对此想提醒三句话：第一句，别再“集思广益”瞎耽误功夫了，除了“相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以外，汉语裏再没有别的组合能比这八字组合更能“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的了；除了这八个字，再没有别的汉字组合能与清华、师大两校校训相比而不显丢人丢分的了。第二句，谁淘汰这八个字，谁就是北大历史上的罪人，中国历史上的罪人。历史已经过了，不要再劳历史老人的大驾了。  　　第三句，校训校训，一校之训；不是校长之训，也不是校长办公会之训。确立校训，小则应开师生听证会，大则应该全校公决。不能公决校长，先公决校训也成啊。决不能校长办公会上几个人一捏古，校训定矣。连农民都海选村长了，北大连一校之训都不能海选，实在於理太不通了。100多年来都有人说，中国老百姓素质太差，不会使用民主这个工具。我们北大师生鉴赏校训优劣的素质起码是绰绰有馀的吧？